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是中国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飞跃时期。秦汉以前，华夏族的文明也是在各族不断融合的基础上，并在不断吸取外来文化的因素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但是，这时的吸收、融合乃是逐步的、渐进的或是局部的，而不可能是大规模地进行的。这是由于有限的疆域和割据形势所决定的。如战国时期“胡服骑射”变易衣冠者仅限于武灵王时的赵国；废揖让之容、变礼俗者，也仅限于秦国。秦汉时期，由于统一的封建帝国的建立，为大规模地吸收外来文明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如秦朝统治者“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觯之鼓”[35]，正反映了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状况。尤其是汉武帝时期，统治者有意识地引进外来文明，使许多有益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被大规模地吸收进来。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汉向西域的通道，同时也开创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元。与此同时，汉文化也通过使者、商队不断地传播到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乃至域外诸国，并影响了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秦汉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规模与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回顾秦汉时期文化交流的历史，可以从中得到哪些有益的启示呢？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值得一提的。

第一，秦汉时期的文化交流走的是一条融合与斗争并存、以融合为主的道路。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交流的基本模式。早在战国时期连年不断的兼并战争中，中国文化走向统一与融合的趋势就已十分明显。战国时期一些进步的思想家纷纷提出了统一的主张。如墨子主张“尚同一义为政”[36]；孟子提出“定于一”[37]；荀子提出“一天下”[38]；韩非子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39]；吕不韦提出“王者执一”[40]等。与此同时，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融合各地、各家思想文化因素的学派。如战国中期盛行于齐国稷下的黄老之学，就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同时又融合各家思想的产物。战国末期各派虽然不乏思想的交锋，如荀子的《非十二子》，对道家、墨家、法家、名家乃至儒家的思孟学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韩非子的《五蠹篇》，则对儒墨显学进行了猛烈地抨击。但荀子的儒学、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也都是融合各家、各派思想的产物。秦始皇统一中国，在政治上代表了自战国以来人民要求安定统一的历史潮流。但是，秦朝在思想文化上主要推行的法家路线，对于法家以外的思想学说采取高压政策，加以压制，重法令而轻德教。这一思想文化政策最终成为其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汉初统治者吸取秦朝覆亡的教训，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由于黄老之学的政治主张适应了汉初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也由于黄老之学本身在思想上的兼容性，使其较法家的思想适应面更为宽泛。到汉武帝时，董仲舒建立了新儒学，融合了“百家争鸣”中的阴阳五行家、法家、道家等多家思想，更融合了先秦以来孔、孟、荀诸派儒学思想，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思想体系，基本完成了中国各地思想意识的统一。虽然，其间又经历儒、道、法各家及儒家内部各派之间的斗争，但是，统一与融合则是主流。在中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中国与海外各国的文化交流中，尽管也发生过各种冲突、战争，但文化间相互吸收、融合也是主要的。

第二，秦汉时期，在中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中国与海外各国的文化交流中，曾有过不同的交流形式。但不论是采取何种形式，最终都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如汉同匈奴、羌、西南夷以及西域诸族的斗争，贯穿于整个秦汉历史时期。这种斗争表现为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不同形式。其中，军事斗争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毋庸讳言，战争对双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破坏和阻碍作用，例如匈奴的入侵“杀略人民畜产”，给边地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但是，纵观汉匈之间的战争，无论哪方取胜，都对文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事实证明，汉皇朝在同匈奴、羌、西南夷及西域诸族的斗争中，不断地吸取各族文明中有益的成分，并将先进的中原文明传播于各地、各族人民。如汉武帝为了大量引进大宛（今费尔干纳）良马，曾多次派使者求之，“一辈大者数百、小者百余人……汉率一岁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41]。最后不惜诉诸武力，结果李广利战大宛，“获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42]。从考古资料可知，武帝以后中原的传统马种已掺入了大宛马的血液，得到较大的改善，从而对畜牧业和战争的形式都有深刻的影响。至于从西域等地传入的物产如芝麻、胡麻、绿豆、黄瓜、大葱、胡萝卜、大蒜、葡萄、苜蓿、香料、珠宝等，还有从匈奴、西域等地传入音乐、舞蹈、杂技乃至宗教等，都已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秦汉时期当年因战争的需要在边境的屯田及移民活动，则起到了将先进的耕种、灌溉和兴修水利等技术向外传播的作用。从秦汉时期匈奴人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就有汉代生产的铁器等物品。匈奴人向汉人学习了冶铁技术，使匈奴迅速进入了铁器时代，社会形态也由原来落后的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又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李广利征大宛，“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后来“宛城中新得秦人（中国汉人），知穿井，而其肉食甚多”。可见，大宛人是在同汉人的战争中从汉人那里学会了穿井技术。该传还记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这是中国冶铁技术向西传播的证明。秦汉时期，中国的丝绸、钢铁、冶铸和水利技术等传到周边各族，远及中亚、罗马和欧洲地区，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今天，世界上不少国家仍把中国人笼统称为“汉人”，正可说明秦汉时代对世界影响之深、其文化传播之远。至于中国的邻邦朝鲜、日本、越南等，不仅从中国学到了许多实用的生产和生活经验，而且在语言、文字及思想等方面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第三，秦汉时期的文化交流史证明，尽管各地、各族乃至各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交流对于双方都是有益的，任何一个民族不能以“老大”自居，以不平等的态度对待他族、他国，否则必然会招致反抗，并对文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在中国古代，汉文化在与周边各族文化的比较中，一直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因而在社会中流行着一种轻视他族文化的“优越感”。如班固《汉书·匈奴传》说：“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贡，制外内，或修刑政，或昭文德，远近之势异也。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地。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这种以我为中心、以老大自居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中相当普遍地存在，因此很具有代表性。如一代大儒董仲舒就认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于天耳。”[43]很显然，在董仲舒的心目中，汉文化与匈奴文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两者不是平等的关系，有优劣之别。这种心态有时也反映到政治上，并对秦汉时期的汉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典型的如王莽时期，本来汉与匈奴关系自宣帝以来一直较为稳定，数世不见烽火，生活在和平环境中。但是，由于王莽采取民族歧视政策，侮辱性将匈奴改为“恭奴”，单于改为“善于”，以不平等的方式压迫人，结果导致汉与匈奴的关系再度恶化，战火又起。又如东汉时期不断内迁的羌人，本可以与汉族人民友好共居，但由于东汉政府官吏及豪强对他们的欺压、奴役，引起羌人的不断反抗，战火连绵。东汉初年班彪就说：“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至反叛。”因此他建议对羌人进行安抚，令护羌校尉“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44]。名将赵充国正是采取了这一策略，所以才在中国西北边境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同样，东汉时曾强盛一时的北匈奴，也因为采取民族压迫政策而受到了历史的惩罚，“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45]，最后被汉军彻底击溃，匈奴主力离开了中国边境走上了遥远的西迁路程。可以说，匈奴在与汉朝的斗争中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应归咎其对西域及其他民族的不平等政策。而汉族则通过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与合作变得日益强大。总之，秦汉时期的文化交流史说明，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对于促进各自的文化发展都是有利的，那种排斥、压制其他民族文化的政策是行不通的，最终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注释

[1] 《史记·秦始皇本纪》。

[2] 同上。

[3] 《汉书·贾邹枚路传》。

[4] 《史记·秦本纪》。

[5] 同上。

[6] 《史记·李斯列传》。

[7] 《韩非子·五蠹》。

[8] 谭嗣同：《仁学》卷上。

[9] 《大云山房文稿》卷一《三代因革论》。

[10] 《汉书·元帝纪》。

[11] 《汉书·地理志》。

[12] 《史记·货殖列传》。

[13] 同上。

[14] 《史记·货殖列传》。

[15] 《汉书·地理志下》。

[16] 同上。

[17] 《史记·货殖列传》。

[18] 《新书·匈奴》。

[19] 《史记·匈奴列传》。

[20] 同上。

[21] 《汉书·匈奴传赞》。

[22] 《后汉书·南匈奴传》。

[24] 《汉书·匈奴列传》。

[25] 《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西河故事》。

[26] 《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服虔语。

[27] 《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续汉书》。

[28]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29] 《史记·南越列传》。

[30]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31]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32]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33] 《汉书·西域传》。

[34] 《三国志·高句丽传》。

[35] 李斯：《上书秦始皇》，载《昭明文选》卷三十九。

[36] 《墨子·尚同》。

[37] 《孟子·梁惠王上》。

[38] 《荀子·王霸》。

[39] 《韩非子·扬权》。

[40] 《吕氏春秋·贵公》。

[41] 《汉书·张骞传》。

[42] 《汉书·李广利传》。

[43] 《汉书·匈奴传》。

[44] 《后汉书·西羌传》。

[45] 《后汉书·南匈奴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