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琴认为从西方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看，社会主义的确更可能产生于资本主义繁荣中。为了对这一观点进行充分的论证，必须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由于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导作用是不容否定的，因此需要重新思考工人阶级这一群体是由什么人构成的。
(一)工人阶级
科琴注意到在英国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涉及有关工人阶级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马克思本人以及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工人阶级的概念是指所有那些除了靠出卖自身的劳动力(体力和脑力)外别无其他生存方式的人，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能掌控生产资料(例如土地、建筑、机器、股票、股份等)。传统上，这是一种广义上的工人阶级概念，其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占有并控制生产方式的“中产阶级”(拥有土地、建筑、机器、原材料、股份和股票)和“小资产阶级”(拥有少量资本，例如拥有一个小的商店或车间)相区别。科琴所讨论的正是工人阶级的这一概念，他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工人阶级包含当前这个国家中人口的绝大多数，其包含着意男人和女人、黑人和白人、医生和码头工人、销售主管和销售助理、大学教师以及公共汽车巡检员等。然而，在左派的讨论和政治活动中所讨论的工人阶级则特别指向一种狭义的工人阶级，即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
科琴指出，之所以在工人阶级概念上出现这两种内涵的区别，原因之一是自19世纪中期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工人阶级在职业和地位上的巨大变化。在马克思生活及其写作的时代，工人阶级就是那些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人，也就是那些体力劳动者，由于劳动者们具有大致相同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处境，马克思便很容易认为出卖劳动力的工人阶级有可能产生“阶级意识”,即他们有着相同的社会处境和共同的敌人，他们会在共同的身份和利益的驱使下进行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然而资本主义发展至20世纪，情况却同马克思的设想有所不同。以当今英国为例，工人阶级中并不存在这种共同阶级身份或利益的意识，相反，工人阶级出于种种原因(这些原因包括他们居住房屋的地段和类型，以及他们说话的方式等)将自身归为“中产阶级”,他们甚至对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没有丝毫的认同感。
另一个原因则涉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观点以及工人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科琴认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并不存在永恒的差别，尤其是马克思揭示出剩余价值后，所有工人都不可能被视作资本主义下的“非生产”劳动者了。此外，科琴认为广义的工人阶级概念忽视了工人阶级中某些群体巨大的经济力量，也忽视了像矿工和码头工人这样的工人群体强大的“战斗力”和组织性，其趋向于支持任何一个通过反对资本主义来改善自身生活水平的工人团体。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采用广义的工人阶级概念的第三个原因是：这样一种内部构成多种多样且差异巨大的阶级是不能够以任何形式的联合行动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因为这种联合体是没有任何物质基础的。当人们谈及有着众多不同职业、生活方式、收入、生活境遇的庞大人群时，人们并不能形成一个共同的认识，更不必说使其团结在任何共同的政治策略或计划周围。从英国现实看，英国工人阶级有数百万的成员，他们是有工会组织的，即使不考虑工会组织，我们仍能看到工人出现在消费者组织、租户协会、居民协会、生态保护组织、足球俱乐部、纳税人协会以及反对在活体动物身上做实验的运动等中间。但由于不同种类的工人彼此利益的不同，他们很难被纳入当前任何一种单独的政治计划中，譬如在公共活动或组织中，“中产阶级”工人反对“工人阶级”工人，男人反对女人，黑人劳动者反对白人劳动者。正是这种充满争议的公共生活的普遍化，推动了超越少数群体的公共生活，导致民众的被动性，在这种情况下，议会民主制成为一个政治体制，资本主义得以成为一个经济体系，工人阶级成为了资本主义的一部分。
然而，工人阶级作为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其自身就是一个变化的实体，这体现在工人阶级的职业和性别构成、受教育程度以及社会和文化背景以复杂且不均匀的方式持续变化。科琴认为，英国左派的弊端就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工人阶级的这种变化，其倾向于日趋减少对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及这部分工人阶级发动的每一个防御性斗争的关注，这就导致左派内部知识分子中，阶级意识的整体缺乏。对于许多左派知识分子而言，问题总是在于需要左派知识分子或积极分子去影响并转变“工人阶级”。然而，对大多数选区工党的阶级构成的粗略调查发现，积极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某个非常明显的部分，其主要是由公共部门的白领工人构成的，也包含少量在私营部门的白领工人。他们的职业多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务员、教师、美术家、音乐家、社会工作者以及社区工作者、记者。此外，还有一些更具技术指向性的白领工人，如技师、建筑师和工程师，这三种类型的工人在左派中是很强大的，他们积极参与工会运动。
基于这种现实情况，科琴认为英国和西欧的左派有很强大的工人阶级基础，但是其在自身所致力的工人阶级运动却没有很强大的基础。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工人种类都会出现人员增长(特别是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服务人员),而许多体力劳动的工人种类将会出现人员的加速减少。因此，左派在无意间已经为自身建立起一个未来活动可能依据的基础，如果左派是建立在真正的支持者之上，那么左派也一定会利用自身在这些人中间的最大吸引力这一特性。因为被视作左派真正基础的工人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他们都涉及各种形式的“脑力劳动”,即广义上更多指向智力活动和创造活动的工人。因此左派所能够利用自身的理智主义将工人引到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的政治上。左派需要去提高并改善其论证和分析，同时用有说服力的以及大众的形式将其展现出来。然而从历史事实来看，左派并没有很好的完成这一任务，特别是左派知识分子，他们经常以一种微弱的抑或是毫无联系的方式从深奥的知识辩论转向对结论的煽动行为上。正如前文已经提及的，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在于其缺乏阶级意识，人们在写作关于左派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观察时，他们笔下的左派知识分子是完全不同于“工人阶级”的。由于左派没能够在阶级术语中限定自身，这就产生了精英主义；精英主义又在左派需要“走向大众”时孕育了煽动行为。
然而，资本主义已经出现了一个持续的趋势，即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范围在扩大，将人类纳入更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相互依存的网络中。与此同时，经济资源仍由极小的一部分人通过私有财产的方式所占有并控制。因此，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工人阶级具有将这种被动的社会化人类活动改造成一个积极地有意识控制的、行使民主的活动的可能性。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中，资本主义越来越依赖工人阶级，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是通过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从事相互关联的活动而产生的。但是将这个看成个体问题或部分群体的问题时，工人却认为自身是依赖资本主义的，而且由于自身能掌控很少或者完全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而实际受制于资本主义。科琴认为，只要工人不能作为一个阶级整体而使用他们的力量，那么他们能够对资本主义整个系统造成的影响就是极小的；在经济斗争中，尽管经济上至关重要的群体会比其他群体有更大的作用，但只要这个斗争是由部分群体发起的，那么这个斗争就只能是基本防御。
科琴认为，人类解放的重点是它不仅需要工人的想象力，还需要极大的自信心。想象力是用来想象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好，自信是用来相信他们有能力和智慧来民主地管理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及能够构建使这种管理有效且适应必要的效率准则和社会准则的机构。如果人类解放这种变革的确包含着想象力和自信，那么就会产生与传统的经济准则“生产力的发展”相平行的一个准则，通过这一准则社会主义将会占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如果资本主义不仅发展了生产力，而且创造了越来越多坚信能够从根本上改變世界并对自己能够民主的管理这个世界充滿自信的社会团体和个体，那么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就发挥了进步的作用。
人们也会说阶级压迫只是影响之一，性压迫或者种族压迫都限制了想象力以及瓦解了自信，这样的话，控制一个人自己的生活，甚至是控制公共机构，似乎都是毫无希望的。然而，如果对想象力的限制和对自信的破坏在广义上与人们所承受的压迫的程度有关，那么最有想象力和自信的团体和个人，以及那些最可能持有有意识的激进立场的人，也许会成为客观上最受压迫的人。人们也许会错误的将影响泛化，即压迫意识和为了摆脱压迫而渴望改变世界是与受压迫的“客观”程度成正比的。换言之，人们受到的压迫越小，就越能意识到自己受到的压迫是什么。例如，人受到的压迫是作为人类创造出的产品以及人为可变的情况，而不是“宿命”“厄运”,或者仅仅是“事物本来的样子”。然而，这必须从纯粹的相对意义上来理解。例如，人们发现具有女权主义立场的女性，往往是那些受到很少性压迫的女性，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没有遭受过性压迫，或者她们受压迫的经历只是特权群体想象力太丰富的产物。这只意味着，如果从某些形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那么人们就会在遇到压迫时更敏锐地意识到压迫的其他形式。
然而，对想象力的限制、对自信破坏最大的压迫形式往往是与原始的物质匮乏紧密相关。这种匮乏使得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社会，都在物质生存上付出了太多，以至于仅留下很短的时间和很少的精力去反思。此外，即使物质匮乏在一定程度上被消除时，教育限制、职业限制、社会流动性、高度独裁的家族以及工作经验常常可以对想象力和个人的自信做出严格的约束。对于仍将其活动定位于男性体力劳动者中间的传统左派而言，其最严重的弊端在于尽管他们常常提及“工人阶级”遭遇的压迫与剥削，但他们对压迫的分析仍然是非常朴素且矛盾的。由于遭受剥削，这些工人同时也被左派的一些团体树立起了压抑的革命意识，这种意识只能通过“斗争的经验”贯穿生活之中。但是这忽略了在德国历史上，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削的形式虽然产生了一种强硬的防守，但其基本接受自身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的阶级意识。对从属地位的认同又产生了深度自卑，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文化压制。在德国，关于体力劳动“工人阶级”的这种心理设定是一个长期的阶级和文化压制的扭曲历史的产物，这也许是德国体力劳动“工人阶级”所承受的压迫中最悲惨的部分，因为这是精神和心灵的创伤，其破坏程度比最贫乏的物质更甚。
然而如果的确如上所述，那么从社会主义者的视角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结构和职业结构上的任何变化都只能称为一个渐进的变化，尽管这些变化改变了工人阶级的社会构成。如果工人阶级被重组为包含更多种类的人，而这类人的教育、流动性和生活方式赋予了其巨大的想象力和自信，那么上文所述情况也会更明显。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样的变化就已经出现了，而且在资本主义由于危机而重组自身的过程中还加速变化，许多“新的”白领和工人阶级中的服务性群体几乎都是从体力劳动“工人阶级”中产生的，特别是他们中很多来自技术工人的家庭。但是他们在态度和价值观念上不同的原因则与个人和职业的复杂环境有关。
科琴用这种方式展开讨论就是直接反对传统左派在这一问题上的正统观念，传统左派坚持体力劳动“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建设是极为重要的，这样一种观点往往是依据一种经济危机的基本现象的观点。在经济危机的基本现象观点中，体力劳动“工人阶级”在危机中急剧恶化的处境一般会迫使防御性的“经济主义”行为变得更激进，并最终转向革命斗争。事实上，只有在这种特殊的危机理论的基础上，人们才可能使基本的防御行为完全变为革命性行为。然而，这个理论很难付诸实践。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所有历史迹象都表明，即使是最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其对不同群体的工人的影响也是不稳定的。失业的急剧增加和失业的威胁都可能产生普遍的保守主义以及斗争性向其对立面的倒退。此外，资本主义的连续震**和资本主义必然的不稳定发展，使得工人非常怀疑资本主义的繁荣时期，并倾向于在繁荣持续时期获得他们可以获得的一切。同样的不稳定经历产生了一种即使在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时期也相信“事情一定会变得更好”的信念。但是他们的政治影响是要以一种被动的方式做出一个“袖手旁观”的决定，同时在选举的时候对当时执政的政府做出“报复”。然后资本主义危机的周期性特征使得他们的有效影响变得很保守。科琴认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样的危机在英国只对一个阶级起作用，这个阶级的形成历史已经耗尽了必要的自信和想象力。必要的自信和想象力有可能使资本主义危机成为机遇：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机遇或者是作为这种转变的开端的机会，它要求将资本主义危机转变为革命状况。
综上，科琴认为阶级意识的一个防御性、保守性的形式是在英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主要障碍，这也是世界上其他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主要障碍。这个障碍在资本主义遭遇危机的时候得到最清楚的展现。然而，当工人阶级的职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化的时候，特别是当传统的体力劳动“工人阶级”数量减少，工人阶级整体有了更高比重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服务职业的时候，这种意识就会趋向弱化。然而，这样的变化是缓慢且不均衡的，而且这种变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长期繁荣之上的。基于此，科琴认为20世纪末英国左派的主要任务是帮助英国尽快重建资本主义的繁荣景象，同时要帮助资本主义调整自身，此外还要给工人阶级切实的政治和经济收益。
(二)社会主义
科琴主张社会主义变革常常发生在物质高度繁荣的时期而非物质萧条或经济危机的时期，他认为有必要区分一下自觉的社会主义者个体和团体的活动同其他人的活动之间的差异。为了澄清这一问题，科琴受19世纪俄国思想家米哈伊洛夫斯基(Mikhailovsky)启发，他借鉴了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语言和逻辑形式，给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一个准则——M/K准则(米哈伊洛夫斯基/科琴准则)。米哈伊洛夫斯基在《进步是什么?》(1869)中讲道：“进步是实现完整个体的一般方法，是实现人类器官间最充分的、最具多样性的劳动分工以及人与人之间最小可能性的劳动分工的一般方法。阻碍这种前进的一切事物都是不道德的、非正义的、险恶的、不合理的。而任何能够削弱社会的异构性、增加社会成员的异构性的事物都是道德的、正义的、合理的和有益的。”①同理，科琴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然后做出下述回答：“社会主义是有意识的人民主地控制个人、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最大可能性程度。所有阻碍这种控制的事物都是不道德的、非正义的、险恶的、不合理的，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倒退。每一个促进这种控制及其民主实践的事物都是道德的、正义的、合理的和有益的，是朝着社会主义的一个前进。”②
从科琴的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这个M/K准则并不十分清楚明晰。首先，有意识的人对个人、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不断增强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判断问题。其次，这个标准是双重的。事实上两个标准将(a)有意识的人类对整体环境的控制和(b)这种控制的民主运动合并在了一起。显而易见，(b)并非必然地产生于(a):人们也许会加大对环境的某些方面的控制，但并不是以民主的形式。环境控制的某些方面不能根据其本性而民主的进行控制，这一点是值得争论的，而且这并不是一个能够用一般术语解决的问题，它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管怎样，在M/K准则中，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世界是发生于人类对某些给定领域控制加大的时候或者发生于民主活动增加的时候。
根据M/K准则，科琴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更可能产生于资本主义繁荣时期。首先，在资本主义长期繁荣的背景下，人类劳动生产率的增加和生产力的发展使有意识的人对自然环境的控制有所加强成为必然。然而，这种控制往往不能以民主的方式行使，其常常集中于一个狭义的管理层面和科学层面。其次，在资本主义繁荣阶段，越来越多的阶层和组织变成资产阶级控制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有效行动的必要构成，同时他们自身却很少意识到这种控制并没有被民主地行使。为了发挥重要的辅助作用，这些团体组织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几乎没有掌控权。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繁荣景象下的资本主义扩张使得企业数量增加，产生了更复杂、更相互依赖的社会劳动分工，使得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更加依赖数以百万计人的连锁活动，却与此同时否认了大多数人对其生存和工作的环境拥有任何掌控权。同时，通过依靠“市场力量”,资本主义体系产生了不受制于任何人(包括资产阶级自身在内)的全部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因此，资本主义内部的核心矛盾是不断提高合理性、官僚化对个体公司的控制，以及一个在宏观水平上(在就业层面，或者总产出的混合水平，抑或者总能耗水平)不可控制的不稳定性。因此，资本主义体系中从个人生活到跨国公司和政府各个层级都经历着这种恐慌，一方面不断提高一个级别上社会主义化和官僚化的掌控，另一方面是混乱、不稳定、不可预期的未来。在这种矛盾中，马克思在一个世纪或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矛盾，这个矛盾是出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社会主义必须解决这一矛盾，或者至少要缓和这一矛盾。然而，解决或者缓和这个矛盾则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意识到这一矛盾，并有新的能够克服或通过从宏观上对一切环境的自觉社会掌控来缓和这一矛盾的个人或组织参与其中。这种控制将通过对现有机构(个人公司和组织，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民主化掌控的超越和新的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上能民主化掌控的机构来不断加强。科琴已论证了工人阶级中某种“新的”部分也许是个人、社会或工作中的部分，其不仅提高了人们对这种矛盾的认识，而且增强了人们通过民主控制而从政治上和公共渠道克服这一矛盾或缓和这一矛盾的信心。
这种公共活动可能会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包括：(a)试图从某种工业形式或商业发展中保护自然环境或社会及居住环境，或者坚持这种发展是以保护环境为条件的，即使花费巨大的资金；(b)反对新道路计划的抗议运动；(c)工会或工人对危险的工作环境提出抗议，要求对这种工作环境给予最严格的管控；(d)所有形式的消费者运动；(e)试图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创造一个更加健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不管怎样，所有这些运动都旨在加强人类对环境的控制。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都是为了使整个“生活环境”由大部分人来决定，而不是处在少数特权阶级的控制下，或者更糟糕的是无人控制。通过扩大适合此类活动所关注问题的范围，所有这些活动都扩大了公共讨论和活动的范围。在对私有化存在强烈反对情绪的社会中，这样的活动呈现出原来的“共和政体”的价值观，是人类真正生活的观念的呈现，人作为个体也作为社会的一员，他们享有权利也要履行义务，而且公民履行义务是获得自由的重要保障。这种公民理想产生于伯利克里的希腊，在马基雅维利《李维史论》中得以弘扬，并得到罗素的再次肯定，对马克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科琴认为公民理想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不完整构想的核心。
所以M/K准则迎合了社会主义者的需求，为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做出了贡献，很多社会活动和需求并不是受自觉地社会主义意识所支配的。在资本主义长期繁荣中，社会变得越来越“政治化”,或者至少是一些组织和社会阶层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了，而其他组织或社会阶层仍是非政治化的或变得更加非政治化了。这样就使得从狭隘的经济生存的规定中解放出来的个人和社会组织，能够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对公共和社会的关注中了。
由于资本主义繁荣对政治和社会意识的影响主要依赖于受影响的人群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一般而言，在经济长期繁荣时期如果一个人生活拮据或身无分文，那么在这种条件下，他很可能会转变成一种极端私有化的物质消费形式。他们享受着美好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对于这类人来说这确实体现了他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而这种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是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之前都享受不到的。然而，如果有的人在长期繁荣的情形之前就已经很富裕了，那么他们当中就会产生激烈的“反物质主义”运动和哲学，一些还会成为公众和政治激进运动。相反，那些早以某种“武力”的方式对物质剥削做出过回应的组织则会变得更加富裕且非政治化。然而，任何事情随着时代的不同都会发生变化，人们也许也会贸然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那就是物质富足越持久，对包含其中的组织或阶层的个人或社会的重要性就越低。
然而即使如此，科琴依然认为随着物质富裕的发展，会产生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反物质主义趋势。这种反物质主义的观点并非一定要与社会激进主义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美国的经验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种观点常常采取一种高度人格主义的神秘或静谧形式。在美国社会中最富裕的人群中已经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宗教或类似宗教的组织，信仰这些的人仅通过某种程度上改变自己来追求幸福。这些信条中许多都是基于同一个极端理想主义，这个极端理想主义认为只要人们不去想或感觉，任何事情都不是问题。这些信条的不同点在于它们使人们思想和感觉上发生变化的方式，有的方式是通过祈祷和冥想的方法，有的则是通过药物作用的方法。
除了这种由资本主义繁荣产生的明显非政治化，在M/K准则下仍有许多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标志的组织和活动是存在问题的。首先，许多社会主义建设的组织和活动会引发分裂。譬如，当道路方案经由一个“工人阶级”的社会阶层而重新规定时，“中产阶级”对道路方案的反对消失了。“消费者组织”常常动员那些更富裕的消费者，这些更富裕的消费者能够承担起他们所买的物品。种族解放运动和性解放运动都存在排他主义倾向，因而没能动员到他们中大多数具有自我认同感的支持者，反而转向了外部潜在的支持者。所有的这些在现实中都是已发生的事实。但如果这仅表明它是趋向于真实民主而非含糊不清的民主的话，这种公众的和政治的动员必然会被普遍化。“中产阶级”的抗议团体和消费者组织不仅需要同政府当局和资本家的自动售货服务作斗争，还将不得不与“工人阶级”的抗议团体和消费者组织作斗争。种族解放运动和性解放运动都必须应对各种令人同情的群体，这些群体中有白人、黑人、黄种人，有男性和异性恋者，这些人坚定地认为自己认同的事物是正当的，应该对他们认为是错误的或不公平的事物发起挑战。然而这种动员被普遍化，那么它们更可能发生在资本主义繁荣时期而不是发生在经济萧条时期。因为，在经济萧条时期，常常会倒退到对个人和群体的极狭隘的物质利益的保护上。这种倒退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激进的活动(例如罢工、示威等),但是左派不应该将这种活动的基本特点误解为紧缩撤退。经济萧条只能产生旧诉求，不能产生新诉求。
科琴认为应该将这一观点引申到对历史事件的考察，因为通过参考大量的历史案例才有可能轻易地反驳这种普遍化。人们也许会提出反例来质疑：难道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宪章运动——不是发生在经济萧条时期吗?20世纪中最激进的革命时期(1917—1921年)难道不是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严重的经济萧条时期么?还有激进主义和政治上的两极分化难道不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带来的吗?科琴指出，这样的反例实际上并不是他所提出的普遍化的反例。因为，当社会主义者和革命分子领导贫困者的群众运动时，恰恰是他们群众基础的推动使其被错当成社会主义运动。不考虑他们的领导者的意识形态，如果民众对革命运动的支持是产生于极端的物质匮乏引发的绝望的话，那么当贫困的状况有所改善时，绝望的情绪会弱化，民众对巨变的支持也会相应减少。在以穷人为主的革命运动中也存在很多根本问题，尤其是在“后革命时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强度是由其构成人群的范围来衡量的，而这些人是不会被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而“收买”的，因为他们参加这一运动的首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反，过去的一切社会主义运动都被其追随者的本质上有限的目的所削弱，这种本质上有限的目的常常被认为是在资本主义中可实现的，是基于持续的资本主义发展的。
然而，不断增长的物质繁荣阶段和长期的繁荣时期是社会主义斗争最有利的时期。在此阶段没有什么是不可战胜的，所有的一切都将会成功。此外，即使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都能安全度过危机且再度繁荣起来，他们的危机和再繁荣的间隙中仍有很多争取社会主义改革的斗争发生。另外，尽管资本主义自身已经变成一个世界范围的体系，但总体上其还未达到国际水平。因而对自然、经济、个人和社会环境的民主控制将包含对这些重要权力(关于决定将要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分配、以及这种生产和分配在哪里发生的权力)的侵犯。这些权力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重要的部分，更是所有经济体系中重要的部分。将这些权力从少数人手(资本家和经理人或者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中央计划者”)中转到大多数人手中是很难实现的，除非通过普遍的社会和政治冲突(这些冲突中有的可能是暴力冲突)。即使的确如此，这个转变也一定是一个非常渐进的过程。至于其程度，科琴仍持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他坚定的相信社会主义变革是包括一种真正的阶级斗争和局部斗争的变革。科琴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唯一分歧在于对参加到这一斗争中的“工人阶级”的构成成分的看法。特别是在关于此斗争中决定工人作为先锋的概念上，科琴认为这是过时的，而且这种过时主要是由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的。
M/K准则的第二部分中包含有另一个问题：民主的“环境”性(广义上的环境)决策问题。科琴认为，这是所有类型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最薄弱的元素，因为我们只有关于如何使民主从一个口号变为现实的模糊认识。马克思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仅仅是将这一问题留在从社会主义转变到共产主义的实践中去解决。这样一种解决具有普遍性，因为实际情形很明显是非常复杂多样的，建立必要机构的不断摸索过程在任何实际情形中都是起作用的。至于详细的“蓝图”则既不是可行的也不是有助益的，特别是当我们将全部的这种转变放到数个世纪的长时段中去看的时候。但是这几乎不是一个完整的回答，因为它是源自确定的历史经验，当尝试做出任何民主的经济和社会决策时，其中包含的结构问题就会一遍遍的呈现出来。结构问题的核心在于更民主更开放的决策制定过程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然而，即使是在最详细设定的环境中，许多决定也不得不在应对快速变化的情况下做出，除非以总体停滞、陷入混乱为代价，否则应对这些快速变化的情况是不能够留给一个高度民主的决策过程的。在任何现实的情境中都有必要将权力从更大更民主的团体(工人大会、农民大会以及诸如此类的)委托给更小更能动的团体。然而，一旦这种委托发生了，那么一系列真正的日常决定权就从民主的渠道中提取出并放置到少数人手中，而之后实施有效控制的较大团体很可能会控制不了这少数群体。如果希望用“设计好的”决策(即有意识地调节和控制)来取代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那么这个问题就变得特别严重了。因为如果经济和社会是复杂的，那么决策和计划过程则是更加复杂的。试图将准则中决策同信息传播和决策的真正民主形式联结起来，则威胁到了经济体系的运行，导致经济体系在生产、分配、销售方面的完全崩溃。
此外，社会主义者并不清楚如何从地方层面、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来对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境况做出真正民主的控制，而这恰恰是包含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和世界资本主义系统的功能中的内容。马克思将全部生产和消费的“社会”控制以及以高度分散和小规模的控制的实践看作是完全互补的。一些社会主义理论家已经看到了在当前某种生产和销售的“新技术”中解决这种矛盾，于是产生了在减少生产单位(以及居民区必要规模)的同时将会影响产出和消费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更传统的讨论常涉及决策分散的程度和决策形式，而决策分散的程度和形式可能会符合一种中央“计划”经济。在这些讨论中，一些人认为将“市场准则”部分地引入社会主义中是有必要的，这种必要性不仅是出于经济效益的考量，还出于考虑到实现工人和团体能够真正的而非形式上控制经济企业的目的。
这些问题太复杂和广泛了，以至于不能简单的概述清楚。科琴指出如果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将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的话，那么包括以下内容。
(1)在任何目前已知的技术之下和在任何可预见到在未来将变得具有可行性的技术之下，愿望和实施计划之间存在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即有意识地控制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如何分配和消费，以及维持全部这些决定能够被社会中全体生产者和消费者民主的做出的愿望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些重要的经济决策是由少数高层决策者制定出的，这是一个事实。因此要遵循通过这种能够被大众监督的决策者来进行民主制度建设，取代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至高无上的重要地位。科琴指出，布尔什维克的失败使得我们关注社会主义的这种“宪政主义”。只有重视这些宪政主义问题和机构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才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建设得更加民主，这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不仅应该维持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形态，还应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形态的主张。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通过设计更强有力的民主制度来解放阶级支配下的国家权力，并对国家实行掌控从而让这种效力变得更大。当国家通过在社会主义下增加新的经济职能而不断扩大行政管理权的时候，这样一种有效的相互制衡的建构会变得更加重要。
(2)从苏联的中央计划到东欧的中央计划都表明，在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市场机制必须在经济中发挥主要作用。这似乎是使资源使用与相应的资源缺乏，对消费选择和权力的一种保证，以及工人团体切实掌控企业的唯一有效的方式。然而这并不需要重新引入私有财产(或保护私有财产),因为企业可能是合作性质或多种形式的集合体。
(3)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的主要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决定，即关于中央计划和控制应该针对哪个经济领域或社会活动以及哪些经济领域或社会活动仍应由市场来调控的决定。尽管这个界限会随着历史和语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但科琴更赞同将一个广义的“社会福利”原则应用到划分这一界限上。这就是说，“社会”(通过最民主的、可行的决策过程)将会根据需求而非自主的欲求来确定一些商品和服务应该进入哪个渠道。进入这种分类的全部商品和服务，同生产它们所需的投入和原材料一起，被指定为国家控制下的“社会控制”因素。此外，“社会控制”因素还包括健康和教育服务、住房、国内的供热和供电、运输以及最基础的食物与衣物。处于“社会控制”因素外的全部商品和服务都应根据市场原则来生产和分配。社会控制因素的目的就是尽可能便宜地生产及分配其商品和服务。而实现这一目的既可以通过很高的补贴价，也可以通过免费分配，例如对这些货物和服务普遍实行免税。在这一过程中的确会出现一些混乱，特别是这些在国家控制因素和市场因素中派生形成的可替换商品和服务，以及在不同企业中“联合生产”的原材料和其他投入。然而，这种矛盾将在具体语境和公民作为生产者及消费者的利益应首先得到保障的原则中得到解决，而不是在作为一个经济体的国家中得到解决。
(4)掌握国家决策权的竞争将会成为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这种竞争需要用竞争性的社会主义纲领来规范竞争关系的政党。而社会主义纲领在关于国家控制因素、市场因素以及能够应用到这两种因素之上的政策，全部“社会政策”乃至外交政策问题上都会不断变化、调整。党派之间的竞争可能会发生在定期选举这个问题上，尽管定期选举并不是控制或替换国家公务员的唯一方式。
尽管科琴阐释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蓝图的理解，但他也指出建设国家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实际风险将会是一个长期、复杂、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众的支持、知识和创新性将会比广义的计划更重要一些，这样才能将计划和有意控制的最大可能与民主控制的最大可能联系起来。但是关于这一切最需要强调的是其需要有丰富知识、教养和自律性的公民。因为在任何社会形式和经济组织形式中都存在对某种条例和为了其他人的利益而牺牲一些人利益的需求。试想这样一个例子，为了将建筑材料用于房屋建设，就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减少娱乐设施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人们能够使用这些设施并从这些设施中获益的，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这个“没有他们也可以”的决定中，而且人们也已经参与到这个之后被认为是“一般利益”的决定中。
一个能够践行这种自律的工人阶级也自然是一个有见识、审慎的，在公众面前足够活跃的工人阶级，他们通过大量审查、批判和在必要的地方实施普遍召回和重新选择来执行他们的代表职责。科琴指出，在苏联早期的改革中，正是由于缺失上文提到的这种“无产阶级”而出现了问题。因为缺少这种无产阶级或市民来担任“统治阶级”,苏联的布尔什维克需要先用一个政党来做替代，出于同样的考量继而用党内的领导群体做替代，最后用党内唯一的领导者做替代。基于此，科琴指出只有经过几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才会出现具备上述能力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一缓慢且坚定的自身建设是资本主义时期内社会主义者的基本任务。
总之，在科琴看来，社会主义世界一定是与我们当前的世界截然不同的，它是一个到处都充满着古希腊雅典人称之为“公民道德”准则的世界，在那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都得到了重视，而且事实上这些义务的表现形式也是其权利的一个重要保障。在社会主义世界，公民道德这一原则是具有实现的可能性的，因为私有财产和少数人的掌控被废除了，社会决定实际上是从“共同利益”出发而非从某些阶级的利益出发而做出的。如果物质生产力水平高，工作周期短，那么大多数公民将拥有充足的时间来参加公共活动。
因此科琴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主义的斗争应该聚焦于所有能够将公众控制拓展到环境以及这种控制的民主形式上的事件，以及建立责任和自律的集体意识，而且这两个维度是彼此关联的。综观现实，从英国的选民的行为和其他所有西方选民的行为中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选民一直在向掌权的政治家们提出要求，然而掌权的政治家们却并没有实现选民提出的要求，甚至反而处于与选民要求完全矛盾的状态中。例如，降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提高工资和降低物价，更好的公共服务和更低的税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主义者应该为人民争得更多的权力，不仅因为民众权力的扩展能够不断挑战资本主义民主的极限，而且因为只有通过民众权力的实践，才能让工人阶级有能力去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事实上，只有通过这一方式，工人阶级才有可能相信自身有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