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琴一直主张在物质匮乏的社会是不可能建构出任何有意义的民主社会的，无论是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还是其他类型的民主社会。关于这一论点，其包含两层内容：一方面，它涉及贫穷国家中的大多数人的物质状况和社会状况，这是他们在自己所处的社会中作为积极公民而充分发挥作用的一个巨大障碍；另一方面，在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它关注的是那些进入公共生活的人的态度和价值观，特别是那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占据公职的人的态度和价值观。

从第一层内容来看，致力于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者常常会发现这些国家中人口的大多数往往在国家政治中扮演一个边缘的或消极的角色。具体而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并不存在政府的普选，因而大多数人是不能有效地参与政治的。在其他的一些国家中，由于存在某种一党制的国家形式，政府普选实际上成为一种保证政权的强制手段。然而在另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中，以印度为例，印度的政治制度是两党制的，选举可以而且确实给国家带来了政治力量的重要变化。但是在农村地区使用权力和恩惠往往意味着地方或国家的政党通过强制和贿赂的不同组合方式以获取选举的胜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穷人造成了一些影响，譬如他们能够“出让”自己的选票以获得一定程度的物质或社会收益，但他们的选举常常是基于对政党意识形态以及国家政治事件的最低限度的理解。尽管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情况差别很大，但它们在解释这种政治惰性时都存在同样广泛的因素，特别是在农村人口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实际上所有信息都表明，农村地区的人口在身体和智力方面的需求或者屈从于仅仅维持生存，或者屈从于在贫困中实现最低程度的安全以及向上的流动。此外，这种政治惰性还受到健康和疾病(影响到身体和精神)、高度文盲率(特别是女性文盲率)以及农民居住地在空间和社会上的孤立性等因素的影响。在拥有大众传媒和网络媒介的今天，农村人口并不会被完全隔离于国家事件的信息和新闻之外，但是由于经验和知识层面的欠缺使得农村人口并不能理解那些呈现在自己面前的信息。同样的能力缺失在城市中的贫困人口那里也有体现。

人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政治惰性的确切本质，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政治无能的确切本质。这种政治惰性或无能并非存在于那些在社会政治进程中完全处于边缘的穷人身上，有时穷人会以一种强有力的或爆炸性的方式“介入”政治进程中去。科琴指出，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安哥拉和越南的农民解放战争就是这种介入政治最壮观的景象，此外还有相对逊色的印度、非洲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反殖民主义运动。然而，尽管农民常常是可以被动员参与到反殖民主义斗争和革命斗争中去，但是农民常常是被农民阶级以外的力量所动员起来的，他们往往是农民出身的城市知识分子。在某些社会中，宗教也是动员农民的一个强有力的力量，尤其是在伊斯兰社会中。然而从历史事件来看，这种爆炸性的群众干预政治进程的活动往往是偶然的。而且一旦这种爆炸性的群众干预政治进程的活动发生了，那些引发爆炸性群众干预政治进程的因素，如贫穷、文盲、疾病、孤立等就会不断阻止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公民对国家层面的日常决定过程做出任何有效或持续的监督或控制。当然，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并不存在一个符合宪法的方式来让他们这样做。但是即使在符合宪法方式的社会中，物质因素保持着对大多数公民来说纯粹正式的可能性。例如，在印度，全部成年人口中仅有一小部分是政治活跃公民，且这些人主要是来自富裕阶层，或者至少是来自社会中并不贫穷的阶层。军事政变常常取代第三世界的民选政府，而前文提到过的那些元素也是对军事政变缺乏有效抵抗的部分原因。

基于上述观点，科琴具体分析了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他认为这段历史最痛苦和悲剧性的是，这场革命以一个大众力量(俄国工人阶级)的名义发出革命声明，然而工人阶级从一开始就只是这个国家总人口中极小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在之后的战争和内战中或者是被消灭掉，或者是不能有效地行使应有的权力。在这种情形下，一个极小的执政党以工人阶级的名义行使权力，刚开始是“暂代”但最终变成了永远的取代。这种政治模式，最初是由历史环境强加于布尔什维克的。越南、朝鲜、古巴、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以及东欧都复制了这一政治模式。科琴认为，在这些由工人或农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及政党中，缺乏有效的宪法控制，而且这种政治模式对行使权力的人员约束力有限，公正使用政党和国家的权力依据的是领导和其他党员干部的自律。而这种自律又基本取决于服务人民、服务革命等一种革命伦理的意识形态承诺。

针对第二层面的内容，科琴指出，对于第三世界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它们都一直面临着如何行使公职的问题。这一问题一般都会以“腐败”的形式呈现出来，但是这掩盖了一个更深更广泛的问题。简言之，公职为私人利益服务这一问题，这在世界上许多贫穷的社会里被认为是正常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事实上人们认为如果公职不能够为私人利益服务的话，那么公职也就不值得去获取了。因此

在许多第三世界社会中，对于获得公职的个人和其家人而言，公共服务工作就代表了一种社会和经济层面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途径。这种情况在非洲是非常常见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有这种情况),同样地，这种情形也常见于其他第三世界社会。一般而言，这种公职私用的影响就是使得公共权力的使用服从一个相当原始的、直接的经济需求。这种情况下，公务人员对忠诚的宣誓则被普遍认定为是对个人贪婪和野心最单薄的、最愤世嫉俗的掩盖。公众的蔑视使得政治家快速渗透到少数熟悉公共生活的人中，因此许多第三世界政治制度并没有能够“肃清”军事集团，故而相应的军事政府快速的以同样的方式而产生。

基于这种问题，第三世界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制度都试图让自身免于此种问题，他们采用的方式是推广一种服务民众的禁欲主义革命道德。从某种程度上看，在苏联早期和第三世界出现以来，这种革命道德至少在最高领导权上矫正或预防得比较成功。但是在低级别的官僚机构和公共服务上(公共服务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中占了一个很高的比重),则越来越难灌输或强化这种禁欲主义的革命道德。因为随着国家和经济的发展，政府会不断吸收新“干部”,这些干部也许并没有接受过任何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教育，或者这些干部接受过这样的教育只是他们自己将其忽视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就难免会出现“机会主义者”渗透到民众中，但是这些人作为“工人”和“农民”的典型代表又是革命可能的构成部分。因为出身贫困的工人和农民通常对公职并不感兴趣，但假如获得公职能够使他们不再成为一个农民或工人，或者使他们不再贫困，情况就另当别论了。由于民众在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遇到的都是中低层级的干部群体，这种官僚主义行径因而能够很快产生大规模的犬儒主义，人们也许对这种官僚主义非常反感和不满，但也仅仅是消极待之。

鉴于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科琴明确阐明了自己的价值判断。他认为将列宁同许多旧的布尔什维克区别开来的革命禁欲主义，是值得欣赏的。现实中共产主义政权的社会中所取得的大多数物质进步，革命禁欲主义的确是进步产生的一个必要因素。然而，科琴指出，如果这种禁欲主义在广大贫苦的农民和工人间得到普遍认同的话，尽管只是农民和工人中极少数对此表示认同，那么其在社会上都将会是非凡的，我们并不能随意地在道德上对其进行谴责。因为物质极端贫困是非常令人痛苦的，那些因环境而非因选择而造成的穷人，他们无论在理智上还是在感情上都是处于弱势的，因此他们希冀不计任何代价、任何方式来摆脱贫困的渴望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有益于他们健康的。然而，这对于创建并维护一个有意义的社会主义则不是一个适宜的态度。正是基于这点考量，科琴坚持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在使得一个绝望的、缓慢前进的个人主义成为必要的物质条件而被废除的时候才能够得以创建的主要原因。

总之，科琴认为物质贫乏的社会不能够产生作为构建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先决条件的民主公共生活，因为总体的物质贫乏和孤立以及与这些物质条件相伴随的文盲和狭隘的知识视野，所有这些都使得社会中绝大多数公民作为公共权力使用的持续监督者和控制者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意味着即使在权力是用来为他们谋利益的地方(在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大多数民众在定义什么是“普遍利益”时仍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事实上关于“普遍利益”等定义几乎都是出自执政党或执政团体之手。在第三世界的其他社会中，权力是根据普遍利益而运行的。此外，在第三世界中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在公共生活中，尤其是公职的履行过程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利己主义的问题。这一问题常常会出现在资本主义的外围国家(尤其在非洲),在这些国家中利己主义转化为一种尖锐的、愤世嫉俗的言论。在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个真正的思想动因可能仅存在于党内的高层精英之间，而在下层这常常让位于一种或多或少的机会主义操纵下的修辞，这种机会主义操纵下的修辞往往产生于大量中低级官员的“急功近利”(这些中低层官员常常是从农民或工人阶级中产生出来的)。总之，为了回归传统的类比，在贫穷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中物质“基础”以一种直接、原始的方式决定了政治的“上层建筑”。

科琴进一步强调，假如社会主义不可能建设在物质贫乏的社会之上，那么在第三世界中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其工业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假如能够实现普遍程度上的极大提高，那么人们将能够见到在公共生活的规模和深度上的一个持续的扩张，以及在行使政府权力和反对政府权力上都出现与日俱增的真正的意识形态争论。这样，在第三世界中也会发生发达社会中常见的现象，即越来越多的人自觉投入明智的政治活动中，与此相伴随的还有阶级、性别和其他斗争的集中爆发。

在评估第三世界各种经济和社会类型的各自的优点时，人们显然会支持任何一种以最低的社会和人力成本来尽快实现过渡的政治经济体系。此处的问题在于评估的标准可能不符合社会和人力成本最低这一要求。因此就有了一个司空见惯但有一定弹性的构想，在这一构想中尽可能快是符合最低的社会和人力成本的。科琴认为自己是一个传统的“第三世界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当运用上述标准对非洲大陆上的资本主义路线和社会主义路线进行比较时，科琴却无法得出资本主义路线是错误的结论的。

无论在资本主义中还是社会主义中，如果这种工业转型能够成功，那么它至少会满足一个民主的公共生活产生的必要条件，即将绝大多数民众从赤贫中解放出来。但是由于这并不是这样一种民主的公共生活产生的充分条件，因而其不具备过渡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可能性，也不能保证出现这样一种民主的公共生活。事实上，致力于让第三世界中越来越多的群体拥有政治意识并参与政治活动是这些国家中社会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的一个主要目标。

科琴之所以不断强调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是因为他看到了一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弊端，特别是与政治独裁相伴随的对社会财富巨大的分配不公(例如，在南非和巴西)。他指出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外围的社会主义者们的生活是贫困的，即使对现有社会财富进行一个激进的重新分配也不会在任何程度上改善社会总体的生活水平。由于科琴非常重视对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研究，他列举了肯尼亚的事例来论证自己的这一观点。他指出，直到最近，肯尼亚的社会主义者和激进分子仍相信他们具有一个基于其邻邦的社会主义国家坦桑尼亚发展经验基础上的适合肯尼亚发展的备选模式。然而，近期也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坦桑尼亚的绝大部分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了。面对这样的证据，一些肯尼亚激进分子已经转向一个对于肯尼亚资本主义更谨慎的“改良主义”立场，他们致力于在维持资本积累和增长机制的基础上更广泛地提高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这种转变很容易被认为是对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投降，但是他们的确代表了对过去确定的事物被改变的一种回应。科琴认为，肯尼亚的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仍将会继续摸索他们前行的道路，处理遇到的问题并在他们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时展开讨论。这个讨论更侧重于表达在第三世界中社会主义建设不需要进化论的观点，社会主义者应仅仅充当资本主义的被动观察者，直到生产力、材料和社会状况对于某种历史进程上的社会主义而言已经足够“成熟”为止。科琴强调，即使在相对贫穷的社会里，物质财富的增长与培养具有政治意识的公民和创造民主的公共生活都是需要齐头并进地发展的。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相较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社会，具有一定程度政治自由(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政治表达自由)的贫穷社会更容易出现政治经济转变同时发生的现象。在专制社会中，建设更大的物质繁荣、增强公民和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以及政治经济力量，经历了最初在少部分精英群体垄断发展至普遍寻求民主改革以及收入和财富的重新分配的革命过程。然而在社会主义民主的转变中，工人阶级似乎更关注的是“资产阶级”自由的要求(言论、出版、集会和政治代表自由),但是这些要求早在追求工业化的时候就已经被明确否决了。在反对资本主义独裁统治的革命中，也会照顾到这样的要求，但是除此以外也应该照顾到一个社会和经济计划中财富和收入的重新分配。从现实情况看，在波兰的社会运动表现出对“资产阶级”自由的追求，而在南非和巴西的社会运动则展现出对财富和收入重新分配的追求。

科琴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那些政治权力的行使和政治辩论已经被少数人垄断的社会中，对于社会中的多数人而言，当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教育水平提升时，他们就产生了受压迫和追求自由的意识，继而他们会本能地对“革命”改变现状产生乌托邦式的期待。

科琴认为，第三世界国家中之所以公共生活是上述情况，原因之一就在于当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处于贫困之中时，当大多数人仍挣扎在从基本需求和剥削的限制中获得或维持一些自由时，他们的生活更多的是为了生存而忙碌。这种状况令人想起现代政治博弈论中的“零和游戏”(有绝对赢家和彻底输家的游戏)和17世纪英国的政治理论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物质贫困的社会中，人们更倾向于从物质回报的角度去看待他们的活动以及他们全部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因此，对公职的追求仅仅是摆脱贫穷、追求财富的众多策略中的一个。这种绝望的个人主义在贫困的社会中是如此的明显，这不仅是因为赢家占有了全部，还因为输家失去了一切。未能充分利用发财致富的机会以及未能获得发财致富机遇的代价就是绝对贫困(压迫和彻底贫困)。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政治斗争中的赌注往往更大，回旋的余地更加有限，失败的惩罚更加沉重，胜利的回报更加珍贵。

物质贫乏社会的这种情况又常常被拿来同物质富裕的社会作比较，因为彻底的贫困和剥夺在证据方面是很少的，现实中社会资源的政治冲突要比“零和游戏”缓和得多，鲜有输家是输得一无所有的，政治冲突中赢家的特权并没有同输家的损失相关联。科琴认为，伟大的“游戏”或回旋余地之后是对某种政治争端和原始物质利益冲突的相对自治。确切地说，这种相对自治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即在繁荣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只要政治上合法就必须存在。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政治和政治争端是关于社会中个人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但是冲突主要是为了寻找到某种能够解决利益冲突的道路，民主游戏的规则的根本在于个体和集体必须去论证属于他们的利益也属于“大众利益”的是什么。“大众利益”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一些个人或集体也许会根据“国家利益”或者一个阶级的利益、一个激进组织的利益、一种性别的利益、统治团体的利益又或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来要求并论证其行为。一方面，常常有人说一个特定团体的利益往往能反映出真正的大众利益；另一方面，还存在相反的言论，即追求或满足这些特定团体的利益或要求可能会损害大众利益。但是由于在先进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大众利益的任何特定定义都可能受到与其相对立的定义的挑战，个人和集体意识到简单地宣称一个特定群体的利益与大众利益相辅相成(例如，“对通用汽车有利就是对美国有利”)是不够的。每一个利益冲突的团体都应义不容辞地弄清楚大众利益究竟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特定群体的利益与大众利益相辅相成，例如为什么对通用公司有利的东西对美国也有利。科琴强调，不仅资本主义社会应该这样做，社会主义也不应例外。社会主义者也许会试图努力停止将资产阶级的利益作为“国家整体”的利益，但是难道马克思自己没有论证过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将不仅是资本家的解放也是工人的解放吗?难道马克思没有说过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作用将是通过推广市民社会而消除自身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吗?

此外，科琴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担任公职的人通常不以权谋私，他们致力于追求大众利益。一般而言，他们能够不混淆自己的公职和自己的个人经济利益，因为他们有能力这样做，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拥有一种特权物质生活，而且因为他们出生在已经享有这种特权很久的社会阶层中。因此，尽管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的物质利益和特定群体、特定阶级的利益在社会政治中仍占据重要的地位，但这些利益是以公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其承认政治和公共讨论与私人利益之间存在一个真正的“间隔”。这种经济和阶级利益上的“间隔”或者政治上的“相对自治”又是仰仗社会的普遍物质财富的。当社会物质财富匮乏时，社会上则没有太多空间来允许形成这样的间隔。因此，政治和公共生活更像是一个通过暴力争夺的战利品，政治生活更多的是由尖刻、愤世嫉俗的言论构成，而开放的方式则成为了个人或团体致富的手段。因此，科琴认为只有在经历了长期稳定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社会中，政治上的相对自治才会明显趋于成熟。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大量人才才能从贫困中解脱出来，这种解脱不是一代人的解放而是以后数代人从贫困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使得他们能够从公共生活的角度去思考和行动，他们甚至可以超越个人利益或阶级利益去思考以及行动。概括来说，就是一个社会的物质越繁荣，其政治就越不可能单纯地反映个人利益或群体的物质利益，随之而来的是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不会减少。科琴认为，正是因为这一点，社会主义更可能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之上，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将增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机会，特别是有利于建设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

因此，科琴反观20世纪80年代英国工党的选举，指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并不是要去支持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去反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是应该从大众利益出发，通过消除阶级本身来超越阶级自身的利益”①。因而，当工人阶级越少面临严苛的经济问题和与日俱增的物质消费问题时，阶级就越可能将自身包含到“真正的”大众利益的讨论中，而议会民主制给这样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机会和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