一、青铜器

秦代，青铜器是重要的工艺生产门类。考古发掘证明，在秦都咸阳有一处占地约900平方米的制铜工场。足见秦国青铜制造业的发达。

秦代的青铜器主要有礼器以及切合实际用途的器物，如鼎、簋壶、铜镜、蒜头瓶和鍪等，既具共同特色，又有地方风格。

秦鼎的造型，腹浅，矮蹄足，腹间有一道弦纹，这是秦鼎的共同风格，出土的几只秦鼎都有这个特点。簋的造型是口敛、耳小，没有垂饰。秦代铜镜以湖北云梦睡虎地9号墓出土的武士刺虎豹纹镜为代表。该镜为三弦纹小钮，在细密的菱形羽地纹上，饰以两两相对的浅浮雕武士刺虎豹纹，武士手持剑、盾、作伺击袭击虎豹状。蒜头瓶和鍪则是秦代具有浓郁地方艺术特色的青铜器物。蒜头瓶是在壶的入口处鼓大如蒜头，通常作六瓣形。鍪是一种锅，扁圆腹，圜底，敛颈而口沿外张，轮廓曲线流畅，造型优美。鍪的肩腹交接处附有环耳，有的对称，有的一大一小，有的则仅有一耳，变化多样。耳上常纹以叶脉纹，美观细腻。

及至汉代，青铜器制作又有发展。汉代官方制铜的机构有少府属管的尚方令、考工令，有蜀郡、成都、广汉郡的工官。其中以蜀郡、广汉所制铜器最为精美。

汉代铜器品种很多，有传统器皿，有新创的品种，明显地向生活日用器具方面发展。在制作上，不再像商周、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那样多饰花纹，而是以无纹的素器最为流行。或仅有简练的弦文或仅饰以辅首，有一种朴实无华的朴素之美。比较华贵的，则施以鎏金，或装饰以金银错。

汉代青铜器以镜、炉、灯、奁、壶、洗产量最大，制作也最精美。

汉代铜镜的制作，是继战国以后又一次大发展，是汉代青铜工艺中的一个重要品种，数量大，样式多，制作精美。这些铜镜，有的出自官营作坊，有的出自私人作坊。其特点是薄体、平边、圆纽、装饰程式化，但在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风格。

西汉时期的铜镜在制作上通常用平雕手法，镜面较平，镜边简略，或用连弧纹作边饰。这一时期铜镜的花纹和形制还保留有战国铜镜的遗风。战国盛行的云雷纹地的蟠螭纹镜继续流行。但也出现了带有铭文的铜镜。武帝以后，开始出现了大量的草叶纹镜和星云纹镜，这两种镜完全取消了地纹，逐渐摆脱了战国铜镜的影响。西汉后期，出现了印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铭文的日光镜和“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乎日月”铭文的昭明镜。这两种镜的镜钮多为半球状，纹饰简洁规整，多为同心圆。

彩绘车马人物镜

王莽时期，铜镜的纹饰题材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规矩四神镜。这种镜的纹线由规则的“T”、“L”、“V”组成，并饰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案及各类禽鸟、瑞兽图案。这种镜的边缘部位有复杂的装饰，常见的有锯齿纹、卷云纹或卷草纹等。方座钮，八乳钉。由于方圆对比，再加上这些动物和禽鸟经过人为的神化和夸张，大多构图奇巧，具有强烈的动感和艺术魅力。规矩镜在汉镜的发展中，是流行时间最长的一种。

东汉时期，铜镜的制作达到了更高的水平。这一时期的铜镜镜面微凸，便于照出物体的全部，符合科学原理。镜钮变得更厚大结实。与前期相反，连弧纹多在内区。流行吉祥语字铭。主要有双夔纹镜、云雷纹镜、蝙蝠纹镜、画像镜、神兽镜（方铭镜）、阶段式镜等。其中画像镜、神兽镜纹饰繁缛细腻，在制作上采用了近似浮雕的做法，使主要纹线突出隆起，形成高低起伏、呼之欲出的高浮雕效果，开后代铜镜图案高圆浮雕的先河。神兽镜图案多为神仙禽兽，画像镜图案内容丰富，有神人车马、神人歌舞、神人龙虎以及西王母、东王父等神仙故事题材的；有表现骑马驰骋、歌舞伎乐场面的；有表现历史故事的。均造型生动，富有动势，呼之欲出。是铜镜中的精品。

在汉代铜镜中，还有一种奇特的透光镜，这种镜外表与普通铜镜一样，并不透光。但当光线照在镜面上时，镜面相对的墙上会反映出镜背花纹的影像。其之所以透光，据研究认为，铜镜在制作时产生铸造应力，在研磨时又产生应压力，因而使镜面产生与背面花纹相应的曲率，引起透光效应。上海博物馆藏有透光镜一面。

汉代铜镜的纹饰丰富多彩，组织谨严。或以镜钮为中心向外作放射状排列，或以镜钮为中心构成大小不等的同心圆，或以镜钮为中点构成左右对称，或向四方排列，或作同向旋转等，均具有程式化的图案美。

还应该指出的是，东汉时期的铜镜艺术与同时期的画像石、画像砖艺术有一致之处。人们已不仅仅满足于装饰，而是把那些能够表达自己思想的内容用写实的手法融入方寸之间，使铜镜既具实用性，又有思想性和艺术性。

博山炉（西汉）

1968年河北满城出土

铜炉是汉代青铜工艺中颇具特色的品种。有薰炉、温手炉、温酒炉等。尤以薰炉工艺水平最高。薰炉又叫香炉，是烧香料用的。炉体呈豆形，上有盖，盖高而尖，雕镂成山形，象征海上的仙山“博山”，故而又叫博山炉。汉人有以香料薰燃住房及衣衾的习俗，尤其是通西域以后，输入了国外的名贵香料，贵族富豪更竞相用此薰住房、衣衾。汉人又都相信海上有仙山这类神话，故而将香炉雕成山形，并镂有小孔，香料的烟气自炉中飘出，萦回缭绕于山形炉盖上，极其神秘，真有仙山迷幻之感。1969年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炉柄镂空，炉体饰以错金云气纹，炉盖铸成象征海中仙山的“博山”，山中点缀有群兽、猎人，造型庄重饱满，线条优美。尤其是山中群兽出没，猎人奔忙，金丝错出各情景细部，神秘之中又显得生意盎然，是铜炉中的典型作品。

铜灯的制作，到汉代达到鼎盛。形式有盘灯、虹管灯、筒灯、行灯、吊灯等。盘灯有灯盘，一般与高足豆相近。其中最巧妙的是仿生的盘灯，如羊型灯，整个灯为羊形，羊背为活动的盖，翻开即为灯盘，可平置在羊头上，合盖则是一只卧羊。朱雀灯，灯体为鸟形，嘴衔灯盘。虹管灯因灯体有虹管而得名，这种灯的底座可盛水，利用虹管将灯烟引入底座，使溶于水，以防空气污染。这类灯一般造型优美。如河北满城出土的长信宫灯，通体鎏金，一优美仕女持灯，以手袖为虹管，将烟尘吸入人体之中，以保持室内空气清洁。该灯还有环壁形灯罩，可根据需要调整灯光照射的方向，灯罩、灯座、头部和右臂还可拆卸，以便揩拭。真可说是一具结构科学、造型优美的上乘之作。江苏邗江出土的牛形灯，灯座为一站立的黄牛，牛背有灯盏，盏上有镂空的菱格形瓦状灯罩，罩上有穹形顶盖，连接虹管通向牛头，使灯烟收集到牛腹内。牛体用错银的云气纹装饰，制作十分精美。筒灯的灯体为圆筒形，下有三足。行灯的灯盘附有长长的柄，可手拿行走照明。吊灯有链条可以悬挂。这几类灯造型简单，实用性强。总之，汉代铜灯既实用，又符合科学原理，又可作室内陈设，将艺术性与实用性统一起来，体现了卓越的设计匠意和艺术构思。

铜奁又称酒樽，是盛酒和温酒的器皿。山西右玉县大川村出土的三件西汉铜奁，颇有代表性，其中两件各高25厘米，口径23厘米，腹部有上下两层画像，上层浮雕猿猴、骆驼、牛、兔、羊、鹿、虎、立兽、乌鸦、鸿雁等，下层浮雕虎、狐、鹿、羊、熊、猴、鹅、鸭和背生羽翼的异兽。盖上有龙、虎、羊的浮雕。这些动物，有的伫立，有的张望，有的奔驰，有的缓步，都极写实而生动，其手法之自由与纯熟，在当时的造型艺术中颇为领先。

彩绘铜雁鱼灯（西汉）

1985年山西朔县照十八庄出土

鸟篆纹铜壶（西汉）

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

汉代铜壶是在战国铜壶的样式上发展起来的。圆壶称钟，方壶称钫。汉代铜壶制作已有定式。小颈而口外侈，鼓腹，圈足，腹的两侧多有铺首衔环，造型优美。河北满城出土的长乐宫钟和错金银鸟篆文壶，是其中的精美之作。前者全身布满方格纹，其上鎏金，方格中嵌以淡蓝色琉璃，金色与蓝色对比，色泽美丽。后者遍体布满纤细流畅的鸟虫文字，别具风格。

铜洗是盥洗用具，一说用来盛污水。汉代铜洗的形式，有浅如盘的，有深如瓮的，有平底，也有圜底。口沿较宽。洗内底多有凸线鱼纹装饰，有一鱼，有双鱼，有一鱼一鹭。鱼的形象简练。大多数铜洗还有铭文，有“长宜子孙”、“富贵昌、宜侯王”等吉祥语。

二、陶瓷

秦代陶器的制作非常发达。都城咸阳就有许多制陶作坊，有官营的，也有私营的。陶器的品种很多，有鼎、簋、甗、豆、盂、盆、罐、缽、瓮、釜、蒜头壶等陶器。其中有的带有浓郁地方特色，如陶盂，鼓腹，双纽耳，口部外张，呈喇叭状。陶壶的双耳特别夸张，形式多样。陶蒜头壶对壶口进行艺术处理，呈蒜头状，特色鲜明。茧形壶腹部向两侧扩展，酷似蚕茧，曲线内敛外张，非常优美，是秦代陶器中最具风格的一种。秦代的陶器与漆器一样，多印有文字，以表示产地、工匠的籍贯和姓名，如“咸亭”“蒲里”“咸阳”“平阳”“新安”“少原”“沙寿”，等等。

秦始皇陵兵马俑更是秦代制陶工艺的代表。前文已有介绍，此不赘述。

汉代的陶瓷工艺有了进一步提高，东汉时得到普遍发现，各类陶瓷已取代了一部分铜器和漆器的地位。这一时期陶瓷的品种有灰陶、红陶、彩绘陶、釉陶、青瓷等，其中彩绘陶、釉陶和青瓷的成就最高。

彩绘陶就是在陶器上绘彩，主要用于墓葬中的随葬明器。汉代厚葬之风盛行，因而彩绘陶的制作也达到极盛。仅洛阳烧沟一带，新中国成立以来即出土彩绘陶780多种。彩绘陶上的纹饰，多种多样，有几何纹、植物纹、动物纹及人形等，富有生活气息。在色彩配置上，一般以红与黄、白与黑这种对比强烈的色彩互为主宾，混合使用，因而色彩极为艳丽，性格鲜明，装饰性很强。彩绘陶的造型，常见的有壶、盒、盆、碗、炉、奁等各种生活器皿，以壶为最常见，仅洛阳烧沟出土的壶就达8种之多。

陶量（秦）1963年山东邹县出土

釉陶是汉代陶瓷工艺中的一种创造。这是一种涂有黄绿色低温铅釉的陶器，西汉初年首先在关中地区烧制成功。西汉中期以后，这种釉陶的制作普遍盛行起来。它的主要色剂是铜和铁，用氧化燃烧成。铜使釉料呈现出美丽的翠绿色，铁呈黄褐色和棕红色。当时，北方地区盛行铅釉陶，因烧制火度低，釉质较软。南方地区则盛行薄釉硬陶，火度高，釉质较硬。这种硬釉陶是青瓷发展过渡阶段的产物。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施用黄、绿、褐三色釉的器物，色调配合十分新颖。这种复色釉的原理为后代的唐三彩奠定了基础。现今出土的釉陶器物有釉陶奁、陶盒、陶炉等，很多器物上有浮雕人物禽兽造型，形象生动，线条流畅。

彩绘兵马陶（西汉）1965年陕西咸阳杨家湾出土

汉代的早期瓷器，取得了很大成就。尤其东汉中后期，已经进入完成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浙江上虞、余姚、宁波、永嘉等地发现大量东汉窑址。据研究，这里已采用了巨大而先进的龙窑，窑温可达1300℃，同时还选用于高岭土一类的制瓷原料。在这些条件下，早期青瓷就被烧制出来了。青瓷的造型以罐、壶、杯、碗、盘、灯盏最为常见，它们的肩口部位，常见有圆圈、菱形、斜方格等细密的几何纹样。早期青瓷存在着上釉不匀的毛病，在艺术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除江浙一带外，南方的广东、湖南、江西、四川、贵州等地，也有早期青瓷发现。在北方的河南也发现有早期青瓷，但未发现窑址。

三、织染工艺

秦汉是中国织染工艺史上的第一个兴盛期。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秦汉时代皇室、贵族、官僚、富豪奢靡之风盛行，对丝织品，尤其是高级丝织品的需求量大。二是汉代和西域沟通以后，中国的丝绸织物远销中亚、西亚、欧洲等地，成了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以至于形成了一条连通欧亚的“丝绸之路”。这些，都势必要刺激染织刺绣工艺的提高。

汉代丝绸织物柔软光滑，细密结实，花纹瑰丽，色彩绚烂，图案优美，织造精密，堪称前无古人。丝织物的产地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有官营纺织业，也有私人经营的作坊，共同创造了令后人仰慕的丝织成就。

汉代丝织品的种类很多，见于文献记载的就多达数十种，可分为绢、纱、罗、绮、锦、绫、缣、缟、纨等。织物上的花纹也种类繁多，有云气纹、动物纹、花卉纹、几何纹、茱萸纹以及文字等，织造方法有平纹、斜纹和罗纹等。

汉代丝织工艺中最华美、制作最繁难的是锦、绮之类的提花织物。绮为斜纹单色提花织物，还比较容易，锦为多色，费工更大。湖南长沙马王堆、朝鲜、俄罗斯、叙利亚都出土过汉锦织物。汉锦花纹呈横条状排列，多为三种颜色，由彩色的经线呈现出来，属于“经丝彩色显花”。从出土的汉锦来看，质地柔软坚韧，色彩绚丽，花样繁多，许多锦织物上织有“万年益寿”、“登高明望四海”、“如意”、“延年益寿大宜子孙”等字样。在长沙马王堆还出土了一种经特殊加工的“起绒锦”，这种起绒锦的花纹由高起的绒圈显示出来，具有立体效果，外观极为华丽，需要复杂的提花装置和起绒装置才能织成。

“星出东方”锦质护膊（汉）

1995年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出土

汉代印染工艺已达到较高水平，已能在丝织物上染出朱红、深红、绛紫、墨绿、黄、灰、蓝、香色（浅橙）、浅驼、宝蓝等30余种色泽。印染程序有：一是先染线后织，一是“染缬”，即采用小块木刻凸版套印或镂空板漏印二法，直接印在丝织成品上。印染方法有：涂染、浸染、套染、媒染等多种。反映汉代印染工艺最高水平的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纱和金银色印花纱，这是凸版印花和彩绘相结合的产物。前者先用印版印出地纹，然后用朱红、银灰、深灰、白、黑五种颜色印出植物的变形花样，有花冠、花穗、花叶、蓓蕾、枝蔓，线条婉转，交叉自然。后者用三套版印花，第一套印出龟背纹的骨架网络，第二套印出主花，第三套印出金色小点，用均匀细密的点线组成花纹，光洁纤巧。这是中国现存最古的多套版印染工艺品。

刺绣与织锦齐名，也是汉代织染工艺中十分引人注目的。汉代刺绣一般沿用了战国以来的辫绣法，另外还有平针、钉线绣等。汉代刺绣花纹，多为云气和植物茱萸纹，也有动物和人物。从马王堆及新疆出土的刺绣实物来看，不少是精美之作。如马王堆出土的云纹绣，细密均匀，婉转流畅。很多刺绣能根据织物肌理绣出生动的花纹，多彩多姿，比织锦花纹更为活泼。有一种“铺绒绣”，用红、黑、烟三色不加纺捻的丝线以平针绣出斜方格几何纹，针脚整齐，不露地子，绣工十分纯熟。这也是目前见到的我国最早的平针绣品。

四、漆器

秦汉时期是漆器工艺的鼎盛时期。从考古发掘看，这一时期漆器工艺品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反映了人们实用漆器的新时尚。

漆耳杯（西汉）湖南省长沙市出土

秦代的漆器工艺非常发达，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代漆器就达140件之多，其中有漆盒、漆壶、漆奁、漆耳杯、漆盂、漆凤鸟勺、漆匕等十多种，以木胎居多。这些漆器内红外黑，并在黑漆上绘红色或赭色花纹。花纹有鱼、鸟、人物等。其中有继承战国时期作风的，也有独创的新作。如一件凤形漆勺，整个勺形为凤鸟，凤头为柄首，凤颈作柄，凤身作勺体，漆黑漆，并用红色和赭色画出羽毛，这件仿生漆器，充分体现了实用与装饰的完美结合。在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的秦代的木梳、木篦的油漆工艺也相当高。木梳、木篦上都呈弧形，正反两面都有用黑漆勾线，用红、黄等色敷彩的人物装饰图案，表现歌舞、送别、相扑的场面，富有生活气息。出于生产管理的需要，漆器上大都书写、针刻或烙印文字，如“咸亭”、“陬里”、“郑亭”、“朱三”等，有地名，有人名，也有官方机构的名称。

汉代漆器使用更加普遍，全国各地都有汉代漆器出土，甚至朝鲜、蒙古也出土了大批汉代漆器。汉代有漆器生产的专门管理机构，使这一工艺更具程序化。汉代漆器的造型更加丰富，有耳环、漆盘、漆盒、漆奁、漆碗、漆匜、漆案、漆几、漆梳、漆尺、漆卮等，并出现了一些大件漆物，如漆鼎、漆壶、漆钫等。每种漆器的形制也是多样的，如漆盒，有方形、圆形、椭圆形、马蹄形、双菱形甚至鸭嘴形等，丰富多彩，美观大方，极富装饰性。

双层九子漆奁（西汉）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

汉代漆器的装饰花纹，主要有云气纹、动物纹、人物纹、植物纹、几何纹等。大多数装饰花纹都突出装饰效果，更加程式化、图案化，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工整、精致而又富有韵味，有不少人物、动物图案在塑造人物、动物时形态逼真、表情丰富，堪与这一时期的壁画、帛画等相媲美，是难得的艺术珍品。

汉代漆器的装饰手法，仍以彩绘为主。在用色上，除仍以红色、黑色为主外，还发展到多彩，特别是一些梳妆用品，用黄、绿及金银色，更加华美。还有针刻，汉代称“锥画”，用针刻出极纤细的花纹。还使用堆漆的方法，挤压漆液使之形成高出画面的具有浮雕效果的装饰花纹。

汉代漆器装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扣器、镶嵌、金箔贴花等技法。汉代的扣器有金扣、银扣、铜扣，把它们镶嵌在器物口沿部位，既起了保护作用，又与漆色形成对比，显得典雅华美。金箔贴花是西汉中期兴起的一种装饰方法，在黑漆地上嵌贴镂成各种花纹的金银箔片，显得富丽华美。镶嵌技术也很精巧，金银、水晶、琉璃都能镶嵌，效果很好。这种贴花与金银镶嵌，是唐代“金银平脱”的前身。乐浪发现的玳瑁小盒，则是用玳瑁片镶嵌在漆器上，运用玳瑁的自然斑纹，形成特殊的装饰效果，可谓独具匠心。

汉代漆器的制作，体现了卓越的设计思想，既考虑到实用，又考虑到美观，很多设计新颖别致。如多子盒，在一个大的圆盘中容纳多种不同的小盒，往往有9子、11子之多，既节省位置，又美观协调。又如龙纹漆几，几面下放置长短两种几足，可根据高低两用的使用目的放置长足或短足。可以说，汉代漆器是实用和美观相结合的典范，对现在的工艺设计都有很大的启发。

五、玉器

目前，有关秦代玉器出土的实物及文献记载几乎没有，因而已难以知晓其工艺水平了。汉代玉器在继承战国玉器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提高。器物品种增加，发展了透雕、刻线、浮雕、粟纹等多种加工方法。装饰纹样也更为生动。从而成为中国玉器史上承先启后的阶段。

金缕玉衣（西汉）1968年河北满城出土

玉羽人飞马（西汉）1966年陕西咸阳出土

汉代玉器根据器形和用途大致可分如下几类，一类是礼仪用品，主要有璧、琮、圭、璋、璜，尤以玉璧出土传世最多。第二类是葬玉，包括“金缕玉衣”、玉塞、玉含、玉握等。“金缕玉衣”是金玉联合的大型工艺品，迄今出土的已有几十件。河北满城刘胜墓所出土的“金缕玉衣”是其中的代表。刘胜的玉衣长1.88米，共用玉2498片，金丝1100克；其妻窦绾的玉衣长1.72米，用玉2160片，金丝约600克，玉衣的玉片编结、穿缀粘贴十分牢固与美观。据说要生产这样一套玉衣，一个熟练工人也要耗去十年时间才能完成。[23]第三类是日用品和装饰品，有玉灯、玉钫、玉佩、玉带钩、玉镯等。第四类为浮雕或圆雕的美术品。其代表作是1966年咸阳出土的“羽人骑天马”玉雕。其质料为洁白润泽的羊脂玉，通高7厘米。马肥壮健硕，口大张，尾高扬，后蹄曲踏，胸部刻飞翼，一副随时准备腾飞的模样，马上骑手束巾短衣，双手紧拉鬃毛，充满强烈的动感。造型极为逼真生动。而且，玉马的造型与同时代的铜奔马和画像石中的奔马体形体貌十分相似，可见汉代玉雕制作已达到圆熟水平。

汉代玉器的纹饰有两类，一是几何纹，一是动物纹，人物纹和植物纹还不多见。几何纹以涡纹、谷纹和蒲纹最为常见，多饰在玉璧上。汉代玉器上的动物纹形象较战国时期更为写实，并开始有了群像。如河北定县北陵43号东汉墓出土的一件玉屏座，上下两层玉屏片镂空透雕，雕有东王父、西王母以及侍女、凤、麒麟、龟、蛇、熊等动物形象，极为华美。

六、少数民族的工艺美术

中华文化是由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就在中原地区各种艺术品种争奇斗艳的同时，边疆少数民族的艺术作品也如绚烂鲜花，竞相开放。这些艺术作品既富于民族特色，又表现出与中原文化长期交流与相互影响的事实。

秦汉时期少数民族的艺术创造能力主要体现在青铜工艺、金银工艺和棉织工艺上。

考古发掘证明，西南少数民族，特别是云南的滇人，青铜工艺特别发达。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圆雕的铜扣饰出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秦汉时出土的器物更多，有釜、盉、壶、尊、盘、洗、薰炉、镜、鼓、扣饰、贮贝器等。这些器物有少数是由中原输入的，反映了当时文化交流的情况；多数是当地生产的，反映了当地青铜工艺的水平。最能代表滇人青铜工艺水平的是铜扣饰和贮贝器两大类，其艺术性之高，令人惊叹。

贡纳场面铜贮贝器（西汉）

云南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铜贮贝器是滇人特有的用以存放货贝并具有一定政治和宗教意义的青铜器物。在贮贝器的盖上，滇人往往铸有表现集体场面的群像作品，气氛非常热烈。如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20号墓的一个“杀人祭铜鼓”的贮贝器，共塑有18个人物，有坐肩舆的女奴隶主，有抬肩舆的男奴隶，有骑牲口、步行、肩荷铜犁、跪迎、进食等不同动作的人物，还有被杀头的牺牲，等等。人物形态各异，场面既肃穆又热闹。这是与农业有关的“祈年”活动，滇人独具匠心地将这种活动的全过程再现了出来。[24]另外一件“杀人祭柱”贮贝器，在直径不到35厘米的器盖上塑有120余个铜人。中间坐一体型高大通身鎏金的人物，其旁列坐群僚，周围有铜鼓、铜柱、牲畜、猛兽以及活动着的男男女女的人物，据说这表现了滇王“诅盟”的仪式。有几件表现战争的贮贝器，其中一件表现了一群滇人健卒在捕杀、践踏敌方士卒。暴露了滇人奴隶制社会的落后性与野蛮性。另有一件贮贝器上铸造了17个纳贡的异族人物，他们头顶箩筐，牵着牛马，携着货物来进贡，每个人物身着不同的民族服饰，穿插于牛、马动物之间，使得这幅组雕起伏跌宕、丰富多彩。

滇人铜贮贝器上的雕像都是写实的，表现了2000多年前滇人的现实生活，除前面提到的祈年、诅盟、战争、纳贡外，还有纺织、赶场、斗牛、乐舞、献俘等，场面复杂，气氛热烈。

滇人的铜扣饰采用透雕的方法，表现的内容较简洁，有骑士、骑士俘获等。其中最让人感到惊心动魄的是动物与动物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搏斗。如“两犬斗鹿”扣饰，两只凶猛异常的猎狗追杀一只奔鹿，一只猎狗蹿到奔跑的鹿背上，狠狠地咬住了鹿的脖子，另一只猎狗窜到鹿身下，狠狠咬住了鹿的后腿根，鹿四蹄挣扎着，张大嘴痛苦地哀号，一对极度恐惧的眼睛瞪得溜圆。整个画面动感强烈。类似于此的还有两虎斗野猪、一虎咬猪、二虎咬牛、水鸟捕鱼等。

铜鼓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文物，自春秋战国直至明清均有铜鼓，而尤以汉代制作最为精美，式样最多。其产地主要在云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等地，可分滇粤两大系，云南是其根源。一般地说，滇系铜鼓体型较小，粤系铜鼓体型较大。从侧面看，铜鼓的鼓胸、缩腰及通足造型优美，线条流畅干净。鼓面中央一般饰以光芒四射的太阳纹，周边为立体动物，多为青蛙，鼓胸、鼓腰则饰以几何纹或禽兽纹，甚至有戴羽舞蹈、乘船竞渡的场面。都具有写实风格和浓郁的民族特色。

羽人纹铜鼓（汉）

1954年广西西林普驮出土

云南滇人青铜工艺的特点主要是塑而不是雕，只有少数才用雕线去表现细节。这些青铜作品不仅把当时滇人的社会活动、人物形象表现了出来，而且把各种动物的形象和神态也表达无余。这些作品的艺术手法，除了受中原，特别是楚文化的影响外，突出地呈现出本民族的特点，粗犷泼辣，犀利准确。

北方地区的东胡、匈奴、鲜卑人的青铜工艺水平也很高，其青铜遗物在内蒙古、宁夏和东北地区发现不少，器物很多，有实用品、装饰品，也有动物雕塑。而尤以鲜卑、乌桓、匈奴的各种铜饰牌最具特色。

铜饰牌是挂在衣服或腰带上的一种饰物，用浮雕加透雕的方法雕成，多为动物造型。其共同特点是结构紧凑，具有张力。如内蒙古集宁等地发现的匈奴族青铜造像，有青铜饰牌20余枚，花纹以动物纹为主，反映了游牧民族对动物的偏爱。这些动物大都是侧面蹲踞的虎、马、鹿等，一般是单躯，造型生动，神态逼真。虎的造型与中原地区颇为不同，虎颈长，头向下而微颌，身躯有力地向上拱屈，整体效果健壮雄浑，极富原始魅力，有类于商代青铜器、石磬上的虎纹。

1956年在辽宁西丰县西岔沟发现的属于匈奴文化系统的古墓群（一说属于乌桓），也出土了20余件青铜透雕饰牌。有的表面镀金，花纹也是以动物为主，有双牛、双马、双羊、双驼、犬马、犬鹿、鹰虎等。有的动物温静相处，有的搏斗撕咬，表现手法鲜明有力。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三面铜饰牌上有骑士出猎和骑士捉战俘的场面。一骑士骑马执剑，一手抓住披发的俘虏，同时一犬扑在俘虏身上猛咬，生动反映了游牧民族的现实生活。总之，工艺家在一枚小小的铜牌上，巧妙地组合安排，装饰变形，利用镂空突出形象，虚实相生，疏密有致，反映了少数民族工艺水平的卓越。

在北方地区还发现了不少属于少数民族的雕刻作品，有铜鹿、铜鹤、铜羊、铜狼等，均程度不同地体现了少数民族工艺水平的高超。

另外，1972年在内蒙古杭锦旗还出土了大量少数民族金器，有金冠、项饰及各种动物形金饰牌，金冠上饰以展翅翱翔的金鸟，鸟头用绿宝石琢制，华贵异常。各种动物金饰牌有虎、羊、牛、刺猬等草原上习见的野兽和家畜，造型生动优美，是不可多得的珍品。[25]

总之，北方匈奴族与鲜卑族的青铜雕刻，主要题材是动物纹，有浓郁的草原气息，作风也粗犷浑朴，反映了这两个民族的游牧生活及其强悍的性格。但从这些青铜工艺的形式上看，显然也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而且，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处于几种文化交接地带，因此又受到“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及阿尔泰艺术的影响”[26]。但不管怎样，他们自身的风格与特点仍是占主导地位的。

秦汉时期少数民族棉毛织工艺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当时，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已能生产麻布，云南哀牢人生产的“阑干细布”，就是一种萱麻织物。同时，西南、西北等地少数民族也能生产棉布。南方地区主要以木棉作原料，如海南岛的“广幅布”，云南哀牢山区的白叠花布，都是经过艺术加工而成的木棉名品。西北新疆地区生产的棉布主要以非洲棉为原料。在新疆楼兰、民丰都发现过当地的棉布残片。

汉代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毛织工艺发达，罽褐、毯、毡等都有名品。罽是一种精细毛织物，1959年在新疆民丰汉墓中出土过两块东汉时代的人兽葡萄纹罽，龟甲四瓣花纹罽，前者典雅清秀，完全是新疆风格。同地还出土了一些毛毯残片，色彩鲜艳，花纹清晰，表现了该地相当高的织毯工艺水平。新疆制毡业也很普遍，有素毡和花毡两类，花毡色彩众多，非常绚烂。制毡技术传入中原后，与刺绣相结合，使得这一产品更加多姿多彩，使用范围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