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构马克思革命命题(1 / 1)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明确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①。事实上,几乎没有一本关于马克思的书可以完全不涉及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在许多人看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同义的,它们都是同马克思思想联系密切的词语,这使得那些关注社会阶级分化或使用“工人阶级”术语的人都可能被称作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具有马克思主义情怀的人。

科琴认为,上述这种判断过高估计了这些概念在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性,自马克思去世后,围绕他的“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就产生了许多争论。实际上,在马克思的全部著述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完全是关于阶级、国家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述。虽然马克思在他的大部分著述中都充分使用了“阶级”和“意识形态”的概念,他也时常关注政治问题和国家问题,但他并未对这些主题做出成体系的、具体连贯的阐述,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只是试图将一些分散的观点、隐喻连贯一致以使其理论化。

科琴承认马克思在其最重要的著述《资本论》中的确以不同的方案计划过一个关于“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的类别”和“基本阶级、资本、雇佣劳动、地产”的阐述,《资本论》第三卷中著名的关于"阶级”的未完成章节也的确被认为是马克思关于阶级这一主题最权威的论述。然而由于该章节并未完成,马克思关于这个主题也就没能形成完整的理论表述。然而其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要试图将阶级、意识形态和国家理论化呢?其目的应该是为了弄清楚这些术语的含义,例如“在马克思主义里,阶级根据其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鉴定”,“国家是处理资产阶级一般事务的一个执行委员会”,“意识形态……存在于根据意识而非物质现实去解释人类行为”,等等。但众所周知,马克思本人鲜少给这些术语下定义,而且马克思在自己的著述中对这些术语的用法是非常多样的,以至于很难用定义的方式来把握这些术语的含义。

科琴举例论证了定义的方式难以把握这些术语的真正内涵。例如,当人们听到“社会阶层是什么”“国家是什么”“意识形态是什么”时,人们往往会求助于字典来做出回应,“社会阶层就是一大群共享某种基本经济利益的人""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的一个机构""意识形态就是一系列认可或支持社会政治现状的观念”。科琴认为,上述回答仅仅是“指出某物”或“定义某物”。但假如上述提问变为“请展示给我社会阶层”“请展示给我国家”“请展示给我某种意识形态”时,那么上述定义方式就不适合了。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只能给出关于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具体案例才能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但即使这样回答,也只是列举出了相关的特殊形态,并未对这些术语做出内涵的揭示。

科琴也提出了另一种应对办法,他指出尽管社会阶层、国家和意识形态是“事物”,但它们不是那种能够被清楚“指出”或“定义”的事物,它们是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者用来理解人类活动而将其简化的观念。这里将社会阶层、国家、意识形态称为观念,并不是说它们不是真实存在的。由于人们往往容易将“真实”与“可感知”联系在一起,科琴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第一,如果观念是用作人与人之间交流与理解的话,那么观念一定既能被言说,也能被书写,还能以图画、电影、视频等方式描绘出来。从被描绘的这一刻开始,观念就可以被看到和听到了。换言之,社会中的观念不仅是思想。只有当把观念等同于反省已知思想时,观念不是“真实”和“实质”的看法才是有说服力的。第二,像“阶级”“国家”“意识形态”这样的术语,将其用于公共交流中可以使那些本不可能或存在困难的描述和解释变得可能。

“国家”“阶级”“意识形态”这些词是名词,通常人们会将名词看作是某事物的名字。在交流中,人们总是在某一时机或某一语境下使用这些词,而社会科学家正是因为将词语置于抽象的研究语境中,夸大了将名词与事物相关联的定义方法在解释和理解事物中的作用,从而使得词语解释和描述现实的能力受到限制。而且他们将语言功能误解为名词实指定义的滥用,这种滥用导致所有名词都被当作客观对象的名词,这具有科学实证主义的特点,在认识论层面属于一种真理符合论。这一错误还引发一种趋势,即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和一般社会理论中常常关注的是作为语言基本构成的单个语词(“概念”)而不是命题。基于此,科琴提议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一种语言和社会实践的复杂理论,即诸如“阶级”“国家”“意识形态”这样的抽象词语不是作为理论研究对象的名称,而是作为能够在各种语句和命题中广泛使用的语言工具。“词语存在于句子和命题中,语境是它们保持活跃。消除其他词语的语法语境,单个词语就失去了一大部分活力,定义只能带回部分已损失的活力。”①这反映出科琴将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实践哲学的初衷,科琴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作“金科玉律”般完成态的标准理论,而是选择将其看作在实践中获得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动态理论。此举不仅能够避免马克思主义理论遭到“教条主义”“决定论”这样的污蔑,也可以从理论上确保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科学性。

为了重塑马克思主义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中的科学性,科琴基于当时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经验,分析并重构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共产主义观点的3个命题。

命题1:废除社会阶级将产生绝对的物质平等,而且这将加强并实现真正的司法和政治平等。

首先,从现实的社会主义经验来看,废除社会阶级并不会终结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不平等。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推行农业集体化之后,苏联并不存在任何“生产资料的分配和交换”的私人所有制,因此苏联也不存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阶级划分。然而在当时的苏联,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物质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存在于国家和党的干部与工人之间,而且存在于城乡工人之间,熟练工人、半熟练工人和不熟练的工人之间。在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着相似的不平等。一般而言,尽管在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中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要低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但这样的不平等是绝对没有被废除的;实际上,这种不平等在当时的条件下甚至还呈现出一种加剧的趋势。

此外,除了收入的不平等,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还存在各种各样其他形式的物质不平等,而且几乎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官僚和国家权力的滥用导致的。简单来说,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在国家和党派中居于高位的人能够而且的确使用这些地位来为自己获得大量物质特权——有权使用私用交通工具,更宽敞的住房,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国外旅行,等等。此外,其中一些有权使用稀缺资源的人,常常会利用这样的权力为自身谋求大量特权。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80年代,苏联对大量腐败的党员干部和国家官员予以审判并开除,这些腐败官员在当时被称作“卢布的亿万富翁”。

基于这种理论和现实的反差,科琴提出一个拯救马克思命题1的方法:论证在当时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阶级划分并未被彻底废除。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不仅存在国家和党的干部与工人、农民之间的区分,而且还存在一种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划分:掌握生产资料的人同被剥削剩余产品的人之间的区分。科琴认为,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官僚作为一个整体在计划经济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倘若废除了阶级划分,国家经济和政治将会完全陷入混乱。命题2继续对这一问题展开分析。

命题2:市场混乱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人类的苦难。通过计划生产和消费,把生产和消费置于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有意识的控制之下,这些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现实的社会主义经验关注到了马克思并未给予足够重视的市场经济的一个优点,这个优点就是市场经济是分散的或去中心化的。市场经济是一个系统,该系统中决策权(决策将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消费什么)并非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是被分配给包括企业所有者和经理人、批发商和零售商以及市场上大量的消费者在内的群体手中。早在两个世纪以前,亚当·斯密就已经注意到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如何用价格机制调节市场决策并产生最适合消费者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曾试图完全不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经济,事实证明这种用中央计划取代市场完成调节经济的尝试尽管可以避免纯市场经济所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市场萧条,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决策滞后或者错误,使得经济发展长期的效率低下、市场内资源浪费。

然而,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否认这种中央计划经济是对马克思计划生产和消费观点的一种实践。他们认为,马克思所设想的计划生产和消费并不是通过政府来实现的,而是通过“相关生产者”,广义而言就是通过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内的社会中的每个人来实现的。以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查尔斯·贝特尔海姆(Charles Bettel-heim)、希勒尔·蒂克庭(Hillel Ticktin)为代表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实际的社会主义计划比国家主义体系更去中心化。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良策来确保国家机构的去中心化和官员的民主责任,工人对企业的控制以及企业的定位,民主计划的过程等。他们甚至假设完全计算机化的社会主义经济,其中每个消费者通过他自己的末端与计划者的电脑直接相连而能告知计划者他的愿望和喜好。科琴认为,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由于考虑到如果市场关系得到恢复,那么包括人类劳动力在内的所有产品将再一次变成商品,与市场相关的所有不稳定和危机都将卷土重来,因而他们都没有提出恢复市场关系作为去中心化或民主化计划的一部分。

为了弄清楚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具体包含什么,科琴将其置于某个商品的具体生产和消费情境中加以分析。他假设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模式下都存在一个生产纽扣的企业,该企业生产的纽扣比其他企业生产的纽扣更具吸引力。

在资本主义市场情境下,该企业的纽扣生产者(包括经理和工人)由于生产出更好的纽扣而使得市场对他们产品的需求大于对竞争者产品的需求,因而他们被赋予更多工资。在这种情境下,消费者花钱购买纽扣需求的增长表现为收益和利润的增长。增加的收益反过来刺激该企业纽扣的生产,因为企业可以购买更多的原材料、更多的机器等;此外,增加的收益也可以增加经理和工人的工资(甚至可能会雇佣更多的工人)。与该企业形成对比,其竞争者则受到了市场的货币需求机制的惩罚,他们的收入和利润下降、生产削减、经理和工人的工资不会增加。如果情况足够严峻的话,他们的工资会降低,甚至他们会被裁员。

在计划经济情境下,当该企业生产的纽扣比其他企业生产的纽扣更受消费者喜爱时,接下来会发生的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是同市场经济中一样的,但是这里有三个关键不同点。第一,增长的需求将不会影响纽扣的价格。受欢迎的纽扣价格不会上涨,不那么受欢迎的纽扣的价格也不会下跌,因为所有纽扣的价格,就像所有其他产品的价格一样,是由中央计划者设定而且只能通过这些计划者才能改变,价格并不是由市场决定的。第二,出售纽扣所带来的货币收入并不会转换成该纽扣生产企业增长的收入或利润。因为企业获得的收入也是由企业和中央计划者预先协商设定好的。第三,即使该企业的纽扣受到消费者欢迎而供不应求,当这些纽扣在国家商店中销售一空时,其甚至会变成某种黑市交易的物品。然而该纽扣生产企业并不会直接由此获得任何好处,甚至不可能增加产量来满足消费者持续增加的需求。因为企业所能使用的原材料的数量、可以安装和操作的机器的数量、可以雇佣的工人数量等都是全部预先设定好的。这就会导致一方面该企业的经理和工人失去扩大产量的动力,另一方面除非计划者改变计划,分配给他们更多的原材料、工人等(或者让他们获得更多金钱),否则该企业对扩大生产也无能为力。事实上计划者也基本不会在中途改变计划,因为改变计划分配给一个企业更多的生产资料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这意味着其他企业将会被分配到更少的生产资料。换言之,改变计划中的一个变量会导致整个计划的改变,计划如果可以随时改变的话,事实上它也就不再是计划了。然而现实经济中经常会出现计划外的事件,人们不可能设计出一种能有效应对这类变化的灵活且有求必应的计划机制。

根据以上两种情况的对比,科琴得出结论,彻底的计划经济在对消费者需求的应对方面的灵活性和敏感性远不及市场经济。此外,由于计划的决策过程越民主,决策花费的时间越长,因此计划越欠缺灵活性和敏感性。然而科琴做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要否定现实中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优点。科琴指出,从总体上看,计划经济避免了经济衰退和大规模失业现象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最具破坏性的现象的发生。计划经济还可以让贫穷落后的国家迅速奠定工业经济的基础,让其经济获得整体的快速发展。此外,中央计划可以出于政治首要性目的而将资源集中到特殊部门或项目(例如,空间项目、军事或准备奥运会),让其获得优先发展。因此尽管计划经济可能是一个决策效率低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其在完成严格规定的、静态单一目标时则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性。譬如苏联在三年内建立起钢铁联合企业,1980年6月确保奥运村开放等。

科琴认为,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中,市场机制并不需要嘉奖生产者,因为马克思设想他们将得到另一种类型的奖励,譬如“道德奖励”。纵观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都曾尝试过道德奖励,但其对生产乃至经济的作用远不及经济奖励那么有效。命题3将继续这一讨论。

命题3: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物质的极大丰富将允许社会的物质产品分配采取“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

这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的一个方面,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未有效践行这一理念。因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表明自己已进入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科琴认为,关于这一命题的分析可以合理利用马克思去世后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经验,以及反思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经验所表明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可行性及吸引力。命题3中最容易引发质疑的就是“物质的极大丰富”这个概念,通常质疑者会论证由于人类对物质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会随着这些产品和服务的增加而增长,所以产品和服务对于人类的需求而言总是稀缺的,因此人类社会不可能出现“物质的极大丰富”这种情况。马克思也的确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述中论证过,人类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人类新需求不断产生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的极大丰富”似乎就很难出现了。此外,自马克思去世至今,全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物质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呈现出持续上涨的势头,因此现实社会中也很难出现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

此外,质疑者认为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观点是不合理的,原因在于,其根据“能力”和“需求”分配物质产品和服务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即不同的人的能力和需求是如何被决定的以及由谁决定的。人的能力和需求的不同意味着,无论是根据能力还是根据需求进行分配都是不公平的分配,或者至少不是一个“绝对”公平的分配。实际上,针对产品和服务的绝对公平的分配原则在任何社会中都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譬如,一个婴儿的需求能等同于一个成年人的需求吗?年长的人的需求能等同于青年人的需求吗?一个喜欢音乐的家庭的需求能等同于一个喜欢运动的家庭的需求吗?女性的需求能等同于男性的需求吗?一个有着三个小孩的妈妈的需求能等同于没有孩子的未婚女性的需求吗?如此等等。同理,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承认的,人们的能力也是不平等的,这表明在任何社会中那些拥有超出常人能力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满足那些不具备这样能力的人的需求。因此从能力和需求的角度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是一种不平等的原则,这种不平等不仅体现在生产产品和服务的贡献上,还体现在产品和服务的分配上。

这种不平等并不是这个原则最大的问题,其关键问题在于谁决定了每个人的能力和需求是什么,它是如何决定的。科琴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只有两种可能的回答。第一个,个体自己来决定。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我”决定我的能力是什么,并且“我”决定我需要什么。但假设事实的确如此,那么问题就产生了:如何来保证我不认为我有能力而事实上我有能力呢?如果来确保我(或任何其他人)不会认为我的需要大大超过别人的需要,而我有权利根据我的“需求”得到满足呢?此处也有两个答案可供选择,既可以说这种需求是由资本主义物质占有欲所产生的“虚假”需求,它们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消失而消失,也可以对需求做出区分,例如,乡间别墅和私人飞机也许是我的“欲望”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不是我的“需求”的一部分。而第二种答案又会引发类似的问题,即欲望和需求之间的区别是由谁规定的。马克思对此的回答是“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①。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指出每个工人“从社会获得一个证书”来表明他提供了什么样的劳动并允许他从“社会的消费资料份额”中得到他投入劳动所应得的,“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②。显然,社会来决定并不意味着每个个体的人在做决定,因此倘若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应用到一个社会中,这个社会中市场被废除,生产和消费都是计划的,那么这个原则将导致巨大的权力被授予那些做计划的人,那些计划者有权决定每个个体的“能力”和“需求”是什么。这其实暗示,一定程度的权力凌驾于每个人生命的最不可侵犯的部分之上(尤其是在“需求”方面)。

再加上科琴对命题2分析得出的结论:为了在现实中得以实现,一个彻底的计划经济必须是一个由一个专业的且强有力的国家官员集团来计划的经济;这个计划是非常不灵活和低效率的,而且经济越复杂这种计划的低效和不灵活越明显;民主形式的计划并不能根除这种低效和不灵活。我们可以从上述论述中大胆地推出这样的结论,如果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曾经存在过,那么那些未能有幸生活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人将继续过着痛苦的生活,因为他们将花费大部分工作时间到无止境的计划会议或与其他人持续的电脑联系来制订每日关于他们生产和消费喜好的上千种计划。人们大量的剩余时间将全部用于“民主”决策过程,用于决定别人的能力和需求是什么以及这些能力和需求是否需要改变以及如何改变。与此同时,由于被计划占用的时间内并未发生任何生产活动,因而社会中许多物品和服务会出现持续的缺乏,这也将导致计划决策的付诸东流和实际需求的减弱。

基于此,科琴指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比高级阶段更具吸引力。因为初级阶段中产品和服务不是根据需求或能力来分配,而是根据劳动表现而分配。在彻底的计划经济中,无论是由国家官员来做劳动表现的评估,还是由每个人进行民主评估,劳动者都会认为自身的劳动表现没有得到准确或公正的评估。因此科琴指出,应该由市场来评估劳动表现。

科琴从20世纪晚期的视角出发,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三个命题做了理性分析后,重构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提出他所认为的可行且具有吸引力的社会主义图景。科琴认为,在20世纪晚期,一个理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能够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必然是一个“市场社会主义”。这就是说,企业生产出的绝大多数产品和服务在一个市场体系中彼此竞争,产品和服务也通过市场而得到分配。这就意味着,所有产品和服务都将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销售以获得金钱,即货币和价格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由于此处的市场包括劳动市场,因此劳动的薪酬将由市场机制决定,同样市场机制也决定这些工人作为消费者有权使用其他产品和服务。这样,在市场社会主义之下,一个人的货币收入越高,他就能负担越多市场上的产品和服务;反之,一个人的货币收入越低,他能负担起的产品和服务就越少。

尽管科琴提出的可行且具有吸引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市场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生产、分配、交换各手段都由私人所有的经济。科琴指出,在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所有企业都将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为社会所有。例如,一些大的企业被社会所有可能通过由工人、经理和企业所在的当地社区代表们集体承包;小的企业也许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合作形式,比如工人合作,工人、消费者和当地社区成员的合作。所有这些企业都将需要管理层,但大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可能是由临时的集团一般会议所指定或选举出的,管理人员对大会负责;小的企业则可能采取一种更直接的方式,由工人控制企业。

此外,科琴认为,一个可行且具有吸引力的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一个市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将成为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也有大量国家部门,国家部门负责生产那些更具政治意义或道德意义的产品和服务,如医疗保健、教育和儿童福利。国家部门也生产基础性产品和服务,如房屋、公共交通和其他经济基础机构。国家部门还可能会生产一定数量的食物和衣物,或者可以补贴这些基本产品的市场价格来确保所有公民都能轻易获得这些物品和服务。除此以外,国家还可以制定并推行个人所得累进税制,给予失业者失业补贴(因为在这个体系中可能会出现失业),以及制定并推行民事和刑事法律等。

由于国家在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国家官员数量将很庞大且国家将拥有巨大的权力,因此科琴指出一方面有必要让官员活动受到严密审核并保持公开,以此来防止权力的滥用,另一方面有必要让官员活动从实质上和形式上都对民主选举的政府和公民大会负责,政府和公民大会将拥有宪法权力来确保官员制度的公正公开。在这种情形下,政治辩论的范围将涉及诸多方面,因此科琴提议应健全言论和媒体自由、议会自由、抗议示威的自由等,让持不同观点的人组织起来成为政党,通过选举以获得政治权利。此外,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中也还应有大量其他组织来发挥政治作用、社会作用和经济作用,例如独立的贸易联盟和企业组织、集团联合、合作社等。

尽管科琴尽可能详细地描述了他所认同的市场社会主义图景,但他承认他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看法仍存在许多复杂的、未被解决的问题,这些需要在具体的语境下才能予以分析、讨论和解决。但科琴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前景设想是乐观的,他认为市场社会主义会从一个民族国家逐渐蔓延到另一个民族国家,最终其将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体系,拥有世界范围的机构和计划来监督世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他仍指出这个体系范围越大,其民主控制能力会变得越弱,世界各地的计划者和企业管理者的权力就会被约束得越小。对此科琴指出,人们只能寄希望共产主义这一“消灭现状的真正运动”来解决这个问题。

总之,科琴分析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观念的命题,并不是为了指出这些命题与现实社会主义经验之间不相容的地方,并不是为了否定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看法。相反,科琴承认马克思所提出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样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原则在19世纪40年代所具有的鼓舞人心的意义。因此,他指出“一个标准不可能适用于一般或抽象,但当被用于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下的具体问题时,这个标准则是完全清楚的”①。这里,科琴依然是从实践的视角出发去审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他建议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抛弃冗余的知识包袱,正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面临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和具体问题,在充分理解马克思观点的基础上,从实践中继承、发展并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且可行的改造世界的方案,才有可能构建一个更完美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