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教产生的思想根源

汉代统治者为巩固大一统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大力宣扬神学化的儒学，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把人间政权与上帝的永恒天国对应起来，论证封建制度的合理。他们把阴阳五行作为天人感应的媒介，宣传符命谶纬以神化统治。普通民众则怀着对上苍的虔诚，祈盼着生活的安定幸福，祈福禳灾的世俗迷信相当流行。两汉的精神世界弥漫着浓厚的神秘主义气息，成为道教产生的温床。

谶纬之学是道教的思想渊源之一。在儒学宗教化过程中，出现了谶纬这一怪胎。在图谶和纬书中，有大量星象预示吉凶、善恶影响寿夭、巫术驱鬼、西王母灵异、黄帝原为北斗黄神、孔子是黑龙之种等神异内容。它大量吸收当时流行的神仙思想和鬼神观念，并把它们系统化、理论化。一方面使儒学进一步宗教化，另一方面也丰富了宗教思想，为道教的产生提供了很多营养，造成了合适的气候和土壤。

朱书陶瓶

传统的鬼神观念是道教的又一思想渊源。秦汉时期统治者重鬼神祠祀，秦始皇、汉武帝都乐此不疲。汉武帝还把奉祠天神与巫道混合为用，推进了高级迷信与低级迷信的联合。这一时期阴阳五行学说与鬼神信仰进一步结合，形成五方五色神灵等神异观念，为道教所吸取。“鬼神崇拜由来已久，秦汉王朝各代统治者对鬼神的广泛崇拜，乃是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宗教迷信思潮的反映，这种普遍存在的宗教迷信思潮，为产生新的宗教或接受外来宗教造就了适宜的气氛。”[59]

从战国到汉代流行的黄老之学，逐渐衍生成与刑名法术结合的道德学术家、与阴阳五行结合的阴阳数术家和与养生之术结合的神仙方技家三大流派。讲君王南面之术的道德说淡出政坛后，阴阳数术家和神仙方技家在社会上却产生相当大的影响，黄帝和老子都越来越被神化、仙化。奉黄老以求长生、求成仙的风气遍及朝野，体现出浓郁的宗教气息。道教形成宗教体系，崇奉黄帝、老子，推他们为始祖、教主，正是这种社会风气熏陶的结果。

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打着老子的旗号，其实它的“道”（即根本教义）与老子、庄子创立的道家学说是不同的。老、庄崇尚自然，主张清心寡欲，清静无为。庄子虽讲过神仙之类的寓言，但并不主张求仙。道教以修道成仙思想为核心，鼓吹世上有神仙存在，相信人通过修炼可以长生不老，得道成仙，与神仙方术学说有更直接的联系。卿希泰先生认为战国以来神仙术士们鼓吹的方仙道，是道教孕育产生的前奏。他说：“方仙道是战国至秦汉间方士所鼓吹的成仙之道，其著名的代表人物，在战国末年为宋毋忌、正伯桥、充尚、羡门高等人；秦始皇时有徐福、韩终、侯公、石生、卢生等人；汉武帝时有李少君、谬忌、少翁、栾大、公孙卿等神仙方士。他们宣扬长生成仙的信仰；声称黄帝是长生成仙的榜样而倍加推崇，俨然奉之为祖师；提出了多种修炼成仙的方术。主要是寻仙人和不死之药，以及祠灶祭神等，特别是倡导化丹砂为黄金的炼丹术，是方仙道的突出特点和重大贡献。方仙道所具有的这些信仰神仙、崇奉黄帝、主张服食丹药成仙等特征，表明它是道教孕育过程的重要阶段。”[60]

对于道教的酝酿产生，《老子河上公注》《太平经》等重要理论著作起了直接推动作用。

《老子河上公注》是用宗教学说阐释《老子》的重要著作，后来被列为道门必读的经典。它利用汉代的哲学、医学和养生学成果注释《老子》，阐明修道养生的理论和方法。它认为道就是元气，是万物的本源；治国与治身是统一的，得道应道则安康、失道背道则伤亡；要通过除情去欲、安静无为、爱气养神，达到安乐长生的目的。它也宣传天道报施，行善积福的修道思想。

《太平经》又名《太平清领书》，是一部百七十卷的巨著。《后汉书·襄楷传》记载东汉顺帝时宫崇曾诣阙上其书，“后张角颇有其书焉”。“它继承了道家哲学、阴阳五行学说、传统的宗教思想、巫术以及儒家的伦理观念，吸收了当时的天文学、医药学、养生学等自然科学成就，建立起一套宗教神学的庞杂的理论体系。这部自称为神书或天书的《太平经》，论述了天地人和万物的起源及其相互协力的生存法则；描绘了公平、大乐、无灾的太平世道蓝图；发展了天人感应的善恶报应说；提出了‘乐生’‘好善’的传教依据；强调了敬奉天地、忠、孝、顺、慈仁、诚信等为人准则的教义，使道教成为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宗教。”[61]

二、道教的兴起

东汉末年，各种社会矛盾交织错杂，百姓生命财产得不到基本保证，士大夫阶层也因政治变故频仍而感到人命危浅，朝不保夕。越是生活无着，命运多舛，人们越是对可望不可即的美好生活充满向往，越是需要精神安慰。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总可以使精神得到满足。在这样的情况下，宗教因其特有的精神感召力，往往会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随着顺帝、桓帝时政局动**，在长时间早期松散宗教活动的基础上，由于宣传道教教义的理论著作传播的推动，产生了组织起来统一活动的客观要求，一些法师们也开始了有意识的布道活动。于是道教具备了初步的形态，以独立的宗教形式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东汉晚期，出现了两个比较大的道教教派。在汉中有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在青州、徐州等东方一带有张角创立的太平道教。

五斗米道，因奉其道者要出五斗米而得名，历代道教徒则称之为“正一盟威之道”、“正一道”或“天师道”。“正一”，据道书解释为“真正不二”的意思。“天师”一词出自《庄子》，意为得自然无为之道的人。创立者张陵字辅汉，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道教徒称之为张道陵、张天师、正一真人、祖天师等。顺帝时入蜀，作道书，传其教。五斗米道是一种具有主神崇拜特征的多神教。主神为“太清玄元”“上三天无极大道”和“太上老君”等，以下则有“玉女君”“无上方官君”等不胜枚举的诸多天君天神。五斗米道以长生成仙为最高目标。其道术主要是上章招神和符咒劾鬼，相传有涂炭斋等简单的斋醮仪式。张陵认为疾疫身死者多由病人过错或道路不通所致，因此令病人自己悔过，或修复道路以解过。行气导引、**等在张陵的道术中也占一定地位。据说他建立了二十四治（即教区），分布于陕西南部及四川地区，包括少数民族聚居地。在他的教徒中可能也有不少少数民族民众。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续传道，被道教徒尊称为“嗣师”。

光和年间，另一传五斗米道的张修，如异军突起，形成较大势力。张修是巴郡人，主要活动于巴郡、汉中一带。他的道法略同于张角，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妄。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张角起义，他起而响应，“后角被诛，修亦亡”[62]。

张衡的儿子张鲁，扩大了其祖其父的事业。张鲁字公祺，以宗教势力盘踞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县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张鲁建立起从鬼卒、祭酒、治头大祭酒到师君的等级制的政教合一的政权，“雄据巴、汉垂三十年”[63]。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率十万大军西征张鲁。张鲁之弟张卫以数万兵众拒守阳平关，被攻破，张鲁降操，宗教政权随着崩溃。张鲁降操后，大批道众北迁，五斗米道的势力发展到中原地区。

太平道因《太平经》而得名，创立者为张角。张角，冀州钜鹿（今河北平乡）人。宫崇、襄楷曾分别向顺帝、灵帝献上《太子经》。此后张角得到此书，于是以宗教救世为己任。他从建宁年间（168—172年）开始布道，利用《太平经》中的某些宗教观念和社会政治思想，创立起一支庞大的道教组织。太平道的宗教特征，已很难说清。现在可知的是太平道信奉的是所谓“中黄太一”之道。“太一”秦汉时被看作居于天中，主宰四方的最高天神。“中黄”二字不仅与“太一”居中的观念有关，而且与五行观念相通，可能还隐含推翻东汉政权的意味。其神仙系统还有黄帝、老子。太平道以阴阳五行、符箓咒语等为根本教法，用符水疗疾等方术吸引信徒，“师持九节杖，为符咒，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64]。

张角创教之初自称“大贤良师”。在拥有一定信徒，事业初起之时，“遣弟子八人使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太平道得到迅速发展。张角及时建立起军教合一组织，兄弟三人分别称“天公将军”“地公将军”“人公将军”，在各地设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张角利用这一组织，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为口号，于公元184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黄巾大起义。

黄巾起义在幽、冀、荆、扬、兖、豫六州同时发动，“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东汉政府“发天下精兵，博选将才”[65]，组织军事力量，与黄巾军展开生死搏斗。当年，张角病死，其弟张宝、张梁战死，黄巾主力军失败。中平五年（188年），青、徐等州的黄巾余部再起，兵众先后达百余万人，斗争一直坚持到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黄巾军失败后，太平道随之衰亡，此后销声匿迹。

“当廉价的符水道教随着农民起义的失败而终结时，高贵的金丹道教即代之而兴起，其代表人物即为葛洪。此后，神仙家便和巫祝分手，金丹派便和符水派分手，道教的一部分更变质而为统治阶级所御用，走上了朝廷。农民道教只是在生命无保障之下作幻想式的抗议，而贵族道教却是违反生死自然的辩证规律而颠倒一切人生的道理来寻求长生久视的神仙世界。”[66]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道教从早期形态步入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