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建立的大一统政权，本身就是历史上的惊人创举。“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连后人面对这样的沧桑巨变，都忍不住发出如此感慨。处于奇迹般崛起的泱泱大国之中，君臣百姓滋生出雄视千古的自豪感，再化为大气磅礴的文化成果，是很自然的。

秦汉文化的豪迈气势集中表现为锐意进取、疏犷开阔的时代精神。

建功立业，大有作为，实际上已成为当时人普遍的心声。张骞开通西域，李广父子几代奋击匈奴，班超投笔从戎扬威边陲，宫女王嫱只身远赴朔漠担负和亲重任，都是这种时代精神的典型体现。当千军万马慷慨高歌奔赴沙场之时，几乎每个战士胸中都激**着以身许国、封妻荫子的豪情。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下，才能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样的豪言，才能有以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为荣的壮举。

汉高祖像

当时的帝王个性各异，但大多具有容人的雅量。汉高祖朝政简易，不摆帝王架子，甚至可以骑在周昌身上问他：我何如主也？当听到周昌称他是桀纣之主时，竟开怀大笑。文帝入细柳营，屈帝王之尊以伸周亚夫军威。成帝时朝臣经常上疏，直陈其施政过失，甚至指他为亡国之君，还能得到他的赞扬。出现这样的事例，一方面说明当时君尊臣卑远不如后世那样严格，另一方面也生动反映了当时粗犷豁达的时代风气。

秦汉文化超迈往古的气势，在文学艺术领域有最充分的体现。

汉代大赋波澜壮阔，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观。它体制宏大，篇幅一般都在千言以上。班固的《两都赋》近5000字，张衡作《两京赋》，历十年乃成，长达7700字。在鸿篇巨制之中，作者充分发挥想象力，用铺陈夸张的手法，状写大一统帝国的宏功伟业、大千世界的丰富品类、祖国山川的秀丽壮美，给人们以雄浑壮阔的美的享受。

其他文学作品，也时时让人感受到不凡的气度。武帝的诏书：“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4]形象具体地传达出了武帝开阔的胸襟和深邃的目光。就连流氓气十足的汉高祖刘邦在酒酣耳热之际，也能唱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5]这样慷慨豪壮的歌词。

艺术作品具有质朴、雄浑、壮丽、伟岸的特点：粗犷壮观的秦宫壁画、古朴厚重的摩崖刻石、“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阿房宫、阵势威武一往无前的兵马俑，都是秦风汉韵的生动体现。秦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绵延万里，如巨龙逶迤穿行于崇山峻岭，成为人类建筑史上最伟大的奇迹。

秦汉思想学术的累累硕果，得之于伟大时代之赐，是新生地主阶级充满自信心的体现。

贾谊在雄姿英发的青年时代，便将天下兴亡大势装在胸中，写出《治安策》这样夺人心魄的宏伟篇章。扬雄“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6]要以个人力量，作尽天下最好文章。刘向、刘歆父子以《别录》、《七略》总古今之艺文；郑玄遍注群经，汇通今古文经学；班固不温不火，从容不迫，将西汉一代盛衰大势娓娓道出；董仲舒建构恢弘的宇宙体系；司马迁写出牢笼天地的历史著作；王充问孔刺孟求真求实的理论探索……都是中国历史上稀见的文化成果，是只有在秦汉的广袤天宇中才能出现的群星灿烂的景观。

最能代表时人博大学术情怀的，莫过于探问宇宙秘密的理论勇气。当时的人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充满了疑问，力图弄清人类社会在宇宙中的位置，对于现实问题，也习惯于放在天命人事这样广阔的背景下来思考。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实这是有识之士最关注的时代中心课题。公孙弘在对策中也提出同样问题，并作出“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纪”[7]的结论，刘向认为：“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8]他们都能从大处着眼，作出带根本性的回答来，可见理论气魄之一斑。而且把天命与人事统一起来，既讲天命的决定作用，也讲人能以行感天，强调了本阶级的力量。董仲舒论证“《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9]，把大一统封建秩序与永恒的宇宙规律视为一体，表露出新生地主阶级对所从事事业的信心。司马迁在神秘主义充斥思想界之时，冲破天人合一思想体系，用具体史实论述天、人可以分开，天有时对人事无能为力，人的行为可以改变历史进程；历史是在变化中发展的，其发展有规律可循。在当时这是石破天惊之论，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汉末年，人们的理论兴趣转向对纲常名教的论证，虽然更贴近社会现实，但眼界缩小了，理论气魄也销蚀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汉代社会已走到尽头，随之而来的是长达数百年的动**岁月。三国两晋南北朝人只能从书本上追寻历史上的辉煌，感叹生不逢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