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琴认为,列宁所提出的马克思的工作可以被看作三个要素的复合体(即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这是一个相当正确的描述。但科琴强调,在这一复合体中,实践哲学广泛地影响着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共产主义观点,原因有两点:一方面,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理论通过实践哲学的“棱镜”而得以确立其基本原则;另一方面,空想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概念,自始至终都受到实践哲学的影响。科琴进而指出,如果我们要理解马克思,就必须理解黑格尔和费尔巴哈(Feuerbach),因为:黑格尔发展了一种分析的方式或方法(马克思认为它有一个合理内核即辩证法),而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则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德文第二版第一卷的“编后记”中就明确提到了黑格尔对自己的影响,“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①所以,根据马克思的说法,黑格尔发展了一种存在合理内核但黑格尔将其神秘化的分析方式或方法。这种分析方式或方法就是辩证法。此外,作为黑格尔追随者的费尔巴哈,其吸收黑格尔观点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批判,费尔巴哈的批判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正是在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超越的基础上确立起了自己的哲学思想。
(一)黑格尔和马克思
首先,科琴提供了一个关于黑格尔哲学中心思想的概述。作为一个最伟大或者最极端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同其他唯心主义哲学家一样,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物都是通过精神、观念被认识的。因为除非通过我的精神,我根本不可能认识世界,这样,我的精神所告诉我的世界就是世界之所是,精神与世界是同一的。当然还有一种哲学传统即经验主义,其与唯心主义相反,宣称在精神与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一种通过感觉表象和它们对大脑作用的联系,这种作用在科学上是可研究和可理解的。于是,人类关于世界的认识是关于外在于精神的某些事物的认识,精神与世界不是同一的,不是不可分的。在17世纪,经验主义似乎在知识分子们中间占有优势,它还强化了17世纪和18世纪关于“科学”和“理性”的信念,并成为“启蒙运动”的标记。但是,到了18世纪后期,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康德(Kant)对此表示根本的怀疑,而在科琴看来,康德哲学也许是黑格尔哲学的最重要的启迪。
康德指出,经验主义对知识的解释在一个关键的方面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即关于简单的感觉表象如何被联系和联结起来变为更复杂的观念和概念。例如,一个人可能会明白感觉表象如何“产生”关于蓝的、绿的、黄的等观念的,但是它们自身是如何能够从内部“产生”关于颜色的观念呢?而且,对人类而言,还有别的更为根本的概念(时间与空间)是不能从感觉表象中通过联系、对比或别的任何东西引申出来的。因此,康德认为,人的精神不是白板,不是从一出生就准备好被感觉表象来填充的一张白纸。相反,为了了解或利用感觉表象,人的精神从一出生就必须已经具有某些组织范畴或参考框架,即康德所说的“天赋观念”,它们建立起人类理性能力的核心,是人类区别于任何其他动物的本质能力。科琴指出,康德为黑格尔哲学奠定了基础,因为他重申和更新了“唯心主义”关于精神与世界的观点以反对经验主义的攻击。通过康德,黑格尔更加确信唯心主义的基本立场即是认为精神与世界是同一的,不存在能够区分二者的方式。
在科琴看来,黑格尔哲学有两个核心概念即“精神”(Geist)和“理念”(Idee),这两个概念是紧密联系的。黑格尔对康德之后唯心主义哲学的主要发展,在于他坚持不论是精神还是理念都有一个历史。人类的理性能力与理解力通过时间而成长、扩展和深化,因此人类的历史就是理性发展的历史。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精神与世界同一的观点,而且可以发现精神实际上创造了世界的观点。在黑格尔看来,这在两种意义上是真实的:第一,因为对黑格尔来说“世界”=“关于世界的知识”,所以随着知识的变化(即随着精神的发展)世界也在变化;第二,因为人类在世界中的行动要以他们关于世界的知识为基础,世界日益被理性通过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人类活动所改变和统治,这样一种活动形式随着人类种群的进化而日益占有优势。实际上,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人造物,从最细小的(钢笔、铅笔、桌子、椅子、勺子)到最宏大的(水坝、公路和铁路系统、飞机、电子通信系统),看作人类理性的具体化和客观化。科琴强调,这在黑格尔哲学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人类(实际上是人类自我)是几乎完全没有出现的。这是因为,对黑格尔而言,通常人所拥有使他们成为人的东西是“精神”;而且,思想的范畴对所有人的精神都是相同的。于是,“在黑格尔这里,世界变成了这些普遍的思想范畴的创造物、产物。例如,黑格尔会说一个公民的私人生活是‘隐秘’这个理念的产物(或者是具体化)。同样,一个官僚机构对黑格尔来说,是‘公共精神’或‘公共利益中合理的客观性’的理念的产物或具体化”①。全部人类历史就是一个通过理念使自身客观化为物质现实的过程。客观化的过程对黑格尔来说也是一个异化的过程。因为,当思想把自身客观化为无数不同的物质产物和社会政治机构时(家庭、职业组织、国家),它并没有将这些事物视作是自身的产物、具体化和多方面的客观化。相反,思想把这些物质产物和社会政治机构看作从自身分离、异化出去的东西。黑格尔也是这样解释经验主义的,在哲学领域,经验主义是思想从它自身异化的表现。
科琴敏锐地认识到:“客观化和异化这两个联系着的概念把我们带入黑格尔哲学的心脏。”①对黑格尔来说,人类历史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思想首先通过客观化异化自身,然后逐渐分阶段地意识到这些客观化是它自己的产物,也就开始理解这些客观化和它自己的成就与可能性。例如,“住所”的理念客观化为房屋,“交通”或“通讯”的理念客观化为公路、铁路、公共汽车、小汽车,电话线等。在政治领域中,“社会的公共利益”客观化为国家机构。然而,对黑格尔而言,客观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异化的过程。因为,当精神把自身对象化为无数不同的物质产物和社会机构(家庭、职业群体、国家)时,精神未能领会到这些事物是其自身的产物,是它的具体化,是它的各式各样的客观化。因此,精神把这些事物看作从自身分离(“异化”)出去的东西。事实上,这就是黑格尔对经验主义的解释,即在哲学领域中,经验主义就是精神对其自身异化的表现。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终点、目标以及顶点就是克服异化,异化的超越存在于思想的完全的自我理解,存在于思想关于它自身同时关于世界的完全无碍的自我意识。思想的完全自我理解同时也是思想对世界的完全理解和控制,这可以说是理性的最终凯旋。黑格尔异化理念的一个特别含义对于理解马克思是尤其重要的。黑格尔的哲学是高度神学的,因为他最终把“精神”和“理性”看作上帝的表现。19世纪早期德国的保守黑格尔主义者通常都是宗教信徒,但是青年“黑格尔左派”特别是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Strauss),他们反对黑格尔哲学的这一方面,并实际上将黑格尔的客观化和异化概念转变为无神论思想的工具。青年马克思和青年费尔巴哈同“黑格尔左派”一样,都认为宗教信仰是思想自我异化的一种典型的、独特的和弱化的形式。因为,在宗教中,人类意识最卓越的一些产物,如道德价值、正义与非正义、美与善的观念等,都被客观化为具有异化的超人(神或上帝)属性或特性,它们既脱离人类王国又通过思想统治着人类王国。实际上,在许多宗教里,上帝或神被推崇为世界的实际创造者。但是,在“黑格尔左派”看来,这仅仅是思想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因为当思想意识到道德、正义、真理等观念是其自身的创造物时,思想将同时意识到上帝或神也是它的“客观化”、它的创造物,然后将这些崇高的范畴当作自身存在的一部分。或者简单地说,在“黑格尔左派”的概念中,无神论是人类思想超越自身异化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科琴指出:“马克思终生都是一个无神论者,因为他从未放弃青年时期学到的这个左派黑格尔主义的异化的宗教概念。”①
在科琴看来,马克思于19世纪40年代在一些重要方面“重新阐释”了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但他从未放弃过黑格尔哲学的本质。部分“重新阐释”是马克思与其他“黑格尔左派”,特别是同费尔巴哈共同的地方,其他部分则是他的独创。马克思同费尔巴哈一样,把实际中思考和行动的人类主体重新引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但他们都保留了黑格尔关于历史过程与历史进步的基本看法。年轻的马克思几乎同所有的左派黑格尔主义者一样,接受了黑格尔关于人的解放的观点,即人类解放就在于人类获得对自身、自然或者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的完全理解和完全掌控。然而,马克思也同费尔巴哈一样,反对将人的解放局限在思想或理性领域,即只发生在“精神王国”里。对于马克思而言,由于人被奴役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因此人的解放也需要对人的活动做出根本性改变。此外,马克思还超越了费尔巴哈和其他左派黑格尔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人类社会也应做出根本性改变。
(二)马克思哲学中的“客观化”和“异化”
“客观化”和“异化”这两个术语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鉴来的,但是他对它们的使用是截然不同于黑格尔的。在黑格尔那里,客观化和异化是“理念”状态,被认为是“精神”的产物,是精神在历史中自我发展的形式或阶段。而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则把客观化和异化看作人类活动的产物。人类在将其活动和创造不断客观化于世界的过程中,人类也异化了自身。
因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异化劳动”描述为:
那么,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是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最后,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头脑和人的心灵的自主活动对个人发生作用不取决于他人,就是说,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发生作用,同样,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主活动。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①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动物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在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的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被夺走了。
同样,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这样一来,异化劳动导致:……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
总之,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①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以及人之所以是“类存在”,这些全都取决于他们能动的创造性活动。对于马克思而言,人类的本质是通过这种能动的创造性活动改变无机界以及自身。而且,由于这种能动的创造性活动就是人类的本性,本性驱使人类去创造,因此尽管人类同其他动物一样,需要为了获得基本的生计、为了生存而去劳动,但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他们会在其基本物质需求已经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继续去从事生产和创造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②。摆脱物质压力后,人类将不仅生产有用的东西,而且生产那些美的东西,满足人类审美标准的东西。马克思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审美标准,美和丑的概念是人类通过其活动创造出的事物自身的一部分。
因此,科琴指出,马克思在其早期哲学手稿中提到“生产”时,他并不是单纯指代对物质客体的生产,还包括对观念、社会机构和社会价值观以及语言的创造生产。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制社会中,这种创造性的活动出现了异化,人能动的创造性本质未能充分发挥出来。这主要表现为:人们被迫为了生存而工作,而不是生活就是在创造;人类活动的产物并不属于其生产者,而是属于生产者以外的人;人与人之间是竞争的关系,而不是彼此协作的关系。马克思通过对19世纪40年代西欧私有制社会的观察发现,人类这种能动的类存在几乎都沦为了赤贫的雇佣劳动者,他们被迫将其创造力投入枯燥乏味且严重超出自身身体和精神负荷限度的雇佣劳动中去,以此来获得微薄的收入,与此同时,他们给那些占有“生产工具”的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之后,随着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及参与现实中的政治活动,马克思将“私有制”社会明确定义为“资本主义”社会,将被异化的劳动者明确界定为“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基于此,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将终结异化,它将是一种人类能够自由而全面地主动发挥其创造性的社会形式。这种思想一直贯串于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发展脉络中。为了说明马克思的思想在这一点上的连贯性,科琴给出了三段引文,其中第一段来自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段来自马克思写于1858年1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四笔记,第三段则来自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①
劳动能力从过程中出来时不仅没有比它进入时更富,反而更穷了。这是因为,劳动能力不仅把必要劳动的条件作为属于资本的条件创造出来,而且潜藏在劳动力身上的增殖价值的可能性,创造价值的可能性,现在也作为剩余价值,作为剩余产品而存在,总之,作为资本,作为对活劳动能力的统治权,作为赋有自己权力和意志的价值而同处于抽象的、丧失了客观条件的、纯粹主体的贫穷中的劳动能力相对立。劳动能力不仅生产了他人的财富和自身的贫穷,而且还生产了这种作为自我发生关系的财富的财富同作为贫穷的劳动能力之间的关系,而财富在消费这种贫穷时则会获得新的生命力并重新增殖。
这一切都来源于工人用自己的活劳动能力换取一定量对象化劳动的交换;但是,现在这种对象化劳动……表现为劳动能力本身的产品,表现为它自身创造出来的东西,既表现为劳动能力自身的客体化,又表现为它自身被客体化为一种不仅不以它本身为转移,而且是统治它,即通过它自身的活动来统治它的权力。
在剩余资本中,一切要素都是他人劳动的产品,即转化为资本的他人的剩余劳动……②
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但是在视觉活动中,光确实从一物射到另一物,即从外界对象射入眼睛。这是物理的物之间的一种物理关系。相反,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①
关于这些引文,有两点内容需要指出:
第一,在出自《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段引文中,马克思清楚地表明生产方式并不仅仅是一种“肉体的”或“物质的”生产方式。他指出,生产方式应该是个人“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因此,在一种给定的生产方式中,人们将生产出“一定形式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机构,并同时生产出“一定形式的”物质生活。在出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段引文中也可以看到广义上关于生产的概念,即工人不仅生产了“他人的财富”和“自身的贫穷”,也生产了“这种作为自我发生关系的财富的财富同作为贫穷的劳动能力之间的关系”。然而科琴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坚持这个更宽泛、更广义的生产概念,而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下,把生产的概念局限于一种“肉体的”或“物质的”生产。因此,马克思在其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一种构想,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这正如他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②。这种将生产局限为物质生产的做法让马克思主义遭到了“经济还原论”的质疑。
第二,在来自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三段引文中,马克思提到,商品的“价值关系”并不是通过感觉可以被认识的。由于商品固然是物质产品,因此商品的生产、交换和使用的物质过程是可以通过感觉被认识的。然而,马克思又提到,作为商品的社会属性的“价值关系”是不能通过感觉被认识的。这就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不是通过感觉被认识,那么价值关系是如何被认识的呢?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黑格尔客观化和异化概念的“唯物主义改造”是费尔巴哈对青年马克思最重要的影响结果之一。因为费尔巴哈只是重申经验主义哲学(“感觉表象”)是一种对黑格尔的黑格尔主义批判。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把历史进程的主体归为人类精神的范畴,然而这些只是实在的人类主体思考而产生的客体。当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倒置时,他并未止步于此。在1845至1846年的哲学著述中,马克思都拒绝把“思想”从“生活”中分离出去。科琴认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正是形成于这一时期。科琴甚至表明,“在我看来,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实践这个概念就是马克思主义全部思想的核心”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