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马迁的生平和著史动机

《史记》本名《太史公书》，作者司马迁，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或说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前135年），卒于武帝晚年，大约活了50岁。他出生在一个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任汉太史令，是个有成就的学者，所著《论六家要指》，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司马谈有很强的历史著述责任感，曾进行一些汉史的撰述工作，为《史记》的写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司马迁像

司马迁幼年在家乡生活，10岁左右随父亲到长安，开始研读古文。他跟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向董仲舒学过《春秋公羊传》，又博览六艺、百家杂语及天文、律历、地理、医药等自然科学知识，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20岁起出外游历，考察民情，询问典故，足迹遍于长江中下游和山东、河南一带。后来又奉命出使西南夷，这些经历大大开拓了他的胸襟，开阔了他的眼界，成为他成功撰写《史记》的一个重要因素。

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迁回到长安。这时汉武帝正在举行封禅的旷世大典，司马谈有病滞留洛阳，未能参加，因而“发愤且卒”。司马迁见到他时，他向司马迁倾诉了自己著史的宏愿：“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个遗嘱表现了司马谈作为史家的高度责任感，对司马迁有很深的触动。司马迁在病榻前流泪表示：一定要继承父亲遗愿，“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16]。继父志而修史，是司马迁著史的动机之一。

过了3年，司马迁果然任太史令。他先主持了一次有名的历法改革，废除已不适用的颛顼历，改用比较精密的太初历。当时史官的主要职责有二：一为司天，二为记事。因此司马迁对于改历之事非常看重，认为这是自己平生必做的两大重要事业之一。在《太史公自序》中，特别提示：“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

司马迁任太史令后，便开始了《史记》的写作。可是不久，一场意外的灾难降临到他的身上。李陵败没匈奴，汉武帝召问时，他说了几句公道话。汉武帝疑心他是在讥刺宠臣李广利，于是将他逮捕入狱。在“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17]的情况下，为了完成著史宏愿，他忍辱接受了宫刑。这一人生变故使他对封建政治和社会现实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后，他忍辱负重，以先贤的事迹激励自己，终于用毕生心血写成了千古不朽的历史巨著——《史记》。

除继承父亲遗志外，司马迁修史的更重要动机是要像孔子修《春秋》那样，实现以史书服务于社会的崇高目的。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说得很清楚：“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后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表白了他以孔子为榜样，修史以正世道人心的热切济世情怀和崇高史家责任感。

司马迁修《史记》，也是为了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此时汉统一大帝国已建立几十年，武帝时期在巩固大一统政权方面又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成就，客观上需要把它记录下来，作一古今比较，完成宣汉的历史使命。

二、《史记》的体例与内容特点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对自己的著述旨趣作了一个概括的说明：“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8]成一家之言反映了他以史学名家的意愿。对于他的一家之言，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成就一部亘古未有的历史著作，二是从思想上阐发出他对历史的独到见解。

《史记》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大部分组成，本纪可看作是全书的纲领，按年代记载一代盛衰大事；表以谱表方式记录某些历史现象的变化；书记载典章制度或经济文化等现象，具有专史性质；世家融合本纪、列传两种形式，记录诸侯及重要历史人物的家族或集团历史；列传主要记载人物，也记载一些不便收入其他部分的史实。《史记》熔五种体裁于一炉，形成一个新的互相配合的整体，创建了全新的综合性的史体——纪传体。纪传体可以最大限度地从多侧面反映社会历史全貌，其容量之大，表现力之丰富，是传统史学中其他任何史体都不能比的。

《史记》书影

对于这种体制，司马迁自己作了很贴切的说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幅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19]可以看出这种宏大规模和全面赅备的表述形式，与封建一统政权的国家规模气度及社会结构层次是相符合的。因此，可以说它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这种结构形式有着其他体裁无法比拟的优点，又与封建国家制度有十分契合的关系，所以司马迁创造的纪传体史书成为中国史书的最主要体裁，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历代统治者也将之目为正史。

《史记》是一部规模宏大的中国通史。在纵的方面，它记载了从传说时代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大约3000年的历史。这部通史贯彻了详近略远的原则，特别注意当代史的撰述。全书130篇中，写楚汉战争之后百余年史实的占半数以上。这固然是发扬了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更重要的是为了突出宣传汉朝的功业，完成宣汉的历史使命。横的方面，它记载了中原地区以至西到中亚，北至大漠，南至南越，东至大海这一广阔地域上各民族及中央与地方政权的历史活动。在记述范围上，它几乎囊括了社会历史所有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交通、民族、民俗、宗教等各方面内容。所记人物则包括社会各阶层，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卜者、游侠、医生、以至农工商贾，都在书中得到反映。可以说它是一部组织严密、内容丰富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巨著。这样广阔时空与丰富内容的结合，使它成为前无古人的开创之作。

为了做到记载上的真实，司马迁非常注意广泛搜求材料。他本人读过许多书，当时又正值汉政府“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记，皆充秘府”[20]，司马迁作为史官，“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这些为《史记》的取材广博，创造了方便条件。可贵的是，司马迁并不满足于简单罗列、排比材料，而是在广搜博采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细致的考订，下功夫予以剪裁。他把这个工作叫作“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21]，力求提供出准确的史实，给人以系统的教益。他还多次深入民间，向故老采访口碑史料，补充或订正有关史实。

司马迁继承了古代史家书法不隐的优良品质，敢于恣情奋笔，无所阿容。在历史撰述上，特别是汉代史的撰述上表现出不畏强御，追求历史真实的可贵精神。对汉代各帝王及权贵的记述中，他力求如实反映出他们的功过得失。在他笔下我们既感受到高祖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气概，也看到了此人贪财好色、自私自利的流氓相。对汉武帝这位当代帝王，书中既肯定了他创造的丰功伟业，也敢于写出他大兴功业，造成国家凋敝的过失。因此，他的《史记》得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22]的赞誉，一直被视为信史，成为了解和研究先秦、秦汉史的最重要材料。

《史记》是一部成功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史兼美的佳作。它的语言简洁、生动、传神，在铺陈形势、描写场面、塑造人物、摹写战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它的各个表序都能用简练明快的笔法，把历史变化大势清晰地勾勒出来。在写场面方面，《项羽本纪》中对鸿门宴的描写，可算作典范，历来受到人们赞叹。在司马迁的笔下，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一波三折的情节变化，呼之欲出的人物动作、神态、语言，历历如在目前，造成身临其境的效果。它写战争非常逼真，能把战争的宏大场面、激战情景、紧张气氛以及参战人员的士气如实地描绘出来。写人物更是司马迁的特长。书中所记几百个历史人物，个个形象丰满，栩栩如生。司马迁还特别善于通过细节揭示人物特点，甚至反映社会风气。《史记》高度的文学成就，也奠定了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它与《汉书》作为汉代散文的范本，哺育了历代的文学家与文史爱好者。

三、《史记》的思想价值

司马迁对历史现象及其规律作了深入的研究，在《史记》中阐发出许多卓越的思想观点，这是它具有永久魅力的关键所在。对于它的思想价值，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一）究天人之际

天人关系在汉代是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最重要的现实问题，司马迁对此作出很好的回答。从根本上说，他不可能完全挣脱当时居统治地位的官方天人合一思想体系的藩篱，但他对此作了自己的思考，表述出一些与时人不同的卓越见解。在书中，他着重强调人的作用，对于天道鬼神表现出怀疑的态度，对于求仙方术等低级迷信，则作了辛辣的讽刺与批判。

书中有很多光辉的论点，闪耀着理性的光芒。他力图把天与人分开来看，对于天，他经常赋予自然的含义，把天道作为应当遵循的自然法则。他同意父亲的说法：“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23]这是讲人的农事等行为要顺应自然界的变化，是一种唯物的态度。他有时还把天看作一种“时”或“势”，即自然形成的事态发展变化倾向。这种变化倾向其实也是受客观条件支配的，如他在《魏世家》中讲“天方令秦平海内”，这个“天”，就是一种客观趋势，指的是秦通过累世经营已具备了统一天下的历史条件。《秦楚之际月表》中言汉高祖称帝，“岂非天哉，岂非天哉”！也是说汉举措得当，很好利用了历史提供的绝好机会。

司马迁非常看重人的作用，在书中多处讲人谋问题。《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对外大智大勇，面对强秦无所畏惧，捍卫国家利益；对内虚怀若谷，顾全大局，以退让求得内部团结。对他的智勇双全由衷地赞叹。《陈丞相世家》写陈平有智有谋，所以能屡屡化险为夷，得到善终。他常用历史事实反驳天道决定人事的说法。《史记》详细记载项羽失败的历史过程，指出项羽的失败是由于自己的失误，批驳了项羽将失败归之于天意的说法：“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24]

对当时流行的天命决定个人吉凶祸福的看法，他提出疑问。在《伯夷列传》，他以伯夷叔齐为例，反问：“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他进一步指出善恶与祸福关系的颠倒，是古往今来人们习见的普遍现象：“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他继续追问，既然如此，“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对这个诘难，天命论者是无言以对的。

对于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的天人感应理论，他经常进行理论上的批驳。他评论阴阳学说的创始者邹衍，本来就“其语闳大不经”[25]，其说被方士利用后，更是“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26]，把五行灾异学说的虚妄性质揭露得很透彻。当时许多学者将社会变故与书传所载灾异相比附，他却明白指出：“其占验凌杂米盐。”[27]对于以占星望气预卜吉凶的学说，他直接予以否定：“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28]，不可相信。

在《封禅书》中，他对方士们神仙方术的荒诞无稽和秦始皇、汉武帝执迷于其中的愚蠢，作了辛辣的讽刺与嘲笑。他用很大篇幅写汉武帝网罗了许多神仙方术之士，指望他们使自己成仙得道，虽然不断发现方士们的骗局，一次一次地失望，却执迷不悟，“冀遇其真”，因而访仙求道、修建神祠的事越来越多。司马迁用一句话，“然其效可睹矣”，点破了武帝的这种痴心妄想是多么荒诞可笑。在篇末他点明著此篇的旨趣在于：“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说明他洞悉这些活动的真相，而有意给后人提供一份活生生的教材。

（二）通古今之变

汉代人具有雄视八荒的开阔视野和探问宇宙的理论勇气，古今问题是他们关心的热点。公孙弘、董仲舒、刘向等人都提出过探究古今之义的理论要求，但在他们眼中，古今虽然是一个历史过程，在本质上却是没有变化的。司马迁的高明之处在于，不但指出历史有着生生不已、日新月异的变化，而且还要在古今的变化中总结出“成败兴坏之理”[29]来。

司马迁用“原始察终”[30]的方法，考察历史的变化原委。《史记》的十表是最大限度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每个表都能写出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写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变了些什么。把这些表合起来，可以清楚看出从三代、宗周经春秋、战国到秦汉悠久历史时期的巨大历史变化，显示出他对古今之变的贯通理解。他紧紧把握住这个变化大趋势，赞扬顺应并推进历史变化的进步举措。他肯定战国时期的变法。指出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收到了富国强兵，使“诸侯患楚之强”[31]的效果，商鞅变法“居五年，秦人富强”，“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32]。在《六国年表序》中，他分析了战国的形势之后，指出虽然“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表彰了秦统一六国的功劳，认为这是历史上的创举。他还批评了当时一些见识短浅的人，说他们“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耳食无异，悲夫”！

司马迁对历史与社会现象有深入的观察与思考。“见盛观衰”[33]是他对《史记》提出的历史认识要求。汉兴至于武帝之初，天下出现空前的繁盛景象，司马迁却看出：“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指出在繁荣的表象下，已潜藏着深刻的危机，提醒人们：“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可惜的是汉武帝没能采取有力措施，消弭潜在危机，却利用多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大兴功业，频繁扰民。司马迁在人们盛赞武帝建树不朽历史功绩之时，一再讲述“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相奉，百姓抏獘以巧法，财赂衰秏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34]等历史事实，说明武帝的文治武功，付出的是险些倾覆政权的沉重代价。

《史记》明言要从历史记述中，“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司马迁不把历史看成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认为其中有成败兴坏的道理，并打算去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相当高的理论要求，是非常难得的。

人心向背是成败兴亡的关键，这是书中反复强调的历史结论。在对从陈胜举事到汉高祖称帝，“八年之间，天下三嬗”[35]，这一大起大落的复杂历史的记述中，我们看到司马迁始终把民心放在重要地位：秦因暴政使天下离心；陈胜在骤兴面前忘乎所以，以至于众叛亲离；项羽到处烧杀，令人失望；刘邦处处留意安民，因而天下归心，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书中论述的历史变化规律之一，是上述所言“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说的是事物发展到了极点，常有向相反方向转化的可能。这个观点有辩证法因素。“承弊易变，使人不倦”[36]，则表述了顺应历史规律，采取主动行为，便会取得历史成就的思想。这个思想具有很现实的指导价值。

对于历史变化趋势，司马迁也作了积极的探讨。他在《天官书》中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此言有神秘主义意味，可试图把握住历史阶段性特点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书中的另一句话：“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总结了三代施政的特点，并提升为普遍规律。这个论点来自董仲舒，是以历史循环论为特色的，但其中体现的辩证思维却很有意义。

（三）社会、经济思想

司马迁对当时社会的一些弊病，看得很清楚。他指出武帝滥事征伐，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对于兴利之臣盘剥百姓，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兴利措施“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的小利大弊，作了细致分析。他对酷吏残害民众的罪行痛心疾首，作了真切报道，千载之后读之仍令人发指。

在敏锐观察的基础上，他对封建社会的某些根本弊端作了深刻揭露。《酷吏列传》记载酷吏杜周在断狱时，上下其手以讨武帝欢心。有人责备他：“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他恬然回答：“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不只是摹写酷吏的“善候伺”，更重要的是揭露了封建法律以当权者爱憎为尺度的实质。封建道德与法律一样，有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实质内涵，也就有对不同等级使用不同标准的外在表现，书中以犀利的笔调，揭开蒙在道德表面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游侠列传》在披陈了种种社会不公平现象之后，论说道：“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司马迁意识到物质生产对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财富对社会政治关系和社会意识的决定性作用。在《货殖列传》，他从四个方面论述经济的社会作用：第一，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是天然合理，无可非议的。他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这对统治者君子不言利的假惺惺说教，是理性的反抗。第二，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会推动社会生产的分工和经济的发展，这不是政治力量所能创造出来的。他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第三，他指出财富占有的情况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奴役者和被奴役者的区别，而且这是具有普遍性的道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第四，财富的占有情况也决定了人们的道德观念，富有者的道德是维持他们的利益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这段话不但指出了经济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而且揭示了封建社会道德的本质。

《史记》阐发的闪耀着真理光芒的卓越见解，为中华古代文明贡献出一份宝贵财富，对于历代进步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司马迁等人的异端思想不绝如线，构成思想史上一道特殊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