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辞赋、散文一样，诗歌也是汉代文苑中的一朵引人注目的鲜花，尽管它不像辞赋、散文那样绚烂多姿，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和杰出的作家，但它自有其娇媚动人之处，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汉代诗歌可分为乐府民歌和五言诗两大部分。

一、乐府民歌

两汉诗歌中成就最高的是乐府民歌。“乐”是音乐，“府”是官府。“乐府”实际上就是主管音乐的官府。秦时就有乐府设置。汉初，朝廷设有“乐府令”，负责掌管音乐。到武帝时期，乐府不断扩大，一度多达829人，乐府的职责是搜集民间歌诗、制定乐曲并组织文人创作歌辞，供统治者祭祀宗庙、朝会宴饮、点缀升平之用，后人把乐府所唱的诗也叫“乐府”，于是它就成了一种诗体的名称。汉乐府歌辞分文人制作和民歌两大类。文人制作的歌辞主要用于郊庙祭祀，成就很有限。而现存40余首民歌则是其中的精华。这些民歌采于民间，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28]，反映了广大劳动群众的所思所想，故而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汉乐府诗集》书影

两汉乐府民歌内容丰富，反映了两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揭露了当时贫富分化，统治阶级荒**无耻，劳动人民生活悲惨以及阶级对立极其尖锐的社会现实。

汉代虽然号称鼎盛，但阶级压迫和剥削仍然非常严重。这从贾谊、晁错等人所上的奏疏、政论以及两《汉书》的记载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可是，统治阶级知识分子与普通老百姓对这种剥削与压迫的认识和感受是颇为不同的。乐府民歌“缘事而发”，极其痛切地向人们展示了不平等社会的种种悲惨境况。

有些作品暴露和讽刺了统治者的荒**、腐败。《鸡鸣》《相逢行》着意描写了贵族生活的奢华，他们过着“黄金为门，碧玉为堂”“黄金络马头，颎颎何煌煌”的糜烂生活。这和辞赋作品中所展示的宫廷生活的极端奢靡何其相似乃尔！《相逢行》在铺叙权贵人家的奢华生活时，还揭露他们为了谋求权利，兄弟之间互相倾陷，并用“李代桃僵”譬喻其必将败亡的结局。《长安有狭斜行》则表现了一个贵族之家的富贵荣耀，通过“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的描写，抨击了贵族子弟凭借权势爬上高位和当时卖官鬻爵的丑恶现象。

有些作品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悲苦生活。如《妇病行》以叙事手法真切地描写了一个贫苦之家妻死儿孤的悲惨情况，一位卧病多年的农妇临死前嘱托其丈夫照顾好自己撇下的儿女，“当言未及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妇女死后，父子不能相保，“抱时无衣，襦复无里”，情境极其凄惨。整篇诗歌以“泪”贯穿，真可谓是对封建统治的血泪控诉。再如《孤儿泪》，描写一个孤儿受兄嫂虐待的故事，孤儿身无衣食，还要汲水收瓜、看马烧饭，以至于受不了这种凌虐，情愿去死。揭露了以金钱利益为转移的封建社会大量存在的泯灭人性的行为。又如《平陵东》则描写了当时社会暗无天日，贪官暴吏明火执仗抢劫勒索财物的情况：

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

悲苦的生活，官吏的压榨，劳动人民忍无可忍，只有铤而走险，进行反抗。乐府诗中一部分诗篇就反映了人民的反抗情绪。如《东门行》：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从诗中可以看出，当时阶级矛盾极其尖锐。诗中的男子“拔剑东门去”，是因为“盎中无斗米”，“架上无悬衣”，统治者使劳动人民无衣无食，陷于绝望境地，人民只有反抗。这正是官逼民反的写照。该诗结构上曲折跌宕，反映了主人公内心的复杂矛盾和斗争。语句短促，人物的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其二，反映了战争和徭役给人民造成的灾难。

汉初休养生息，战争减少，徭役减轻，劳动人民尚能安居生存。及至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时期，连年不断地对外战争，耗蚀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国力大大减弱。沉重的徭役被转嫁到人民头上，从而给广大劳动人民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灾难。此后，封建国家战争不断，灾难日深。就在辞赋作家尽力铺陈帝国的强大富足、军威武功时，人民却对悲惨的战争以及由此带来的沉重灾难进行了控诉。如《战城南》写道：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梁？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遍地死尸和鸟啄兽食的景况，极其荒凉恐怖，表现了人民群众所受战争的残害以及对战争的极端憎恶。再如《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里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採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这首诗描写一位15岁从军、80岁侥幸生还的老兵，回家后面临家破人亡的破败景象，以及他孤独、悲凉的心境。对封建时代那种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劳动人民所受的苦难，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控诉。全篇无一奇字奇句，全用白描，然描写真实动人，富于感染力量。这类题材，对后世影响很大。

其三，描写了游子思乡的悲苦。

游子思乡是汉乐府的一大主题。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平民百姓外出谋生，遇到种种困难，思乡之情便油然而生，但欲归不能，心中极其悲苦。如《悲歌》：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远在他乡，对家中牵肠挂肚，思乡的悲哀难以言喻，就像车轮在里面不断转动。再如《艳歌行》，描写在外行役的几兄弟辛苦劳作，衣破而无人缝补，好心的东家主妇代为补衣，却引起男主人的怀疑，由此引发客居多嫌、“远行不如归”的感慨。自汉乐府多有游子思乡之诗后，后来诗作中的游子思乡，多受其影响。

其四，揭示了封建礼教下弃妇怨女的悲惨命运，控诉了封建婚姻制度对妇女的摧残。

汉武帝时代，“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有很大影响，其中的“夫为妻纲”则成了桎梏妇女人身自由的枷锁。自此之后的两千余年，妇女都一直生活在这种不合理的封建礼教中，受尽折磨。这一状况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一方面是文人作品中“烈女”“孝妇”的故事开始出现并泛滥，另一方面则是弃妇怨女题材的作品多了起来。乐府诗中就有大量的反映弃妇怨女悲惨婚姻生活的篇章。如《上山采蘼芜》：

诗中描写一位被抛弃的勤劳、能干的妇女，遇到前夫时的一段对话，揭露了“故夫”喜新厌旧的丑恶灵魂。这样的婚姻悲剧虽然是由这个负心的“故夫”直接造成的，但根源却是那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和维系那个社会制度的封建礼教。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女性内心的深深痛苦以及对这种不合理婚姻的敢怒不敢言的复杂内心。再如《塘上行》，叙述一位无辜妇女因如“毫发”一般的一件小事，遭到众口毁谤间离，其夫喜新厌旧，残酷地将其抛弃，同样谴责了负心汉及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封建礼教对婚姻的摧残压抑，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反抗。汉乐府诗歌中成就最高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通过刘兰芝、焦仲卿两人的婚姻悲剧，暴露了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罪恶，表现了青年男女为争取美满婚姻而进行的殊死抗争。此诗又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最早见于梁代徐陵的《玉台新咏》，诗前有序云：“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足见此诗取材于真人真事，约成于汉末建安年间。该诗着意刻画了刘兰芝这一反抗封建礼教的女性形象。她是一位劳动妇女，聪明美丽，勤劳能干，纯洁大方。但却一直受到婆婆的刁难，以致被休弃归家。在当时，女性被赶回娘家，是一件极耻辱的事情，但刘兰芝却理直气壮地回家：“儿实无罪过”，极其坦然。当封建家长制的另一位代表刘兄因贪图富贵，逼兰芝再嫁时，刘兰芝是“仰头答”，话语中充满了控诉和讽刺。当太守逼娶，统治者的**威与家长制的逼迫一齐施加到她身上时，她毅然决然地以死抗争，“举身赴清池”，表示了一个普通妇女对封建礼教的最后强烈抗议。该诗还塑造了刘兰芝的丈夫焦仲卿，他有软弱的一面，但当他听说自己的妻子投水自杀后，也毅然自缢于庭树之上，以身相殉。展示了二人爱情的坚贞，同时更显示了抗争封建礼教的惨烈。《孔雀东南飞》是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它通过艺术化的手法，为人们塑造了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心声的刘兰芝、焦仲卿的形象。矛头直指封建礼教和家长制，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反抗封建压迫、争取婚姻自由的必胜信念，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典型性。

其五，表现健康纯美的男女爱情。

男女情爱一直是民歌的主题之一，《诗经》中大量的诗篇都是表达男女爱情的。乐府民歌继承《诗经》的传统，在表现男女情爱上又别具特色，如《江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这既是表现了劳动的愉快，又是表现了爱情的欢娱。青年男女在劳动中互相倾慕，借“鱼儿戏莲”来表达深挚的爱恋，情景交融，生动活泼。

有些民歌则表现了人们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如《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得与君绝。

诗中女子海誓山盟，用山崩、江枯、冬雷、夏雪、天地合这些不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来表示自己对爱情的忠贞，感情极为强烈，震撼人心。

还有的作品表现了女子遇到爱情考验时复杂、烦乱的心情，揭示了一般劳动妇女对真挚爱情的向往。如《有所思》就表现了一个痴情女子听说对方变心后的所做所思。她准备将对方赠给她的信物毁掉，但想起当初定情时的甜蜜情境，又不了了之。该诗极为细腻、传神地刻画了痴情女子复杂、矛盾的心情，十分耐人寻味。

还有的作品表现了女子为追求爱情的纯洁，与负心男人一刀两断的情形。如《白头吟》，即表现了一女子与负心男人相决绝的故事，“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表明对三心二意男子的痛恨，“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说明女子对纯洁爱情的忠贞。最后，女子谴责男人“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对不重感情、贪图钱财的男人表示了极大的轻蔑。诗中的女子只以忠贞的爱情选择丈夫，强烈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妇女的高尚品格。

此外，乐府民歌还有其他一些内容，如《枯鱼过河泣》借枯鱼对同类的劝告曲折反映了当时社会环境的险恶；《雁门太守行》歌颂了清官的政绩；《青青园中葵》激励人们珍惜时光；《陌上桑》揭露达官显贵的荒**好色以及美丽采桑女子罗敷的机智勇敢，等等。这些作品与现实生活都有着密切联系。

由以上叙述可以看出，乐府民歌的内容极为广泛。它与带有浓厚宫廷气息的辞赋大为不同。乐府民歌是社会民生的反映，在质朴的文字里，蕴藏着丰富的内容与民众的感情。在揭露矛盾、批判黑暗时，爱憎鲜明，感情强烈，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从乐府民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由此所体现出来的高度思想性来看，它和《诗经》有着直接的联系。有的学者认为《诗经》就是汉以前的“乐府”，“乐府”就是周以后的《诗经》，大抵是不错的。乐府民歌不仅在奠定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现实主义优良传统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发展了《诗经》艺术。

在艺术上，叙事性是乐府民歌最突出的特点，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已有一些叙事性的诗篇出现，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緜》《皇矣》《大明》等篇，但这些叙事诗都是粗陈梗概，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都还缺乏完整性。汉乐府民歌在这方面有长足发展，出现了较为完整的情节和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如《孔雀东南飞》《陌上桑》，情节生动，富有戏剧性，且有性格鲜明的人物出现。即使是那些不以叙述故事为目的的短诗，也往往有一些具体的生活片断和细节描写。如《妇病行》《东门行》《十五从军征》《艳歌行》等。汉乐府这种以事成篇、即事见义的表现方式和叙事写人的技巧都被后代作家所继承和借鉴，成为乐府诗的共同特征。

在艺术上，乐府民歌还有丰富多彩的特点。同是反映征夫离妇题材的诗，《古歌》《悲歌》感情强烈，如急风骤雨，倾注无余；《饮马长城窟行》则忧郁缠绵，深厚含蓄。同是表现爱情的诗篇，《上邪》《白头吟》出语惊人，撼天动地；《有所思》则凄恻婉转，悲恨交加。同是铺叙故事，有的采用第三人称，有的通过主人公自诉，有的则通过人物对话，表现方式灵活多样。在表现手法上，有的朴素真切，有的又富有浪漫色彩。真可谓多姿多彩，绚丽无比。

汉乐府民歌语言清新朴素，自然活泼，富有生活气息。由于民歌作者有深切的生活体验，而且这些民歌又在民间流行，故而不假文饰，通俗易懂。有的甚至有了很高的语言技巧，如《饮马长城窟行》，不仅用了出色的比兴，而且采用了“顶真”句式，连环往复，效果极佳。有鉴于此，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称赞说：“汉乐府歌谣，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而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

汉乐府民歌的形式自由多样。就中国诗歌的发展形式而言，《诗经》是整齐的四言体。但汉乐府却没有固定的章法，或四言，或五言，或七言，或杂言，说明了诗歌的样式也在不断改进。乐府民歌虽形式灵活，但仍以五言者为最多，像《陌上桑》《孔雀东南飞》几乎都是成熟的五言诗。五言诗的发展，扩大了诗歌的表现能力，为民歌的大发展准备了条件，也为文人五言诗的成熟、繁荣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二、五言诗的兴起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它本身经历过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诗经》和楚辞中，四言句式占主导地位，五言体只是偶有出现。秦始皇时，已有五言的民谣《长城歌》，但很明显有后人加工的痕迹。西汉时期，五言歌谣一直在民间流传，见于史书记载的就有多首，如《汉书·贡禹传》记载武帝时有一首：“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仪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汉书》的《五行志》《尹赏传》《马廖传》还记载有成帝时的三首民间歌谣：“邪径败良田，谗口害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正因为民间有五言歌谣，所以西汉也出现了几首模仿五言的诗作。《汉书·外戚传》记载高祖戚夫人受吕后迫害，曾于悲苦之中作了一首怀念儿子赵王的诗歌：“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后面四句均为五言。又据《汉书·外戚传》，汉武帝时，李延年为将自己的妹妹推荐给武帝，曾唱了一首歌：“北国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虽有一句为八言，但模仿已很逼真。可是，戚夫人和李延年都不是士大夫文人，他们的模仿之作尚不能算作文人作品。考察西汉一代，没有文人五言诗出现。民间五言歌谣只进入了乐府，乐府中的不少民歌都是五言，如《有所思》等。《玉台新咏》指出《古诗十九首》中《青青河畔草》等八首及《兰若生春阳》一首为枚乘所作；《文选》中有苏武诗四首以及李陵《与苏武诗三首》等，虽然都是一些成熟的五言诗，但经学者考证，不是西汉时代的作品，而是后人伪作的，大约为东汉末年的作品。总之，西汉时代，民间有五言歌谣，乐府中有五言歌诗，但没有文人创作的五言诗。西汉是五言诗在民间流行并开始进入乐府歌诗的时期。

东汉是五言诗发展的重要阶段。随着大量五言民歌进入乐府，使得文人有了更多的接触和学习五言形式的机会，模仿写作日益增多。现存最早的一首署名文人的五言诗是东汉前期班固的《咏史》，该诗见于《史记·仓公列传》张守节正义注引。诗中写的是西汉文帝时孝女缇萦救父的故事：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逮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这虽然是一首完整的叙事诗，但平铺直叙，质木无文，艺术性差。说明这时五言诗尚在初创阶段，技巧还不熟练。班固之后，张衡有一首《同声歌》，以妇人事夫比喻臣子事君之道，感情诚挚细婉，辞采绮丽，塑造出了真切生动的艺术形象，艺术性远远超过了班固的《咏史》。在班固、张衡这些有地位、有影响的大学者的倡导下，创作五言诗的文人多了起来，艺术成就也愈来愈高。像桓、灵之际的秦嘉、郦炎、赵壹等，皆有佳作流传。

秦嘉是桓帝时陇西郡吏，其创作的五言《赠妇诗》三首是抒情技巧较高的作品。描写他思念妻子的悱恻之情，感情真挚，语言朴素自然。郦炎生活于灵帝时期，他有五言《见志诗》二首，抒发自己的雄心壮志，感愤社会的昏乱。个性突出，感情充沛。赵壹有《刺世疾邪赋》一首，揭露社会的污浊，抨击黑暗政治，感情悲愤，泼辣大胆，是这一时期最富有战斗性的诗篇。

除以上这些作品外，汉代艺术成就最高的文人五言诗是无名氏的作品《古诗十九首》。

所谓《古诗十九首》，是梁昭明太子萧统收入其所编《文选》中的19首诗。因不知它们的作者与确切年代，故称“古诗”。它们不是一人一时之作，但风格相近。当时这类作品还有一些。现在所能见到的，除这19首外，还有《携手上河梁》《结发为夫妻》等10余首。根据学者考证，它们大致产生于东汉后期桓、灵二帝年间，作者多为下层文人。

东汉末年是社会动**黑暗时期。下层人民群众日益陷于痛苦的深渊，小股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也在酝酿。在统治阶级内部，政治腐败黑暗，外戚、宦官和地方豪强垄断政治，彼此间也争斗不息。党锢之祸，对正直士大夫进行了无情打击。这些，都使广大文人对现实极度失望，他们既无社会地位，又无政治前途，落魄江湖，辛苦辗转，彷徨失意。《古诗十九首》就是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病态生活的反映。在这些诗作中，既看不到西汉作家那种豪迈奋发的进取热情，也看不到对现实的强烈批判。回**在这些作品中的主旋律，是对人生失意的悲叹，带有浓厚的感伤色彩。有的诗作感伤男女离情、思妇闺怨，如《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竹生》《涉江采芙蓉》《迢迢牵牛星》等。有的诗作喟叹人生无常，或鼓吹及时行乐，或宣扬玩世不恭，或表示驰骛利禄，如《回车驾言迈》《生年不满百》《今日良宴会》等。有的诗作则慨叹怀才不遇，知音难觅，如《西北有高楼》《明月皎夜光》等。总之，它们从不同角度抒发了作者内心寂寞、苦闷、伤感、悲哀的种种情绪，反映了那个压抑人性的社会的黑暗现实。

《古诗十九首》在艺术上成就甚高，刘勰称它“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29]。它吸收了《诗经》、楚辞的艺术成就，继承并提高了乐府诗中抒情诗的技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创造了浅近真挚而又深切感人的艺术精品。

在有的诗作中，作者直抒胸臆，反复咏叹，造成缠绵悱恻、如泣如诉的效果。如《行行重行行》，写妻子对离家远行的丈夫的思念。诗的开头用“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表达妻子既埋怨又挂念丈夫的心境：你走啊走啊，老是不停地走，越走越远，我和你就这样活生生分开了啊，借用屈原《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之意，显示内心悲伤。继而反复哀叹双方“相隔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接着又用“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作比兴，表示相信丈夫也是思恋故乡、想念家室的。随即又用“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表达思念之苦，并道出了“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的担心。经过反复咏叹，最后才以“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的无可奈何的**作了收结。全诗一唱三叹，曲折连环，生动地再现了主人公那种浮想联翩，跳**起伏的思绪，令人感叹不已。

在有的诗作中，作者借景抒情，又能使情景交融，抒发细腻的情感。如《迢迢牵牛星》，描写一位寂寞的思妇夜晚看到满天星斗以及两情相阻、隔河相望的牛郎织女，借景抒情，用“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表示相思之悲苦。又如《凛凛岁云暮》中用蝼蛄悲鸣、凉风凄厉的冬夜，衬托着女主人公思念丈夫的梦境，展现了一个孤苦无依的思妇形象。这些情景交融、深邃优美的意境见于很多作品。

在有的诗作中，作者还通过某种生活情节和人物行动来抒写情怀。如《涉江采芙蓉》，通过主人公涉江采芙蓉、欲赠所思、还顾望故乡等一连串动作，写出了对亲人的思念，从而引发了“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的忧伤。又如《今日良宴会》通过一次宴会上所谓有德望者的高论，表示了自己“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追求利禄的心态。都写得情景逼真，历历如画。

《古诗十九首》还常用比兴来映衬烘托人物的思想感情，着墨不多而言近旨远，语短情长。如《冉冉孤生竹》，开篇比中有兴，“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以“孤竹”自比，以“泰山”比丈夫。接着诗人又用“兔丝附女萝”比喻女子对男子的依靠。“兔丝附女萝”的现实并不完全合于女主人公婚前“结根泰山阿”的理想。然而，更为不堪的是夫妇间的别离，“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回顾自己远嫁至此，面对的却是夫妻的别离，不禁黯然神伤。接着，女主人公又以蕙兰花自况，“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诉说人的青春如蕙兰花一般，过时不采，便会枯萎，暗含夫妻别离的独守空房之苦。最后以“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做结，表现了女主人公在无限忧伤中对丈夫抱有希望而又怀有隐忧的复杂心理。全诗婉转附物，多用比兴，写得含蓄蕴藉，生动形象。其他如《青青陵上柏》《青青河畔草》等，都多用比兴，灵活巧妙，构成了浓郁的艺术氛围。

再者，《古诗十九首》语言浅近自然，清丽如画，而又不失典雅优美，富于表现力。作者善于采撷、提炼口语、俗语入诗，同时融汇了不少《诗经》、楚辞中的词句，却又浑然天成。说明作者已掌握了极高妙的艺术技巧，五言诗在此时已是比较成熟的作品。

对于《古诗十九首》，前人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它的出现及成就，直接影响了建安及魏晋作家，开启了建安时期“五言腾涌”的局面，并且自六朝迄至清末都有拟作者，在诗歌发展史上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