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帝国的统一与强盛，不仅使境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得到广泛的交流与融合，而且还进一步与西域地区及海外诸国取得了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对于汉文化与西域及海外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汉文化之所以丰富多彩，具有永久的生命力，与其对外来文化的不断融合、交流是分不开的。

一、与西域的文化交流

汉代所说的西域，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包括新疆、中亚在内的广大地区。汉人称这一地区的居民为“西胡”，意即西部胡人，与“东胡”的取名意义相同。实际上，西域的居民不全是胡人。在当时，“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北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33]西域的南道诸国多氐羌族居民；在北道还有“塞人”，即斯基泰人，为雅利安种。处于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北道、南道诸国，多数以城郭为中心，以兼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生活，有的还能自铸兵器。唯少数国家逐水草而居，粮食仰赖邻国供给。这些国家语言不一，互相无统属关系，人口少则千人，多则几万人。汉初，西域有36国，其主要国家有乌孙、大宛、车师、大月氏、鄯善、于阗、莎车、疏勒、龟兹、焉耆等。

《张骞通西域图》

西汉初期，由于匈奴强盛，西域诸地为匈奴所征服，对西汉皇朝的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为了联合西域，消除匈奴从右侧包围对汉政权构成的威胁，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不料，张骞这次出使，中途被匈奴扣留13年，到公元前126年才重返长安。在被匈奴扣留期间，张骞了解了匈奴和中亚各民族的地理、民俗、军事等方面的情况，并将这些情况报告给了汉中央政府。根据张骞的汇报，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连连率军出击匈奴，把匈奴赶到大漠以北、河套以西直到罗布泊的广阔地带从此不见匈奴铁骑。通往西域的道路畅通后，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张骞的两次出使西域，加强了汉同西域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往来。自张骞偕同乌孙使者来长安后，张骞派往大宛、康居、大夏等国的副使，也同这些国家的使者陆续来到长安，汉皇朝每次派往西域的使者多则十几批，少则五六批；每批百余人到几百人不等。这些使者“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因而使者队伍实际上也是商队。当时，受匈奴控制的楼兰、姑师常劫掠汉使，断绝交通。为此，汉武帝派王恢率轻骑击破楼兰，赵破奴率军击破姑师；又与乌孙“和亲”，借以钳制匈奴，为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获取大宛所产的汗血马，武帝又派李广利两次西征大宛，迫使大宛与汉言和。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在西域设立都护府，治乌垒城（今轮台），护南道和北道，并“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至此，西域各国与汉朝的臣属关系已完全确立，西域正式纳入汉皇朝的版图。

东汉初期，匈奴势力又控制了西域各国，汉皇朝无力西顾，汉与西域的联系被中断。从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窦固、耿忠进击匈奴，到汉和帝永元三年（91年）窦宪击破匈奴，匈奴主力被迫西迁，至永元六年焉耆等国归汉，西域50余国方得全部内属东汉，西域南、北二道交通得以畅通。这一时期，班超作为汉朝派往西域的特使，在西域苦心经营30年，为帮助西域诸国解除匈奴的威胁，使西域重新与内地联为一体，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班超的儿子班勇，继承父业，担任西域长史，对于加强汉与西域诸族的联系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总体上说，汉与西域之间虽发生过战争，但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交流是主要的。自南北通道打开后，中原汉族与西域乃至更远地区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日益密切：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蒜、胡桃等农作物以及西域的良马、橐驼等各种奇禽异兽和毛织品，以及西域各族的音乐、舞蹈等，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原，并影响了汉朝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同时，中原地区的冶铁、凿井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大量金属工具与丝织品，也传入到西域地区。西域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环节，成为中国与南亚、西亚乃至欧洲联系的桥梁。

二、与西亚、罗马、印度的文化交流

秦汉时期，中国通往西亚、罗马和印度的道路已经开辟，并进行了广泛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一）西亚

随着汉与西域关系的确立，丝绸之路开辟，中国与西亚各国的联系也随之得到发展。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大夏，第一次获得了安息（今伊朗）的信息。这使那时自以为十分强大的汉帝国，初次获悉在西域尚存在与自己相似的一个大国。张骞向汉中央报告说，安息是一个种植稻麦的农耕国家，境内有大小城镇数百座，是域外最大的国家。安息东境直抵阿姆河，商旅通过陆、海两道，遍布世界各地。在安息的西边，有叙利亚王国，汉代译为条支。

张骞在出使乌孙时，曾派遣副使率领庞大的使团经大宛、康居前往安息。安息王密司立但特二世（前124—前87年）为了确保汉使的安全，还特意派两万名骑兵在东部边境木鹿接引汉使，经过几千里的护送，通过几十座城市，才到达安息都城番兜城（番兜系由帕提亚Parthia转音）。在汉使回国时，安息王还派使者随同到汉，沿途考察国情，参观汉朝的仓库、府藏，使他们知道汉朝的富庶和强盛。

丝绸之路开辟后，安息成为汉代物品的重要主顾。汉朝的丝织品，无论锦、绮、绫绢，在波斯语言中都留下了它的印记。汉朝生产的优质钢铁运至安息，装备了安息骑兵，在战场上大显身手。汉朝生产的白铜，传入安息，安息将它制成箭镞，一中箭就会使人致命。汉代人穿井开渠的技术也传到安息，解决了当地人生产和生活缺水的困难。同样，安息的文化也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当时安息的美术、乐舞和杂技具有精湛的技艺、独特的风格，在西方曾推动拜占庭艺术的发展，对汉代的文化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安息美术中骆驼、翼兽和狮子等动物题材和纹饰，丰富了汉代的艺术天地；安息的乐器和乐曲，如竖箜篌、四弦曲项琵琶和筚篥，自汉代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罗马

西汉时代，安息控制了亚洲东部和地中海地区的丝绸贸易。罗马帝国崛起以后，一跃而成为丝绸之路上与汉帝国、大月氏、贵霜、安息并称的五大国之一。其中汉代中国和贵霜王朝分别控制着丝路东段，安息占据中段，罗马占据西段。汉代人称罗马为大秦，意思是泰西（极西）之国。因为在海西，又称海西国。罗马帝国强盛时，占领了叙利亚和埃及，并积极扩展东方贸易，迫切需要从中国运去丝绸和其他物品，以满足罗马上流社会生活的需要。

最初得知罗马帝国的是那些奔波于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商队。这些贩运丝绸的中国商人，被希腊人称为赛里斯（Seres），意思是来自绮国或丝国的人。罗马人约在奥古斯都时代才正式接触到赛里斯人。东汉时，西域长史班超在和莎车的匈奴势力角逐时，曾和月氏联盟，并从月氏那里获悉了罗马这个泰西之国。这大概是中国官方首次得悉罗马帝国的存在。公元97年，班超遣其副使甘英出使大秦，以谋求与罗马直接建交。甘英一行到达波斯湾，未能继续西行到大秦，但为以后汉与罗马帝国的直接联系起了推动作用。据《后汉书》记载，甘英到达波斯湾，所到之地均前所未闻，汉朝使者到那里交换珍宝的消息一传开，引得红海彼岸莫恰（今也门木哈）和阿杜利（今埃塞俄比亚马萨瓦港附近）也派使者到洛阳，向汉和帝进献礼物，求结盟约。莫恰和阿杜利均为罗马东方贸易盛荣时的海港。半个世纪后，罗马皇帝马可·奥理略在公元166年派使者自埃及出发、经印度洋由海路到汉朝统属下的日南郡登岸，再北赴洛阳，罗马与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从文献记载看，汉与罗马的交往是多方面的。普林尼在1世纪中叶估计，每年至少有一亿枚罗马银币被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半岛取走。这些钱币曾在中国流通，在山西等地均有出土。当时罗马从中国进口的主要物品是衣料（丝绸）、皮货和铁器。同时，罗马的物产也大量地传入中国。3世纪中叶写成的《魏略》一书，曾详细开列了罗马的物产，其中有各种金属制品、珍禽异兽、珠宝、织物、玻璃、香药等。这些正是罗马向中国的输出物。

（三）印度

印度是古代亚洲一个古老文明的发祥地。西汉时，印度被称为身毒，东汉时代改称天竺。印度的领土，在当时包有五河流域和恒河流域，辖境直抵恒河中游的华氏城（今巴特那），并且控制了恒河上游和坎贝湾间的交通枢纽马土腊地区。汉武帝时，张骞出使到大夏国都巴尔克时，见到当地的货物中有来自中国西南的邛竹杖和蜀布。据大夏人相告，这些物品是由大夏东南数千里外的印度运来的。于是张骞向汉武帝建议开辟一条由中国西南往印度的通道。后因遭到散处大理、保山间的昆明部族的阻拦，汉使未能成行。官方的使团虽受阻，但民间的贸易却在云南中印边境广泛开展。印度的移民也进入中国的塔里木盆地和怒江、澜沧江流域，带来了印度的文化。1世纪以后，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印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更加密切。

汉代中国和印度各地通过移民和贸易往来，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汉朝向印度输出的物产，主要有丝、漆、铁、玉、毛皮和黄金等；印度则主要向中国出口马匹、棉布、玻璃、毛织物和珠宝等。桃、梨等中国果树也由疏勒移植到印度，印度称桃为“至那你”，意思是“汉持来”；称梨为“至那罗阇弗照逻”，意为“汉王子”。

汉时与印度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事件，当推佛教的传入。西汉末年，佛教已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流传。如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长安的博士弟子景卢跟随大月氏的使者伊存，由他口授佛经。东汉初年，汉明帝派遣蔡愔、秦景等人组成使团到印度，正式探讨佛学，引进印度学术。明帝的兄弟楚王刘英已正式供奉佛陀。在明帝支持下，在洛阳还修建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以供整理、翻译佛经和供奉佛像之用。此后，天竺、月氏、安息、康居僧侣相继来到洛阳，既译经，又布道，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与朝鲜、日本、越南的文化交流

朝鲜、日本和越南都是中国的近邻，与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联系。秦汉时期，中国与朝鲜、日本和越南的文化往来十分密切，中国文化对于这些国家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朝鲜

秦汉时期中国与朝鲜的文化联系，主要是以战争中大批的中国移民为媒介的。自秦始皇时代大规模的统一中国战争，一直到西汉皇朝的建立，中国北方主要是河北、山东一带的人民为了逃避战乱，成群结队地移居朝鲜。公元前2世纪末，燕人卫满率1000多流民击败朝鲜王箕准，在大同江南岸王险城（今平壤）成立卫氏政权，并不断招募、收容来自燕齐的流民。自此以后，中国移民遍居朝鲜半岛南北，尤其集中在朝鲜西海岸。汉武帝时，在朝鲜半岛北部先后设置了乐浪、真番、沃沮、玄菟四郡，不久又将半岛土地裁并于乐浪一郡。西汉末年，半岛上先后出现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与乐浪郡并存。东汉末年，各地军阀混战，大批中国人或由辽东移居乐浪，或由山东半岛经海路抵达朝鲜半岛定居，形成新一轮移民热潮。

秦汉时期中国移民大量入朝，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大量的考古发现看，当时的中国移民也将铁器、漆器等带到了朝鲜，并发展了冶铁等技术。如在乐浪故址出土的遗物中，有为数众多的漆器，其形制和铭文中的“蜀郡西工”、“广汉工官”及“元始”、“永平”等年号文字，说明其显系汉代传入。同时，中国人的大量迁入朝鲜也影响了当地的语言文字。在乐浪郡，汉话成为通用语言。公元1世纪时的扬雄所著的《方言》，将北燕和朝鲜洌水（今临津江）划作一个方言区。中国文字也流传于朝鲜各地。古朝鲜留下的唯一的文字作品，是在西汉初年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用汉字创作的诗歌《箜篌引》，诗中哀诉：“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朝鲜西北部出土的明刀钱，钱文汉字多达3000个以上。1世纪初，不少朝鲜人已能背诵《诗》、《书》、《春秋》等中国典籍。

秦汉时中国与朝鲜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应该是民间交流，见于记载的官方交流很少，如《三国志·高句丽传》中提到的“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及“汉时赐鼓吹技人”。高句丽不断入贡于汉，先后属于汉玄菟郡及辽东郡，带来其特有的物产、文化，同时又得到汉的回赐，带走汉先进的文化。据文献记载，古时朝鲜人的习俗与今有相同之处，“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其人洁清自喜”，“善酿酒”，“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34]。朝鲜人的歌舞对中原汉人有一定的影响。东汉时，随着中国与朝鲜、日本交通往来的开展，中国商船从乐浪起航，绕过朝鲜西海岸，可在半岛东南端拘邪韩国（今朝鲜庆尚南道金海）停靠，再从拘邪韩国渡过朝鲜海峡，便可到达日本的北九州。金海成为当时中国、朝鲜、日本三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

（二）日本

早在战国时期，中国通向日本的航路就已开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齐人徐福等人上书秦始皇，宣称海中有三神山，请求秦始皇派童男女和他一起去求仙人。秦始皇采纳了他的建议，派数千童男女下海东行。据记载，徐福曾两次东行，并在日本本州和歌山建立了政权。徐福及其伙伴航行到日本，带去了先进的海船、秫米和农耕技术，以及青铜和铁器冶炼技术，使得早先已传入的中国文化在日本列岛上得以巩固和延续，并影响日本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了纪念徐福东渡这一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这个重大事件，至今在和歌山新宫町东南有蓬莱山，并有徐福墓，墓前石碑上刻有“秦徐福之墓”五个大字。

汉武帝时，在朝鲜西北部设立了乐浪郡，乐浪就成为中国向日本列岛百余国传递文化的重要途径。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日本人结束了渔猎为生的漂泊生活，开始栽种水稻，并进入定居生活时代。日本人把传入稻米的西国（中国）看成是美好的乐园，称为“常昼国”。那时，在日本西部与汉代乐浪郡互通使驿的有三十多国。东汉初年，日本北九州进入铁器时代，出现了倭奴国，即以倭国与奴国为中心的部落联盟国家。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的使者越过乐浪，到达洛阳，受到光武帝赐的印绶。《后汉书·东夷传》称倭奴国使者自称大夫，来自倭国极南界。此后，又有倭国王师升等来献生口160人。由于该国文化较为落后，只能以拥有各种专长的生口（奴婢）作为贡礼，以交换汉朝的丝绸和金属制品。2世纪后，日本逐渐进入铁器时代，出现了以邪马台国为中心的部落联盟国家，《三国志·魏志》称之为邪马台国。这一时期，不仅中国的丝织品、铁器、铜器等大量传入日本，而且日本人还从中国学会了养蚕技术。据《日本书纪》记载，199年（日本仲哀天皇八年），中国的蚕种由一个自称是秦始皇十一世孙的功满王从朝鲜的百济带到日本。半个世纪后，《三国志·魏志》便提到日本产“纻麻、蚕桑、缉绩，出细纻缣绵”。这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

（三）越南

中国与越南的文化交流历史十分悠久。秦汉时期，中越两国的文化交往进一步密切。秦始皇时，在越人居住地区设置桂林郡、南海郡和象郡，越南与秦朝的联系得到加强。秦朝末年，南越王赵佗据地独立，击败建国于越北的安阳王，并占有其地。在赵佗统治时期，中国的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通过大批中国移民，在越南日渐推广。今越南北部谅山的谅巴洞贝冢中，曾有一件雕刻中国牛犁图形的石器，暗示了牛耕铁犁在越南北部边区曾和石器的使用同时并存。赵佗又注意制止各地宗族相互械斗的恶习，稳定内部政局，使汉人和越人和睦相处。由于赵佗的南越政权积极与汉朝联系，与汉通商，传播汉文化，并以汉文教导居民，《诗经》、《尚书》成为教化的范本，从此中国文化在越南逐渐生根。

汉武帝时，设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中国与越南的文化联系进一步得到加强。越南人利用从中国传入的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摆脱了原来依靠潮涨潮落灌溉农田的传统生产方式，使劳动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有一些越南人还迁居内地，接受中国文字和语言的训练。汉水西边中卢县在东汉时有地名骆越，据说正是骆越人从红河移居而得名。少数杰出的越南人还在汉代政府中担任官职，如汉明帝时金城太守张重、汉献帝时交州刺史李进、司隶校尉李琴等人，都是越南人。中国的音乐、医药、佛学也都在这时传入越南。而越南的水果如龙眼、荔枝，药物如菖蒲、薏苡等也传入中国。东汉末年，不少士人为逃避战乱，迁入交趾，在越南北部宣扬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在越南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在汉代，越南还是中国与东南亚、印度以及罗马世界建立邦交、文化交流的前哨。如131年叶调国王（今印度尼西亚爪哇）派使者来中国，以及此后天竺（印度）和大秦（罗马）使者来中国，都是航海来到日南，然后在今越南归仁附近换船到广东，北上洛阳进谒汉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