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部大一统皇朝的信史

《汉书》作者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省扶风县）人。出身于显赫的豪强世家，曾祖班况的女儿在成帝时被选入宫为婕妤，班婕妤的三个兄弟都官居显要，班氏一门荣宠已极。时人有言：“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倾动前朝，熏灼四方。”[55]这样的家庭出身，奠定了班固对汉朝的感情基础。

班固的家庭还具有优良的学术传统。他的伯祖班伯、班斿，堂伯班嗣都是一时知名的学者。父亲班彪在史学上卓有建树，曾作《史记后传》数十篇，对班固的史学事业，有直接影响。

《汉书》书影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所记基本上是从汉高祖初起到王莽败亡的西汉（包括新朝）230余年的历史。全书80余万字，原为百篇，后人析为120卷。由纪、表、志、传四个有机部分组成。包括本纪12篇，西汉的执政者，从汉高祖、惠帝、吕后到平帝各占一篇，实际是全书的纲领。表8篇，有《异姓诸侯王表》、《诸侯王表》、《王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用简明方式揭示出历史的变化及内在联系。志10篇，有《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所记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是全面反映社会面貌的记述载体。列传70篇，记载了从陈胜、项羽到王莽等西汉社会各界的代表人物，也记载民族地区、外国以及其他不便于载入纪、表、志中的史实，是全书的细目。

《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一统的皇朝史。为了突出西汉大一统皇朝的历史成就，如实反映西汉的规模气象，班固在著述体例上下了很大功夫。他采用司马迁创造的纪传史体，而把它改造为断代体制。他用纪、表反映出西汉一代兴亡大势；用志反映出西汉的一统规模、典章制度，以至社会经济、文化全貌；用传反映出西汉丰富的历史现象和复杂的历史变化；用《地理志》和少数民族各传记述了各民族各地区的发展演变情况，以及各族人民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内联系、交往，共同生产劳动的历史。自觉地用适当的史学形式去反映社会格局的变化，用亘古未有的历史著作来记述亘古未有的大一统皇朝，这是《汉书》最重要的历史价值。

《汉书》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它的取材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史记》以及诸家补续《史记》之作等其他史著，《春秋繁露》、《洪范五行传论》、《七略》、《三统历谱》等其他学术著作，国家档案、政府公文、皇帝诏令、群臣奏章、百家杂说等文字材料以及民谣、谚语、传说等口碑史料。利用丰富材料，《汉书》对《史记》所记武帝以前史实作了必要增补，所记内容更加翔实。

对于史料的真伪，班固作了大量考订工作。东方朔因滑稽多智，深受人们喜爱，所以后世往往“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造成很大混乱。班固经过认真考辨、甄别，在《东方朔传赞》中详记了东方朔文章篇目，并特别告诉读者：“凡刘向所录朔书俱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对于不能确定的史实，班固一般都直接作出交代，如《张汤传赞》言：“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这反映出班固忠实于历史的严肃态度。史料搜罗的广泛和史实考订的认真，保证了《汉书》历史记载的翔实可信。长期以来，它一直作为西汉的信史而受到人们钟爱，直到现在仍然是研究西汉历史最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班固对《史记》所作的“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56]的评价，也是他对《汉书》的根本要求。武帝“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57]的恶政；成帝宠信赵氏姐妹，毒杀亲子的罪行；诸侯王的奢**不法；酷吏的草菅人命……都在《汉书》中得到如实记载。

班固对史学的鉴戒作用有明确的认识。他以对历史的准确记述为基础，展开了对西汉历史问题的研究。通过揭示昭宣中兴时期以及宣帝统治前后期社会、民情和统治政策的细微变化，《汉书》用生动的事实说明统治政策并无万应灵方，只有随着历史变化采取不同的对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同时，书中也交代出在变化中有不变的东西存在，抓住治民这一封建政治的关键环节是霍光、宣帝和魏相、丙吉的共同成功经验。这又为统治阶层指明了治国的根本大计。这样的记载可以使人们更准确地认识西汉社会，也为人们认识和研究历史现象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显示出班固历史考察的深度，证明了《汉书》珍贵的实录价值和鉴戒功能。

二、首创纪传体断代史

班固首创纪传体断代史在历史编纂学上是一个创举。此前“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没有任何一部史书完整记载过一个朝代的历史，这与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往往与朝代更迭相结合的特点没有取得一致，是史学落后于社会的表现。自《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58]，才改变了这种状况，揭开了史学发展的新篇章。

断代史虽然有不易反映历史发展联系的弱点，但它的优点还是主要的。尤其是断代史与纪传体相结合，使它们各自的长处得到充分发挥，为记载中国历史，找到了最好的表现形式，是传统史学中其他任何史体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正因为如此，《汉书》的创建得到历代史家的尊重和历史的认可，纪传体断代史成为中国史学的主导流派，得到充分发展。现存二十四史中，除《史记》、《南史》、《北史》等书之外，其余各史都是断代体制。从晋到隋这一史学繁荣期出现的大量史书，也多是断代史，自唐以后更形成官设史局为前朝修史的制度，使中国古代历史记载连续不断，构成完整系统。这是《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作出的突出贡献。

《史记》首创纪传体是中国历史学成熟的标志。《汉书》继《史记》而起，它对于《史记》体制上的粗疏之处作了技术改进，也出于断代需要，对《史记》体例作了调整，形成以“体方用智”为特色的纪传体断代史新格局，推动了纪传史体的进一步发展。

《汉书》对纪、表、志、传诸部分都作了改造、补充，进一步明确了它们各自的功能，确立起整齐划一的纪传体规模，在记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方面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史记》的本纪体例繁杂，五帝、夏、商、周、秦、项羽各本纪的写法都很不同。《汉书》则把本纪统一改为以帝王为中心的编年大事记，确立了一帝一纪的基本模式。《史记》的项羽、高后二本纪，名曰本纪，实则传体。《汉书》对本纪作出统一要求，如《高后纪》只详大事，摒弃琐碎，把一些具体史实归入相应列传中，这就使本纪体例更为严整，更好地发挥了它的纲领作用。至于志、表，《汉书》除在笔法上更为严谨外，主要是新增加了《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等篇目。它们扩大了纪传体史书的容量，成为后起各正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造后的《汉书》十志在记述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很多创新，具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在历史撰述的成熟程度上，是其他史著很难企及的。后来书志体逐步发展，并从纪传体中分离出来，形成史学流派之一的典志体，也与《汉书》十志撰写成功的影响有一定关系。《汉书》对列传的改动也很大。它适应历史的变化，去掉世家，把这部分内容并入列传，简化了纪传史体。《史记》的列传在体例上很不一致，《汉书》作了整齐划一的工作。它改变了《史记》传主年代顺序混杂不一的状况，所记人物大体以年代顺序相次，读者批阅可参照前后，容易获取对各历史阶段的全面认识。它改变了《史记》列传编排凌杂参差的做法，基本是专传合传在前，类传统一编排在后，类传的顺序也是先中国后四夷。这就使全书眉朗目清，条理分明，给读者提供了很大方便。它也改变了《史记》列传随意命名的方式，基本上统一以姓名标目。这体现了史、汉的圆方差异，难评高下，但《汉书》篇目整齐，对后世影响要大一些。

在体例上，《史记》的“圆而神”，与《汉书》的“方以智”各具特点，又能各极其致，因而未可轩轾。但是，“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59]，则是我们必须肯定的。

三、多种专史领域的开拓

《汉书》以十志为主干展开多种专史的撰述，为古代学术开辟了新领域，也在扩展纪传史体容量，扩大史书记事范围方面作出重大突破。在这个突破中，班固既为人们提供了广泛丰富的知识，显示出《汉书》的博洽，又对封建社会及历史问题作了积极探讨，阐发出他成熟的历史见解。

书中各专门史的撰述围绕着国家职能、社会经济、民族历史和学术文化几个方面展开。

对国家职能的阐述在书中占首要地位，成就也最大。

《礼乐志》对《史记》的《礼书》、《乐书》作了大量改订增补，是《汉书》阐述国家典章制度的重要篇章。篇中以礼为重点，首先阐述了礼乐的各自功能和它们治国平天下的重要作用，接着叙述了周至东汉初礼乐制度演化情况。本志的主旨是汉代没有建立起与其统治规模相适应的礼乐制度，这是不能以王道化天下的根本症结。礼乐是封建政治的核心，后起诸史的书志中一般都有这部分内容，但能写出《汉书·礼乐志》这样水平的却不多。

《刑法志》是《汉书》新创立的篇目，也是书中写得最好的篇章之一。志中介绍了由古至汉兵刑制度演化梗概，重点叙述的是汉代法制情况。班固在志中探讨了刑狱失平之由，结合东汉初期的社会现状，提出很有价值的使政清刑平的具体建议。体现了他政治主张的切实，也表现出他把历史引入现实的撰史倾向。可贵的是，班固还把法制与教化结合起来做了综合考察和研究，指出以教化为本，以刑法为辅才能收到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的效果。《刑法志》是简明刑法史，也是封建社会的法制教科书。它开启了史书和政书中刑法志的撰写，也是古代刑法专著的滥觞之作，在史学、法学和社会政治、法制建设方面都作出了贡献。

《地理志》也是班固的一个创建。志中详述了古今地理沿革、汉代行政区划、户籍人数、土俗民风、各地物产等。志中有关国家职能的记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各郡国的详细记载，反映西汉的政权结构和大一统规模；二是通过考察各地风俗，为国家因地制宜地施行统治提供依据。《地理志》的撰写在史学上具有重大意义，它大大发展了《禹贡》的记述方式，成为后世史书中地理、郡国诸志的典范，也对地志诸作有很大影响。清代以来《地理志》成为历史地理学者热门的研究对象，由此推动了西北地理之学的发展。

《百官公卿表》这一体制为《汉书》首创。它用简明方式记录了西汉三公九卿的迁免死。它的序长达5000余字，名曰表序，实为志体。其中除阐述秦汉的官制概貌及沿革，反映中央政权的组织结构情况外，还论述了各职官的基本职能及设置得失。它为封建政权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组织章程，且开正史记述职官制度之先河。

《汉书》对社会经济的记述，主要通过《食货志》、《货殖传》展开。

《食货志》是书中的优秀篇章，主要记述从古代到王莽时期的经济情况及历史演变。它以耕织为中心线索，把食、货分为上下两篇，抓住了中国封建社会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特点。《汉书·食货志》较《史记·平准书》有很大进步：第一，它的叙述分门别类，脉络清楚，改变了《平准书》农业与工商经济混杂的撰述方式。第二，它的记述范围有很大扩展，《平准书》以汉代为限，《食货志》却贯通古今。第三，它的材料搜集也更齐全，先进的生产技术，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及可取的有关政策，它都详细作了记载。第四，《平准书》主要是对汉代，特别是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进行讽刺、批判，没有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食货志》则系统阐述了班固的经济观点，《汉书》的富于建设性，可以在《食货志》中得到较充分证明。

《汉书·货殖传》是对经贸活动的总体及个案介绍。它对《史记·货殖列传》在史实上没作太大补充，在思想观点上则表现出很大差异。司马迁对富利的认识与理解，较多摆脱了儒家义利观的束缚，体现出他的异端色彩，具有超前意识。班固对经贸活动的看法则同社会的经济、礼仪、教化、治安等现实环节联系更为紧密，表现出更多的现实性。

《汉书》在民族史的撰述上也有很大进展。它通过《匈奴传》、《西域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较完整记录了周边各少数民族历史，比《史记》增加了相当多的历史事实。《汉书》的民族史记述，展现出国内外各族人民生产劳动及民族政权建设和社会发展历史，也反映了在汉一统政权之下，国内各民族交好、征战，并逐渐融合的历史。在对内意义上，它开阔了各族人民的胸襟，在对外意义上，它放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促进了民族思想的发展。在史学上，它对史书中记载这方面内容优良传统的形成有所推动，后世史学对此踵续不绝，才使这些国家和民族地区的历史得到较完整记录，这对世界文明也是一个贡献。

《汉书》对学术文化史的记述主要集中于《律历志》、《天文志》、《五行志》、《艺文志》、《儒林传》及各学者的合传或专传中。

《五行志》为班固首创，记载了从古到汉的自然现象及与人事参验情况，罗列了董仲舒、刘向、刘歆等人的五行灾异学说，可说是天人感应学说的教材，因此历来受人攻击较多。但我们客观些分析就会得出如下认识：（1）这种学说在当时客观存在，而且流行很广，史家有责任把它记录下来。（2）在封建迷信外衣下，本志记载了许多自然现象及其变异情况，具有科学史研究价值。（3）志中的灾异说在封建社会里对最高统治者有警戒作用，志中修人事以胜妖孽的观点有积极意义。

《艺文志》是班固首创的篇章，是我国现存第一部目录学专著。本志在大小序中详述古代各家学派的学术特点及其得失，作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工作，可抵一部学术简史。《艺文志》开创了史志目录这一目录学重要流派，推进了古代文献学的发展。《艺文志》也具有积极的思想价值。在东汉初图谶盛行之时，它却不收录谶纬之书，反映出人文主义倾向。在术数类各小序中，班固还表述了他对阴阳杂占、望星卜蓍等学说的怀疑及否定态度。

《汉书·儒林传》是儒家思想发展变化的专史。它与《艺文志》有机结合，再配以各学者的专传，较完整地反映出古代特别是西汉的思想学术情况。

四、史观中的进步因素

《汉书》中有较浓的封建正宗思想色彩，这反映了时代特点。指出这一点很必要，对此进行适当批评也是正确的，但用超时代的标准去要求班固，过分贬抑《汉书》就不太妥当了。按现在的标准衡量，正宗思想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当然很不好。但在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正宗思想对于建立正常政治经济秩序，推动历史前进所起的积极作用却是主要的。

对于班固的宣汉，人们进行了较多攻击，认为这反映了他思想的保守。如果把这一问题放到它所处的历史环境里，就会得出公允一些的结论。首先，汉代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当时需要由封建地主政权领导社会，推动社会的发展。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宣扬汉朝的历史功绩，增强社会凝聚力，是应该肯定的。其次，针对当时盛行的复古倒退思潮，宣汉也是社会前进的需要。最后，处在社会蓬勃向上的发展时期，每个对历史前途充满信心，具有责任感的思想家、史学家都会热情讴歌当今的，司马迁、王充都是如此。对此，我们应作出积极评价。

《汉书》缺乏《史记》那样耀眼的思想光华，司马迁敏锐冷峻的历史眼光也是班固望尘莫及的，但在对封建政治的深刻感受、对社会建设的丰富见解方面，班固却似乎稍胜一筹。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对于游侠的个人节义行为做了热情赞颂，表达了他反传统的思想见解，这在封建社会里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司马迁往往在对个人行为的过分关注之中，忽略了对社会的考虑，对于某些游侠的不当行为，他也做了不适当的宣扬。班固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思想出发，考察了游侠产生及演化的源流，肯定了游侠的一些可取之处，也揭示出他们对社会的危害，呼吁将游侠导入道德轨道，这对社会的安定与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汉书·游侠传》修正了《史记·游侠列传》的一些观点，思想价值有所降低，但班固立足社会现实，明于国家大体的长处却是司马迁所不及的。

《汉书》也阐发了一些进步的历史思想，具有珍贵的价值。

从班固为《汉书》这部断代史提出“究其终始强弱之变”[60]，和“列其行事，以传世变”[61]的任务看，他对历史变化问题，是有比较明确认识的。据此，他提出顺时宜的主张。这一命题有两个基本内涵。其一是要根据历史本身的变化来调整政策措施和人们的行为，他引用严安的话“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62]，说明不能顺时更化的严重后果。对于“法难数变”的迂腐之论，他批评是“庸人不达，疑塞治道”[63]。这些都体现了他顺时推移的卓越见解。其二是历史运行既有变化性，又有连续性，因而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对前代遗产的取舍。“汉承秦制”在历史上有一定必然性，班固看到了秦代在职官等政治制度上变革的正确性，因而充分肯定汉对此“因循而不革”，是“明简易，随时宜也”[64]。这种有因有革的观点体现了班固变化思想的丰富性。《汉书》中顺时应变的观点给古代历史思想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后来的思想家、改革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对于历史的发展进步问题，《汉书》中似乎没有太明白的表述。但说它的基本思想倾向是重今略古的却没有什么问题。班固把文、景时期与周代成、康之时并提，认为宣帝中兴可以“侔德殷宗、周宣”[65]，甚至评价汉朝“基隆于羲、农，规广于黄、唐”[66]，可以说明当今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班固还对复古倒退的思想及行为进行了批判，这在《王莽传》中反映得最为集中。

天人关系讨论的实际上是历史动力问题，这一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中心论题。班固对此表现出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认为天人之间的感应是存在的。在《汉书》中他宣扬了君权神授、谴告说以至五行灾异等神学迷信学说。另一方面他又对过分宣扬这些学说表示出保留、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阐发出一些很有价值的理论观点。

在天人关系中，班固经常表现出人事重于天道的思想意向。《汉书》中用很多史实论证了修德以胜天道的观点，这与人定胜天的思想相比虽然有很大距离，但它已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放到了重要地位，在天人感应之说甚嚣尘上之时，是很不容易的。《汉书》中有时还把天意与民心看作一个统一体。“天人同心，人心说则天意解矣”[67]，“为政而宜于民者，功成事立，则受天禄而永年命”[68]，都把渺茫难知的天意具体化为民意，天意变成了空壳，民意成为它的具体内涵。这种对天与民的折衷处理，把落脚点放到民心上，体现的仍是重人事思想。

班固所说的天，有时指的是势或时。对于王莽篡汉他所讲的天时，对于刘邦帝业之兴他所讲的时势，指的都是客观历史条件造成的一种事件发展倾向或趋势。这其实接触到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问题，具有唯物主义因素。

《汉书》对天人关系的回答中，最有价值的是它对求仙祭祀和谶纬符命的批判。《汉书·郊祀志》继承《史记·封禅书》的批判精神，对秦始皇、汉武帝所从事宗教迷信活动的愚蠢、可笑作了揭露。在志的最后，班固还引用谷永之言进行总结：“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或以神怪，知万物之情，不可罔以非类。”在迷信思潮乌烟瘴气之时，这是指点迷津的药石之言。《汉书》对谶纬符命的批判，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在东汉初谶纬符命活动搞得沸沸扬扬之时，班固以王莽为靶子，借助历史武器对它的骗人真相进行揭发批判，起到了警醒人心，教育民众的作用，成为当时反神学思潮的一部分。

《汉书》中还有很可贵的重民思想。书中把合民心作为历史活动的目的和评价历史行为或政策措施的标准。在封建政治中抓住了关键环节，显示了班固历史见解的深刻。这个观点与人道主义有些接近，与唯物史观还有一定差距，但在以神性扼杀人性的封建社会里，它闪烁着理性的光芒。班固还认为民心关乎国家盛衰，这又把重民看作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这是班固通过历史研究总结出来的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结论，显示出《汉书》中蕴藏的历史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