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工人阶级概念、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上，科琴不断重申他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即社会主义只能产生于物质富裕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拥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和自由，其有希望成为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包含人类解放在内的社会主义。这仅是科琴在理论层面的思考，反观20世纪80年代左右的世界，科琴开始思考如何在现实中践行这一理念以及社会主义如何能同自由联系在一起。
然而科琴也看到，一些理论家基于现实社会主义的情形，对马克思主义发动恶意的攻击，他们声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就可以看到极权主义的种子。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在这本书中，波普尔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历史决定论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声称知道历史前进的方向，并知道驱动历史朝这个必然方向前进的是经济力量。因此波普尔说，持“经济决定论”信念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认为其对手是错的，认为其是反动的，其阻碍了必然的历史进程，而且他们将自己视作历史进程的推动者。斯大林在意识层面不断强化他自己是历史的推动者，而且是任何情况下都必然发生的历史进程的推动者。科琴指出，将马克思主义视作经济的或历史的“决定论”的观点并非起源于波普尔，但波普尔的确对这种观点给予了最广为人知的传播，因此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不得不常常面对这一观点的指控。
此外，科琴看到一些赞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人也在重复“决定论”这一主张，譬如E.P.汤普森(E.P.Thompson)在他的《贫困的理论》一书中对此作了最深刻的表述，尽管他是以一种比波普尔更精妙的且不那么极端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就本质而言，汤普森认为马克思应为他所说的“经济主义”以及社会是通过“生产力”发展而发展感到内疚。汤普森认为，如果按这种方式构建的社会，那么马克思给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狭隘且谬误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倾向于接受资本主义工业化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先进”变革这种观点。尽管马克思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首席批评家，是工人阶级革命的理论家，但事实上他认为资本主义是“进步的”,因为资本主义促进了物质生产和社会财富的增长，资本主义产生了社会主义革命所需的工人阶级和运营社会主义社会的技术。汤普森认为，这实际上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巨大讽刺悖论。工人阶级产生的同时，资本主义内部也生出了导致其灭亡的手段。尽管马克思详细描述了19世纪英国第一批工人的悲惨遭遇和工厂的剥削，但他从未否认新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要比前工业化时期过着“愚昧的乡村生活”的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要高。
汤普森认为马克思感兴趣的仅仅是产业工人作为“剩余价值”生产者的经济作用以及他们在革命中的潜在政治作用。汤普森认为，如果考虑到工人的想法和感觉，考虑到他们的家庭和个人生活、他们的愿望和信念，考虑到一种广义上的前工业化时期农民和工匠的生活，那么马克思也将不确定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否具有“先进性”。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汤普森试图将这展现得更广一些，他描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产业工人阶级，他断定对于大多数产业工人而言，资本主义工业化无论如何不是一种“先进”转变。相反，对于大多数处于资本主义工业化中的人而言，资本主义工业化更像是一个严重的灾害。对于汤普森而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更加传统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在这方面都存在错误。他们都认为工人阶级生活的标准问题或者工业化相较于前工业化的世界的优势问题能用纯经济证据，即用产出、投入、个人平均所得等来回答。但是，汤普森认为“生活标准”的概念不仅仅包括金钱收入或者物质状况(诸如住房、环境卫生、健康),还应该考虑到生活质量、自由及不自由的程度、自治和自主的“无法估量”的损失。
《英国工人阶级的产生》不仅产生了一种同激进的“社会”历史传统相类似的人本主义观点，而且对于汤普森而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问题是同以其名义所犯的罪行相关联的。因为，假如人们相信只有通过工业化带来的物质繁荣才可以带来人类真正的自由，那么人们也会相信为了正当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例如，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和未来真正的自由，拒绝当前全部的自由也是正当的；斯大林所做的都是正当的。汤普森并不认为这是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自身思想间唯一有关联的地方。在斯大林主义的苏联，以及在那段时期的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中，对所有文化、艺术活动和表达都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而且这种行为被一种文化生活的“阶级解释”证明是正当的，艺术、文学、音乐等存在无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区分，国家力量必须确保只有无产阶级的文化才能传播。在这种审查制度发展到最极端的时候，甚至影响到了苏联的自然科学实践，要求将自然科学结论修改到适应党的路线。在《贫困的理论》中，汤普森认为马克思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对此负责。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在自由辩论中使得自身思想蓬勃发展，而且即使当别人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时，他们也没有试图去审查别人。汤普森认为，尽管如此，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存在将社会和文化生活作为一个整体简化为经济和阶级问题的倾向，因此他们的一些著述为“无产阶级的”艺术和科学观提供了正当理由，证明以此为名的镇压和审查是正当的。
科琴认为，汤普森的这种希望避免“经济主义”和“还原主义”的愿望产生出一种具有强烈社会性和人文性的历史，这也影响了激进的社会历史传统。由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产生》激发出的历史观，经过拉斯金历史研讨会(Ruskin History Workshop)组织，在《历史研讨会杂志》(History Workshop Journal)中重建，其以对资本主义抽象视角出发重建了英国工人的历史，其主要以工业革命前的历史为主。历史研讨会提出的最具社会性的历史是关于特定工人群体的小范围的局部研究，其详细描述了他们的工作状况、家庭生活、习俗、娱乐、信仰和他们的政治活动或产业活动(如罢工、怠工等)。历史研讨会成立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将普通工人的历史从传统经济和政治历史(“统治阶级的历史”)中拯救出来。在这种具有社会性的历史中，资本主义仅表现为“背景情况”的速写，或者表现为被雇佣者用罢工或其他形式来反抗的敌人。事实上，这个历史是“社会性”的历史同其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一样重要，它只是一个用来反对传统的经济和政治历史而定义的历史形式，它首先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其次关注“伟人”在议会中的行为。相较于从传统历史中汲取的灵感而言，这种社会性历史更多的是从微观社会学乃至全部社会人类学中汲取灵感。传统的经济和政治社会作用一个国家或国际的范围，社会历史则作用于一个有限的小范围。前者主要关注总量和趋势，后者则关注局部和地方；前者处理的是公共生活，社会历史处理的是“私人领域”,对应的是家庭、抚养子女、两性关系和娱乐。
科琴指出，这种从事局部的、小范围的研究，关注工人或个人这样的小群体，处理短期问题的历史方法，其主要影响的是那些致力于“重建”工人阶级生活的丰富性和人文性的人。同时，这种方法也是一种很难掌握大范围运动或长期趋势的方法，而且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一方法在认识层面存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风险。关于这一点，科琴以一个从18世纪晚期纳尔斯伯勒森林圈地运动的描述中摘录的内容为例子来解释，“可怜的佃农和他的家人由于活跃的工业而改变了他们的懒惰，他们获得了奢侈的工资；数百人被从远方诱导来提供劳动力；不同工种的劳动力，木匠、工匠、铁匠、泥瓦匠都聚集到这里得到持续的雇佣。虽然在分配开始之前已经发生了一些暴乱，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了；由于外来援助，劳动保持快速增长……最后，产品数量的增加远超出设想，剩余产品有三倍之多，人口数量也呈现出很大比例的增长”①。从描述中可以看出，这个区域圈地运动的历史开始之前“贫穷的佃农”所处的情境，记录了圈地运动之初他们的担心和焦虑，继而发生暴乱，当地政权对暴乱予以镇压。这样一段历史描述不可能是“不真实的”,它强烈且生动地捕捉到了一个转瞬即逝的历史运动，但是如果其没能根据事实而记录，那么它依然是严重误导的。
基于此，科琴表示，这实际是大量空想的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会做的事情。空想的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会说，“预言是存在的。预言在现在以及过去都被当作关于一系列事件的一个历史事实，对那些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而言它是可怕的，因为预言发生了，而且无法解释。只有那些有后见之明的人能幸免于未知的恐惧”②。这就是历史方法中“经验”特权所意指的内容。在汤普森那里，这种历史方法不仅反对“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且也反对全部关于工业革命的传统“经济主义”历史。如果这意味着统计总输出、投入和个人平均所得的话，那么这样的历史已经被资本主义完全充斥了。统计输出、投入和个人平均所得的上升数据连同英国企业家的故事一起，都有力地支持了对英国工业革命的正统解释——正统解释将工业革命视作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以及最具进步性的经济变革。正如已经分析过的，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就是希望向工业革命的这个完整的“进步性”概念发起挑战，但是他挑战的手段是通过描述和分析那些从该阶段更广泛的宏观经济趋势以及与其相伴随的社会事件中抽象概括出的18世纪早期工人阶级的态度、信仰、变化的生活模式和政治运动。正是这样，英国“工人阶级”的“社会”历史得以从英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历史中分离了出来，这种分离几乎成为历史研讨会后续工作的全部内容。
科琴认为，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研讨会成员的这种作为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种知识层面的趋势反映并强化了英国左派的政治态度和信念。英国工会的大部分领导，以及工党中本尼特左派的成员都接受了“历史研讨会”的激进的社会历史，科琴将这种态度称之为空想的反资本主义。这种空想的反资本主义观点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视作只对工人造成消极的、损害性的后果，并将任何工人团体反对这种后果的活动都视作是英勇的。这种空想的反资本主义的核心就在于，它认为“工人阶级”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任何方面乃至全部方面都是值得研究的，而这种价值仅在于他们是“工人阶级”,或者更准确地说，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人，他们在人性上是完全平等的，因此值得那些自身历史已经很丰富的中高级阶级(包括中高级阶级本身以及更传统的历史学家)去记录。
科琴认为这种空想的反资本主义是反资本主义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其从本质上看呈现出的是一种消极的姿态。历史研讨会的历史学家们，就像工党活动家一样，他们常常知道自己反对的是什么,但是他们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而反对。从本质上看，他们只是反抗者而不是革命者，因为尽管他们哀叹并攻击资本主义在过去和现在对工人生活所造成的影响，但他们却鲜有知道或者完全不知道如何才能改变资本主义。一旦人们注意到这个问题以及世界上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历，那么这个问题就切中要害了——资本主义强加于工人身上的束缚，哪些是在任何形式的复杂工业经济中都是共同的，哪些对资本主义来说是独特的?那种共同的束缚是不能够通过社会主义变革改变的，而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束缚则能够被改变。因此，人们必须清楚两种束缚之间的区别才能创造出某种现实的社会主义策略。然而，一旦人们试图弄清楚这个区别时，经济理论和组织的复杂问题就立即出现了。这正是激进的社会历史的一个标志，是英国工党在过去和现在的一个标志，即众所周知的经济上的疲软。
科琴指出英国工党或者英国的社会主义之所以会出现空想的反资本主义，则需要追溯到英国工党的形成和19世纪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团体形成的历史背景中去。英国工党和19世纪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团体都形成于一种理智的氛围中，他们远离古典政治经济，实际上英国大多数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观点都是反对亚当·斯密以及古典学派的；他们也远离新古典主义继承者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基于人本主义立场，英国社会主义对所有这些经济理论都充满敌意，尤其是知识分子占主导的英国工党，最典型的就是擅长社会政治而不擅长经济的费边社。工党一度曾是由那些极关心收入和财富一旦产生如何能够被更公平的分配和“福利性”使用的人占主导的，但是财富却是由那些对财富过程不太感兴趣的人所生产出来的。更有趣的是，当工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采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时，凯恩斯本人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的，在现实态度和信仰上是反社会主义的，这与工党本身的主张可以说是并不一致的。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就像费边社会政策一样，依赖于假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解决了如何生产出数量不断增加的物质产品和服务这一基本问题的基础之上。凯恩斯经济理论关注的是如何保持经济稳定的增长(而非繁荣和衰退)以及如何让经济发展兼容充分的就业。正是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的这个本质上是福利主义的目标吸引了工党和工会的注意力。
但是为什么英国的社会主义总是如此厌恶经济学以及任何形式的经济理论，为什么英国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中很少有经济学家呢?科琴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关注增长和积累的长期基本机制会将问题集中到一个空想的反资本主义所不能处理的问题上。例如，(1)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实际工资必须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保持一致，这是真的吗?(2)由工会争取到的货币工资的增长与生产力的增长并不匹配，对工人来说这只会带来短暂的利益(其最终会被通货膨胀所侵蚀),这是真的吗?(3)在任何经济体系中，存款将必须由用于资金投入的当前消费组成，因此在任何有着持续增长的物质生活水平的体系下，劳动者的“全部产品”是不能够归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所有。这是真的吗?(4)不管怎样，现在将生产和净投资仅视作“劳动”的产物有意义吗?(5)如果资本主义劳动有助于创造利润，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资本家是市场经济中的基本或者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吗?(6)市场机制是目前为止保持土地使用大致符合这些资源的相对供给最有效的机制，这是真的吗?(7)市场经济是否比中央计划更有效?(8)经济部门和活动通过政府补贴的形式而存在，即使其在短期内能够维持或促进福利的增长，但中长期的影响是经济中总产量的降低以及受补贴人群福利的减少。这是真的吗?科琴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1)真的；(2)真的；(3)真的；(4)无意义；(5)当然不是；(6)真的；(7)真的；(8)取决于非常特殊的情况，但是目前答案是什么无关紧要。科琴认为，如果要认真对待创造一个资本主义的替代品，那么必须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并做出回答。如果想对货币主义做出有效回应的话，那么这些问题也是应当予以回答的。然而，如果仅关心反对资本主义所面临的阻力是什么,却丝毫不关心创造资本主义的替代物的话，那么这些问题就没必要回答了。而且事实上，如果仅关心反对资本主义会面临什么阻力的话，这些问题的提出反倒会削弱反抗者的斗志。
科琴进一步指出，历史研讨会的历史，是反抗的历史，是与英国传统的工会主义相对应的最完美的知识，同时它也是一个反抗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反对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必须拥有一个反抗所依据的道德规范。因此，关键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有效吗”(这只是对于资本家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公平吗";问题不是"资本主义有积累吗”而是“他们对工人好吗”;基本问题不是“什么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而是“这样的分配是公平的抑或仅仅是恰当的”。现在，这样一种道德规范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令人满意的，因为道德规范帮助他们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政治问题：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如何能够公平?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和经济企业如何以所有人都要对其他人好的方式进行呢?但是这些问题也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因为如果离开了这种纯粹的道德形式，它们是非常不完整和令人误解的。例如，“在维持财富创造的一个最小有效形式的同时，如何使得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公平?”或者“在维持足够的原则来确保它们的基本作用不被损害的情况下，如何使得经济企业或其他组织更民主?”这些问题对于社会主义而言，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很难予以回答。这些问题被归为伦理—技术问题，仅仅通过社会主义道德是不能够克服这些问题的，此外还包括经济和政治理论的使用。科琴再次强调，没有这样的理论，反抗者拥有的就只有空想的反资本主义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通过让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在他们的任期内处理困难的经济问题，这实际上就是放弃了自身的立场。正因如此，空想的反资本主义是工会在实践中“留给经理去处理”的态度在理论层面的完美等价物，其以一种最终的无主义为代价换来了一种道德上的纯粹，而这种无主义只会给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及资本主义自身带来好处。
总之，科琴认为在19世纪80年代的英国乃至世界上其他地区资本主义发展的真正历史图景中，空想的反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虽然这种空想的反资本主义是真实的但自由和民主是有限的，它是具有创造潜力的但同时也是沮丧的，它是秩序与无秩序的共存。在空想的反资本主义的错误信仰中，“经济主义”不仅导致向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投降，也导致了斯大林主义，空想的反资本主义不仅阻碍了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拥有一种现实主义的历史观，更重要的是它阻碍了英国社会主义者更清楚地参与到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中去。由于其拒绝全面地了解英国乃至西方世界中大多数人从资本主义发展中真正获得的物质利益以及这种繁荣带来的他们态度的变化，空想的反资本主义在实践中产生了一种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欢迎的且与贫困相连的政治运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工党中的本尼特左派的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