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官方宗教神学在秦汉时期表现出新的特点：一是由驺衍创建的五德终始说和董仲舒建构的三统循环历史演化模式，受到封建统治者青睐，在政治领域得到落实。这一带有宗教色彩的政治哲学，一直被当作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二是阴阳灾异学说盛行，伴之以思想史上的怪胎——谶纬的流行。可以说秦汉时期的精神世界，笼罩着天人感应的神秘气氛。正是在阴霾密布的暗夜中，司马迁、王充、张衡理性的呼唤，成为震烁古今的金石之音。

一、五德终始说

古代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从自然界中归纳出水、火、木、金、土五种基本物质，并把它们视为构成天地万物的基础，阴、阳是人们对物质对立属性所作的高度抽象，用来说明天地、日夜、男女、寒热等物质性质和物象变化。它们都是具有唯物主义特色的。但在神人杂糅的思想氛围中，人们不可避免地对它们赋予了道德和神秘属性，并由此派生出久盛不衰的阴阳五行学说。

历来人们都把战国时齐人驺衍视为阴阳五行学说的创始者。史载：“（驺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1]“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2]驺衍以物质的自然属性比附社会现象。按照他的理论，有史以来的社会变化是依照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这样五行相胜的顺序，循环进行的，每一个受天命而兴的朝代都依照这样的顺序禀赋着某一种德运。在施政方针、历法、服色、朝仪等方面，都必须合于这一德运的特点，以顺天应人，上天为表示对这一朝代统治的确认，也就会现出诸多与其德运相应的祥瑞。如果这一朝代德运已衰，就会有按五行相胜顺序胜其德运的新朝兴起，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循环过程。这就是所谓的五德终始说。这是一种以循环为特色的历史观，更是一种以神秘主义为依托的政治理论。

秦始皇统一天下，第一次在社会政治领域落实了这一学说。他“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3]五德终始说成为他政权合法性最主要的理论根据，他也把这一学说推到政治思想阵地的前沿，此后，历代封建皇朝都把德运看作支撑自己政权的根基。

按五德终始说，代水德的应是土德，可西汉建立之初，却以为自己的政权也是水德。对此，人们有各种不同解释。笔者以为这可能有多种原因：一来五德终始说在初创时，还不够细密，给人们留下了随意解释的余地。二来五德终始说本来还没有产生足够的影响，自吹禀赋水德的秦朝二世而亡，不免使人们对德运说有所怀疑，因此当时人们对此也不会那么较真。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因循无为为指针的汉初统治者当然乐得承秦制而勿革。

汉文帝之世，国家经二十几年休养生息，已显示出繁荣兴旺的气象，渴望汉政权大有作为的青年政治家贾谊，认为汉属土德，“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4]。贾谊提出的，实际上是改变汉政权施政方针的重大原则问题，在周勃、灌婴等守旧大臣反对下，这一改制方案未能实行。稍后，鲁人公孙臣又提出汉依土德改制的建议，起初，也遭到旧臣反对。文帝十五年（前165年），有“黄龙”现于成纪（今甘肃秦安），这一天意的显示立刻使改制派占了上风。于是公孙臣被拜为博士，受命筹划改制之事。可是，不久术士新垣平伪造天意诈骗事发，文帝对宗教活动失去兴趣，改制之事也不了了之。锐意进取的武帝执政后，配合一系列新政策的出台，于实行新历法的太初元年（前104年），正式宣布改从土德，在正朔、服色、制度诸方面作了全面改进。

“不知何时，起了一种与五德说大同小异的论调，唤做‘三统说’。他们说：历代的帝王是分配在三个统里的，这三个统各有其制度。他们说：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周以后又轮到黑统了。”[5]武帝时的董仲舒创立了一套适应封建政权需要的天人合一的系统神学理论。他大力阐扬三统说，把它作为历史演化模式之一，丰富了对于历史运动形式的解说。此后，三统循环与五德终始互相配合，成为封建政权得天下之正的根本依据，正统之辨也成为中国封建政治的核心。

王莽有无限膨胀的篡汉政治野心，又无力祛除时时袭上心头的做贼心虚的恐惧心理。为了自欺欺人，他把三统五德之说做了彻底的改造，以论证自己是受天命而王，自己的政权有合法的统系与德运。他搬来远古的黄帝和虞舜作为祖先，确定下自己政权的德运与他们相同，为土德。因为他是靠“禅让”方式篡夺的政权，正与祖先舜从尧禅一致，而和汉靠征战定天下不同，所以就抛弃开五行相胜说，而采用五行相生说（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来解释政权的更迭。他给平民出身的刘邦找到尧作为先祖，尧与汉同样属于火德，按火生土的顺序，他从刘家手中得天下，正像舜从尧手中得天下一样名正言顺。按五行相生的原则往上推，汉是火德，周是木德，商是水德，夏是金德，舜是土德。从舜到他这里，正是五德的一个轮回。这样一来，汉就从土德变成了火德。而原来自认为是水德的秦，被挤出五德循环的顺序之外，便成了“闰统”，其所以二世而亡，正是因为未得正统之故。王莽的这一套说法，一来靠政权的力量强制宣传，二来有一流的学术大师刘歆为他在儒家经典上做手脚，制造理论根据，慢慢便积非成是，在当时和以后的人们心目中扎下根来。

刘秀以西汉宗室的身份建立东汉政权，沿用了汉为火德之说。在他受命称帝的关键性谶言中。就明明白白写着“四七之际火为主”这样的上天昭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刘氏以火德再受命，王莽的上德也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于是他给秦代安上的闰统之冠，正好又扣到了他自己的头上。

阴阳五行说在流传中，还与四时、昼夜、寒暑、天地、四方等自然物象挂上了钩，从而与日常施政及社会生活建立了联系。在董仲舒等正宗神学理论看来，阴阳表示着天地的意志，五行之气则是天人感应的媒介。如果天人相得，则会物阜民丰，风调雨顺，否则便会出现灾害或者反常的物象即所谓的异。关于阴阳五行灾异说，请参看第六章第三节。

二、谶纬的流行

谶纬是秦汉思想界的一道特殊景观。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秦始皇时，神秘主义的谶言就对社会产生了影响。两汉之际，在儒学宗教化的气氛下，谶纬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

“谶”是一种神秘的预言或隐语，它有时也用难解的符号或图来表示，“纬”是用宗教神学语言附会或阐释儒家经典之书，二者结合成为宗教化儒学的特殊组成部分。谶纬的兴起，固然由于方士化儒生迎风希旨，要世取资，更重要的是统治者大力提倡，用作思想武器。

秦始皇派方士卢生入海求仙，卢生在海中没见到神仙，却得到一本图书，上面有“亡秦者胡也”的谶言，把秦始皇弄得十分紧张，派出30万大军去打匈奴。后来秦二世而亡，人们将之与二世皇帝胡亥的名字联系，觉得此谶得到了验证。当时又有“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刻石，这显然是人们不满于秦暴政而发出的诅咒。秦始皇查不出刻石的人，索性把附近的居民全部杀死。

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学融合起来，推进了儒学宗教化的进程，为谶纬的流行，奠定了理论基础。汉宣帝对符瑞有特殊兴趣，为谶纬的发展营造了适宜的气候。西汉末年，统治者与民众普遍感到政治危机，寻找出路时，首先想到的是从冥冥上苍中得到某种启示。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六月，夏贺良等人献上赤**之谶，言：“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哀帝信其言，下诏：“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当年九月，哀帝又下诏：“待诏夏贺良等建言改元易号，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国家。朕过听贺良等言，冀为海内获福，卒亡嘉应。皆违经背古，不合时宜。六月甲子制书，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贺良等反道惑众，下有司。”[6]这场改元易号的闹剧上演了两个月便草草收场，夏贺良等人本以为会成为佐命元勋，没想到却丢了性命。

王莽篡汉，谶纬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逐渐长大的平帝不明不白死去，王莽立两岁儿童为帝不久，便有人“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对这样的把戏，连王莽的姑姑王太后都看出，“此诬罔天下”，可王莽怎肯放过这到手的良机，于是这个谶符就成了他居摄的阶梯。到了他“自谓威德日盛，获天人之助，遂谋即真之事”时，又有梓潼无赖哀章“作铜匮，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7]。这里的某就是汉高祖刘邦。意谓刘邦顺应天命，要把江山让给王莽。哀章在黄昏时分，穿着黄色的衣服，献上了这个精心制造的宝贝。王莽闻讯大喜，马上登上垂涎已久的皇帝宝座。即位后，王莽恐江山不稳，又派出五威将12人，颁布符命42篇于天下，大讲自己是顺天命而行，代汉是不得已而为之。哀章之流以献符命而骤得高官，引得利欲熏心之徒眼中冒火，“是时争为符命封侯，其不为者相戏曰：‘独无天帝除书乎？’”王莽恐怕别的野心家如法炮制，会“开奸臣作福之路而乱天命”[8]，形成对自己政权的威胁，下诏规定，所有符命都要由专门人员验治，把谶纬的发明权垄断起来。

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也利用了谶纬这一工具。刘秀在李通鼓动下起兵，与谶语“刘氏复起，李氏为辅”有关。争夺天下之时，他就“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等谶语，与公孙述展开天命归属的辩论。天下在握之际，刘秀还忸捏作态，迟迟不肯称帝，他的老同学强华适时地从关中送来了《赤伏符》。其中有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把他当天子的“天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于是刘秀心安理得地做了东汉开国之君。在向别人宣传时把自己也弄得昏头昏脑的光武帝，服膺图谶已到了颠之倒之的痴迷程度。他在谶文中读到一句“孙咸征狄”的话，便找到一个叫孙咸的人，任命为平狄将军。在举行封禅大典，向上帝报告治理天下功绩这一年，他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奉为“内学”，尊为“秘经”。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光武帝此举引得“儒者争学图谶，兼复附以妖言”[9]，一时间思想界和政坛弥漫着朽腐的神秘主义气息。

对谶纬符命的泛滥，桓谭、尹敏、王充、张衡等进步思想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用理性对抗神性，揭露谶纬之伪，力图还儒学以清纯。张衡直接提出禁绝谶纬的建议：“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10]桓谭甚至为此送掉了性命。统治者深知谶纬是窃国篡权的有力工具，当江山在握之时，往往害怕别人也利用这一工具，构成对自己的威胁，所以经常有帝王对此加以禁止。至隋代，“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11]。谶纬这一思想史上的怪胎，终于寿终正寝。

三、郊祀与封禅

古代帝王的重大祀典主要包括对天、地、祖先、名山大川的祭祀。秦汉政权重视以神道设教，在先秦古制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祭祀制度，确立了封建政权祭天祀祖的基本模式。

帝王祭天的仪式在都城郊外进行，因此称为“郊”。古代把地神称为“社”，祭地之礼也称“社”。“郊”与“社”都是国家重大祀典。战国以来有天有五帝之说，秦和汉初祭天以之为主要对象，武帝又以泰一为最尊的天神来奉祀。战国以来，在以谁为地神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汉代从武帝时开始确立以共工之子后土作为地神祠祀。

秦在雍立祀白、青、黄、赤四帝的四畤，规定了三年一郊的祭天之法。当祭之年的岁首，天子亲临郊外举行祠祀仪式。

刘邦建汉之初，问属下：“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当听说秦祠四帝时，他感到奇怪：“吾闻天有五帝，而四，何也？”属下不知所云，刘邦自己却独有心会，说：“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名曰北畤。”他还下诏：“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把确立宗教礼仪作为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武帝在宗教活动方面屡有更张。元光二年（前133年），他亲郊雍之五畤，以后基本行三岁一郊之制。亳人谬忌献上祭祀泰一之方：“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曰一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武帝照此办理，命太祝在长安城东南立祠，“常奉祠如忌方”。后来，又有人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武帝从之，“令太祝领祠之于忌泰一坛上”。后来，武帝又在甘泉仿谬忌泰一坛另造一座泰一坛。坛分三层，“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在贡物和祭祀礼仪上，泰一与五帝有严格区别。设坛同年十一月初一日凌晨，武帝亲自郊拜泰一。据说“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让五帝分司五方，而由泰一加以统摄，正是用天国的秩序照应着人世的大一统政局。

汉代在国家的祭祀活动中，一直偏重祭天。元鼎四年（前113年），武帝郊雍时意识到祭地之礼缺，会影响神祇赐福。太史令司马谈和祠官宽舒等人议奏：“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犊牢具。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于是天子东幸汾阴。汾阴男子公孙滂洋等见汾旁有光如绛，上遂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如宽舒等议。上亲望拜，如上帝礼。”[12]至此，从甘泉泰一、雍之五畤，到汾阴后土，汉皇朝祭天地之礼算是齐备了。

成帝时，天地之祀改作较大。成帝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瘗地于北郊，好阴之象也。天之于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飨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宫，即于云阳立泰畤，祭于宫南。今行常幸长安，郊见皇天反北之泰阴，祠后土反东之少阳，事与古制殊。……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长安，合于古帝王。”[13]经过一番讨论，成帝批准了这个建议。后来匡衡等人又建议简化祭天地的仪式，裁撤不合古礼的祠庙，成帝一一照准。因为那些祠庙多是历朝在方士建议下兴建的，所以顾颉刚先生论说此举“是儒生对方士的威胁，他们用了纯粹的阴阳五行说把随时随地发生的神仙庙祀打倒了”[14]。可这个胜利为时甚短，因灾异频仍，“众庶多言不当变动祭祀者”，不久被废祠庙又次第恢复起来。从哀帝到王莽篡汉之前，诸祠或废或兴，“三十余年间，天地之祠五徙焉”。

王莽为了篡汉的政治需要，在祠祀上大做文章，建立了一套繁杂的祭祀制度。他用阴阳学说定了南北郊之礼。“分群神以类相从为五部”，分属于五帝之峙。又以为“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庙，王者所居。稷者，百谷之主，所以奉宗庙，供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亲祭，自为之主，礼如宗庙”，遂在官社之后立官稷，并以夏禹配食官社，以后稷配食官稷，把所谓的古社稷之礼全部恢复。他还建起明堂，以行明堂之礼。对自己惨淡经营的事业缺乏信心，使王莽迷恋鬼神**祀，一发而不可收拾。“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后不能备，乃以鸡当鹜雁，犬当麋鹿。”[15]给后人留下谈说不尽的笑柄。

东汉以王莽政权为余分闰位，在天地祀典上却基本继承了王莽所定制度。

与天地同等重要的供奉对象是自己的祖先。古代从帝王、诸侯，到大夫、士，祭祖之所均称宗庙。商周以来，对庙制有严格规定。对于宗周的庙制，《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天子七庙中，始祖居中，以下按左昭右穆顺序排列。昭穆之间是父子关系，即父为昭，子为穆。除始祖世世供奉外，在世帝王从父、祖向上奉六世祖之祀。秦在宗庙制度方面，基本承周制，故贾谊《过秦论》中有“一夫作难而七庙隳”之言。汉代庙制有自己的特点。主要是七世祖以上仍以各种理由继续供奉，第八章第二节的《宗庙迭毁之议》，对此有详细介绍。

秦始建园寝之制，以祀先祖。园寝就是在先帝陵墓旁，建“正寝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为休息闲宴之处”[16]。在园寝设祭制度为汉所继承。

宗庙与园寝之祭的内容与形式都很复杂。汉代二者常常合为一体，有“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17]的规定。在日祭、月祀、时享的常制之外，还有古来相传的“禘”“祫”庙祭大礼。“禘”是在始祖庙以始祖配祭而举行的追祀大典，“祫”是集合远近祖先的神主，在太祖庙举行的大合祭。原则上说“禘”五年一次，“祫”三年一次，实际上古人常以“禘”“祫”通称宗庙合祭大典，二者并无太大区别。

对名山大川的祭祀称“旅”“望”。古代祭山川的原则是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山川之在其境内者。秦统一后，规定了在全国范围内所祭祀的山川。崤山以东，礼祠嵩山、恒山、泰山、会稽、湘山、济水、淮水等五山二川；华山以西，礼祠华山、薄山、岳山、岐山、吴岳、鸿冢、渎山、黄河、沔水、湫渊、长江等七山四川。汉兴，山川祭祀之礼或兴或废。虽然高祖有上帝及山川诸神各以其时礼祠的诏令，但较多采用的可能仍是帝王巡行，“所过礼祠其名山大川”[18]的方式。文帝十五年（前165年），曾“修名山大川尝祀而绝者，有司以岁时致礼”[19]。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也曾下诏：“河海润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为岁事，曲加礼。”[20]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对泰山、嵩山、灊山、华山、常山等五岳和河、江、淮、济等四渎，都定下祷祠时间与地点，“皆使者持节侍祠。唯泰山与河岁五祠，江水四祠，余皆一祷而三祠”。“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21]，汉代山川祭祀之制基本固定下来。

封禅是一种特殊的祭祀天地仪式，起于何时已不可考，其意义是帝王得天下、致太平后，因“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所以要“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22]。封禅仪式是在“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即所谓“封”，和在“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即所谓“禅”。“言禅者，神之也”[23]，而“或曰封者，金泥银绳，或曰石泥金绳，封之印玺也”[24]。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宣传自己的功烈为三皇五帝所不及，以巩固大一统政权，想起了古来相传的封禅大典。

即帝位的第三年，秦始皇巡行郡县，来到泰山。他与随行的70余名齐鲁儒生博士商议封禅的具体步骤。可是这些人说法各异，让他感到无所适从，于是贬黜儒生，“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下，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25]。秦始皇上泰山途中，正遇上暴风雨，这使得被斥退未能参与其事的儒生有了讥讽的口实。后来秦二世而亡，人们便把这次封禅看成了无其德而用其事的典型事例。

汉初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从高祖到景帝，都未有过封禅之举。武帝在数年积累起来的雄厚物资力量基础上，大兴功业，取得了“制度遗文，后世莫及”的成就，报功上苍成了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普遍愿望，武帝本人又十分信奉天人感应的神学理论，这样，封禅大典便势在必行了。

武帝为举行这个旷世盛典，做了数年的准备。他与公卿儒生商议此事，可这种事古来少见，谁也说不清具体的形式，有的儒生从《尚书》《周官》等古书中找到天子望祀山川要亲射牲的记载，90多岁的丁公说如果不遇到风雨，就可以行封，武帝觉得可行，命诸儒习射牛事，并草封禅之仪。他又听方士们说黄帝封禅时，曾出现许多神奇怪诞之物，便留意罗致。大典将行之时，他拿出封禅时用的礼器征求儒生们的意见，可迂腐的儒生们没有揣摩透武帝急于向上天禀告功业的心思，“既已不能辩明封禅事，又拘于《诗》、《书》古文而不敢骋”，不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只知道说与古书如何不同，或是挑些习礼上的毛病。武帝在失望之余，“尽罢诸儒弗用”[26]，“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27]。在做了“先类祠泰一”“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28]等一系列准备活动之后，公元前110年4月，正式开始封禅大典。对这个盛典，《史记·封禅书》作了详细记载：“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射牛行事。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太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丙辰，禅泰山下址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五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礼。兕牛犀象之属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禅祠。其夜若有光，昼有白云起封中。”封禅期间，天公作美，无风雨灾，这使武帝十分得意。回甘泉后，宣布当年改元元封。不过，单独与他行封泰山事的奉车子侯在归途中暴卒，不免让人们对封禅真相有所怀疑。

首次封禅后，武帝定下每五年一封禅的制度，但除了他自己外，子孙们可能都未举行过这样的大典。

东汉光武帝为保住拼命打下的江山，增强新生政权的凝聚力，于建武三十二年（56年）也举行了一次封禅大典。这次典礼基本采用武帝成式，不同的是掺杂了大量谶纬内容，蒙上了更浓的神秘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