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琴指出：“当我认为马克思创立的可以被称为‘行动的唯物主义’,一种实践哲学，出自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综合，确实体现了一种较重要的理性成就时，我同时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在他后期著作中充分利用这一成就。实际上在某些方面他确实在从它倒退。”①

首先，马克思已经发现他显然忽视了实践哲学的某些含义。如果关于世界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是世界上实践活动的一部分，这就表明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存在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劳动分工，这就可能会产生许多各不相同的对世界的解释，它们构成了许多各不相同的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生活在不同地方、居住在各类房屋、有不同程度的教育状况、有不同种类的邻居和工作的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对世界的解释，或者至少是在很多重要方面的不同解释。”②就马克思而言，他在后期的著作中显然忽视了自己早期的总体性实践观，特别是他开始专门关注社会中阶级实践的区分，几乎把所有其他的社会划分排除在外。科琴指出，这种对阶级划分的关注并不是实践哲学所必须包含的。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后期社会思想的影响；二是马克思投身于一种特定的政治实践而把所有其他的社会实践排除在外。他举例说，黑人与白人、男人与女人的不同生活经历，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也许对社会意识的形成比阶级区分更为重要。至少，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经验主义问题，但后期马克思却过于倾向这一点，而且没有用研究来代替假定。

其次，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特别是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他所采取的内在哲学立场与其早期实践哲学的立场不一致。特别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采取一种科学的立场，他期望通过采用科学或学术著作的一般标准来证明自己所提出理论的正确性。科琴认为，这些标准可以包括逻辑的一致性、被经验证据所证实或证伪、前提与结论的合理性，等等。但是，科琴也强调：“这种趋向于科学的与马克思早期哲学的连贯性存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当这些标准可以证明一种理论的真或假时，它们不能证明它的重要性。相反，实践哲学主要是关于重要性或意义，它表明一种科学的理论是有意义的，如果它的真或假对外在于它的人的实践或活动有一些影响的话。”①在他看来，要证明一种理论是否有意义，应当首先关注这样一些问题：这种理论是出于什么目的而提出的?通过这种理论会达成什么样的结果?这种理论是什么?人们打算用它做什么?因此，对于“一种理论的真或假”的逻辑在先的问题是“在决定它的真或假时什么是关系重大的”,或者说，一种理论的真或假会给世界带来什么不同。因为，如果理论的真假对理论之外的事物没有任何影响的话，那么这个理论是真还是假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们也没必要运用理性去认识这个理论了。就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来说，它的目标是清楚的：表明“资本积累仅仅通过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才发生”。如果“资本积累仅仅通过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才发生”是真的，那么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实践和活动来说，就会有许多含义，例如，指向哪个阶级并通过哪个阶级的政治实践而发生。

但是，科琴认为，马克思在他后期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斗争的思想中，倾向于认为这种哲学立场“背景”是理所当然的，未加论述就依赖于此“背景”,转而关注证明自己理论的真，因此对诸如此类的主题给予了更多关注：《资本论》所构成的概念的本质，在命题中被使用的概念的逻辑一致性，与资本主义的经验证据相关的理论的解释力和描述力，等等。在科琴看来，这些主题对于证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真或假是绝对重要的，“但不幸的是，许多后代马克思主义者们开始认为，它们只是马克思主义所有重要性当中哲学或认识论的主题，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和真理性唯一地依赖于它所被宣称的比任何别的理论更好的解释或描述世界的能力”①。于是，不去追问一种理论的意义这个逻辑在先的问题(它的真或假对于世界上其他实践活动的含义),其最终结果就是导致了一种枯燥的形式主义。他断言：“把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或意义降低到仅仅是关于它的真或假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实践哲学的背离，是马克思主义学院化自身的首要结果或表现。”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