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思想文化，总体上表现为由多元而统一的走向。所谓由多元而统一，首先指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建立，秦、晋、齐、鲁、楚等区域文化逐渐融为一体，同时匈奴、羌、夷、百越等少数民族文化与华夏各民族文化也互相渗透、结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文化。其次指此时承百家争鸣之余绪，在法家、黄老各领**之后，儒家文化取得独尊地位。这种文化格局一直保持到近代。

秦扫平六国，建立多民族国家，通过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使“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战国时诸夏独立的地区文化交汇融合，一些少数民族文化也被挟裹进来，形成统一的文化巨流。汉武帝“独尊儒术”，为文化的统一奠定下牢固的思想基础。在这些措施的推动下，秦汉文化表现出总体性的统一特色：秦尚武精神扩散到全国各地，楚俗好鬼神的习俗与齐人阴阳五行学说合流，演为两汉神秘主义弥漫的精神世界，鲁人习礼义的风气，更成为中华民族最值得夸耀的优良传统。

当然，思想文化的定于一并不意味着形成了铁板一块，而是在统一中仍活跃着多元文化的因子。这个“一”中的“多”，构成秦汉文化瑰丽多彩的斑斓世界。对此，可以从几个层面来认识：

第一，在统一多民族文化中，各民族和各区域文化，仍以自己的特色，在为秦汉文化增光添彩。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西域的音乐歌舞，没有匈奴鲜卑的青铜雕刻，没有西南少数民族的棉麻织品，秦汉文化会减色多少？

第二，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各文化领域全面繁荣。儒家以积极有为为特色，主张兴礼乐、行教化，通过全面的社会建设，以跻于王道之境。汉武帝独尊儒家学说，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形成以儒家为主体的文化格局，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达：经学作为主流学术正式立为官学，由国家扶植其发展，形成中国学术的特殊系统。哲学方面有董仲舒适应大一统封建制度的需要，建立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理论探索；有王充、王符、仲长统以唯物主义为特色的理性思考。史学方面有司马迁以“成一家之言”的魄力，撰成《史记》这一代表传统史学最高成就的不朽巨著；有班固以缜密体系构建封建史学范本，完成封建史学与封建政治结合的历史使命；有在政府组织下，集数代学者心血而成的《东观汉记》；有荀悦撰写的《汉纪》，进行振兴编年史体的努力。文学方面有《史记》、《汉书》取得中国史传文学的最高成就；有司马相如、班固、张衡以铺陈踔扬的大赋抒写一代骚人的豪迈情怀；有《孔雀东南飞》这样的乐府诗歌倾诉民众的儿女情长；有《古诗十九首》这样独步千古的五言绝唱。艺术方面有雄浑质朴的霍去病石雕群；有神采飘逸的马踏飞燕；有薄如蝉翼的素纱禅衣；有端庄凝重的《熹平石经》；有内容丰富的和林格尔汉墓壁画。科学技术领域有对宇宙结构的研究探索；有《太初历》、《三统历》、《乾象历》的先后问世；有演示天体运行的浑天仪的发明创造；有世界上最早的地震仪的出现；有《伤寒杂病论》被奉为中医学经典；有华佗在全身麻醉状态下成功进行的外科手术。儒家文化的创造力量得到充分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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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独尊儒术”的大背景下，道、法、阴阳诸多学派仍在顽强发展，保存着自己的生存空间，道教的创立和佛教的传入，对中国思想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尊儒后，法家思想仍在统治者心目中居重要地位，“以霸王道杂之”，是汉代的根本国策。阴阳家学说被儒家吸收，在社会政治领域，阴阳五行说常显示出独特的作用。道家知足常乐的思想，仍被相当一部分士人奉为处世准则，士人常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难于作出“兼济天下”，还是“独善一身”的选择。道家的许多思想还为道教的创立提供了丰富的养料，道教这一中国土生土长的最大宗教，正诞生在儒术独尊之时。佛教的传入，给中国的善男信女带来了新精神寄托。从东汉初年传入，东汉末初步发展，佛教在教义教规中国化方面作了最大努力，稳稳地在中国大地上站住了脚跟。

第四，在儒家内部，存在着不同流派、不同思想主张的分歧与斗争。内部的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汉代儒学的发展与不同流派之间斗争的促进有关。从大的方面看，经学存在着今文、古文之间的斗争；从小的方面看，不同经典之间存在着地位之争，同样的经典又存在着师法不同和家法不同之争。由于儒学的特殊地位，这些矛盾和斗争往往与社会政治紧密相关，对社会文化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两汉政府为调解内部分歧，曾召开盐铁会议、石渠阁经学会议、白虎观经学会议，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盐铁会议对昭帝、宣帝施政方针有决定性的影响；白虎观会议的总结《白虎通义》，成为封建社会的法典性文献。许慎、郑玄等经师在总结经今古文之争方面，作了很多工作。郑玄以自己的努力，将今古文混合起来，成为集大成的学者，将经学导入一个新的境地。

在秦汉文化史上，统一规定着文化的基本方向和内容形式，对于各文化因子发挥的主要是积极作用；而构成统一的多种元素，又丰富了统一的内涵，决定了统一的规模与成就，并促进统一向更高水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