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有伦理特色的中国思想史上，义利问题成为许多思想家极为关注的问题。而义利观念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理论阐发到实际操作，从国家治理到个人修养，随处可见义利观的影子。

先秦思想家对义利问题已进行了较为深刻的阐说，而且直接影响了后世义利观的取舍标准。秦汉时期，人们在继承先秦思想家义利观的同时，又提出了自己对义利问题的各种看法，为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吕不韦集门客编撰《吕氏春秋》，其中就提到以义治国的问题，书中说：“凡治国，令其民争行义也；乱国，令其民争为不义也。强国，令其民争乐用也；弱国，令其民争竞不用也。夫争行义乐用与争为不义竞不用，此其为祸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载。”[61]义是善，是一种道德价值，是超越物质价值的。义所达到、所蕴含的不是感性的功利目的，而是维护人之为人的尊严，是超功利的。如果君王治理国家，能引导民众趋义，国家必然大治。

西汉初年，陆贾继承先秦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指出“君子笃于义而薄于利”[62]，主张“先道而后利”。并把主于义还是主于利当作区分君子、小人的标准，“君子以义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利相乱，贤者以义相治。《穀梁传》曰：‘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63]陆贾没有把义、利对立起来，认为义利只有厚薄先后之别，重义者为君子贤者，重利者为小人愚者。这显然是先秦重义轻利、君子小人之别的继续。

西汉中期，董仲舒又提出了颇具特色的义利观。他认为，人天生就有好义和欲利两种心理，因为义和利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两个基本方面，都是人生所需要的：义可以养心，利可以养身。“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64]

心跟身比较，心比身重要，所以充实人们精神生活的义要比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利重要。历史上像孔子的学生原宪、曾参等人，都是深明大义而物质生活却极其贫苦的，别人羡慕他们的行为，他们也感到很乐观，精神是充实的。相反，有一些人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却不施行仁义，甚至大行不义。他们虽然物质上很丰富，但是精神上却是空虚的。由于他们干的坏事多，或者死于犯罪，或者死于忧愁，总之，他们都不能快乐地活到老。经过这么一番论证，董仲舒认为，“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65]，即以培养道义精神作为养生的根本。通过把握道义，理解人生的价值所在，有了超越个人功利际遇的崇高境界，虽身处贫贱，也能以其行为为荣。所以，“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66]。

董仲舒认识到，利，也就是所谓物质生活，关系到社会的治乱。他指出，那些居高官享厚禄的人“已受大（大利），又取小（小利）”，盘剥贫寒小民以攫取微利，“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这是造成“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的重要原因。[67]况且“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68]，统治者暴虐百姓，贫苦百姓“穷急愁苦”，以致“不乐生”、“不避死”、“不避罪”，以暴力反抗贪官苛政，这便是“乱之所从生”的原因。因此，董仲舒从物质生活入手，提出将物质利益“度而调均之”的“调均”思想。所谓“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69]董仲舒所谓调均，就是取长补短，取富济贫，使富的人足以显示自己的高贵而不至于骄横，使贫穷人可以勉强生活下去而不至于忧愁。这样也就上下安定了。董仲舒的调均并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绝对平等，而是承认贫富贵贱的差别，但反对差别过分扩大，以致两极分化。

董仲舒反对争个人之利，即私利。上面提到的董氏所论证的“利”，都指私利而言。对于公利，董仲舒是颇为重视的，指出圣人以“为天下兴利”为要务。他说：“天道积聚众精以为光，圣人积聚众善以为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圣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量势立权，因事制义。故圣人之为天下兴利也，其犹春气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为天下除害也，若川渎之泻于海也，各顺其势倾侧而制于南北。故异孔而同归，殊施而钧德，其趣于兴利除害一也。……不能致功，虽有贤名，不予之赏。……则百官勤职，争进其功。”[70]圣人积聚众善以为功，此“善”即为天下兴利除害。董仲舒还认为人君应以“爱利天下”为意，他说：“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人主出此四者义则世治，不义则世乱。”[71]君主应以求天下公利为目的，好恶喜怒都是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这四种手段如系“以爱利天下为意”，则谓之义；否则谓不义。在这里，超越个人私利之上的天下公利，实际上就成了人们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以天下公利为意，本身就是义。可见，董仲舒所轻视的利乃是个人之私利，对于天下之公利，董仲舒是重视的。

在义利问题上，董仲舒还提出过一个著名论题，那就是《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中的：“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这句话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被班固改造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很明显，董仲舒将道与谊（义）放在了功与利的前面，表达的依然是重义轻利的思想。但这里的利与功指的却是私利、私功，不是指公利。董仲舒要求统治者树立义重于利的观念，全心全意考虑义的问题，不再谋自己的私利。但当统治者以“为天下兴利”为务，而不再谋个人或少数人之私利时，“为天下兴利”便是义了。由于董仲舒在这一论题中将义、利对举，有浓烈的“义利之辨”的味道，故而对后世思想影响很大，宋明儒者多奉为圭臬。

董仲舒之后，两汉时代的人们在义利观上虽都不出重义轻利之一途，但各家所论因出发点不同，侧重也有所不同，或主张义利对立，或认为义利统一，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

与董仲舒同时代的司马迁，在义利问题上有着独特的看法，他在探寻古今之变的历史过程中，比较深刻地认识到物质利益的重要性，充分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合理的。他认为求利致富是“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72]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都是为了求富取利而奔波忙碌。他认为所谓的“仁义”，是依附在物质利益这一基础之上的。他引用并发挥《管子》的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73]道德行为是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相联系的，道德并不是天赋的。仁义也是受制于经济利益的。司马迁不脱离物质利益而空言仁义，并把求富取利看作一种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反映了他在封建伦理道德上所具有的革新精神。

但是，司马迁又绝不是个利益至上论者。他在肯定“好利”思想的必然性、合理性的同时，也指出“好利”带来的危害。他在《孟子荀卿列传》中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防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逐利会导致土地兼并，天下大乱，因此，圣人所言重义轻利，目的就是为了防微杜渐。基于此，司马迁指出要用礼义这些道德观念去防止单纯逐利所带来的弊端，提出“以礼义防于利”[74]，对于逐利所带来的土地兼并现象，司马迁也进行了一定的抨击，认为这是“物盛而衰，固其变也”[75]。而且，司马迁主张以义致富，反对巧取豪夺，“弄法犯奸而富”，所谓“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76]。对于不择手段而求利，司马迁是极力反对的。

可见，尽管司马迁认为人们求利是合理的，但他又绝不提倡舍义取利、见利忘义，相反，他对那种“以奸致富”是极为反对的。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义仍是第一位的。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指出人们求富取利的合理，希望统治者能因势利导，发展生产。

汉昭帝时，曾召开一次由“大夫”和“文学贤良”双方参加的盐铁会议，讨论盐铁专营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董仲舒的正义不谋利的主张，被文学贤良们推上了极致，突出了求利与为义的矛盾，并进一步升级为要求政治上抑商遏利。文学贤良们一再声称，“窃闻治人之道，防**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77]；“高帝禁商贾不得仕宦，所以遏贪鄙之俗……排困市井，防塞利门，而民犹为非也，况上之为利乎！传曰：诸侯好利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士贪，士贪则庶人盗。是开利孔为民罪梯也”[78]；在文学贤良们看来，盐铁专营就是为好利开绿灯，是在为老百姓犯罪搭梯子。因此必须打击商人，因为商人专讲利，打击商人也是“先义而后利”的一种方式。

显然，贤良文学过分突出了求利与为义的矛盾。他们主张王者兴义不谋利，并以此教民，民才能安居。国策上的不求利和劝节欲以使民不求利，实际上是一种幼稚空幻的主张。虽然在个人道德修养上应提倡贵义，以使求利之举不污德行，但在关涉民生富足方面，这种所谓不兴利而足民的观点，则显然缺乏创业进取的精神。片面夸大求利在道德上的负面影响，是不足取的。显而易见，这与司马迁所主张的道德的物质基础论是不相同的。

盐铁会议论辩双方的“义利之辨”带上了一些群众性的色彩，成为一种社会上广泛讨论的问题了。

西汉后期，刘向也将义与利对立起来，他说：“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为善德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居而求利者也。”[79]意思是，人不能做好事都是被“利”害了。所以，君子都羞于谈利，谈利都感到羞耻，何况占着利还要追求利呢？在刘向的心目中，利是败坏道德的腐蚀剂，当然与义是对立的。

东汉时，班固主张统治者应教民“贵谊（义）而贱利”，以义教民，使之不趋于利，他说：“是以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80]这与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的主张颇为相合。

东汉中期的王符，在义利观上也是主张取义而舍利的，他说：“自古于今，上以天子，下至庶人，蔑有好利而不亡者，好义而不彰者也。”[81]从古到今，从天子到老百姓，好利都要灭亡，好义都会成名。在王符看来，义利是兴衰存亡的关键因素。他列举历史上像周厉王一类好利的君王，认为他们“皆以货自亡，用财自灭”[82]，都是由于贪财才灭亡的。所以，后来的统治者都应吸取教训，要“遏利”，限制自己贪财欲利之心。

王充的义利观很有特点，他引用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来说明人的善恶行为，不在人的本性，而在于物质条件的好坏。“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83]物质丰富有助于人们行义为善，否则自身不保，即使有善心也不会有善行。王充承认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是出自天性，但他同时又指出，能以礼、义约束自己求利的欲望，使之归于正道，便是君子；相反，逾礼犯义，便是小人。他说：“富贵皆人所欲也，虽有君子之行，犹有饥渴之情。君子耐以礼防情，以义割欲，故得循道。循道则无祸。小人纵贪利之欲，逾礼犯义，故得苟佞，苟佞则有罪。”[84]

汉末仲长统对义利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天灾流行时，开仓济穷，就是义举。自己衣食有余，能布施他人，利就转化成了义。所谓“天灾流行，开仓库以禀贷，不亦仁乎？衣食有余，损靡丽以散施，不亦义乎？”[85]如果不管百姓死活，拼命为个人、家庭或小圈子而搜刮民脂民膏，这种贪利必然导致大不义，最终会害人害己。仲长统所论义利的转化，颇有辩证法色彩。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两汉时期的人们在对待义利问题时，继承了先秦孔孟思想中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思想。但同时，由于不同的人们在谈论义利问题时出发点不同，义与利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也不同，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来。同时，由于大汉皇朝喜动利兴功，因此这一时期的不少思想家开始对功利给予了极大重视，司马迁、王充、仲长统等人在这方面都有不少精辟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