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际，史学有所发展。第一，《史记》开创的纪传体裁被史家认可，确立了它的地位，对它进行补续形成风气；《史记》的撰述成就对当时学者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它的评议促进了史学的发展。第二，成帝、哀帝时由刘向、刘歆父子负责进行国家图书的整理校订工作，创立了历史文献学的基本规模。这一时期，史学表现出较重的正宗化倾向，统治阶级通过各种方式对史学施加了更大的影响。

一、对《史记》的补续与评论

司马迁曾表示他写的书要“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37]。他去世时，《史记》没有马上流传开来，宣帝时由其外孙杨恽公布于世。问世之初，它的开创性成就即吸引了历史学家的注意，纷纷对之模仿、学习。从宣帝时到班固《汉书》修成的一百七八十年间，补续、评论《史记》形成风气，推动了史学的发展。

现在所见的《史记》，已非司马迁初撰时原貌，可能在初传之时，就有了残缺，也有人作了改窜。班彪、班固父子在谈到《史记》时，都说：“十篇缺焉”[38]，“十篇缺，有录无书”[39]。他们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三国魏人张晏还列出了所缺十篇的目录：“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张晏之说不完全准确[40]，但提供了亡篇的大致线索。

现在所知最早进行补撰《史记》工作的，是汉元帝、成帝之时的褚少孙。张晏称：“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41]四篇之外，《三代世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传》、《滑稽列传》等篇中，也可见到褚少孙补作的痕迹。褚作从语言到思想与司马迁原作均不可同日而语，张晏之言有一定道理，但其功终不可没。刘向的弟子冯商可能也对《史记》作了补撰工作。清人沈钦韩在《汉书疏证》卷二十四说：“景武纪、将相名臣表、礼乐律志、韦贤等传，或是冯商所续也。”

唐代刘知几在《史通·古今正史》中，对两汉之际《史记》的续作情况作了概括介绍：“《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这些续作中，刘向、刘歆父子和扬雄的工作影响较大。刘向可能是最早续作《史记》的人。读《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赞》，可知刘向曾续撰赵广汉、尹翁归、韩延寿三传。刘歆在王莽当政之时，曾对一些古书作过手脚，有人怀疑《史记》的许多篇章也经过了他的窜改。扬雄所续，包括西汉中晚期宣帝至平帝之间七八十年的历史，数量可能很可观。

续作《史记》成就最大的，是《汉书》作者班固的父亲班彪。班彪“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他认为当时人对《史记》的续作，“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于是“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42]。班彪的续作有很高成就，为班固《汉书》的写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这一时期对《史记》的评论，反映了史学的正宗化倾向。当时的史家多推崇司马迁的史才，称赞《史记》叙事的成就和体例的完善，对其思想观点则提出异议。刘向和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43]。可扬雄又讥其“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44]。东汉明帝也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言，扬名后世。”但不满意于《史记》“微文刺讥，贬损当世”，认为司马迁“非谊士也”[45]。

班彪是当时的大史学家，有很强的封建正宗意识。从根本上说，他对《史记》的看法，未脱时人窠臼。但他在对从古至汉史学系统考察基础上，“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对《史记》的议论代表了当时史学评论的最高水平。他说：

……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46]

通过对《史记》的评论，他表述出对史学的系统见解。“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是他对史学性质、功能的概括，其中既包括对史书作用的表述，也包括对于史书的思想要求。他以《春秋》之义要求史书，明确提出“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的史学评价标准。这样的原则性看法对封建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技术方面，他提出许多具体看法，肯定司马迁的成就，也谈出他认为《史记》存在的不足。这些看法不见得完全正确，但作为对史书的技术要求，具有很强指导作用。

总的看来，对《史记》的补续、评论促进了当时史学的发展，但正宗史家继承了司马迁技术方面的成就，抛弃了他思想的精华。这大致决定了后来史学发展的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书》正是两汉之际史学的代表与总结。

二、刘向、刘歆父子的史学活动

刘向、刘歆是两汉之际最负盛名的学者。他们的政治立场不同，在经学上属于不同派别，思想上却都是阴阳五行学说的鼓吹者。

刘向、刘歆父子所著《洪范五行传论》和《三统历谱》，在班固的《汉书》中得到部分保存。他们以神学为主导的历史观，上承董仲舒，下启《白虎通义》，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刘向父子在历史上建立的最大功绩，是先后主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盛大的图书整理事业。他们以成功的实践，树立了文献校理的范例，确立了中国古代文献学的基本规模。

中国古代文献号称繁富，但传世行远，殊属不易。秦始皇和项羽燔灭文章、焚毁秦宫的行为，曾给古代典籍造成毁灭性灾难。汉朝建立之后，虽然“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一些古籍得以复出，但到武帝之时，仍有“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之叹。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47]，在搜求、整理书籍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此后，经昭、宣、元、成四世，图书搜集已很有成绩。古代书籍因竹简繁重，丝帛昂贵，故多为零篇单行。加之流传已久，既有妄人纷然淆乱之失，又难免编残简脱、鲁鱼豕亥之误。因而堆积如山的书籍，如不加以清理，终为废品一堆，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在成帝命谒者陈农大举访求天下图书的基础上，于河平三年（前26年）发起空前的图籍整理之役。

这次大规模校书行动，起初由刘向总揽全局，并具体负责整理六经、诸子、诗赋三类图书，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分别校理兵书、数术、方技三类图书。同时聘请刘歆、杜参、班斿等学有专长的青年学者协助工作。刘向从河平三年到逝世的二十余年，主要精力萃聚于此。刘向死后，哀帝命刘歆继承父业，主持其事，直至全部完成。

刘向父子先后主持的这次校书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功。经过他们父子数人几十年的努力，大批散佚图书复其旧观；无数残篇断简，聚成完璧；众多尘封虫蠹秘籍，传世行远。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之事。

他们的校书实践和理论总结，在历史文献学上有筚路蓝缕之功。

他们校书的第一步是整理定本。这一工作有较适当的规程，归纳起来，约有数端：

1．广求异本，择善而从。古书写本众多，差别较大，要想整理出可读的善本，广罗异本、积累丰富校勘材料是必要的前提。从现存刘向校书的叙录中，可知他们参校版本之多。《管子书录》曰：“臣向言：‘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48]以公私所藏大量异本进行对勘，使校勘质量得到一定保证。

2．去复补缺，整齐篇目。校书中版本众多，出入很大，其中各书篇章有很多彼此重复者，也有不少此有彼无者。他们对此进行了整理错乱，去除重复，互补缺篇的工作。从《晏子叙录》中，可了解这一工作的梗概：“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重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49]古书往往单篇独立，不相联系，有的虽连缀成书，却无有篇目，或次序杂乱。刘向等人在校定篇章的基础上，也做了条别篇目，排列目次的工作。对于《晏子》，他们排定《内篇·谏上》为第一，至《外篇·不合经术者》为第八。对于《礼记》，定《乐本》为第一，至《窦公》为第二十三。现代目录学家姚名达评述：“此种化零为整，分疆划域之工作，实使流动不居，增减不常之古书，凝固为一定之形态。”[50]

3．校正文字，补足脱简。刘向校书技术已很成熟，他自言其方法为：“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在校雠中发现误字则予以改定，发现脱简则一一补足。

4．命定书名，缮写定本。当时所藏各书，不但篇简错乱，书名也紊杂无绪。对书同名异者，他们于校定篇章文字后，废弃异号，确定新名。如《战国策》：“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之为策谋，宜为《战国策》。”[51]虽有简策，而无书名者，刘向则于编辑之后，予以命名。上述工作之后，就是杀青、缮写了。他们在最后定本时也很慎重，“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52]。在竹本上改正无误后，才缮写上帛成为定本。

此外，他们的校理工作，还包括辑佚、辨伪等项内容，对于文献学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

在校正定本的基础上，他们为便于管理使用图书，又进行了“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53]的撰写叙录和分类编排图书目录，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工作，创立了古代目录学的基本格局。

叙录就是书目解题，主要是介绍作者，略述全书大旨，起到指导阅读的作用。对刘向撰写叙录的义例，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溯源篇》作了概要的评述：

（1）著录书名与篇目：……（2）叙述雠校之原委：将版本之同异，篇数之多少，文字之讹谬，简策之脱略，书名之异称，举凡一切有关雠校之原委，与校书人之姓名及上书之年月，无不备著于录，使学者得悉一书写定之经过。（3）介绍著者之生平与思想：……似此综述著者生平梗概，语简而意赅，著者精神既能活跃于纸上，学者于其所著之书自有不得不看之势。……至于不知著者为谁，则又有不知则阙疑之例……（4）说明书名之含义，著书之原委，及书之性质：……似此将一书主旨，扼要表出，使学者一望而知其书之性质，从而判别应读与否，此项工作效率之伟大，实超过其他各项工作一倍。无其他各项工作，固不能使此事臻于完善；然使徒有其他各项工作，而少此一着，是犹画龙而不点睛也。（5）辨别书之真伪：古书失传，往往有伪本冒替；后人著作，有时亦依托古人。向等校书，竟已先见及此。……使学者洞悉各书之真伪，不为伪书所欺。其功大矣。（6）评论思想或史事之是非：向等校书，非特介绍著者之思想与书之内容而已，对于思想之价值或其书所载之史事，辄加以主观之批判。……（7）叙述学术源流：……盖欲论一家思想之是非，非推究其思想之渊源，比较其与各家思想之同异不可。……（8）判定书之价值：……其结论虽未必全是，要之，此种判定一书价值之语，在叙录中要不可缺。如其或缺，则于学者择书殊少帮助也。经此八项工作，合其所得为一篇文章，是名《叙录》，载在本书。书既有录，学者可一览而得其指归，然后因录以求书，因书而研究学术，无茫然不知所从之苦，无浪费精神之弊。而目录之学亦已由校雠之学蜕化而形成一部分矣。

各书叙录既成，再将其汇编成帙就是图书目录了。当然图书目录并不是叙录的简单合并，而是在对各类图书均有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图书分类加以编排。刘向校书二十余年，所校每一部书都撰写了叙录，他在世时，把叙录汇辑成书的工作已有相当规模，《别录》可能就是稿本。刘向死后，刘歆继任总纂，在短期内纂成《七略》，必定是在刘向的工作基础上，有所本而成。因此，《七略》应当看作是他们父子二人的成果。现在《别录》、《七略》都已亡佚，虽有辑本行世，但都是零篇断简。《七略》由班固删节后，编为《汉书·艺文志》，可算亡而未亡，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幸事。

图书分类是一种专门学问，有很高的学术要求。在刘向、刘歆父子以前已有学术分类的观念，有些大的学术分类也已较明确。《七略》中除《辑略》是将各类图书的大小序汇辑而成外，所分的6类图书：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在刘向接受校书任务时，已经确定。刘向父子的最主要贡献是在大类（略）之下，分出小类（种）。六艺略分为9种：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诸子略分为10种：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诗赋略分为5种：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诗歌。兵书略分为4种：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数术略分为6种：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方技略分4种：医经、经方、房中、神仙。通过分类使图书各有统属，按部就班，不但给读者按类求书提供了方便，更为考察学术流别奠定了基础。这对学术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目录学安身立命的根本即在于此。刘向父子所分图书6类38种，是对当时学术状况的准确反映，表现出把握学术的非凡功力。

《七略》作为体例比较完善的目录学著作，还通过它的大小序，很好发挥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

它的大序，总述大类学术的特点与得失。现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的《六艺略》大序，是一篇洗练精辟的经学总论：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它的小序论述专门学术的源流得失，与大序作纲目配合，更好发挥简明学术史的作用。《七略》中的小序写得都很有质量。“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54]对于道家的宗旨、特点、得失以至发展源流，这个小序分析得相当准确。

大小序可以说是目录书的灵魂，如无古今学术条贯于胸中，是断然写不出来的。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叙》中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这是深有体会之言。

刘向父子编制的目录学著作，对各门学术的发展、学术分类观念的演进，以及目录学科的成熟，都有相当大的促进。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目录书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史的主要表现形式。范文澜先生把《七略》与《史记》并称为汉代史学史上的辉煌成就，是很恰当的。

纵观刘向父子在文献学上的功绩，可以得出如下认识：第一，他们整理了当时的大量图书，为后人研究、利用提供了很好的读本。今天我们对古代学术的了解，与他们的工作直接相关。第二，他们创立了校雠学的基本方法，为后人进行古籍校勘整理树立了良好的范例。第三，发展了学术分类观念，他们对学术源流及演变的考察与介绍，确立了目录学的基本构架，使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成为目录学的良好传统。第四，他们对古代学术的爬梳、清理，为后人认识古代学术提供了有益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