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史界还没有一致的说法。据传秦始皇之世，佛教已在西域一带流传，并有僧徒在做向中国传教的尝试。隋费长房在《历代三宝记》中称：“始皇时，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弗从，遂禁释利防等”，随后将他们放逐回国。《魏书·释老志》则称：汉武帝元狩年间，霍去病讨匈奴，获休屠祭天金人，“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张骞通西域，知大夏“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浮屠之教”。多数人认为可信的材料是“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这可看作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的开始。但此时对于佛教，“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67]。

白马寺大佛殿

东汉时，佛教在中原地区逐渐传播开来。东汉初，明帝在给楚王刘英的诏书中褒奖他“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68]。诏书中还提到“伊蒲塞（菩萨）”“桑门（沙门，即和尚）”等名称，说明当时已有人信奉佛教。“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门西。”[69]白马寺有可能是中国的第一座佛教寺院，佛教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从此正式在中国本土传播。

蜡染棉布上的佛像

（东汉）1959年新疆民丰出土

佛教在民间大举传播的最早记载见于《三国志·吴书·刘繇传》。传中说：笮融“督广陵、彭城漕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者且万人，费以巨亿计。”据传中其他材料可知，笮融造像立寺，当在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到兴平二年（195年）之间。

汉末信佛之人渐渐增多，但传教奉祠者都是西域僧人，政府对汉人出家为僧是明令禁止的。直到曹魏甘露五年（260年）前一二年，才有颍川人朱士行第一个出家当和尚，费长房称之为“汉地沙门之始”[70]。此后，汉人出家为僧者，便渐渐多了起来。

最初传入之时，人们对佛教的认识还不十分清楚。一般认为佛教与黄老之学相近，都是主张清静无为的。东汉初，明帝曾将黄老与浮屠并举。东汉末，桓帝在宫中，还是将黄老与浮屠并祠。也有人把佛形容成能飞腾变化，刀枪不入，水火不伤的神人。[71]佛教由传入到为广大士人以至平民百姓了解，经过了很长时间。对佛经的翻译和宣讲，是佛教在中国初传之时最重要的工作。

摄摩腾和竺法兰被接至中原后，就开始了翻译佛经，以宣传教义的工作。摄摩腾将《四十二章经》译成汉文一卷。竺法兰也译出《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佛经五部。二位高僧受到明帝礼遇，引得月氏、安息高僧接踵而至。他们都非常重视翻译佛经，宣讲经义，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贡献。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第二编第二章《佛教入中国之初期》中征引《高僧传》《开元释教录》等书，对东汉时期僧徒入中原传译佛经情况做了综述：“‘安清，字世高，安息国太子也。讽持禅经，备尽其妙，游方弘化，遍历诸国。以汉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机敏，一闻能达。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于是宣译要经，改梵为汉，先后所出经论，凡三十九部。’‘支娄迦谶，亦直云支谶，月支人。汉灵帝时，游于洛阳。以光和、中平之间，传译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舟》、《首楞严》等三经。’‘竺佛朔，天竺沙门，亦汉灵时赍道行经来适洛阳，即转梵为汉，弃文存质，深得经意。’‘安玄，安息国人，亦以汉灵之末，游贾洛阳。以功号曰骑都尉，常以法事为己任。渐解汉言，志宣经典，常与沙门讲论道义。’‘康僧会，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会年十余岁，二亲并亡，出家。笃志好学，明解《三藏》。’‘支谦，字恭明，月氏人。来游汉境，桓灵之世，有支谶译出众经。’‘有支亮，字纪明，资学于谶，谦又受业于亮，博览经籍，通六国语。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已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后汉明帝永平十年至献帝延康元年，缁素一十二人，所出经律并新旧集失译诸经总二百九十二部，计三百九十五卷。”

当时翻译过来的佛经，在内容上主要有两类，一是小乘禅学，一是大乘“般若”学。在初期佛教普及宣传中影响较大的佛经是《四十二章经》。它“大概是小乘教徒撮取佛教群经要义而编辑的属于概论一类的书”[72]。“经中所言，与汉代流行的道术比较，在与汉代道术相合。此经为东汉社会中最流行之佛教经典，人们遂取经义与道术相附会，因而把佛教和黄老捏合在一起。佛教借黄老而传布。”[73]般若空宗一派的学说接近玄学思想，合乎玄学家的口味，后来在东晋得到广泛传播。佛教初传就显示出与中国固有文化的亲和倾向。

初期的佛经翻译事业，一般都由私家进行，普遍缺乏通盘的计划。佛经大都由僧人暗诵后译出，多是从大经中分离出来的小品。当时译经者都是外域之人，汉语修养较差，往往不能使用确切的词汇来诠释或表达佛教教义，译作中不得不经常借用玄学家的现成术语。这些因素造成了早期译经质量较低的状况，对佛教的传播有一定影响。

注释

[1]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2] 《史记·封禅书》。

[3] 《史记·秦始皇本纪》。

[4]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5]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3页。

[6] 《汉书·哀帝纪》。

[7] 《汉书·王莽传上》。

[8] 《汉书·王莽传中》。

[9] 《后汉书·张衡传》。

[10] 同上。

[11] 《隋书·经籍志一》。

[12] 以上引文均见《汉书·郊祀志上》。

[13] 《汉书·郊祀志下》。

[14]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115页。

[15] 《汉书·郊祀志下》。

[16] 颜师古：《汉书注·武帝纪》。

[17] 《汉书·韦玄成传》。

[18] 《汉书·武帝纪》。

[19] 《汉书·文帝纪》。

[20] 《汉书·武帝纪》。

[21] 《汉书·郊祀志下》。

[22] 张守节：《史记正义·封禅书》引《五经通义》。

[23] 张守节：《史记正义·封禅书》。

[24] 张守节：《史记正义·封禅书》引《白虎通》。

[25] 《史记·封禅书》。

[26] 《汉书·郊祀志上》。

[27] 《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

[28] 《汉书·郊祀志上》。

[29] 王充：《论衡·解除篇》。

[30] 王充：《论衡·祭意篇》。

[31] 王充：《论衡·祀义篇》。

[32] 王充：《论衡·祭意篇》。

[33] 王充：《论衡·祀义篇》。

[34] 《论语·为政》。

[35] 《风俗通义·怪神》。

[36] 王充：《论衡·解除篇》。

[37] 《后汉书·第五钟离宋寒列传》。

[38] 以上引文均见《史记·封禅书》。

[39] 吕思勉：《秦汉史》，811页。

[40] 《剑桥中国秦汉史》，71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41] 《盐铁论·散不足》。

[42] 《艺文类聚》卷四引《风俗通》。

[43] 《天中记》卷五引《风俗通》。

[44] 《太平御览》卷二十三引《风俗通》。

[45] 王符：《潜夫论·浮侈》。

[46] 《史记·孝文本纪》。

[47] 《史记·日者列传》。

[48] 以上引文均见《史记·龟策列传》。

[49] 《剑桥中国秦汉史》，722～723页。

[50] 《后汉书·皇后纪下》。

[51] 王充：《论衡·骨相篇》。

[52] 《后汉书·方术列传上》。

[53] 王充：《论衡·辨祟篇》。

[54] 王充：《论衡·四讳篇》。

[55] 王充：《论衡·讥日篇》。

[56] 王充：《论衡·解除篇》。

[57] 王充：《论衡·辨祟篇》。

[58] 王充：《论衡·四讳篇》。

[59]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1卷，42～4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本节参据此书有关内容。

[60]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1卷，56～5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61]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1卷，121页。

[62] 《三国志·张鲁传》裴松之注引鱼豢《典略》。

[63] 《三国志·张鲁传》。

[64] 《三国志·张鲁传》裴松之注引《典略》。

[65] 以上引文均见《后汉书·皇甫嵩传》。

[66] 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中国思想通史》第3卷，268页。

[67] 以上引文均见《魏书·释老志》。

[68] 《后汉书·楚王英传》。

[69] 《魏书·释老志》。

[70] 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十章《魏晋南北朝的哲学思想与宗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71] 见《弘明集》卷一引牟子《理惑论》。

[72]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十章《魏晋南北朝的哲学思想与宗教》。

[73]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5卷，4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