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科琴为我们提供了10段引文：

1.“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①

2.“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②

3.“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③

4.“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①

5.“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②

6.“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世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于是历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并列的人物’。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③

7.“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科琴分析哲学思想研究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

8.“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第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

9.“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做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③

10.“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过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①

科琴指出，从这些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提出了一种非常不同但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的历史观。通过关注一组引文(从1到4),我们很容易发现证据以支持马克思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的主张，而其他引文(6、7和8)又可以使他免于这种指责。引文5和9采取了一种“中间道路”的立场，因此可以按照任何一种方式来理解。最后，出自恩格斯的引文10试图为马克思去世之后的下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澄清这个问题，但似乎仅仅是增加了更多的困扰。因为恩格斯一方面强调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因素在影响历史进程中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他又坚持“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

但是，在科琴看来，把秩序引入这种表面的混乱是可能的，因为这些引文出自马克思一生中各个不同的时期，是从非常不同的语境中抽取出来的。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些语境，一些明显的矛盾就会消失。比如，最明显的“决定论的”引文1和2出自《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不论从这里

的语境还是从第二版(1873)序言看，都是非常清楚的，即马克思在这些引文中所指的“规律”被认为仅仅在资本主义这种特定的“生产方式”中起作用。因此，在这种语境中的“规律”并非意味着造成了在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长期的历史转换。实际上在1873年《资本论》的序言中，马克思赞同性地引用了一位1867年版本的评论者(伊·伊·考夫曼)的话。考夫曼曾经强调，在马克思看来，“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马克思继续充分地引用了这种评论，因为他觉得考夫曼显然很好地抓住了自己的观点：“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这些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的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①马克思在此似乎是要表明，既然每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受到不同规律的支配，那么方式之间的转换就可能是不受规律限制的。

科琴进而认为，1859年序言旨在提供一种较高度的抽象和比一般的公式化更为精细严密的历史关联：其一，西欧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换；其二，被预言的同样是西欧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换。因此，1859年序言并没有提出各种方式之间转换的“规律”(即生产关系开始束缚生产力),而且“规律”这个词从未在1859年序言中出现过。科琴举例说，在1877年《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