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琴通过对英国工党及英国社会主义群体中弥漫着的空想的反资本主义予以分析和批判后，明确指出这种空想的反资本主义并不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在19世纪的英国乃至世界上其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要想构建社会主义则应结合现实的实际情况，拟定一个新的社会主义运动方案。科琴基于英国当时的现实情况，提出“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也许是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可行方案。

由于科琴的“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是建立在对空想的反资本主义的批判基础上的，因此阐述“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的含义则离不开对空想的反资本主义的批判。科琴延续了其实践哲学的研究方法，将对“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路线的阐述放在1974年英国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展开。

(一)科琴对“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的具体设想

1974年官方统计的英国失业人口有350万，而非官方则认为英国的失业人口数量极其庞大，尤其是将那些被迫回归家庭却未被登记为失业人口的女性工人计算在内的话，失业人口数量将更加庞大。此外，在失业人口中以年轻人为主，而这些失业的年轻人又以黑人或棕色人种居多。在大规模失业的同时，尽管英国的工业产出在1983年1月呈现出正增长的势头，但其仍处于自196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且投资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保守党政府主张的货币主义野蛮地攻击了许多公共支出领域，特别是社会中贫困群体所依赖的那些领域(例如，公共住房、教育、福利服务等)。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反对有组织的工人，其在意识形态上明确、尖刻且持续地抨击了工会的权力和权利。保守党的一些发言人近乎公开地声明他们愿意用大量失业的方式来削弱工会、激发工资谈判中的“现实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非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预料到政治冲突的两极分化，失业者以及工会工人在面对战后阶段最致命的和持续的右翼攻击时转而支持左派。然而，现实却不是按照这种可预见的情况发生的。现实恰恰相反，左派政党在选举中的受欢迎程度是与左派在其中的力量比重相反的，这几乎在每一个民意测试中都得到了证实。科琴认为，这将不仅导致本尼特左派在工党内受到进一步的排斥，在工党组织机构内增强本尼特倾向会变得更加困难，而且这有可能成为右派重塑工党作为一个安全的和“令人尊敬的”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政党形象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对于有着左派政治信仰的任何一个人而言，这都是一个悲观的情境，人们应该推动对左派政治思想重新作出一种基本评价。将这种潮流置于中心并远离所有形式的左派政治，人们可以从一些逆潮流的事件中获得些许安慰。这些逆潮流的事件中最显著的三个就是：关注由新一代“战略性”核武器所构成威胁的核裁军运动的复兴；在工党内和工会活动中女性运动在数量和影响上的增长；工党左派政治的群众基础增强。这三个运动共享一个相同的阶级基础和代际基础，它们都不同程度地从主要在公共部门和服务岗位工作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工人那里获得支持，其中几乎所有人的年龄都处于25岁左右到45岁左右，这些人都是1944年教育法和整个战后中高等教育推广的产物。由此可知，逆潮流的事件是存在的，这些事件的阶级和人口构成具有有趣且重要的特征，其显示出在未来相当大的扩张能力。但是也不应忽视在具有普遍特权的议会民主制中，广义上的左派主要因人数少而吃亏。尽管左派偶尔能在伦敦街头组织一大群人示威，但左派并没有足够的支持力量，也没有足够的地域集中支持来影响选举的形势。

但是在英国激进政治的代际构成和特殊阶级已经弱化了其关于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呼吁。这一点在英国工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工党的普通积极分子和激进分子以及“普通的”工党选民的数量从未增加。工党的选民认为工党是由那些同自己有社会和意识差别的人控制的，因此在民意调查和补选中他们都不再支持工党了。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了工会，工会的管理者、积极分子和普通大众之间同样出现巨大的差距，工会的管理者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对工会成员中的左翼分子是很友好的。即使普通大众具有“斗争性”,那么他们的“斗争性”也完全被限制在工资和待遇问题上。这种差异至少解释了近期公众民意调查的结果，即使是工会成员也认同关于“过于强大的工会正在损害国家利益”这一命题。

但重要的是意识到所有这些趋势是多么复杂。因为如果这些在英国工人阶级的职业和性别构成上的缓慢但基本的结构变化为一种激进的政治扩张提供了新的阶级基础的话，那么这种结构变化实际上也虚弱了工党对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传统观念的忠诚度。例如，工党或工会的一个积极分支的意识形态观点和职业构成总是同广大选民的意识形态观点和职业构成存在差别。但是工人阶级结构一系列变化实际上已经削弱了工党追随者对其领导阶层的信任度和忠诚度。科琴列举了具体的例子，教育水平的提高，更高的职业复杂性，工人阶级内部的流动性，传统重工业内老的阶级基础群体的弱化，传统上在家庭中女性选举权严重受到男性的父权制的削弱。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可以被列举出来，它们中的一些被认为是对民主生活有积极影响的令人满意的长期趋势，即使它们在短期内是对左派不利的。科琴表示，尽管他可以列举出这些因素，但一方面他不能完全不遗漏地全部列出，另一方面他也不了解所有这些因素的多重组合，而这些组合将会使英国的选举在其选举行为上变得更加“反复无常”。因此，必须去弄清楚这些变化及其长期意义，以及其在地域上的差异。如果左派政治认识能够超越基本固定的阶级划分，那么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仍将是具有吸引力的。

科琴强调了影响工党政治对英国工人阶级控制削弱的因素之一，大众媒体的作用，左派自己也经常提到这一因素。英国的左派之所以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处于劣势，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拒绝使用大众传播的有效手段，而中间派和右派则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强有力且多样的渠道来宣传自己的观点，推动他们的观点在社会每一阶层中的传播。尽管大众传媒对于观念的传播和影响的扩大有重要的作用，但科琴也意识到大众传媒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弊端，那就是大众传媒的软弱性。自19世纪晚期开始，英国出现了大众民主政治，右派一直掌握着大众传播的手段，而左派则不得不一直努力让自己的观点得以传播，大众传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倘若大众传媒并没有这么大的作用，那么马克思就不可能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写到“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①,关键在于统治阶级的思想之所以是占统治地位的是因为被统治者信任统治者的思想。因此，控制大众传播的手段就是统治阶级思想统治的一个手段。然而这里是存在争议的，大众传播技术的变化和电子媒体取代纸质媒体成为政治思想传播的主要途径，已经使得“思想竞争”更完全地偏向那些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思想，而报纸生产和分配的垄断趋势已经有了同纸质媒体一样的结果。这种争议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因为现代大众媒体特别适合高度集中的控制。自19世纪晚期或20世纪早期开始的定量变化可能已经成为了定性变化。例如，抛开现有媒体中公然的政治偏见和操纵，左派由于自身成本束缚而有效地被排除在控制大众媒体之外。

尽管如此，从历史上看，人们是不可能离开信仰的，即当左派思想适应公众需求或激发公众的不满情绪时，左派的思想也可以以惊人的速度和效率传播。例如，在大罢工中，在战争期间的军队中，在1984至1985年矿工罢工中，在核裁军运动组织的斗争中，左派的思想确实适应了公众的需求，激发了公众的不满情绪并发起抗争。因此科琴指出，尽管大众传媒存在软弱性的问题，但从一个更深的意识形态层面看，大众一直处在一种失真或幻觉中是危害极大的，左派在近期社会政治中的衰败不能仅仅归因于没有掌握大众传媒，最重要的原因是英国左派和工人阶级被困在一个矛盾中，工人阶级完全没有感知到这个矛盾，而左派却对此非常了解。由于这个矛盾是自生的，因此其总是引发那些原本支持左派的选民怀疑左派。而这个矛盾是什么,科琴指出则需要从英国经济和英国工人阶级的视角出发在英国现实中去寻找。

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对英国经济予以观察的许多观察者都赞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经济的利润率或多或少是持续下降的，特别是在工业部门。对这种普遍认同的现象的解释是千差万别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因为“资本有机构成上涨”,其他一些观点认为这是由于劳动力短缺、工会讨价还价的能力增强和国际竞争导致的。科琴认为，这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会运动整体的普遍后撤和混乱，以及撒切尔主义构建的一个重复和破坏的模式，该模式大致如下：工人使用包括罢工活动在内的方法来表达迫切要求改善薪酬和条件的需求，左派通常对工人的这种举动予以强烈支持。然而并不确定是由于不恰当的投资，还是国际竞争，还是不称职的管理，工人工资的增长是以减少利润为代价的。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时期，利润的这种影响可能被通货膨胀的价格增长所抵消掉。而在当时，价格的增长影响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左派也趋向于反对需求价格和股息控制等。然而，在世界会议期间，停滞或萎缩的市场带来极严重的国际竞争，利润的“膨胀”保护不再是开放的。任何试图使用利润的“膨胀”保护的尝试都会造成个体公司没有竞争力并产生亏损、倒闭、失业等现象。在这种情形下，留给雇主保护利润的方式就只有“阶级”的方式了。例如，他们必须减少工资花销，增加产量。换言之，他们必须提高每个工人的生产率，他们通过解雇工人来使得每个产品的工资花费减少，通过倒闭和遣散在中短期内减少了需求而抑制了利润。但是不管怎样，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系统而言，在短期内冒着利润率持续降低的风险来恢复利润率长期增长的基本情况是理智的。

抛开与货币供应相关的神秘修辞和公共部门借贷需求的通货膨胀率不谈，这就是货币主义的真正的本质。显而易见，撒切尔夫人一遍又一遍强调的是货币主义原则的一个方面，即有关生产力和工资的一个“铁律”,以及拒绝通过增加货币供应来增加工资。因此，科琴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左派面临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背景下，撒切尔夫人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只要英国的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下的一个附庸阶级，例如只要全部或大部分工人渴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那么如果他们的生产力至少和德国、日本、美国工人阶级的生产力一样高，那么工人只能不断地提出这样的需求。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与生产力的增长不匹配的是薪金的增长将会变成通货膨胀并且会出现现实的生活水平并不会持续增长的现象。显然在这种背景下，英国的工人阶级也许是西欧最有力的工会工人阶级，但他们的工资是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平均工资中第二低的。并非只有英国工人阶级需要为其相对低的人均生产力水平负责，英国资本影响了工人相对较低的人均生产力水平。然而无论如何，在竞争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只要工人阶级的现实生产力仍是相对低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就会一直处于缓慢增长中。

当时英国的部分工人阶级(如煤矿工人、钢铁工人和汽车行业的工人)向管理层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然而如果生产力上没有相应的增长，那么这种工资的增长只可能是通货膨胀造成的。随着成本和价格的增长，这些行业的产品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将变得越来越没有竞争力，而且随着萧条时期危机的到来，其损失也会迅速增加。在这种情形下，工人要求进一步增加工资则会使工人和管理者处于一个完全对立的情境中。管理者可能会说他们没能力支付更高的工资，因为企业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储备是无法运营下去的。当一部分工人必须一方面接受资本主义的理性的让步，另一方面为了经济体系的整体变化而将经济要求转变为政治要求时，问题的关键出现了。一般而言，无论是工人阶级整体还是工人阶级中的部分群体，他们都不希望用这种方式改变“游戏规则”,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不可避免地做出让步。一旦他们做出让步，媒体就会大肆宣扬这是一种“责任”和“情理”的表现，这会让那些参与到经济斗争浪潮最前沿的左翼激进分子和工会成员像被搁浅的鲸鱼一样陷入困境。

因此，在当时严重的经济衰退情形下，工人开始相信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可以满足严酷现实中竞争的需求以及工业准则，但是这些政治和经济政策用“人性”和福利主义调和了货币主义的束缚。当时的英国左派则要求“抵制所有冗余”并要求实行本尼特规则，该规则声称可以通过保护主义的联合来解决问题，然而增强国家调控和工人的控制对于那些时常强烈意识到自身所在行业存在人手过多、投资不足和没有竞争力这些问题的工人而言，这似乎并不是一个答案。当面对货币主义强硬且不容置疑的逻辑核心时，左派的解决方式似乎就显得不切实际和混乱了。因此，左派的解决方式是受到质疑的，此外工党左派的激进分子以及其他人不仅鼓励工人去相信为使工资上涨而进行持续的斗争是无代价的，而且让他们相信雇主谈及生产力和竞争时只是一种宣传，左派的这种行为更加重了外界对左派的质疑。因此，一旦资本主义将工人纳入救济行列时，资本主义危机就习惯性地把英国左派的意识形态不加修饰地揭示出来。

因此，对英国的左派而言，存在一种无止境的重复模式：斗争，发展，对抗，让步，怀疑，然后再斗争，发展……。所有这一切的最终结果就是得到一个在所有可能中最糟糕的世界。英国工人阶级的悲剧在于其在希望改变资本主义体系这件事上既不够激进也不够自信，然而他们在让这个体系“正常”运转方面又太有条理和经济上太激进了。此外，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经济情况已经表明，如果一个人只在艰难局面时接受了资本主义理性，即人们只有在陷入萧条、亏损和破产时才接受资本主义理性，那么社会和个人的苦难实际上是增多的。例如，尽管英国钢铁工业的收缩与重建是之前就已计划好并逐步施行的，但钢铁工人和他们的家庭以及群体并不能少遭受些苦难。

科琴对英国左派的策略的另一个反思是，不同于简单地希望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内工人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改善，对这些改变给予必要的限制将一定程度上表明工人是被迫采取激进的政治立场的，人们可能会自觉地同资本主义进行全心全意的合作，但是作为回报这种合作意识的宗旨是有意识地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性质。然而，为了这样做，工会必须要具有一种对行业和部门的研究和策划的能力，他们的这种能力即使不能领先于雇佣者也至少要同其保持一致。此处科琴用一个假设的例子来解释上述观点：钢铁贸易联盟中拥有众多素质优良人员的经济和趋势研究所已经提醒了20世纪60年代晚期英国的钢铁行业老板，“我们的研究者表明在这些国家中拥有一个迅速扩大的生产带钢的能力；考虑到各处的人员配备和工资水平以及我们生产带钢能力上某种程度的技术落后，已经可以预见这将在国内外呈现出竞争力下降的趋势。因而，我们建议接下来分阶段的在这些新的某企业中通过增强专业性并对其进行破坏和改组。然而，我们做出了如下要求：(1)在以下类别中支付某的裁员费；(2)保持以下类型的计划，在接下来的阶段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保持不少于以下类别平均收入的补助金；(3)某级别的住房和迁移津贴；(4)给某总量的X,Y,Z团体来自BSC的资本拨款；(5)以下代表在董事会上可以完整的获取利益、投资和销售信息。这些代表对工会的执行和定期改选负责。(6)解雇并代替A,B,C(被认为不称职的管理人员);(7)当资本利润超过百分之某时，利润分享计划如下”①。同时雇主要和工会协商裁员。科琴指出，在上述提出的情况和现实发生的情况之间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就在于上述协议是先发制人的，它被设想为在企业出现危机情况前就已经发生了，其实际上被设计为避免或减轻危机影响的一个手段。这种先发制人的工会活动几乎立即会引发管理特权的问题。实际上，人们所提倡的是创造一种尚处在萌芽状态的双重权力，在这种权力中，工会提出管理倡议，以此来保护并增进工会成员的利益。科琴认为这样一种模式不仅可以运行于大多数工业和商业中，其也可以在公共服务、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教育和健康服务中推行。

科琴指出，这一模式的实际宗旨是诱发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下，管理人员并不是参与管理的唯一力量，工会的倡议会以一种公开的合作和合理的形式制定出来，这种情形下管理层的抵抗很容易就被打上不合理、独裁、专横的烙印。这样一种策略有可能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策略将在资本同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以及管理者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上获得一个永久的现实意识形态优势地位。当然，这样一种处于萌芽状态并持续增强的双重力量，其在本质上是矛盾和不稳定的。通过定义这种工会介入管理特权，工会做出的真正让步将最终提出关于本应该在斗争中解决的权力和控制的关键问题。但是这个策略的整体目标是既要查明此前该体系中争取民主进步的数量，也要让工人们感受到权利和责任，让他们在此基础上建立知识和自信，让他们走得更远，即使这种走得更远意味着严重的冲突。

此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样一个策略也是不稳定和存在隐患的。因为这个策略假定，装备精良、人员素质优良的工会研究和计划部门能够了解国家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趋势，并能制订符合趋势的计划，此举比当前的管理人员所做的更加有效。纵观20世纪70—80年代的英国，其管理人员在钢铁企业、汽车、摩托车、制鞋和纺织行业中表现糟糕，因而这些行业的工会介入管理过程的行为不会比管理人员更糟糕。但是最终工会也将面临同资本家一样的问题，即主要依赖于市场宏观产出机制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不可预测且不稳定的特性。然而，从社会主义角度来看，对这一矛盾进行探索并从中吸取政治教训，以便在国内或国际经济规划方面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这本身可能就具有很高的生产力。

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一种策略能够通过管理引起工会竞争合作，将工会训练成管理部门，并通过在决策中发挥极小的作用来吸收工人大量不满情绪，但是最终却在保护工人利益上并没有实际权力呢?这会仅仅导致“黄色”工会或“房屋”工会的产生吗?这是管理者的玩物吗，其必须被来自下层的团结式的群众运动或者非官方的“不可靠的”工会活动所取代吗?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竞争合作是一个真正的危险，其主要依赖于工会领导能力的质量，更确切地说，其依赖于一般群众对谈判代表、管理者代表和研究和计划者的掌控程度。在某种意义上，为了以组织的形式推动社会主义进步而不是同资本主义合作，这些工会需要这种策略的目的是为了产生一个经验丰富、见多识广和纪律严明的成员资格，坚决致力于在越来越多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中发挥作用。然而，科琴已经论证了在英国乃至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不存在这样的工人阶级，这里就存在一个矛盾了。尽管如此，科琴继续强调这个矛盾只有在实际行动中而非抽象的辩论中才能被解决。在创造这种工会之初，在向工会成员解释他们将做什么和他们如何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在将普通百姓纳入工会活动中时，工会的研究和计划部门作为信息的搜集者和提供者，应该在实践中缓慢且有组织地创造条件来解决这个矛盾。

由于科琴指出关于问题的讨论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纯理论或假设层面的探讨，因此科琴提出了对“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策略的现实尝试，即设想在1969年至1972年间建立卢卡斯航空工人代表联合委员会，并设想在1976年1月建立关于卢卡斯航空工厂的替代性“整体计划”的成果。科琴指出，联合是一个长期、复杂且极具意义的历史。科琴基于对“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策略的概述，列出了他所设想的这段历史的特征：

(1)一群薪酬丰富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熟练的工人发起并维持了这个计划。

(2)这种联合的形成以及替代性的企业计划是建立在联合委员会发起的一个研究计划的基础上，但是借鉴的是卢卡斯航空工厂工人详细的知识和经验。这就允许包含的信息能够被用来检查卢卡斯管理部门提供的东西并在对抗裁员的斗争中给予帮助。这也是用来获得卢卡斯替代计划中最重要的“替代产物”部分的观点的方法。

(3)卢卡斯计划已经导致形成了两个工会研究和信息组织(联合委员会和替代工业体系以及技术体系中心——CAITC的联合论坛),这两个组织在上面假设所列的场合很好地运行。

(4)工人代表联合委员会从组织一个反对裁员的运动转向更有野心的“替代计划”。工人代表委员会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只要卢卡斯的管理能够表明航空航天产品订单数量减少，一个纯粹的抵抗活动就不会给管理的“逻辑”论证带来任何有效的政治还击，管理的逻辑论证认为裁员是令人遗憾但又不可避免的。整体计划的目的是先发制人，通过产生一系列产品创意和原型来论证，这可能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并同卢卡斯的现有计划和设备一起产生，且在商业上是可信的。当被简单的视作抵抗裁员的一个策略时，这个策略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将卢卡斯的管理放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令人为难的“处于守势”的位置上。事实上，这个整体计划的替代产品以及计划本身，被证明要比同管理层谈判中获得绩效的政治收获更重要且更有影响力。

(5)卢卡斯管理层对替代计划的反应，特别是联合委员会向管理层提出计划的初期会议的数量，在准确展示传统的管理特权是如何威胁这样举措的过程中是非常吸引人的。个体管理者的回答是不可能轻易接受在计划以外承诺考虑它并在下次会面的时候带来一个详细的回复。个别技术管理人员表现出了对产品建议的真正兴趣。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越来越明显的是有权力的管理人脑海中所想的却是产品建议以外的事。对他们而言决定因素是产品建议应该来自哪儿。比尔·威廉姆斯——卢卡斯航空在伯明翰的一个技术经理——总结了真正利害攸关的问题：“我”个人非常确信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工程角度的产品可行性问题；真正利害攸关的问题是谁管理卢卡斯航空。几个月之前，在此期间主要的计划已经呈递给了经理布拉辛顿先生，他是伯明翰地方的个人经理，他同意一系列关于工会联合委员会代表的多样性地方会议。在1976年2月，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会议召开了。鲍勃·多德(一个联合委员会的成员)描述了当时的状况：“布拉辛顿先生一定已经认为这将一事无成，我们的想法将成为空想，我们将不会得到专业技术的支持。但是一旦我们解释了我们的建议，两个技术经理就明白了我们的意思。他们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似乎对此很感兴趣。布拉辛顿先生一定很焦急，因为他进行干涉，并不看好全部事情。他在之后再也没有召开任何这样的会议。”比尔·威廉姆斯是上文提到的两个技术经理之一，他认为产品建议认真但不精密：“乔治·奥尔洛夫(另一个技术经理)作为工程师已经讨论过这个产品。我不认为这是需要的。我的预期是如果他们不能用他们想要的方式来推动会议，那么他们就不会得到其他。这就是说此次会议后应该还有另一次会议。我知道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6)形成联合的经历和之后设计替代的整体计划，似乎已经用前文假设过的方式建立起了知识和自信。显而易见，联合委员会只获得设计计划和挑战管理层对管理的独占权的自信，以及改变卢卡斯公司退休金计划的整体结构的自信。卢卡斯航空工人计划的历史是那群开始持怀疑态度的公会成员的历史，这些人只是通过保护他们成员的工作而反对一个新的管理结构而在初期推动联合形成。但是，当他们看到这种方法行之有效，而且为他们所代表的工人带来具体利益时，他们就更加坚定地承诺要将其与各种可能性结合起来。然而，这是一个使它太过简单的方法。因为实际上联合的工作和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是工会成员增长的知识和自信所带来的结果。事实上，“工作”只不过是他们的集体活动，这活动造成了他们态度的转化。正如特里·莫兰(他是机械和锻造工人联合会的一个工会成员以及联合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提到的：“我定然是同六年前截然不同的人。我过去常常认为一切都是伯恩利的。整体计划已经难以置信地拓宽了我的视野。”一个具体的例子非常准确的反映了这样一种变化如何发生。作为起草替代方案的前提条件，联合委员会向所有相关的工厂委员会发放了一份问卷调查，要求他们提供一份关于自己工厂的厂房和设备的详细清单。如果替代产品将在卢卡斯现存的工厂中被生产的话，那么这就是有必要的。来自伯恩利的麦克·库尼描绘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他们想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机器工具。着实令人惊奇的是没有一个地方知道自己拥有什么。现在计划生产是运行一个业务的基本部分。但是管理者并不计划。工人计划生产。这的确令工会成员感兴趣。”①

卢卡斯工人的计划这一经历也具有某种关于一个“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可能性的暗示，而这种“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是非常复杂的。首先，工会成员间联合的形成及维持必须首先反对卢卡斯航空的传统工会组织，而不是从中产生。事实上，这种联合最初形成是因为一些独立工会的工会成员看不到任何有效地反抗裁员的管理计划。一群之前独立的工厂和公司已经统一于卢卡斯航空的控制下，这种控制实际上是第二届威尔森政府为了“合理化”和强化英国全部的航空工业而对垄断企业进行赞助的。一个新的、中央集权的、企业管理结构就这样被创造出来。这一结构使得依赖于单一“贸易”和单一厂房的传统工会不能有效地斗争。实际上，工会成员的联合是一个同新的企业管理结构同步发展的“平行”的企业工会联合组织。联合将工人从不同的工会和厂房中聚集起来，特别是带来了“车间”和员工工会，但联合不能获得关于管理计划的信息以及这样的计划在不同的厂房的影响，而这对于其能否限制或先发制人管理行动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国际联盟，国际工厂联盟总是一朵脆弱的花，在几个组成工会的国家领导人那里也是怀疑的对象。这种员工车间联合的削弱威胁到先发制人的联合的能力，因为白领运动已经得到了拒绝车间工人的信息，以及关于合理化、裁员等的管理计划信息。富有同情心的老板泄露了机密备忘录，其他白领员工被允许在预期的管理业务中采取行动。之后，这里出现了一个关于为什么“阶级”行动总是在特定公司或组织中更有效、更强有力的但非常罕见的例子。这主要是因为它可以先发制人。卢卡斯的经验也表现出创造这种联合有多么难，面对根深蒂固的地位差别和敌对，特别是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之间的地位差别和敌对，维持这种联合有多么难。最后，主要因为他们是建立在部分“贸易”组织基础上的，还因为他们只关注工资和待遇，联合发现现存的工会很少使用研究组织，所以就创造了自己的研究组织。正如已经看到的，其最初主要是从车间和办公室收集信息来研究的。当它参与设计和测试替代产品的原型时，联合从东北伦敦理工学院(现在的北伦敦理工学院)富有同情心的工程师那里获得了研究帮助。

科琴清楚地意识到，在现有的工会和研究部门中重新划分出先发制人的工会似乎有些天真。作为一个先决条件，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很可能将需要一个完整的工会来组织重建，而重建则需要从几个联盟中雇佣工人。实际上，卢卡斯运动持续的一个后果就是在同等状况下其他工人展示出对于建立工会联合的兴趣，不仅是对于信息收集感兴趣而且对运动感兴趣。联合委员会的联合论坛，对于其来说CAITS作为一个秘书处，在促进和支持这种互动中是非常重要的。科琴基于假想而提出所有的先发制人联合主义的模型，它们关注的都是工人需要先发制人，需要计划在他们的行业和部门中产生结构性变化，而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很可能会导致行业内的裁员。事实上，这个观点是以各种形式和条件推动结构改革，使受影响的工人获得最大的长期利益。卢卡斯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的工会的全部宗旨就是抵制裁员而不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条件而提前为裁员做好计划。此外，卢卡斯航空劳动力给予替换计划普遍支持最大一部分是基于其在抵抗裁员上表现出的政治效力。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在1979年到1980年间当增加的国防开支在大多数卢卡斯航空工厂解除了裁员的危险时，工人的这种支持就逐渐消失。然而，科琴也指出，从这一点来看，卢卡斯的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很可能更适合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而非自己假想的那种情况。

由此可知，科琴的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最初设想是发生在繁荣的情况下，或者至少不是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因为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工人很可能对于决定解雇和裁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是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的。

然而，在这方面，卢卡斯计划似乎有点混乱，因为其产生的特殊情形影响了其公开演讲的方式。卢卡斯航空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和设计师都是技艺精湛的男性(鲜有女性),他们使用这些技能来制造复杂的武器。很明显，至少工会联合中的一些成员感受到了强烈的道德困境。因此，当替代整体计划被起草时，对找到能使这些工人在改善生活上使用他们的技术生产产品而非在毁坏生活的目的上使用他们的技术生产产品做了许多强调。替代产品的本性反映为：便携的移植肾的机器和新型的人造四肢，给盲人雷达导航，用一个热泵来提供便宜且能源节约的家庭供热，为使公共交通更便宜更适合的路轨车改善刹车系统，为了避免环境对人类健康的危害而生产手工操作的遥控机器。在那时，联合委员会提到这些产品作为“公益”产品，并明确或含蓄地将它们同卢卡斯航空现有的产品进行比较。科琴认为，这种制定对于启蒙政治而言既是太宽泛又是太狭隘的。其宽泛是因为根据“公益”是被如何定义的，任何产品乃至全部产品都可以被称为是公益的。因此这给卢卡斯的管理层留有发言的余地，他们认为武器是“公益的”因为它们用来保护我们的生命、财产和远离外敌入侵。但是其也太狭隘了，因为它留下了对产品进行联合设计和技术原型可能对资本主义是有利可图的印象，但是没有提供必要的和社会实际需要的目的和需求。事实上，在这方面，它对产品要求的太少了，一些已经被吸收并被英国和其他地方的资本主义工场进行了商业生产。卢卡斯航空的特殊情况可能会在此处被误导。卢卡斯的管理层对提案不冷不热主要是由于他们来自地方的和在管理层特权上做出的政治改变。但是也可以说考虑到这些产品中包含的工业性生产和发展的额外投资，即使用减少国防需求的方式，这里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像卢卡斯现有的产品一样有利可图。但是这主要因为政府国防合同建立在一个“成本加利润”的基础上，例如在合同的形式上，只要求他们给国防部提供产品，而给生产商的基本上是一个空头支票。毫不夸张地说，在这种情形下，基本上没有东西作为国防产品可以被视作对卢卡斯是有利可图的。但是这不是说替代产品对其他厂商没有足够的利润，实际上有足够的利润来让其他公司对他们的商业发展感兴趣。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当前的形式中，它有着重要的含义。这些观念和原型可以给面临裁员的工人或失去现有工作的工人提供替代性且有利可图的产品，也可以为失业者提供就业。在生产公益性质的产品和生产能够在资本主义市场提供具有商业利润和长期就业的产品之间没必要存在一个直接的冲突。当然，在特殊的事例中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冲突，但即使其他国内的购买者和出口市场也能够提供替换的网点。从社会主义视角来看，重要的事就是这些产品的研究和发展以及他们的产品应该以一种非资本主义组织形式产生。例如，在由熟练工人运营和控制的研究和开发组织中，以及在工人合作社以及其他试图废除或减少传统组织和管理的分层形式的企业形式中。这不光是在先发制人的尝试中设计并使用其他类型的“工人”计划在现有公司和资本主义组织中保护或创造工作。至少在大纲上，这一切表明一个在当前的撤退中对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的一种可能的直接推动。由于CAITS应该是由四人构成的一个小的、过度劳累的、资金不足的组织，该组织勉强存在于北伦敦理工学院。联合工会的形成不应该是一个依赖于少量自愿的经费或工会经费以及像CATIS这样资金不足的组织的援助，它们都应该建立在一个大量且资金充足的研究、开发和CAITS项目援助的基础上，从TUC、个人联盟、当地权威和任何富有同情心的人那里获得资金。这样一种组织将设计、测试并开发替代产品，进行市场研究和项目可行性研究，在以工人控制的企业形式来生产并销售这些产品的过程中提供资金或援助的尝试。因此，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有了特殊的形式并在形成于其最艰难的时候，以可能最好的方式——对失业的减少和改善我们社会的生活质量做贡献——获得了确定性。

科琴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当英国由一个工人政府或工党/社会民主党政府重新执政时，政府将迟早会同工会协商“工资政策”,而工会应该同意这样一个政策，但是作为对一定范围和类型让步的报答，这种让步远远超过了通常的形式，不会要求控制价格和股息。这样的要求必然能够拥有对养老金、健康和福利规定、失业等宏观层面上的政治要求，而且这方面有很多先例。但是也可能会有单个行业和部门的工会会提出一系列更加激进的要求，在这些要求中长期的工资讨价还价换来对投资政策、市场、健康和安全状况、人手水平、训练、一个“一目了然”的政策这样准确的要求。在国家层面的谈判之前，每一个公共的和私营的部门工会都应加强研究和规划能力，以便更好的研究这些要求。这个问题的本质是非常简单的。如果英国的工人阶级将自身卖给资本主义，那么其必须以一种计划好的、仔细考虑过的、昂贵的形式卖掉自己；如果条件得到满足，就要探索资本主义在不改变其本质的前提下可以做出的让步的限度。这个策略最后一部分的核心是使工人阶级出售其合作使得英国的资本主义更具竞争力和效率，其不仅得到物质利益作为回报，而且得到以增加控制和决策权利作为回报。简言之，要以这种方式提出要求，就必须由社会主义者来提出，并得到整个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多的自觉的社会主义者的支持。然而，这个策略的目的是当探索到其创造的矛盾时，帮助创造越来越多的自觉的社会主义者。

这个政策唯一困难的部分在于它是先发制人的。因此，科琴关于钢铁案例的假设中，工人在面临严苛需要之前(例如面临大量亏损的紧缩时期)就已经被要求放弃他们的工作。这是所有要求中最困难的事情。工人最典型的和可以理解的要求是他们的工会将保护工作，直到如果政治和经济体系没有出现一个彻底的改变，这样的工作就再也“不能”被保护时。在这种情境下，工会真正的民主本性毫无疑问地将工人同这种短期的基本理性联系到了一起。无论重新设计的计划有多么的乐观，拥有一个工作要远胜过潜在可能拥有一个工作。同样地，许多资本家和国家雇主不愿意尝试实行裁员来反对工会的抵抗，直到他们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例如，直到“市场”迫使他们这样做。

英国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相信“管理者必须管理”。如果出现裁员，那么这是由老板做出的决定。总之，“取决于老板”将工资的增长同生产力和解雇的人联系到了一起来保持这种关系。事实上，只有通过对其合法性的一个总体上且全心全意的理解，工会才可能宣称他们被限制但独占的领域同管理层的专属领域是并行的——保护并改善工会成员的工资和生活状况。

这种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的大规模推行确实会威胁到社会变革，其手段是威胁到了跨越管理工会和执行工会的人之间的界限，并承担其后果(无论是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卢卡斯管理层相当准确地预测到了对这一特殊尝试的负面影响。然而，事实是这样的尝试的确产生了这样的反应，特别是当他们表现出“合理”且“敏感”,“为了公司/企业/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好处”时。这条线会立即被强烈地保护起来，因为它是一条权力线条，因而值得跨越并保护。科琴建议英国的社会主义策略的直接目的应该是渗透到尽可能多的地方跨越这条线——从工厂到熔炉，从地方政府到百货公司，从出版社到保险公司，从建筑师办公室到海陆空三军，从一个持续“阵地战”开始到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社会依然依赖的诸如所有议会民主制的精英的尝试和活动。

基于此，传统的工会原则——相互认可和保留领土——就是一个彻底的反社会主义原则。从英国事例的现实层面看，这只是一个错误的原则。英国钢铁、英国利兰汽车、英国摩托车和电子工业的管理层的管理是不被信任的。他们显然没有有效或成功地行使其管理职能，这是极其失败的，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中，他们的失败被关键的测试捕捉到了。这里的寓意就非常明显了，如果你“相信管理层来管理”,那么当你感到一团糟的时候你就不能抱怨。

“相信管理层来管理”,就像“相信政治家来统治”这一同类型的政治原则一样，这都是缺少自信的一个标志。如果工人不相信他们自己就可以管理，如果他们能够自由地限制自己的活动以要求更多，那么工人永远也不能成为统治阶级，因为阶级统治被瓦解为多数人的统治，其规模之大以致永远也不会出现一种自我强加的社会规则。

然而，由于当前所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政策问题的核心是工资管理，其需要保持工资的大幅增长符合生产力的增长，以此来确保工资的增长并不是由于通货膨胀。货币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充分就业情况下这种工资管理不能自动获得的信念的回应。然而很明显的是在一个高度联合和分工的劳动市场没有出现持续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限制工资是无法维持一种长期的垄断经济的，这将威胁到资本主义的政治稳定，或者至少需要严重削弱甚至最终消除民主自由。因而货币主义实验结束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将再一次回到凯恩斯主义要求的可能将再次回到需要管理和政府刺激经济的市政投资上，也许会用更“温和”的解决方案来实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再一次面临争取广大工人阶级遵守工资约束的必要性，同时也将重新出现各种形式的“社会契约”。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将同时面临马克思所认为的资本主义核心矛盾的最尖锐的当代形式——资本主义制度下日益社会化的产品和消费本质，以及生产利润的私人所有制。

总之，英国资本主义为了生存可能并不需要一个“负责任的”自律的工人阶级。最终，独裁的解决方案总是可能的。但是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为了生存下来则非常有可能需要这样一个阶级。因此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即英国的工人阶级有机会从资本主义制度中提取重大的且确实正在发生转变的变化，以此来换取资本主义制度的合作。然而只有当工人阶级有信心认识到并认为这是可以得到的，而且他们能够自律地行使自我控制和履行自己的义务时，工人阶级才能抓住这个机会。因此，在现有的机会和长期处于从属地位的阶级随时准备抓住的机会之间存在一个冲突。构建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应该既是一种开始转变的方法，也是一种创造自信的方法。其能否履行这一双重作用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在于广大工会成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到先发制人的计划和策略的制定及执行中。这就引出了关于组织和制度建设这样的难题了。人们自然也会想到屈身进入每一个工厂、建筑、仓库和办公室来研究并计划、组织，同时组织成员还要参与到提供和收集信息的活动中，给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新的领域。此外，如果先发制人的策略得到应用和认可的话，那么其中一个设想就是成员参与管理再培训计划、配备顾问机构、就遣散费的使用提供意见、监督安置计划、担任董事代表、成立工人委员会、负责工厂一级至部门一级的新投资一级管理利润分享计划。人们还将设想所有这些职位的工人会定期轮换，以便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决策和研究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但是具体应该如何操作，以及确切需要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则关键取决于每个公会和行业的具体情况。卢卡斯的联合经验表明，至少要对公会结构进行一些改组，并在各部门内建立更多的工会间的联系。事实上，由于“卢卡斯计划”已经明确地展示出，细节可以由工人和工会积极分子的活动所填充，利用他们从特定行业、工厂、地方当局、服务站或百货公司的情况和问题中得到的生活经验的知识。

科琴进一步指出，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策略的第一步应该是让联合工会的成员，甚至个别工会的成员，都认识到有必要建立这种能力，并且要为之付出代价。但目前，在资本主义发展和危机的当前阶段，对左翼思想和活动进行根本性的重新定位。这种变化的实质就是集中精力，实际上是痴迷于创造一种更加广泛和多样的民主的公共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建设一个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就是通过民主参与来实现社会主义，以及通过创造一个有权力的公民来创造一个自律和负责任的公民。事实上，科琴希望把社会主义思想同更古老的公民道德、公民的义务和权力以及公民的消极权利等概念结合起来。科琴自始至终都在论证并使用的工人阶级概念，是包括女性和男性在内的，包括英国以及欧洲和北美绝大多数成年人在内的工人阶级概念。

科琴指出，工会权力的性质和使用只是英国当时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之一，此外还有消费者权利和消费者权利的行使，在政府管理中公共控制和审查，大众有权使用当前被错误命名的大众媒体，来自运动和足球俱乐部的支持者和竞争者的控制，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中的地位等。科琴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只是针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形式的呈现方式。他之所以选择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策略，是因为这种策略特别生动地揭示了英国左派自身陷入的僵局，并为此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前进道路。科琴采取一种非常传统的社会主义立场，他认为经济实力、关于生产和消费的决策、由谁以及如何生产和消费的问题，这些对资本主义都是尤为重要的。因此，这些问题必须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概念中找到一个重要但并非独有的位置。

科琴强调他所说的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并不是指一个纯粹由工人控制的社会主义民主机构的主要形式。他认为，对大多数企业而言最合适的组织形式可能是一种三分制的管理结构，其由劳动力代表、消费者代表以及产品和服务的组织经营者代表构成。这种三分制的管理结构对于工厂、农场、地方政府、保险公司、零售商店和饭店都是试用的。科琴在这里继续贯彻了其实践哲学的思想，他明确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相信‘终极状态’,我只相信在一个持续历史进程中的阶段状态”①。因此，他并不认为这样一种三分制管理结构是完美可持续的，因为一旦这个三分制管理结构形成了，那么就必然会持续地出现三方(生产者、消费者、销售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团体冲突。他认为这种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冲突也是有见识且自律的公民获得知识和自律的学习过程的一部分。

(二)总结

科琴提出“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策略是建立在对20世纪80年代英国政治形势的密切关注基础上的，他试图为当时的英国提供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策略或者实践路线。由于科琴在认识论层面反对真理的符合论，不赞同将马克思主义强行类比作自然科学以换取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承认，他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都坚定的践行他的实践哲学，因此尽管他提出了“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策略，但他并不认为凭借这一策略就可以直接建成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他将这一策略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念比作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关系，他认为只有这样渐进式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理论才不致沦为一个具有启蒙意义但却不具备实现希望的社会批判理论，不会变成建立在空中的楼阁，仅能给人们以美好的愿景和心理上的安慰。

科琴主张一种渐进式的革命观，他将“先发制人的联合主义”定义为一个过渡性质的计划，并认为这样一种过渡计划是必要的，因为现在和未来之间需要一座桥梁以及跨越这一桥梁的第一步。否则，人们会因为现实需要同未来理想之间存在差距，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差距等问题而陷入沮丧。倘若还有人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社会主义者旨在达到的社会根本变化和民主的不断加深和扩展只是一个缓慢的、矛盾的、痛苦的历史过程，那么人们还会变得更加沮丧。因此，科琴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将现在与已知的过去作对比，而非同渴望的未来作对比，就会让人们想起英国18、19世纪改革者和激进分子所面对的恶劣情况：

总共检查了6951所房子——当然只是在曼彻斯特本城，索尔福及其他郊区都不在内：其中2565所极需在内部加以粉刷，960所没有及时地做过必要的修理(were out of repair),939所没有足够的污水沟，1435所是潮湿的，452所通风不良，2221所没有厕所。在经过调查的687条街道中，248条没有铺砌，53条只是部分地铺砌过，112条通风不良，352条街道上都有死水洼、成堆的脏东西、废弃物。

……

往往是整家的爱尔兰人挤在一张**睡觉；往往是一堆肮脏的麦稽和一条用旧麻袋做成的被单就当做全家共用的被褥。这种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都由于贫穷、迟钝和**而堕落下去。调查人员常常在一幢只有两间屋子的房子里发现两家人；一间是大家睡觉的，另一间用做公共的饭厅和厨房；常常甚至是几家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地下室里，在这种乌烟瘴气的空气里挤着12—16个人。除了诸如此类的传染病来源，还要加上在屋子里养猪以及其他脏得令人作呕的事情。

……据盖斯克尔统计，仅仅曼彻斯特本城就有两万人住在地下室里。而“每周快讯”杂志“根据官方的报告”提出的数字，是全体工人的12%。①

死亡数字之所以这样高，主要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幼儿的死亡率很高。小孩子的娇嫩的身体最不能抵抗恶劣的生活条件的不利的影响。如果父母都工作，或者其中死了一个，孩子就常常没有人照顾，这种情况很快就会造成恶果；因此，像曼彻斯特这个地方，根据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那个报告，工人的孩子有57%以上不到五岁就死掉，可是，上等阶级的孩子在五岁之前死亡的却只有20%,而农业区各阶级所有的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的平均也不到32%。

……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流行病所引起的死亡率，一般说来比农业区高2倍；城市中患神经系统疾病的比农村中多4倍，而患胃病的则必农村多1倍多，同时，城市中因肺部疾病而死的人数和农村中比较起来是2.5:1。在城市里，因天花、麻疹、百日咳和猩红热而死的小孩子比农村中多3倍，因脑水肿而死的多2倍，因**而死的多9倍。②

“有一个压延厂，名义上的工作日是从早晨6点到晚上5点半。有一个儿童，每星期有4个夜晚，至少要干到第二天晚上8点半……这样一直继续了6个月。”“另一个儿童，9岁时，有时一连做3班，每班12小时；10岁时，有时一连干两天两夜。”“第三个儿童，今年10岁，每星期有三天都是从早晨6点一直干到夜间12点，其余几天干到晚上9点。”“第四个儿童，今年13岁，整个星期都是从下午6点干到第二天中午12点，有时接连做3班，例如从星期一早晨一直干到星期二夜晚。”“第五个儿童，今年12岁，在斯泰夫利铸铁厂做工，他一连14天都是从早晨6点干到夜间12点，他已经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9岁的乔治·阿林斯沃思说：“我是上星期五来的。

我们应当在第二天清早3点上工。所以我就留在这里过夜。我家离这里有5英里路。我睡在地板上，铺一条皮围裙，盖一件短外衣。以后的两天我早晨6点来上工。唉!这个地方真热!来这儿以前，我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也是在高炉上做工。那是在乡下的一家非常大的工厂，在那里，星期六也是清早3点上工，不过好歹还能回家睡觉，因为离家不远。在别的日子里，我早晨6点上工，到晚上6点或者7点下工。”

……威廉·特纳，12岁，他说：“我不是住在英国。我想，是有这么一个国家，但以前根本不知道。”约翰·莫里斯，14岁，他说：“听说上帝造了世界，又听说所有的人都淹死了，只有一个人活着；听说，这个人是一只小鸟。”威廉·斯密斯，15岁，他说：“上帝造了男人，男人造了女人。”爱德华·泰勒，15岁，他说：“我根本不知道伦敦。”亨利·马修曼，17岁，他说：“我有时到教堂去……他们讲道时提到一个名字，叫耶稣基督，其他的名字我都说不上来了，就连耶稣基督是怎么回事，我也说不上来。他不是被杀死的，而是像平常人那样死去的。他和别人有些不同，因为他有些信教，别人不信。”"魔鬼是好人。我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基督是坏蛋。”这个女孩(10岁)将God(上帝)念成Dog(狗),而且不知道女王的名字。①

科琴指出，我们有必要时常翻阅这些资料并坐下来反思其背后的含义是什么,而我们反思这些虽然很明显但常常被忽视的长期变化的意义并不是我们思考现在英国的工人阶级同之前的工人阶级相比是多么“幸福”,以及现在的工人阶级应该多么“感激”。这样做的意义也不是为了参与左派关于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的激烈辩论。科琴声明，他不关心这些变化究竟是工人阶级中的激进分子对资本主义做出的让步，还是统治阶级旨在削弱革命热情和维持实现剩余价值所必需的需求的卑鄙行径，因为这一问题是存在争议的，在任何情况下，这个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

科琴指出，反思过去的意义在于简单地揭示出无论这些变化是怎样或为什么发生，其结果都是重大的。因为只有从物质和智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赤贫带来的恐惧和屈从中解放出来的工人阶级才有可能拓宽自身的视野，提出政治和权力问题上的需求。因此，科琴指出左派一直以来坚持的革命热情是同贫困和匮乏的程度成比例的观点，是非常荒谬的。英国左派则很难坚持这种观点，他们低估或忽视了英国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取得的物质进步。综观其历史，不难发现工人阶级中杰出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他们克服了绝对贫穷，使工人阶级成为发展的、深思的、不懈的激进群体。然而，英国的绝大部分工人阶级就像材料中提到的威廉·特纳、约翰·莫里斯、爱德华·泰勒和亨利·马修曼这些人一样，他们是这样以群体，群体中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被迫用尽所有力气来求得生存，或者获得一种相对的、不确定的“向上流动”和舒适。通过一种相对的物质条件的改善，他们从贫穷中解脱了出来，这使得他们有可能去追求其他目标、权利乃至野心。

此外，对过去的反思也使得我们意识到，尽管20世纪晚期英国的工人阶级中仍存在部分群体相对贫穷或绝对贫穷的状况，但是工人阶级已经获得了物质和社会身份，工资也比100年前甚至50年前的工人阶级得到的工资要多。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不应被现在所取得的利益蒙蔽双眼，沉浸在资本主义那种充满争议但又具有一定吸引力的政治和经济民主中，而应该做好为实现最终理想而长期努力的准备。基于此，科琴向工人阶级乃至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座右铭：“希望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建立在这种希望基础上的行为保留了希望的理由。”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