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代的史官与起居注

西汉的史官设置大体与秦相同，御史官属中有御史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可能也兼司记注之职。奉常属官有太史令丞，司马谈与司马迁父子就先后任过太史令之职。《汉仪注》以太史公为官名，以为“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69]前人指出太史公当为太史令之尊称，且其位不会在丞相之上，很有道理。但太史令掌天下计书，并仿《春秋》之体记事的说法应当是可信的。《汉书·艺文志》言：“太史试学童，能讽字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可见当时的太史令仍兼掌文字。

王莽对复古改制有深厚兴趣，于居摄元年“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听政事，侍旁记疏言行”[70]。显然这是模仿“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71]的古制。至于此制实行情况，则不得而知。

东汉时期，由少府官属兰台令史掌管图籍秘书，或兼撰史传。班固曾任兰台令史，在任上撰光武帝本纪及平林、新市及光武功臣等列传、载记28篇。杨终任郡小吏，撰《哀牢传》，得到明帝赏识，征诣兰台，专任史职。章帝以后，图籍与撰著之所移至东观。安帝永初四年（110年）邓太后曾“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订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72]。此后东汉政府的修史活动多在此进行。

两汉时代起居注的修撰初具规模。

《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汉著记》百九十篇”，颜师古注曰：“若今之起居注。”今人研究认为“著记”或作“著纪”，就是“注记”，体例为兼记天人之事，可以看作是起居注的前身，《汉书》十二本纪多取材于此。[73]《汉书·律历志》有关于西汉十二帝（包括吕后）、孺子、王莽、更始帝、东汉光武帝《著纪》的记载，可知西汉历朝直至东汉初都修有《著记》。另外《隋书·经籍志》提到：“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后汉明德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则汉时起居，似在宫中，为女史之职。然皆零落，不可复知。”武帝的《禁中起居注》与上述所言各帝《著记》不知是什么样的关系，也不知是何种体制。所谓“然则汉时起居，似在宫中，为女史之职”云云，只是猜测之词，但西汉从侍立柱下记言记行，到修成较有系统的类似起居注的著作，已有较稳定的工作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汉书·艺文志》还著录有“《汉大年纪》五篇”，体例与具体内容已不可考，从名称上看应当是类似《春秋》的大事编年性质的著作，也许只具事目的编年纪事传统到西汉仍在继续。

人们普遍认为起居注的正式修撰，始于东汉明德马皇后所修《明帝起居注》。《后汉书·皇后纪》中有“（马皇后）自撰《显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参医药事”的记载。马皇后以皇后身份亲撰起居注，与后世史官专掌此职，且帝王不得过问的做法不同。两汉的著记与起居注，也许采取的都是临时指派人员进行修撰的办法。马皇后到献帝之间起居注修撰情况无闻。献帝时，荀悦曾两次建议备置史官以修史，不仅记政事，而且记内事，以作皇帝起居注。到唐初修《隋书·经籍志》时，汉代起居注存者只有《汉献帝起居注》，说明他的建议得到采纳，并取得实效。

二、《东观汉记》的修撰

东汉一代官修史书的最大成绩是《东观汉记》一书的修撰。这是东汉历朝陆续修撰而成的当代史，是我国第一部官修的纪传体史书。此书初名《汉记》，后人因其书主要成于皇家藏书之所东观，故以地名冠之。

明帝时，班固继父志修撰《汉书》，有人告发他私改国史。明帝见到班固的书稿，明白了他撰史的本意，被他过人的史才打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让他与陈宗、尹敏、孟异等人共同写作《世祖本纪》。此后，他又受命与以上三人，及杜抚、马严、刘复、贾逵等修成新市、平林、公孙述及光武帝的功臣等列传、载记28篇。这是《东观汉记》修撰的开始。

刘珍、李尤等人去世后，顺帝命伏无忌、黄景踵续其事。他们写出了《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南单于》、《西羌传》、《地理志》等篇章。桓帝时，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等人受诏修撰桓帝祖、父，顺帝皇后，顺帝功臣诸传，又将若干人事迹补入《儒林传》、《外戚传》，并作《百官表》。至此，《东观汉记》已成百余篇，有了相当的规模。伏无忌、黄景也参加了桓帝时的修史工作。

据《隋书·经籍志》著录，《东观汉记》有143卷。由于本身残缺不全，又成于众手，水平参差不齐，加上范晔所修《后汉书》等记载后汉历史的书籍陆续撰成等原因，到隋唐时此书有些篇章即开始缺失，元以后全书亡佚。清代开始有人作此书的辑佚工作，今人吴树平所辑《东观汉记校注》，搜罗材料较全，但此书散佚既久，已无法复其旧观。

这部书在中国史学史上有一定地位。对于它的价值，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认识：

第一，它是中国第一部官修纪传体当代史，不但开创了后世官修国史之例，而且为此后历代官修国史的修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在我国修史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它占有不可忽视的特殊地位。

第二，它是以当代人修撰当代史，本来就有取材上的便利，加上政府的大力支持，因而参考了当时能搜集到的大量官私文献资料，保留了丰富的原始材料，成为东汉历史材料的宝库。此后诸家后汉史著作，基本都以它为主要材料来源。

第三，在体例上它有一些创新，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如设载记记述割据一方的历史人物史事，为后妃以外的妇女立传等，促进了史书体例的丰富。

第四，从三国到晋，此书一直被人看重，与《史记》、《汉书》并称为“三史”，是当时人们学习历史知识的主要书籍之一，产生了很大的学术与社会影响。

三、《汉纪》和荀悦的史学思想

《汉纪》是成书于汉代的又一部史学名著。全书30卷，约18万字，主要记载西汉一代政治上的成败得失。汉献帝喜欢读书，很想从前朝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可感到《汉书》文繁难省，不便阅览，于是命荀悦用编年体对《汉书》加以改编。荀悦奉命后，用3年时间写成此书奏上。

荀悦字仲豫，出身于颍川名族，生于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卒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209年）。他博闻多识，长于著述，除《汉纪》外，还著有政论著作《申鉴》5卷。

《汉纪》是一部编年体断代史，它发展了《春秋》、《左传》开创的体例，而建立了断代的规模具备的编年史体。以往《春秋》只记事，基本不记言，只有事目不具详情。《左传》克服了这个缺点，但体例庞杂，对于无年月可考或不便分散于年月之下的史事没能作出适当的安排，因而也限制了自身的表现力。《汉纪》在体例上有很大改进。书中基本按年月编排史事，对于无年月可考或不便分散于年月之下的史事，用连类列举的方法作出很好的安排。例如张骞通使西域和西域各国不可不记，按时间分散去写，又会造成史实支离破碎的后果，《汉纪》便在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张骞封博望侯”之下，先记张骞的出使，接着记西域诸国。这一记事方法被称为“类叙法”，是《汉纪》在体例上的一个很重要创造，对于后来的编年史有相当大的影响。《汉纪》把纪传体史书在篇末以论赞形式集中进行历史评论的方法，引入编年史体之中，在每个帝纪之后写出赞语，发展了《左传》“君子曰”在文中夹议的方式，提高了编年体史书的理论总结能力，增强了这一史体的历史教育功能。

编年纪事是中国史学古老的传统，以《春秋》、《左传》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曾在古代史坛上独领**。但《史记》、《汉书》等规模宏大、囊括力强的纪传体史书出现后，立即受到人们青睐，编年体却相形见绌，长期被冷落。《汉纪》撰写的成功，使人们对这一体裁刮目相看，认识到它的相对优势。于是编年史体重新崛起，从此，“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75]。编年体获得了与纪传体并驾齐驱的地位，中国史学迈入进一步发展的坦途。

荀悦处于东汉末衰乱之世，力图通过修《汉纪》为社会提供有益的鉴戒。他宣称：

凡《汉纪》，有法式焉，有监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贤臣命世立业，群后之盛勋，髦俊之遗事。是故质之事实而不诬，通之万方而不泥。可以兴，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兹亦有国之常训，典籍之渊林。[76]

《汉纪》是自觉把写史与封建政治结合起来的史学作品。书中丰富的内容，大多与治乱安危密切相关，而唐太宗从封建政治角度，对这部书概括出的“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77]则是根本性的。

为治之体应包括治国与安民两大方面。对于国家管理，书中既总结了文帝、景帝、霍光等实行的妥善政策措施，也对西汉一代典章制度的得失，作了系统评论。读之可以给人以较深的历史教育。荀悦有很突出的重民思想。书中论道：“圣王之有天下，非以自为，所以为民也。”正确的理民指导思想应该是，君主“不得专其权利，与天下同之，唯义而已，无所私焉”[78]。基于这样的认识，书中比较注意记载西汉一代的经济发展情况，强调丰衣足食对于社会安定以至道德建设的重要作用。书中还经常以是否利民作为评判是非得失的标准，对君主集权专制的弊端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

他认为“非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统之者，君臣也。”[79]君臣承担着统理天下的重任，他们的贤否直接关系天下兴亡。君臣之义的最高体现，就是君明臣贤，上下相得，并力为治。这个看法较之于片面强调忠君，要通达得多。书中着力记载西汉一代明主贤臣治国安邦的成功经验，特别是记录了大量忠臣直谏的感人事迹。对于健康地协调君臣关系，很有裨益。

荀悦在古代史学理论上有杰出的建树。他在前人看法的基础上，对史学提出进一步的系统要求。《汉纪》卷一明确表述：“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达道义”指的是在史书中讲明事物之理和社会伦理道德原则；“彰法式”是指阐扬维护统治秩序的法制与典则；“通古今”指通晓古今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著功勋”与“表贤能”是表彰有助于社会建设的行为和有杰出贡献的人物，这五条原则从不同角度明白道出史学为社会服务的宗旨，尤其是“达道义”和“彰法式”的提出，扩大了对史学功能的认识，丰富了古代史学理论体系。他所谓的道义、法式云云有着鲜明的封建色彩，表明他对封建史学与封建政治的关系，较前人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在《申鉴》中，荀悦说得更清楚明白：“君举必书，臧否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章，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人惧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赏罚，以辅德政。”在对史学惩恶劝善功能的强调上，他似乎没有新的发明，但“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这句话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几乎成为后人立身行事的座右铭。

荀悦对史学与封建政治关系的这些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史学正宗化的着力点和基本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1] 《史记·秦本纪》。

[2] 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42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3] 《史记·萧相国世家》。

[4] 《汉书·艺文志》。

[5] 裴骃：《史记集解·张丞相列传》、司马贞：《史记索隐·张丞相列传》。

[6] 《史记·秦始皇本纪》。

[7] 《司马迁所见书考》。

[8] 《史记·六国年表序》。

[9] 《睡虎地秦墓竹简》。

[10] 《史记·李斯列传》。

[11] 以上引文均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12] 同上。

[13] 《史记·高祖本纪》。

[14]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15] 《史记·秦始皇本纪赞》。

[16] 《史记·太史公自序》。

[17] 《汉书·司马迁传》。

[18] 《汉书·司马迁传》。

[19] 《史记·太史公自序》。

[20] 《汉书·艺文志》。

[21] 《史记·太史公自序》。

[22] 《汉书·司马迁传》。

[23] 《史记·太史公自序》。

[24] 《史记·项羽本纪》。

[25]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26] 《史记·封禅书》。

[27] 《史记·天官书》。

[28] 《史记·太史公自序》。

[29] 《汉书·司马迁传》。

[30] 《史记·太史公自序》。

[31]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32] 《史记·商君列传》。

[33] 《史记·太史公自序》。

[34] 《史记·平准书》。

[35] 《史记·太史公自序》。

[36] 《史记·高祖本纪》。

[37] 《史记·太史公自序》。

[38] 《后汉书·班彪传》。

[39] 《汉书·司马迁传》。

[40] 唐代颜师古即指出其中明显的错误：“序目本无兵书，张云亡失，此说非也。”张、颜之说均见《汉书·司马迁传》颜师古注。

[41] 《汉书·司马迁传》颜师古注。

[42] 《后汉书·班彪传》。

[43] 《汉书·司马迁传》。

[44] 《汉书·扬雄传》。

[45] 《文选》卷四十八引班固《典引序》。

[46] 《后汉书·班彪传》。

[47] 以上引文均见《汉书·艺文志》。

[48] 严可均辑《全汉文》卷三十七。

[49] 严可均辑《全汉文》卷三十七。

[50]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39页，上海，上海书店，1983。

[51] 严可均辑《全汉文》卷三十七引《战国策叙录》。

[52] 《太平御览》卷六○六。

[53] 《汉书·艺文志》。

[54] 《汉书·艺文志》，这个小序可能经过了班固的加工，但基本思想应是刘氏父子的。

[55] 《汉书·谷永传》。

[56] 《汉书·司马迁传赞》。

[57] 《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

[58] 刘知几：《史通·六家》。

[59]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

[60] 《汉书·诸侯王表序》。

[61] 《汉书·货殖传》。

[62] 《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63] 《汉书·刑法志》。

[64] 《汉书·百官公卿表》。

[65] 《汉书·宣帝纪》。

[66] 《汉书·叙传》。

[67]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68] 《汉书·刑法志》。

[69] 《汉书·司马迁传》如淳注引。

[70] 《汉书·王莽传》。

[71] 《礼记·玉藻》。

[72] 《后汉书·安帝纪》。

[73] 参见朱希祖：《汉十二著纪考》，《国学季刊》。

[74]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2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75] 刘知几：《史通·二体》。

[76] 《汉纪·序》。

[77] 《旧唐书·李大亮传》。

[78] 《汉纪》卷五。

[79] 《申鉴·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