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琴已经明确提出，1845年至1846年，马克思已经建立起了他的实践哲学，“在这种哲学中，马克思既拒绝从思想中派生出生活(像黑格尔那样),也拒绝从生活中派生出思想(像洛克和费尔巴哈那样)。对马克思来说，使人类区别于任何别的有生命的物种的是他们自觉能动活动的能力——他称之为实行或实践——他用这个概念既包括思想也包括生活”②。按照科琴的理解，马克思追求的是一种关于世界的哲学、历史和社会经济的视野的整合，他构造了一个庞大、完美、逻辑严密和“科学”的思想体系；而实践哲学则为这一体系提供了导引思路，并构成对马克思思想中最深刻的力量或存在最严重缺陷的解释。
科琴指出，实践概念在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然而即使在今天，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对实践概念的丰富内涵仍存在低估和误解的情况。科琴认为，由于种种原因，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一些违背马克思思想的现象；特别是随着学院化倾向的不断加剧，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或意义被降低到仅仅是关于其理论自身真或假的问题。而对于理论之意义这一逻辑在先问题的忽略，则最终导致产生了一种枯燥的形式主义，且其经常与一种同样枯燥的实证主义联系在一起。当代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倾向于认同，“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并且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是由于它能比任何其他理论更好地“解释”事实，以及它比任何其他理论都更为逻辑一致。
科琴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旦提出“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那么最终得到的就肯定是“纯粹经院哲学的答案”。“对实践哲学的背离，是马克思主义学院化的首要结果或表现。”①这样，在一种莫大的历史讽刺中，马克思主义不仅失去了其政治敏锐力，而且更为根本的是失去了它的哲学灵魂和力量。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科琴呼吁，必须重新确立实践哲学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重要意义，即实践哲学提供了一种深远的认识论和人类学的洞察力——“实践哲学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从经院哲学的枯燥中挽救出来。
在《卡尔·马克思和实践哲学》一书中，科琴专门讨论了实践哲学的形成过程。他认为，代表着马克思主要知识成就的实践哲学是出自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综合，而对客观化和异化概念的“唯物主义改造”则是实践哲学的起点。在科琴看来，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客观化和异化概念的“唯物主义改造”,是费尔巴哈对青年马克思产生影响的最重要结果之一。因为从根本上讲，费尔巴哈仅仅把经验主义(“感觉表象”)哲学重新表述为一种对黑格尔的黑格尔主义式批判。在费尔巴哈看来，黑格尔把历史过程的原因归结为人类精神的范畴(简单性、复杂性、普遍性、特殊性、公众、私人),这些仅仅是对现实的、物质的人类主体的思考所产生的结果。在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倒置的同时，他又坚决地拒绝了“思想”与“生活”的分离。也就是说，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观点，即人的解放在于人类获得对自身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以及对世界的完全理解与统治，但他反对将这种解放局限于思想或理性的王国。对马克思而言，客观化和异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既然人的被奴役是自身活动的产物，那么人的解放就要求人的活动的根本性改变，这包括人类社会的根本性改变(科琴强调，在这里马克思开始脱离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左派)。因此，马克思把实际地思想、行动的人类主体重新引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并坚持了黑格尔关于历史过程与历史进步的基本思想。
通过把客观化和异化转化为人类的活动，马克思认识到，人类区别于任何其他有生命的物种的地方就在于人类自觉能动的活动，实践就是人类的本质。首先，通过这种自觉能动的活动，自然界才表现为人类的作品和现实，而且人类在改变自然界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他们自身的自然；其次，通过这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改造对象世界，人才摆脱肉体需要开始“真正地生产”,人才真正证明自身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最后，劳动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在意识、精神中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人类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
科琴特别强调，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生产”的时候，他并不仅仅指物质生产或物质客体的生产，“对马克思来说，人类的本质在于他是客观物质过程的生产者，同时也是思想、社会机构、价值和语言的能动的生产者”①。这种理解绝对是必需的。对马克思而言，人类的本质就在于他是客观物质过程的能动的生产者。所以，马克思会认为人类生产了其他一些事物：语言、家庭、政府、美、丑、真理、谬误、正义、非正义、房子、公路、音乐、电……人类的这种生产能力使马克思感到惊异。但是在“私有财产”社会中，这种创造性活动采用了异化的形式：第一，人们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工作，而不是为了创造而生活；第二，劳动产品不属于它们的生产者，而是属于其他人；第三，人们被迫去相互竞争，而不是为了彼此而工作。总之，在马克思所看到的19世纪40年代西欧的“私有财产”社会中，人类这一能动的类存在，基本上陷于赤贫的雇佣劳动者的地位，他们被迫把创造性投入单调的、令人厌烦的、经常是损伤肉体和精神的雇佣劳动中，以获得微薄的收入，为占有“生产工具”的其他人创造财富。
尽管在后期的思想发展中，由于受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自身政治活动的影响，马克思将异化劳动社会变成了“资本主义”,而不再仅仅是“私有财产”社会，将异化劳动者变为“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而不再是一般的所有人，但他思想的实质却并未发生改变。因此，马克思眼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异化将被终结，人类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自由而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创造性。
在对马克思实践观的哲学构造进行了深入分析后，科琴不无深意地指出，马克思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认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犯了同一个错误，即它们似乎都把人类看作仅仅是“思想的创造者”。就黑格尔来说，他采用了理性的范畴，认为所有人都拥有这些范畴并将其作为历史的最初原动力；就费尔巴哈来说，一种关于接受感觉表象的大脑的解释被认为是对人类如何思想的充分说明。因此，这两种哲学都是不充分的，因为人类并不仅仅是思想着的创造者，而且还是行动着的创造者。由于思想是能动的创造性实践活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马克思所强调的是一种人类的总体性实践。
科琴指出，人类能够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跑、跳、建造、破坏、斗争、谈判、制造、修理、爱、恨等),思想只是其中之一。或者用一种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思想是人类做所有事情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且思想与这些事情密切关联。总之，思想是能动地生活、能动的目的性创造实践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正是思想的出现使人的活动成为一种行动，而不是(例如)一种反射性的回应。科琴举例来说明这一点：使伸出某人的左手成为一个“左转信号”而不是一种神经抽搐的，是(a)做出这样举动时所处的环境(例如当一个人正在骑自行车，接近交叉路口)和(b)做出这样举动所借助的思想或注意力。科琴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①
在科琴看来，如果马克思必须选择一个关于人类的本质概念，那么它必将是“行动的创造者”而非“思想的创造者”,这也是避免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一种方式。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思想与世界、现实通过人类活动、实践“已经”并且“总是”联系在一起了；反过来说，正是对思想和从人类活动、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思想的沉思，造成了几乎所有的哲学难题。对于马克思这样一种总体性实践观，科琴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这代表了马克思的主要知识成就；但同时，他也不无遗憾地指出，马克思并没有在后期著作中充分利用这一知识成就，甚至实际上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倒退。
紧接着，科琴再次用马克思的语言来证明这种观点，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第二、第八条：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①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②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③
关于这三条提纲，科琴提出了三点看法：
第一，当马克思在第一条中说“感性客体”时，他是指“感官客体”或“通过感官被认识的客体”。
第二，当马克思说“人类活动作为……一种客观的活动”时，他是指“一种直接地指向客体的活动”。换言之，马克思在此是说费尔巴哈把人对客体的感觉看作一种被动的或沉思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能动的过程。但是对马克思来说，像费尔巴哈那样想象“感觉客体”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似乎它们在现实中仅仅是“在那里”;相反，仅当人类能动地把它们作为有目的的生活的一部分时，它们才成为“感觉客体”,被人类认识的客体。
第三，应当注意在第二条和第八条提纲中，当马克思把“客观真理”看作一个“实践问题”,把“社会生活”看作“本质上是实践的”时，他并不是天真地把“实践的”和“理论的”相并列，也不是把“实践活动”和“不切实际的”思想相并列，而是在强调所有人类思想都无法摆脱成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思想”与“世界”、“思想”与“现实”通过人类活动“已经”或“总是”联系在一起了。可以说，正是人类活动把思想与世界“联结”起来。反过来说，正是对“思想”和从实践、活动中抽象出来的“思想”的沉思，造成了几乎所有的哲学难题。
通过以上论述，科琴引入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最著名也是最后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马克思在里对“哲学家们”的指责，并不是因为他们解释世界，而是因为他们只解释世界。马克思认为，解释世界本身只是世界上多样活动的一种，关键在于有意识地把关于世界的解释与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联系起来。因此他在《资本论》中开始实践这种意义上的解释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