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琴看来，“这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的系统阐述的‘世代’的历史概念，对于马克思的整个历史研究，直到他去世依然是核心的”①。他认为在马克思反对蒲鲁东的论战中(1847年《哲学的贫困》)和关于同样主题的致安年科夫的信件中(引文9)又一次重申了这一点，也在1869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系统阐述了这一点。同样，恩格斯在1888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以及1890年为下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阐明“历史唯物主义”本质的几封信件中，都引用了这段话。正是这幅历史的画卷——作为一个过程，后来的“世代”通过他们自己的个体活动，不仅在加强而且在改变着仅仅是先前世代活动的“环境”——是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所必需的。
科琴指出，借助于“世代”的历史概念，有关马克思“决定论”的某些问题会得到解决，因为它具有四个优点：
第一，它允许我们使一种“无非是人的活动”的历史概念——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一种概念相一致，它强调对于个体的人或群体的人(包括社会阶级)在历史上任何给定的点上所能做的结构性束缚。借助这幅画卷，我们可以认为正是人类活动，而且仅仅是人类活动，创造了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环境”(结构性的束缚),但是个体的人有一个明确的生命期限，远远短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历史。于是，人类以“世代”的形式来来往往于世界，因此在一定世代的任何一个特定的点上，一代人或几代人生来就遇到从先前的“世代”继承而来的“环境”,这将是而且将被感受到是对他们能做什么的真正的约束。
第二，这幅画卷的核心观点是把人作为社会创造物，生活在社会中的创造物，因此它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生存于一种“空白空间”,在其中他们可以做任何他们个人愿意或想要做的事。正如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中所言：“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但是同时，通过强调这个世代变化的过程中内在固有的社会变化的可能性，这个概念避免了使人成为现有社会关系的简单的产物和再生产者。如果是那样的话，任何种类的“社会革命”都是不可能的。
然而应当注意到这幅历史画卷并不包含作为社会参与者的人类世代的概念。个体和社会群体，包括社会阶级，所有这些都受到世代变化的支配，才是历史过程这一概念中的参与者。这样，科琴在此不是把“世代”或“世代的变化”描述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阶级斗争”的某种替代物。更确切地说，像个体一样，阶级是受世代的变化所支配的；像所有其他社会过程一样，“阶级斗争”发生在这个变化的语境中，并被其所改善。
第三，集中于世代变化的活动与结构的对立，允许马克思把被改进的黑格尔主义者的“异化”并入他的历史哲学。由于这样一个概念解释了一个特定世代或整个人类世代的产物——无论这些是经济结构，国家形式，科学的、道德的或政治的价值和信仰——实际上是怎样成为它们的产物(个体和社会群体的活动的产物),但是同时(更确切地说是在以后的时间)能够出现“不同的”“异化的”现象限制，甚至统治和压迫，继承它们随后世代的个体和社会群体。
科琴认为，实际上通过历史的“世代”概念，“异化”较之黑格尔主义的形式变得更加世俗和更易理解。因为在马克思那里，生产了这些社会关系、制度、价值、信仰的人和以“异化”“限制性的”形式经历了它们的人总是相隔几百年(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几千年)。在科琴看来，通过使生产和经历了异化的人类成为具体的历史存在物(与年代和政权一起存在),马克思使“异化”成为一个较之在黑格尔那里更加世俗化同时更富解释力的概念。
第四，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历史的世代概念有助于解决有关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的一些疑问。对于解释序言的一种可能的方式就是当作一个必要但非充分条件的声明。也就是说，可以推断马克思在那里所说的并不是当生产力(在西欧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中)“与现存生产关系发生斗争时”,就会或将会产生“社会革命”。毋宁认为他是在说不到生产力确实与生产关系“发生斗争”时，就不会出现“社会革命”。换言之，1859年序言中真正关键的句子并非在开头所引述的而是在几行之后出现的句子：“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①
在科琴看来，这里的关键点是“社会革命”被认为导致了“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很显然马克思借此是指一种新的“更高”形式的社会，对所有人来说，较之它所取代的原有社会，它代表着生活品质的一种进步。按照科琴的理解，马克思实际上是在主张如果“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没有“在旧社会的胎胞里”全部发挥出来，那么即使在“旧社会”可能存在政治革命、起义、政变甚至穷人的暴力暴动，这些也不会导致“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曾分析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准确地说是一场政治革命而非社会革命，因为“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没有在俄国的“旧社会”中全部发挥出来。
这样，如果对1859年序言的这种独特的解释可以被接受，那么可以看到它完全符合马克思“世代”的历史概念。因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生产力“在旧社会的胎胞里”确实发展到最大可能的限度，那么这将会是先前世代的人类活动的结果。在这样一种“完全的”发展产生的时刻，当时现存的个体和社会群体可以借助这个机会发动一场“社会革命”,这个机会是由先前世代的工作所提供的。他们可能这样做也可能不这样做，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是只有在“旧社会”中“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已经得到发展时他们才会成功，因为只有在那时他们才会“为自身提出任务”,这些任务是他们能够完成的。
但是这里仍然存在一个条件的问题：“革命的”个体和社会群体或者回顾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如何知道“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展成熟的?马克思对此的回答似乎是“如果有一场成功的导致新的更高社会形态的社会革命，它们将充分成熟”,因为对马克思来说，生产力的这样一种发展，是这种成功的一个必要但非充分的条件。
科琴认为，这似乎是一个逻辑上可接受的答案，它不是决定论的(因为它并未断言社会革命将会成功)。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就将来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而言，这个标准为人们判断生产力是否得到充分的发展(以及许多其他战略的和战术的问题)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科琴认为现在可以回答开头提出的三个问题中的前两个了，即(1)1859年序言是不是表明马克思是一个“决定论”的思想家?(2)马克思在序言中所确定的变化机制是不是历史发展的一种普遍“规律”?
科琴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很明确：不。
第一，马克思不是一个决定论的思想家。事实上，1859年序言可以被看作提供了历史发展的一种普遍“规律”,这种普遍“规律”确保人类社会将从早期的“原始共产主义”阶段(“日耳曼的”和“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转变到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一个“最终的”阶段。但是，科琴认为它不应该以这种方式被理解，而应被看作提出了有关通过“社会革命”而取得人类进步的一组必要但非充分的条件。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避开了关于经济“规律”的所有谎言，实际上引文1和2表明他确实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写作。但是，这些“规律”只意味着仅仅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中起作用，马克思在他的工作中给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最大的关注。
第二，因此，1859年序言并没有断言所有生产方式前后相继的一种普遍规律或变化机制(“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至多这是意指西欧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变化。
科琴指出，当我们仔细关注马克思关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著作时，这点就变得非常清楚了。例如，当他分析西欧从德国的(公社制的)生产方式过渡到封建模式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并没有声称在德国方式下生产力有很大的发展，而他关于欧洲之外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的分析却坚称，这种方式本质上是没有活力或死气沉沉的，直到它被外界暴力地瓦解(比如，在印度的英国殖民主义)。这种矛盾在那里不会终止。马克思分析了一个没有封建前例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事例(在北美)并计划思考直接从原始共产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所有这些矛盾也仅仅如此而已，如果我们设想马克思有一些普遍的历史阶段理论。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他没有这样的理论。即使在马克思试图提出的历史阶段理论的程度上，它仅仅是关注西欧和概述了一个被广泛的革命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德国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模式序列。但即便这样，这个革命进程会采取何种形式(马克思从未详细地分析过),并非一个简单的借助社会革命冲破生产关系束缚的故事，因为就德国的——封建的转换而言，他从未宣称这会发生。
在科琴看来，事实上对马克思而言真正要紧的，处于他所有工作核心的，是世界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它(希望是)从世界上的消失。这是因为马克思把最多的关注给予了——实际上仅仅给予了严肃的分析性的关注——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换。然而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出现，它就会通过经济和军事力量(实际上是通过殖民掠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占据优势。于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它可能或即将打破任何革命性的生产方式序列，这就是先前为何马克思没有设想一种普遍的历史阶段理论是可能的和值得期待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