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散文由先秦散文发展而来，是汉代文坛上除辞赋、诗歌之外的又一朵奇葩，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果将汉代散文略事划分，可分为包括奏议、政论、书信、杂记以及专著等在内的论说散文和以历史著作为主的史传散文两大类。由于文学总是受当时的政治状况、文化潮流的影响，故而在两汉的不同时期，这些散文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异彩纷呈的论说散文

两汉论说散文体裁众多，如上所述，表章疏奏、政论杂文、碑传铭刻，都属这一类。它们或论政治、或谈学术、或批判社会风气、或抒发人生感触，各有突出成就。由于内容众多，且又多与社会现实相联系，为叙述方便，我们依其特点分西汉前期、西汉中期、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东汉后期五个阶段论列。

（一）西汉前期的论说散文

从西汉建国到武帝继位的六七十年间，汉皇朝为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实行了休养生息政策。黄老无为学说占据了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各家思想尚未禁锢，学术较为自由。受秦朝专制**威严重束缚的论说散文，此时又焕发生机，蓬勃发展起来。这一时期的论说散文主要以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匡时救弊为中心内容，在风格上则为战国之余响、大汉之新声。这些文章大多思想活跃、议论纵横，针砭社会问题疏直激切、言而无忌，重感情，重气势，带有战国散文的流风余韵。在思想上则大胆解放，一改战国时各家相互拒斥的状况，兼收并蓄、熔百家于一炉，反映了作者对统一的封建皇朝的拥护及匡时救弊的社会责任感，气势磅礴，雄奇有力，体现了新兴的大汉皇朝的勃勃生气。

这一时期的散文作家，在朝廷则有陆贾、贾山、贾谊、晁错等，在藩国则有邹阳、枚乘等。

陆贾是汉初的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刘邦建汉以后，陆贾就提出总结历史经验以使新皇朝长治久安。刘邦对此极为欣赏，让其论说“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于是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15]《新语》是西汉最早出现的政论散文，今之所见虽为散佚，仍能从中窥见陆贾的思想。在对秦亡的认识上，陆贾认为秦之所以亡，是由于废弃了仁义，片面崇法。所谓“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乱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16]侃侃而论，击中要害，寥寥数语就点出了秦虽然也想长期统治下去，但终因措施不得力，“用刑太极”而导致亡国，警醒现世统治者避刑罚而行仁政。

继陆贾之后总结历史经验较著名者还有贾山。贾山，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在文帝时期。《至言》是其政论散文的代表作。文章借秦为喻，认为严刑苛政、侈靡无度是秦皇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其主旨与《新语》大致相同。文中大量使用排比、对偶句式，感情充沛，雄肆磅礴，既保留有战国诸子余风，又有儒家思想倾向。

贾谊是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作家。他在辞赋和论说散文两大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程度。他的论说散文感情强烈、锋芒锐利，表现出高昂的政治热情和深广的忧患意识。《过秦论》《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论积贮疏》《谏立淮南诸子疏》《谏铸钱疏》等是其中的佼佼者。

《过秦论》是贾谊总结秦亡教训的一篇政论文章，是传诵千古的鸿文巨制。文章没有采用逻辑推理的方式，而是通过对历史事实的铺叙，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作品从秦孝公时写起，极力渲染秦国一代比一代强盛的过程，一直写到秦始皇时达到了强盛的顶点。接着叙述了秦胜利后所实行的种种错误政策，并特别突出了焚书坑儒、钳制人民思想和严刑峻法、实行高压政策两个方面，为后面的议论做了准备。为了增强文章的气势，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排比对偶、夸张渲染，如“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等，极具感染力。文章还渲染了六国的强盛，但强盛的六国却不堪秦国一击：“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如同惊涛飞瀑，一倾而下，势不可当。接着，笔锋急转，铺叙偌大一个秦皇朝，竟被一个“瓮牖绳枢之子”陈涉一呼而推翻了，这怎能不引起人们的思索？于是层层设问、对比，得出秦亡的原因：“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文章铺张扬厉，气势非凡，尤其经过层层铺垫和对比，最后的结论才特别警悚出奇，印象深刻。这样的文风带有战国纵横家的特点，而思想又是西汉前期所独有的。其文学成就当在陆贾、贾山之上。

《陈政事疏》是贾谊政论散文的又一杰作。文帝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拟，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贾）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17]，遂有此作。在这篇文章中，贾谊集中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开首便以激切的语言写道：“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忧国忧民竟至痛哭流涕，反映了贾谊对国事的极度关心。文章接着铺叙了诸侯势力的强大、匈奴侵边的危害、富商大贾的奢侈僭越、平民百姓的生计艰难、各级官吏的荒唐塞责等社会弊端，提出了削诸侯、强国威，抗匈奴、安边境，重农耕、抑末业，移风易俗、健全礼制，提倡道德，推行文教等主张。文章内容精深，思想性极强，又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文章除保持《过秦论》酣畅淋漓、气势雄健的风格外，更长于议论说理。文中纵论古今，疏直激切，危语逼人，反复剖析利害，鞭辟入里，了无顾忌。这种风格在《论积贮疏》中也有体现。总之，如此悲忧慷慨地表达政见，真是前所未有，后世不及。

由于贾谊的思想兼受儒、法、道等的影响，故而他的散文有时会体现出法家峭刻质实的文风，有时又带有温厚平易的儒者之文的特点，有时又是诸家兼容，富有变化，极具奇气。

贾谊的文章历来被视为千古绝唱。刘向认为：“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过也。”[18]刘熙载则称赞：“贾生谋虑之文，非策士所能道；经制之文，非经生所能道。汉臣后起者，得其一支一节，皆足以建议朝廷，擅名当时。然熟若其笼罩群有而精之哉！”[19]如此推崇，实不过分。

这一时期与贾谊并称的另一位朝廷作家是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晁错。晁错（约前200—前154年），颍川（今河南禹州）人，生活于文景之际。少学申商刑名之学，受法家思想影响较深。供职朝廷时，曾多次上言，内容涉及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削弱诸侯、更定法令等，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新兴的封建大帝国的统一，和贾谊的主张有明显相通之处。吴楚七国之乱时，晁错作为政治牺牲品被杀。

晁错的政论散文主要有《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贤良文学对策》《言兵事疏》《论削藩疏》等篇。其文章内容不仅适应时代的需要，积极总结古代圣王的统治经验和秦亡的历史教训，而且也和贾谊一样，敏锐地投向事关国计民生、政权安危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其文风不仅疏直激切，而且思想深刻，说理透辟，逻辑严密，妥帖平实。他在《论贵粟疏》中，一开始便指出了汉初在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说明了农业生产的重要，然后又列举事实，分析当时商人兼并农民而引起农民破产流亡的现状及其危害，接着又提出了具体建议。文章毫无耸人听闻之处，但逻辑严密，注重征实。如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论述“民贫”的后果及“贵粟”的方法：“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一环扣一环，这样严密的推理，在一般散文中是罕见的。再如分析农业生产的重要：“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言语相当平实，却也相当有说服力。

如果将贾谊、晁错两人的散文比较一下的话，可以看到，二人在疏直激切上有共同之处，但贾谊更有文采，为文恣肆汪洋，而晁错则质朴平实，说理更为透辟。因此，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说，贾谊、晁错“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惟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少逊”，并称二人之文“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可谓极其贴切地指出了二人的同异。

枚乘和邹阳是这一时期的藩国作家。枚乘的生平，在本章第二节中已有介绍。邹阳，生卒年不详，齐国人。他们二人早年都曾在吴王刘濞门下做文学侍从。后又一起离吴去梁，做了梁孝王的门客。吴王刘濞谋反，枚乘上《谏吴王书》，邹阳作《上吴王书》，分别谏阻吴王勿反。邹阳因为人耿直，事梁孝王时受人谗害而下狱，为了洗冤，于狱中又写了《狱中上梁王书》。这些上书，就成了他们散文创作的代表。

枚乘善赋，散文也写得很好。《谏吴王书》以规劝吴王及早改变谋反之心、归邪于正为主旨，含蓄委婉而又辞意恳切。文中运用了大量的比喻，形象生动而又恰如其分。如讲到吴王谋反的危险性时，连续使用了“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马方骇，鼓而惊之”，“危于累卵，难于上天”等比喻，以示谋反之危险。文章还善用对偶句，骈散结合，句法变化多端，错落有致。读起来朗朗上口，显示出作者极高的驾驭语言的能力。

《狱中上梁王书》则代表了邹阳的风格。邹阳无故被谗害下狱，遂作此文，向梁王诉说自己忠而受谗、贤而遇毁的激愤心情，中心意思是劝人主要明于知人，虚心待士，不要偏听偏信，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士人效忠。文章博引史实，反复辩白，广比长喻，激奋难抑。虽大量引用古代君臣际遇的生动事例，却无重复涩滞之感，具有战国纵横家之风。文中还运用大量排比、对偶句式，构成了一种滔滔滚滚的气势，充分表述了他的无限委屈与愤慨，极为感人。

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所作的《淮南子》，也是这一时期颇具特点的论说散文。该书虽然约成于武帝即位之后，但所代表的仍是汉初的文风。由于《淮南子》的思想倾向以道家为主，且又兼容百家，故而其文想象丰富，描写生动；辞采富丽，奇伟多姿。文中大量运用较为整齐的排比、对偶句式，间以韵语，造成一种滚滚而来的气势，且又具有铿锵悦耳的音乐美。书中又有不少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富于浪漫色彩。

（二）西汉中期的论说散文

自武帝即位以后，西汉进入最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内专制制度加强，儒家思想由最初的缓慢发展，至此已确立了独尊的地位，儒家经学成为显学。这种状况反映在散文创作上，就使得这一时期的散文文风除继续保持汉初那种富于文采、大气磅礴的气势外，开始出现典雅厚重、淳朴质实的儒家风范。这一时期散文创作较有成就的是董仲舒、司马谈、司马相如、东方朔、桓宽等。

董仲舒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春秋繁露》《举贤良对策》等。《举贤良对策》三篇是应武帝策问而作，比较集中地表达了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文章讲天人感应、阴阳灾变，极力主张加强汉皇朝的集权统治，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武帝所采纳。从文章风格看，董仲舒一改汉初贾谊等人豪迈雄健、恣肆汪洋的文风，转为一种淳朴质实的侃侃而论。他广引经典、深奥宏博、有条不紊、从容述说，给人以淳厚典雅之感。他的这种文风是和他所宣传的儒家思想相一致的。这在汉代是一种新的文风，而且，随着儒家经学对汉代社会统治的日益加强，这种典雅厚重的文风也就弥漫开来。

董仲舒之外，著文以阐发自己政治思想和学术见解的还有司马谈。他是司马迁的父亲，武帝时曾任太史令，为司马迁作《史记》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他的论说散文，只有《论六家要指》流传至今。文章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学术的优缺点进行了剖析，指出尽管它们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治世。在六家之中，司马谈倾向于道家，说明他受自汉初以来推行尊奉的黄老思想影响较深。这段文章虽然不长，但对各家各派的评论，准确恰当，要言不繁。思想上有偏重而无偏废，论述当在荀子《非十二子》和庄子《天下篇》之上。在文风上，司马谈与董仲舒有相似之处，典雅庄重，不大肆铺排，以明事晓理为宗。但他又少了董仲舒的迂腐离奇，而是从容陈说，文字贯穿力极强，读后印象极为深刻。

司马相如是以辞赋著称的，但他的论说散文也很受人推崇。他的散文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书》《封禅文》等。其中《谕巴蜀檄》《难蜀父老》代表了他的风格。《谕巴蜀檄》实际上是一篇文告。武帝时唐蒙征发巴蜀吏民以通夜郎、僰中，又征发万余人转运粮草，引起巴蜀百姓骚乱。武帝乃派相如赴蜀责备唐蒙。相如遂作此文以宣圣谕。文章轻描淡写地责备了唐蒙及巴蜀太守，然后便大肆宣扬大汉的声威，替天子文过饰非，思想性较差。《难蜀父老》是为驳斥蜀中父老对打通西南夷所发出的怨言而作，是一篇替朝廷辩护的文章。该文同《谕巴蜀檄》一样，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子教训人，对汉朝天子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思想上也没有多少可取之处。但是，从艺术角度审视，这两篇文章都写得辞藻艳丽，气势不凡，明显地带有大赋的特点。对汉家皇朝极尽讴歌之能事，甚至引用《诗·小雅·北山》中的话状写汉朝的广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汉家力量是何等强大！这些都不同于汉初那种充满政治热情、为朝廷献计献策的文章，虽不免有阿谀之嫌，但也客观上反映了这一时期西汉皇朝空前强盛的现实。

与司马相如不同，东方朔的散文直斥统治者的腐朽生活，以犀利之笔直陈时弊，痛快淋漓，气势高昂。如《谏起上林苑疏》，就针对汉武帝准备表南山以为界、扩大上林苑猎场的做法提出指责，指出起上林苑有“三不可”，其中一不可就是“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是其不可一也”。最后以“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畔，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来警告汉武帝。文章辞旨恳切，用语激烈，其思想风格极像贾谊、晁错。虽然这样的文章不合武帝时好，但能于盛见衰，在文化史上是有地位的。

桓宽的《盐铁论》是宣帝时的一部重要作品。桓宽，字次公，生卒年不详，汝南（今河南上蔡）人，治《公羊春秋》，宣帝时举为郎，是一位博学善属文的学者。《盐铁论》是他根据昭帝时盐铁会议的讨论情况加工整理而成的。不仅是研究汉代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资料，而且是一部别具一格的论说散文。书中采用“二论相订，是非乃见”的方法[20]，比较客观地记载了论辩双方的主要论点和依据，展示了不同人物的风采和当时激烈的辩论情景，博引史实，连类譬喻，尽力铺陈渲染，刻画人物性格，表达自己的爱憎，形象鲜明，气势充沛，具有辞赋化的倾向。到西汉后期，这种纵横议论，气势激昂的文章就不多见了。

（三）西汉后期的论说散文

西汉后期，政治黑暗腐败，盛极一时的西汉皇朝迅速走下坡路。但这时思想领域中的儒学统治却逐渐加强，今文经学泛滥，严重束缚了作家的精神。这一时期，经学教条和神学迷信的内容充斥散文，文章喜引经据典，一派学究气。作家总是在神怪迷信的掩盖下表达见解，匡时救弊。因袭模拟、刻意求深的风气也很盛行。这一时期的散文内容多为阐发经义、宣扬王道、讲论灾变、解说天意，其中虽不乏讽喻诤谏，但多不能击中要害，而且缺乏**和气势，养成了一种自董仲舒开创以来的温柔敦厚的典重文风。这一时期的主要散文作家有刘向、扬雄、褚少孙、贡禹、鲍宣、刘歆等人，尤以刘向、扬雄、刘歆最具代表性。

刘向是西汉著名学者，目录学家和文学家，他和其子刘歆共同完成的《七略》，是中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他还作有辞赋33篇，但绝大多数均已亡佚。他的散文包括奏议、叙录、杂著三大类，这些散文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也暴露出当时的许多社会问题。

奏议是刘向论说散文中成就最高的，他的《谏营延陵过侈疏》针对汉成帝不顾百姓疲弊，大规模修建陵墓进行规谏，文章反复征引史实，深入分析利弊得失，以尧、舜、周公、孔子等圣君明臣主张薄葬和吴王阖闾、秦始皇等昏君厚葬而被掘的事例进行对比，说明有德者可以长久，无德者必定速亡的道理，极有说服力。接着又从正面叙述了营建陵墓给老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劝成帝改变计划。文章用意深切，辞浅理畅，在从容舒缓的叙述中流露出作者匡救时弊的热忱。刘向的其他奏疏，如《使外亲上变事》《条灾异封事》《极谏用外戚封事》等，也都深沉淳厚，“言多痛切，发于至诚”[21]。但文中多讲阴阳灾变，有着浓重的神学意味，这是刘向的局限，同时也说明经学迷信在文化领域渗透之深。总之，刘向的奏议往往比较深刻具体地反映出一些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统治集团内部的重重矛盾以及广大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在思想上也是有成就的。

继刘向之后的另一位散文作家是扬雄。扬雄以辞赋著名，其散文成就不如辞赋，但也有粲然可观者。其所著《法言》是一部尊儒学、崇孔子的著作。文中有不少先进的思想，如肯定变革的重要，认为对先王之道，应该“可则因，否则革”，具有辩证法思想的因素。对盛行当时的谶纬迷信和神仙方术提出怀疑，并有所批判。该书写得古奥典雅，引经据典，使人读后有雍容大度之感。扬雄在《法言》中还提出了不少文学见解，可取之处甚多，但其主张文字的艰深，受到后人訾议。

刘歆是刘向之子，生活于汉末王莽时期。当时，今文经学极盛，学者们拘于章句，烦琐解经，弊端丛生。刘歆对此极为不满，主张将古文经学立于学官，于是写了著名的《移太常博士书》，斥责今文学者，阐述自己的主张。文章首先简要叙述了先秦和西汉初期经学发展的概况，言简意赅，言少事详，文字典实峻洁。接着指出古文《尚书》等三部典籍的重要价值和今文学派学风上的弊端，言之凿凿，无一浮语。最后义正词严地指出今文学者的狭隘自私。文章在批评今文经学的弊端时，用了“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保残守缺”“雷同相从”“随声是非”等词语，攻势凌厉，义辩辞刚，与那种温柔敦厚、渗透了经学气的文风迥然不同。当然，像这种风格的文章在当时毕竟不多见，比较常见的是那些讲天命符瑞的文章。

（四）东汉前期的论说散文

从东汉建立到章帝时期，是东汉国力最强盛的阶段。这一时期，统治者大力提倡儒学和谶纬迷信，使得自西汉后期就已泛滥起来的充斥思想界的神学迷信在此时更加盛行。这种思潮渗透到政治领域，也渗透到散文领域，败坏了文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同时，也有见识高明的思想家和作家站出来批驳这一现象，为散文创作注入了活力。这一时期在论说散文方面取得较高成就的是王充和桓谭。

王充是东汉著名思想家，他的名作《论衡》是一部对古往今来一切学说、思潮加以衡量，评论是非，铨定轻重，批判虚妄之说的著作。书中严厉批判了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和谶纬之学，建立了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王充的文风和他的思想一样，也是很有特点的。首先，王充的文章逻辑周严，能抓住论敌的矛盾谬误狠狠批驳，颇具内在力量，显示出作者思力的超绝和言论的大胆。如《问孔篇》非难孔子，并进而批判东汉的谶纬迷信，从根本上去动摇神学迷信的理论基础，使论敌无法招架。这个特点在《自然》《论死》等篇中也可看到。在逻辑周严方面，王充超过同时代的许多人。其次，《论衡》一书，语言通畅明白，自然流利，有时还形象生动，妙趣横生。如《论死》驳斥人死后能变为鬼的谬论：“天地开辟，人皇以来，随寿而死，若中年夭亡，以亿万数，计今人之数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辄为鬼，则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见鬼，宜见数百千万，满堂盈廷，填塞巷路，不宜徒见一两人也。”真是让人叹服！所以有的学者归纳说：“这种语言和西汉前期那种宏伟壮观的风格是不同的，更和西汉后期以来普遍流行的那种儒雅繁缛，且又好用偶俪的习气截然对立。正是由这种浅近如话、生动活泼的语言，使《论衡》在汉代散文史上独树一帜。”[22]诚哉斯言！当然，《论衡》有时举例过于繁复，影响了文字的精练，此为白璧微瑕。

桓谭（约前38—约32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濉溪县西北）人。东汉初年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是谶纬迷信的反对者。他的《新论》一书和《陈政事疏》《抑谶重赏疏》等奏疏敢于暴露社会现实，大胆批评谶纬迷信和灾异之说，在思想上与王充相通。其文风浅近，不专意雕饰，但剖判问题又深刻锐利，反映出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思辨才能。

（五）东汉后期的论说散文

东汉自和帝即位以后，便开始进入一个动**不安的时期，一直到皇朝灭亡。这一时期，外戚、宦官轮番专权，政治极其黑暗。统治者生活极端糜烂，老百姓则极端困苦，怨声载道。在文化领域，经学渐趋衰落，今古文经学出现融合趋势，老庄学说与佛教逐渐受到人们注意。这些反映在散文创作上，挽救时弊的内容增多，文章已很少有令人窒息的神学气息，也不再是从容不迫的侃侃而谈，而是表现出骏发激切的特点。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崔寔的《政论》、荀悦的《申鉴》以及一些单篇文章，代表了这一时期的风格。

这些政论文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敢于触及现实矛盾，大胆表现作者的忧愤，并提出一些匡时救弊的设想。而在文风上，却又有一些差别。《潜夫论》各篇毫无保留地揭露了东汉后期的种种黑暗现实，具有很强的战斗性，语言刚健有力。《昌言》在批判现实方面不亚于《潜夫论》，文章议论深刻，说理透辟，且骈散相间，挥斥自如，比《潜夫论》更具有文学气息。《政论》同样揭露了一些社会的黑暗，对于时弊的愤慨，和仲长统有些相似。文中有一股郁郁不平之气。《申鉴》对于豪族兼并的现实极为不满，对神学迷信持反对态度。文风有时近于名法，有峭刻质直的印痕。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汉代散文中的骈俪现象早就存在，并随着辞赋的发展而发展。从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到刘歆的《移太常博士书》，骈偶句式不断增加。到东汉前期，论说散文中的骈俪现象就更普遍了。及至东汉后期，如王符、仲长统等，其散文作品几乎成了有规则的骈体文了。这些，都已非常接近魏晋散文。

总之，东汉后期的论说散文已突破了那种经学气十足的儒者之文的局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开了魏晋散文的先声。

二、成就卓著的历史散文

两汉400余年，论说散文风格各异，多姿多彩，成就斐然。与论说散文相比，两汉历史散文更加引人注目。《史记》和《汉书》是这一时期历史散文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两座巍巍高峰，令人有难以企及之感。

（一）《史记》的文学成就

被鲁迅先生称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既是卓绝千古的史学名著，又是雄视百代的历史散文。它在史学上所取得的非凡成就，本卷第十章已有全面论述。这里就其文学成就进行分析，以展现《史记》在传记文学上的崇高地位。

《史记》在文学描写上最引人瞩目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状写人物、铺叙场面、寓论于史以及高超的语言技巧几个方面。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史书，人物是其著作的中心，因而其在描写人物方面的成就也最突出。《史记》之前，《左传》《战国策》等史书都在人物描写方面取得了成就，但由于受著作体裁及作者识力的限制，都没有达到崇高的地位。唯有《史记》，以如椽巨笔向我们展示了上自黄帝、下迄武帝时期三千余年间各阶层、各类型众多人物的活动场景，并通过这些人物的活动，向我们描绘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笔力雄健，奇气迭出，令人目不暇接。

《史记》在描绘人物时有很多可贵的技巧，首先，司马迁善于选择提炼那些最能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材料，写到传记中去，而不是平铺直叙、巨细无遗地写其一生。如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有关蔺相如的事迹，司马迁重点描写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和廉蔺**三件事。表现出蔺相如为维护国家利益不顾个人安危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怨的崇高品质，其他则略去不写。写商鞅，也主要写他的变法主张和活动，并以此反映秦国变法活动中的曲折和新旧势力矛盾的复杂。以活生生的人物带动活泼泼的事件，从而体现了人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次，司马迁善于在矛盾冲突激烈、场面紧张的情景中塑造人物性格。如《刺客列传》，写荆轲向秦王献地图并伺机刺杀秦王的情形，在高度紧张的秦王殿上，与荆轲同行的秦舞阳“色变振恐”。而荆轲却异常镇定，“荆轲顾笑舞阳，前谢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慴。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这正与前面荆轲于易水边上发出“英雄一去不复返”的凛然正气相呼应，写出了荆轲义无反顾、大义凛然的个性特征。再如《项羽本纪》写巨鹿之战，通过破釜沉舟，“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等烘托出项羽的英雄胆略。《史记》中这样的描写相当多。最后，司马迁善于从一些细节出发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如《项羽本纪》开头写项羽少时学书、学剑、学兵法和看到秦始皇出巡说：“彼可取而代也！”这么几个细节，将项羽这位豪放不羁、才力过人、胸怀大志的贵族后裔的形象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又如《李斯列传》开头写李斯年轻时做郡小吏，见到厕中鼠食不洁之物，又受人犬惊吓，而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受惊恐，因以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描写，就将李斯对权势地位的艳羡揭露无遗，暴露出其灵魂的卑污。在《史记》中，这类细节和趣闻俯拾即是，对表现人物性格，增强作品的文学色彩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司马迁描写人物细节，并不仅仅是为了刻画各种栩栩如生的人物，而是要通过人物细节的描写，去反映一定时期的政治风气、政治问题。如《万石张叔列传》几次写到石建、石庆的恭谨的细节，其实并不只是在写他们两个人，而是要通过这些去揭露当时官场中一种恭谨自保、讲究做官的政治风气。如此小心谨慎，从不敢在朝廷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又不关心国计民生的人物，却受到皇帝的礼遇，长期位居高官。可见，文章写这些恭谨的细节，实际上是写当时官场的陈腐风气。

除刻画历史人物取得极高成就外，司马迁还善于铺陈历史场面，往往用浓笔重彩进行描绘，气氛热烈充实。如《项羽本纪》中写鸿门宴这个场面，于井然有序中写出气氛的紧张，写出了众人不同的态度、举止和心理活动，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再如《项羽本纪》中写项羽垓下被围的情景：

项王军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这是一个多么悲凉的场面！豪气盖世的项羽落到这步田地：大军被围，四面楚歌，英雄无奈，仰天长叹。读书至此，莫不让人感慨欷歔！类似于这样的场面描写，在《史记》中屡见不鲜，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在章华台上持璧睨柱，呵叱秦王；《李将军列传》写李广被围；《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灌夫骂座和东朝廷辩等等，写得或惊险、或悲壮、或头绪纷繁、或波澜壮阔，气氛热烈、紧张。可以说，这些场面描写比先秦散文有了长足进步。

《史记》在叙事议论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史记》是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书中多有深邃的哲理和精彩的议论。这些议论和整部著作的记述融为一体，寓论于史，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在议论中，司马迁从来不做喋喋不休的说教，而是兼收先秦诸子散文的优长，其发论方式不一而足：有的是在篇前的序中或在篇末的论中，寥寥数语，开人思路，画龙点睛；有的夹叙夹议，融为一体，一气呵成，论据并茂，令人信服；更多的则是寓论于史，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和判断，方法巧妙，言简意深。有的学者说《史记》重人物描写轻议论说理，是不够全面的。

《史记》有表，表前的序，提纲挈领论述史事，要言不繁而又切中要害。如《秦楚之际月表序》，用简洁的文字概括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趋势，言简意赅，耐人深思。写在各篇后的论赞，更体现出司马迁的个性。如《李将军列传》后面的论：“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绘出李广的朴实形象，并给予了令人亲切而又很高的评价。至于夹叙夹议和寓论于史，《史记》中就更多了。前者可以《货殖列传》为典型，融史实和议论为一体，读之娓娓不倦。后者如《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写叔孙通，通篇无一语呵贬，而是借当时人物语言来刻画叔孙通的嘴脸。通过四次论断，使人认识到叔孙通是一个不讲是非曲直而与时进退、以面谀得势的人。对于司马迁寓论于史的写作手法，白寿彝先生的评价是极为精当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的本事是很高明的。他结合具体史事，吸收当时人的评论或反映，不用作者出头露面就给历史人物作了论断。更妙的是，在他吸收的这些评论或反映又是记述历史事实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写，落墨不多，生动深刻，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并有余味。”[23]

司马迁具有极强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史记》在语言上的成就历来被人推崇。从总体上看，《史记》的语言朴拙浑厚、疏宕简洁、潇洒自如，不着意雕饰。但同时又表现出风格多样的一面。它往往会随着各篇内容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使语言与表达的内容达到高度的和谐一致。如记战争、绘英雄的篇章，语言也雄武激越，《项羽本纪》《卫将军骠骑列传》皆是。记法家人物、酷吏的篇章，语言冷峻峭刻，《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商君列传》《酷吏列传》皆是。歌颂作者景仰爱戴的人物的篇章，语言充满**，感慨万端，如《屈原贾生列传》《鲁仲连列传》。状写善于用兵的名将，语言轻捷灵动，能放能收，如《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写以谋略见长的人物，语言诙诡绮丽，变幻莫测，如《高祖本纪》《留侯世家》。写无耻儒生，语言极尽嘲讽，如《叔孙通列传》。写《滑稽列传》，语言则充满幽默诙谐。如此多样的风格汇于一书之中，又能融洽一起，把各种类型的事件、人物都描绘得惟妙惟肖，非有高超识力者不能为之。

《史记》的语言尽管变化多端，但它基本上又是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创造而成的，故而司马迁很善于运用口语和个性化语言赋予历史人物以特点。如《陈涉世家》写陈涉旧友进入陈涉宫殿时惊呼：“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描绘一般贫民少见多怪的情形。又如《张丞相列传》写刘邦向周昌征询废太子立赵王之事，周昌盛怒，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将周昌因盛怒而导致“期期”的口吃之声极传神地写了出来，人们几乎都可以想象出周昌红头涨脸的模样。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可以说，《史记》以逼真的口语表现人物的个性和典型性，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另外，《史记》还大量地吸收了民间的歌谣、谚语、俗语来叙事或评论，丰富了自身的语言表现。如《淮南衡山列传》中的“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的“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货殖列传》中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白起王翦列传》中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佞幸列传》中的“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等等，都用得恰到好处，生动活泼，极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史记》中的语言后来有许多成了成语，如指鹿为马、毛遂自荐、完璧归赵、后来居上、负荆请罪、背水一战、兔死狗烹等，为丰富汉语语汇作出了贡献。

总之，《史记》是司马迁一生心血的结晶，也是中国史学自先秦发展到西汉，与这个强大皇朝风云际会的结果，它体现出这个强大皇朝积蕴甚深的文化和力量。从文学成就看，《史记》带有武帝时期散文的基本特征。司马迁抱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在饱受“宫刑”屈辱的情况下创作《史记》，更使他认识到封建专制的残酷。他在书中刻画了一大批品行卓异、具有英雄性格的人，对他们的人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他们的不幸遭遇给予了极大的同情，笔端常带感情。《史记》气势雄浑，如江河东流，滚滚滔滔，奇气迭出，与那种温柔敦厚的儒者之文迥然不同。他在严格忠实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采用一些艺术加工的方法，发展先秦史传文学与诸子散文的优长部分，文直事核地将几千年历史生动地再现到人们面前，雄视百代，卓绝千古，永远值得人们学习。

《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对后世影响很大。由于《史记》人物传记故事情节生动、曲折，人物形象鲜明，后世的《东周列国志》《西汉通俗演义》等小说和《鸿门宴》等戏曲，都取材于它。后世的一些传奇小说和志怪小说的写作，从唐传奇到清代的《聊斋志异》，也都曾从《史记》的人物传记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史记》在语言上务求平易简洁，不求艰深，因之唐宋以来的古文家和散文家，在反对形式主义的繁缛和艰涩古奥的文风时，往往标举《史记》。

（二）典雅优美的《汉书》

《汉书》还善于刻画人物。西汉一代的各阶层人物，在班固生花妙笔之下，异态纷呈，个性鲜明。和司马迁一样，班固不仅善于状写人物事业大节，还特别善于在细节上刻画人物，以见其人格和心灵。如《王莽传》记王莽未得位时侍王凤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为夫人，皆惊”等事，刻画了他的虚伪、矫饰。《陈万年传》中记陈万年教子，其子陈咸瞌睡不止，万年大怒，问其故，陈咸说：“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一个“谄”字，将陈万年为人的谄媚奉迎、卑鄙无耻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班固还通过刻画人物来表现当时的人情世态、官场丑恶。如《朱买臣传》写朱买臣拜官前后众人对他的态度，朱买臣未出示印绶之前，“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对他不理不睬，及至看到印绶，个个战战兢兢，互相推推挤挤，在院里排好队，等着拜谒买臣。班固巧妙地着意描写官吏们当场由极其傲慢到大惊失色的明显变化，刻画他们惯于欺下媚上的卑琐心理，借此反映了整个官场的庸俗、虚伪习气，不用一句评论，极尽讽刺意味。班固还在书中塑造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如《杨胡朱梅云传》中记朱云直谏之事：

成帝时，丞相故安昌侯张禹以帝师位特进，甚尊重。云上书求见，公卿在前，云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谓鄙夫不可与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致者也。臣愿赐上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上问：“谁也？”对曰：“安昌侯张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云呼曰：“臣得下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知圣朝何如耳？”御史遂将云去。

在这里，班固一反典雅淳厚的写作风格，写得惊天动地，鬼泣神惊，将朱云激切直谏、忠贞报国的刚直性格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人一读难忘。另外，班固在《苏武传》中还为人们塑造了一个刚正报国、坚贞不屈的民族英雄形象。该传写得沉郁顿挫，慷慨生色。

《汉书》在文学表现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收录了大量优秀文章。纵观历代纪传体史书，《汉书》所收文章数量之多，堪称第一。西汉一代有价值的文章，《汉书》几乎搜罗殆尽。更为重要的是，班固能将这些文章熔冶剪裁，使之与《汉书》文字有机汇合，为《汉书》增添了文采，“使其叙事简明而翔实，立论义赅而理丰，传人准确而生动”[26]。

总之，和《史记》一样，《汉书》在文字表述上也达到了极高的程度，诚如南朝史学家范晔所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娓娓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27]《汉书》在后代也一直受到人们推崇，被当作古文写作的典范。

除《史记》、《汉书》外，汉代还有一些颇有成就的史传散文。如刘向的《列女传》，写得简练传神；赵晔的《吴越春秋》，描写细致入微，情节生动离奇；袁康的《越绝书》，写得博丽奥衍，纵横排宕，颇有浪漫气息。这些作品在写法上更近于小说，表现了历史散文向小说过渡的趋势，开了魏晋小说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