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将《资本论》视为一部旨在“揭示现代社会运行的经济规律”的“科学”著作，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讲到的：“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①因此，科琴在讨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前，有必要先谈谈他们关于科学以及科学家在社会中的作用的观点。

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看作“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这点也可以从他试图把这部著作的一部分献给达尔文看出来，马克思确实看到了他的著作与《物种起源》(1859)提出的生物进化论之间的相似之处。科琴引用了恩格斯在马克思葬礼上的演讲对此做出明确的比较：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①

在科琴看来，所有这些都没有表明马克思(或作出上述比较的恩格斯)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们都不属于19世纪的主流思想家之列，这些主流思想家在达尔文的著作出版之后，试图将其“生存斗争”与“适者生存”的观点应用到人类个体、社会群体乃至种族上。相反，他们的观点似乎是，达尔文的理论——引用恩格斯的话说——“不过是把霍布斯关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②。

换言之，他们认为达尔文接受了占统治地位的关于人类社会本质的资产阶级观念(特别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然后将它们应用到动物和植物界。因此，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即使最好的“资产阶级”经济与社会理论是正确的——哪怕它是完全正确的——也仅仅是关于“资产阶级”(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是历史的产物，并随着它做出理论说明的社会的消失而消失，他们当然拒绝将达尔文的理论作为一种普遍真理反过来应用于人类社会，并在所有时间和地点适用于所有人类社会。

就马克思确实在他自己和达尔文的著作中看到相似之处而言，它们都是一种更为松散和相对普遍的理论，这可以从1973年版的《资本论》序言中得到最好的说明。在此，马克思赞同地引用了这样的观点，即“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①换句话说，马克思看到了历史上的社会以一种广泛的进化方式依次更替，就像达尔文所发现的动物与植物物种的进化一样。他同样认为所有这样的人类社会存在某些共同点——他称之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人类而言，借助和依赖自然界进行劳动以确保他们的基本生存是一种必然性，这种劳动的“方式”(形式或方法)对于在人类进化特定点上出现的社会类型有着重要的影响。

但是，正如恩格斯明确指出的，由于人类“生产”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而“动物至多只是采集”,简单地把动物社会的规律转化到人类社会中是不可能的。因此，1973年序言指出统治人类社会的规律不仅非常不同于统治动物界的规律(即与“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等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每一种人类社会都不相同。科琴认为，这点是非常明确的，因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区分这些社会的首要方式就是通过区分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同样表示了一种明显的喜好，即借助生物学的类比和隐喻去描述和分析人类社会，但是这种倾向在19世纪许多从事思辨的和纯理论的说服的作家当中是很常见的，它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达尔文的影响还是不清楚的。

然而，通过所有这些而显露出来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对他们自己的事业与自然科学的事业作出有力的或者质的区分。相反，对他们而言，“政治经济学”至少是一门与其他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这可以通过他们非常乐意对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科学进行比较上看出来，特别是与生物学进行比较，即使这种比较注定会显示出区别和相同之处。

科琴认为，不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不属于那个思想派别——它想要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与目标之间作出质的区分。对他们来说，对人类社会的研究，或者至少对人类社会的经济“规律”的研究，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尽管它有自己的方法、理论和分析工具。本书第一章已经从政治层面和心理层面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何作出这样的类比的原因，此处就不再赘述了。这里只想强调，这意味着马克思认为在《资本论》中进行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调查”的“结果”是正确的，“绝对地”或“科学地”正确，无论谁都会认为其是正确的，实际上即使没人相信也依然是正确的。如果向马克思表明《资本论》从劳动阶级的观点或者无产阶级立场看是正确的，而从资产阶级的立场看则不是，对马克思而言将是一种侮辱，这就好比向达尔文表明他的进化理论从生物学的观点看是正确的而从宗教学的观点看则不是，这对达尔文也是一种侮辱。

因此，马克思的科学观在此意义上并不是相对主义的。他相信存在着证明科学理论之真与假的标准(诸如概念的严谨与精确，命题的逻辑与一致性，经验的证实或证伪),他的理论应当由这样的科学标准来判定真与假。科琴强调，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认为这些形式上的标准足以确定一种理论的意义。一种科学理论仅当它的真或假对它自身之外的事物颇有重要性时才是有意义的(即它与其他人类实践或活动有密切的关系)。这种观点来源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当然，并不是说对马克思而言，断言其为一个科学家就是一种令人骄傲的断言，在任何情况下这都不与断言其为一个革命家相冲突。在马克思的墓前，恩格斯在此明确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①。

在科琴看来，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能够并确实在他们关于世界的观点中把“科学”与“革命”如此紧密和自然地联系起来。他们没有丝毫怀疑自然科学对人类来说是一种“进步的”“解放的”“改善生活的”力量。他们确信科学已经使人类生活更加美好，并将继续使人类生活更加美好，在这点上他们当然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他们是19世纪的人物，维多利亚对代的人物，在科学、工业和工业生产的“进步”性质方面具有维多利亚对代的信仰。而且，把他们自己看作“科学家”要求社会中更具革命性的变革，这种变革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发现”为基础，他们同样把自己看作致力于人类状况的进步与增强。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概括他们的特点，那就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工业和农业生产中的应用，这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创造了结束人类物质贫乏和苦难的可能性(即结束饥饿、寒冷、疾病等的苦难)。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高度不均衡的社会形式，科学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会立即被应用于生产——确保了科学对于普遍解放的可能性永远不会被发现。他们作为“科学家”的任务和职责，就是要说明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在资本主义下可能永远不会变为现实性)。

科琴指出，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我们生活在核战争、细菌战、“星球大战”和塞拉菲尔德核泄漏的阴影下，因此当代人极少会确信自然科学的“积极的”“解放的”性质。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自然科学是一种积极的力量，但资本主义社会阻碍了那种积极可能性的完全实现。一个现代的读者很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充分的观点，自然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既非积极也非消极的力量，这取决于它被用来做什么,那是由社会和政治来决定的(自然科学理论及其应用带来的益处)。但是不管怎样说，马克思自认为是一名科学家，与他那个时代的其他科学家一样。他相信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关于剥削和资本积累的经济理论在科学上是正确的，存在着非相对论性质的标准可以用来决定这一点，这些标准的应用(逻辑的一致性、概念的精确性、经验的有效性)将证明其真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