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所言中华文化的主体,是指在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汉民族作为最大的民族,居于主体地位;汉民族形成后,中华文化便以汉文化为中心,以自己独特的面目出现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在汉民族形成的汉代,儒家思想取得了独尊的特殊地位。于是,随着汉民族的形成和儒家思想的独尊,便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主体的格局。
汉族是原来居住在中原而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生活的一些民族、部落融合起来而成的人们共同体。夏、商、周时期,中原各部族经逐步发展,陆续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当时它还没有总的正式的名称,一般称之为华夏或诸夏。西周、春秋时,除周王室作为名誉上的中央政权之外,诸夏以诸侯封国的形式,形成许多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领先于周边的其他各族。在发展过程中,它们通过各种形式的交往,慢慢走向融合,同时也将周边一些民族吸收到华夏民族队伍中来。
“战国时,民族融合以更深的程度、更广的范围、更快的速度继续发展。东北方的燕国使辽河、海河流域各族逐步融合进了华夏民族。自称‘蛮夷’的楚族,纵横于汉水、长江流域,成为华夏民族在南方的主要分支。西方秦国经商鞅变法,进一步吸收、继承和发展了华夏文化,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了华夏民族重要的分支。于是原来分散的华夏民族相对集中,分别形成了东以齐,西以秦,南以楚,北以赵、燕为代表的四个分支,朝着民族统一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11]战国以来,结束长期战乱状况,走向全国统一,成为人们的普遍愿望。而通过政治的统一,完成民族融合,实现华夏民族的统一,也正是顺理成章之事。这个历史使命,由秦汉大一统政权承担起来,并圆满完成。
“秦汉皇朝各种有利于统一的措施,以及秦汉时期所宣扬的大一统思想,都为华夏族向汉族转化提供了物质的和政治的条件,而促进其完成。《礼记·中庸》:‘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说的当是汉代的情况。这是在国家统一、民族统一的条件下,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等方面所反映的统一性。由分散到统一,正是由华夏族向汉族转化的重要步骤。”[12]
华夏族发展、转化为汉民族的标志是汉族名称的确定。初步使华夏统一的秦朝,虽有“秦人”的族称,但因享国短暂,没有产生很大的历史影响。汉皇朝从西汉到东汉,延续400余年,国势强盛,声威远播。在与周边少数民族及中亚、西亚、东亚诸国的各种形式交往中,“汉”在作为国名的同时,逐渐也被他族他国认作族名。而认作族称的情况,历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一直延续至今。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昔时民族国家,混而为一,人因以一朝之号,为我全族之名。自兹以还,虽朝屡改,而族名无改。”[13]这一论断是有科学性的。
大体说来,从秦完成华夏族的统一,到汉代汉族名称的确定,汉族的形成与中国封建统一国家的形成是同步的。由于汉族占有中原最富庶广袤的地域,拥有最众多的人口,尤其在生产力发展程度、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文化总体水平等方面长期领先于其他少数民族,所以它自形成之时起,就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
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在共同发展,但具体演进形式则表现出复杂、多样性的特点。从民族关系角度来看,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有交好也有战争,但主流是通过交往促进相互关系的发展,也促进各自的发展,从而共同走向繁荣。从民族的分化组合来看,个别少数民族的群众,以至整个民族融入汉族中来,是常见的情况;汉族群众加入到少数民族行列的事例,也经常发生。从政权组织来看,汉族统治阶级建立政权,实施对全国的统治与管理,占的时间比较长;少数民族统治者占据半壁河山,甚至入主中原,统领全国的局面也不断出现。从历史进程来看,虽然存在着由于战乱或反动统治者倒行逆施,包括个别生产方式落后于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夺取全国统治权,所导致的发展过程中断,甚至暂时倒退的情况,但峰回路转,历史潮流仍滚滚向前。从文化意义上考察这些纷繁的历史现象,有两点认识是根本性的:其一,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发展水平很不平衡。从秦汉到近代,不断有新的民族崛起,有不同的民族告别蒙昧,从野蛮走向文明,经过封建化过程,赶上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脚步。其中,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先进文化起了示范表率作用,起了核心凝聚作用。其二,中华民族文化是绚丽多彩的,各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推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它们以自己的特殊文化营养,滋育着中华文明这棵参天大树。
儒家思想是在华夏民族文化积累和华夏社会心理基础上形成的。经过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选择,它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核心,对汉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儒家文化引导中华民族文化走向的开端,是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行。而这一政策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长期探索选择的结果。
儒家学说偏重伦理道德。它以仁爱为本,提倡用反求诸己和道德约束的办法使天下归仁,建立理想的社会关系;为达到这一境界,必须健全礼制,而尊卑有序的礼制秩序是由亲亲及尊尊,用扩大血缘亲情的方法建立起来的;天地间最贵重的是人,人承担着改造自己也改造社会的重任;使全社会的人都意识到自己的崇高职责,明白怎样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即进行教化,是政府的最主要职能。儒家学说从孔子创立后,其内容要点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与调整。战国末期的荀子,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对儒家进行重大改造。在讲仁义道德的同时,突出强调礼的作用,并引入法的概念,把孔、孟的以内省为主,改换成对外在行为的强制性要求,即由重“内圣”变为重“外王”。荀子的学说以“法后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今持古,以一持万”[14]为基本宗旨,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有天然的契合关系。
初建大一统政权的秦皇朝,选择法家为指导思想,因过于蔑视人的自然性情导致失败。汉初的黄老之学,虽然吸收了儒家的德政说,但自身的因循性,形成了与王道政治的间隔。它无力证明大一统国家制度的合理,也无力调动民众的积极性,与之共创历史的辉煌。儒家学说与封建制度结合起来,为封建社会的存在,树起了牢固的理论支点;为它的巩固与发展,确立了合适的指导思想。同时,儒家思想也找到了生存与发展的广阔空间,由思想学说扩展为整体的文化形态。
汉代统治者尊崇的儒术,是由董仲舒改造又经封建统治者不断修改补充的新学说。董仲舒根据大一统政权的现实需要,自觉承担起建立与封建政治体制相结合的封建思想体系的任务,将阴阳五行之说援入儒学,创立了以天人合一宇宙观为核心的新儒学。西汉宣帝与东汉光武帝、章帝等帝王几次组织力量,充实完善了这一新儒学体系。
它的中心内容有二:
一是大一统理论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君权神授政治学说。董仲舒以世间的封建皇朝对应上帝的永恒天国,为封建等级制度的万世一系找到了合法的根据,所以他把大一统视为宇宙的根本法则。大一统说在封建政治中居特殊位置。在长期的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封建皇朝把大一统视为政治成就的最高标志,分裂的皇朝则把实现统一作为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中国自秦统一以来虽历尽沧桑,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式一直保持至今,与此有直接关系。董仲舒论述宇宙以上帝为最高主宰,皇帝是上帝派到人间的代理人。上帝对人间的政治状况满意,就会降下符瑞表示他的欢欣;如果不满意,就会降下灾异,表示他的愤怒。如果面对上天的警告,皇帝仍不悔改,上帝便取消他的统治资格,另选新的代理人以取而代之。上帝对人间历史的演化规定为三统循环的模式,即政权的统治体系按黑、白、赤三个统系的顺序轮回。一个政权被上帝取缔,代之而起的另一个政权,必须是依次得统系之正者,否则因为其统治没有合法依据,便一定不会长久。这个所谓的正统之辨,成为封建政治的核心问题,有着久远而深刻的历史影响。另外,封建皇朝为维护专制政体而设置的朝章国制,也基本是以儒家学说为依据建立起来的。正因为儒家政治理论紧紧把握了封建政权存在的关键,所以无论是玄学夺儒家讲席也好,儒、道、释三家并重也好,历代统治者从来没有在政权统治思想上舍弃儒学而另起炉灶。
二是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学说。新儒家的伦理观继承孔、孟传统,以血缘关系为根本出发点,又拉来宇宙法则作为依据,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董仲舒把“仁、义、礼、智、信”等“五常”作为人们修养的自觉要求,也提到了规定君臣父子夫妻之间尊卑关系的“三纲”。《白虎通义》进一步从众多伦理原则中明确抽绎出“三纲六纪”作为人世的普遍法则。“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15]“三纲六纪”建立起个人无所逃于其间的网络。从上往下看,中央政府的触角一直深入到每个家庭;从下往上看,每个人都需自觉承负由家到国对个人行为的道德规定。这样的伦理规定,具有两重性效果。从统治者或社会角度看,它有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的作用。从被统治者或个人角度看,它有以礼让调整人际关系,建立尊老爱幼和谐秩序的作用,也有束缚个性,禁锢思想的弊端。应该说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它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在封建社会没落时期,它更多地表现出消极反动的一面。
儒家学说演进为文化形态,经过了一个历史过程,推进这一历史过程的,既有儒家抓住机遇,顺时应变,为充实内涵、扩展外延而作的不懈努力;也有封建政府在认识到儒学特殊作用后,所作的大力倡导。
两汉政府确立以儒学为主导思想后,在巩固儒学地位,扩大儒学影响方面作了持久的努力。中央政府将儒学立为官学,每经设博士官专掌,招收博士弟子传授其学。地方政府从郡国到乡里,也分别设置儒学教授系统。全国的教育都以儒学为核心内容。在各级政府的职能中,以儒家学说对百姓进行教化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中央政府在与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交往过程中,十分强调以夏变夷,用先进的儒家文化推动其文明的脚步。一些边远地区的行政长官则努力把伦常礼义推行到未开发地区。任延东汉初为九真太守,时“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16]这是通过教化改变落后习俗的典型事例。当时周边新兴各族也都对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汉文化十分仰慕。华夏文明显示出独有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中国以礼仪之邦的美名享誉世界,正是儒家文化长期教育、规范的结果。
儒家文化在演化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各家学说包括道教、佛教的思想营养,充实和发展自己。它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独特面目和中华民族特有心理的形成。
儒家学说的“政治伦理内容与实践理性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类型与走向。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不但类型不同,而且特点与走向也不相同。西方文化重视抽象和思辨,善于发挥感情,向外求索,追求个体满足;中国文化长于实践理性和内省含蓄,提倡群体和谐,注重人际关系和道德修养,而伦理学说往往染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西方文化导致了人的个性自由与民主政治;东方文化导致了宗法家庭关系的相对稳定与社会的专制政体。西方文化刺激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发展以及强烈的物质追求;东方文化则培养了许多温情脉脉的人伦美德和与政治社会息息相关的精神文明。”[17]
张岱年先生认为儒家所倡导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核心内容。他说:
自强不息涵蕴着主体性的自觉。厚德载物显示着以和为贵的兼容精神。自强不息,从个人生活来说,就是努力前进、永不休止。……从民族关系来说,自强不息即是坚持民族独立、保卫民族文化,决不屈服于外来侵略。……孔子亦反对向外侵略,认为对外应该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孔子的这些思想是开创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后来各族历史上都涌现了不少为了保卫民族主权而英勇斗争的民族英雄。
厚德载物就是以宽厚的态度兼容不同的事物,也即以和为贵的兼容精神。中国自古以来,强调“和”的价值。……“和”的观念是中华民族团结融合的精神基础。
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上,有两个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不同的特点,第一,不同的宗教彼此相容、并存共处,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之间的武力冲突。第二,中国向来不主动向外扩张,长城便是对外采取防御措施的象征。
……多教之间,各不相犯。这与欧洲和印度的情况大不相同。这是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的显著表现。因此,各族之间,虽然宗教信仰不同,但依然能够相互团结。
张岱年先生的另一段论述可以作为本章的结束语:
二三千年来,中原文化在中国大地上一直居于统治地位,而且传播到东亚各地区,构成所谓“东亚文化圈”。这是外国人都承认的事实。在长期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儒学,不但影响到国内各民族,而且也影响到东亚各邻国,这也是不争的事实。[18]
注释
[1] 《史记·秦始皇本纪》。
[2] 《汉书·叙传下》。
[3] 《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
[4] 《汉书·武帝纪》。
[5] 《史记·高祖本纪》。
[6] 《汉书·扬雄传赞》。
[7] 《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
[8] 《汉书·楚元王传》。
[9] 《汉书·董仲舒传》。
[10]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11]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4卷,12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2] 同上书,129页。
[13] 吕思勉:《先秦史》,2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4] 《荀子·儒效》。
[15] 《白虎通义·三纲六纪》。
[16] 《后汉书·循吏列传》。
[17] 赵积惠、郭厚安、赵馥洁、潘策主编:《中国儒学史》,78~79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18] 张岱年:《文化论》,68~69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