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不是“硬”科学后，科琴转向探究马克思主义者宣称“马克思主义是‘硬’科学”的原因。换句话说，科琴转向探索如果马克思主义者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那么他们这样认为的心理优势和政治优势究竟是什么?
为了便于分析，科琴把“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政治优势和心理优势看作一个完全独立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知识层面优势的问题。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预设，是为了避免心理或政治上的还原主义。根据时间脉络，科琴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政治因素和心理因素进行了分析，他将这种分析分为以下几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期、第二国际时期、第三国际时期、阿尔都塞早期以及阿尔都塞学派时期。
(一)马克思、恩格斯时期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这一判断的政治优势和心理优势在于使得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同各种形式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彻底决裂。从时间上看，“乌托邦社会主义”是先于马克思主义而出现在英国、法国、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而且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具体表现为：科学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尤其是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斗争是第一国际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第二国际中其仍以某种变化了的形式继续存在。在这种斗争中，使用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主要是为了在工人阶级或者被压迫者，抑或全人类致力于寻求某种理想状态时，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同全部社会主义理念并置，使得社会主义被视为某种道德上的对策或政治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解释为“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①,他们没有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看作由知识分子或梦想家从外部提供给工人阶级的一种关于理想社会的一套蓝图，而是将其看作工人阶级在反抗资本主义的过程中由自身创造的一套价值标准和制度。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对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由巴黎工人阶级组建的民主形式的政府赞赏有加，因为他将巴黎公社看作“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的一个完美范例。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同“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彻底决裂，似乎忽略了他们的理论曾受到以欧文和圣西门为代表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启迪这一点。科琴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主观上对此有所“隐瞒”,但这一方面是由于尽管乌托邦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以及其社会主义的观点存在合理的成分，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阐述仍然是片面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一直以来存在的科学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争端，尤其是第一国际时期内部的派系斗争，这些都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保护自己所提出的理论而对这种借鉴予以弱化或一定程度的忽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概念的政治运用主要是将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同一般意义上的乌托邦主义并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核就是其政治经济学。虽然《资本论》实际上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批判”,但这个批判的核心和目的是使政治经济学成为真正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科学则是通过排除其政治因素，最主要的是在政治经济学抽象“原则”的观念形态中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构和实践“具体化”。然而，马克思如何运用其政治经济学来证明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以及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取代?《资本论》中虽然包含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起源的大量评论，马克思一生中也多次(1850年、1852年、1853年和1855年)预测了经济危机的发生，但是并没有证据可以表明马克思曾推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将引发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最多只假设过经济危机将给社会主义革命提供有利的环境，而且只有富有经验的、由共产党领导的、组织严密的工人阶级才能对这种有利环境加以利用。马克思还进一步假设，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发生还受具体情况下决定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力量平衡的大量政治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科琴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科学社会主义同乌托邦社会主义区分开来的主要依据，是科学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看作工人阶级自发活动的结果，而没有将其看作理论家从外部带给工人阶级的关于理想社会的某种抽象蓝图。然而，并没足够的证据可以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通过一般历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预判，可以保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工人阶级活动的结果。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认为，欧洲无产阶级的自发活动是否会导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取决于无产阶级内部是否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而发动政治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国际及其他地方发动的就是这种政治斗争。因而，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其所处时代的政治和社会趋势解读为抗争必将胜利，欧洲无产阶级正朝着大众社会主义政治和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发展。
科琴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允许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社会主义除了是工人阶级自发活动的结果以外什么也不是，而且在科学社会主义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政治经济学能给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一种科学的特权；凭借这种特权，马克思和恩格斯可以提出“现实的”“真正的”工人阶级政治学应该是什么样子。总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供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是洞察工人阶级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的一种特权。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将这种洞察视作他们自己的观察和独特的见解，而是将这种洞察视作是由科学所提供的，因此这种洞察比任何个人观点或纯主观观点更有力也更具权威性。科琴指出，这正是马克思及其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心理因素和情感因素。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为了彻底与乌托邦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为了获得工人阶级更多的青睐，为了在工人阶级运动中提供方向和策略的指导，迫切需要用科学的元素来肃清理论和实践中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因素。出于上述政治和心理因素的考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琴指出，尽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提出含有这样的政治因素和心理因素的考量，但并不能简单地称马克思主义者是“(乌托邦式)梦想的施法者和造梦师”,“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在讨论社会主义的有利条件时必须加深对社会主义实践可行性的考量”,这样将会使“马克思主义中经过适当修改的、分析的政治经济学成为一种真正的力量”①。
(二)第二国际时期
科琴指出，尽管马克思本人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已经表明共产主义革命是必然的，但这种观点在第二国际时期的确是普遍存在的，这一点在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的观点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考茨基将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成一种关于“生产方式”进化的“科学”,这种进化必然使人类社会从初级共产主义发展至后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未来社会。此处，值得探讨的是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们坚持共产主义必然性的信念是出于怎样的政治目的以及心理目的。
首先，不能忽视的是第二国际所处的历史时期对其观点形成的影响。第二国际成立于巴黎公社失败导致第一国际解散、科学社会主义在欧洲盛行的19世纪80年代末，同时期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危机引发了经济的全面崩溃和工人运动的兴起。此时，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科学理论层面宣称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心理层面上都给无产阶级运动提供了支持。科琴将马克思主义者宣称的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对大众的鼓舞作用，类比作“末日审判在传统宗教的千禧年主义中发挥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中，软弱的群体将在革命时期变成大众革命的领导者，为革命提供动力。科琴指出，英国的工人革命党和社会党就可以被认为是这样的群体。
然而，科琴强调，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主义必然性理念的主导性心理因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一个反例。德国社会民主党并不是一个软弱无力的马克思主义群体，作为当时德意志帝国议会中最大的政党，它被认为是欧洲当时最强大和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主义必然性的信念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每次选举、每次社会改革制度提供革命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必然性的信念变成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常政治改革在心理和理论上都同其本身的革命传统保持一致。然而，德国社会民主党此举也饱受非议，最典型的就是对伯恩斯坦(Bernstein)《进化社会主义》的质疑。伯恩斯坦坚持改革本身的重要性，主张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地位和以此为基础确立的历史必然性提出质疑。伯恩斯坦此举，无论在心理上还是理论上，都很难使日常改革实践与最终的革命保持一致。
(三)第三国际时期
第三国际也主张共产主义必然性的理念，但不同于在第二国际时期，第三国际的这种主张发挥着完全不同的心理作用。在第三国际共产党那里，对共产主义必然性的信仰主要表现为对日常政治斗争艰难和挫折的心理补偿。在此基础上，任何暂时的挫折都可以从最终必然获得胜利的信念那里获得心理补偿，尽管他们并不清楚距离最终胜利还需要多久时间。在实践中，这样的信念激发出激烈的运动，通过让人们持有上帝、历史乃至科学都是站在自己这边的心理暗示，而为运动的继续发展提供心理支持。
基于第三国际主张共产主义必然性理念的心理因素，科琴指出，当人们发现这种理念并非是理性的，或者说这种理念甚至与真正科学的需求相冲突的时候，人们在心理和情感上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则需要审视阿尔都塞及其后继者们对此问题的分析。
(四)阿尔都塞早期
纵观以上三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科学社会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并置，尽管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与乌托邦主义存在明显区别。
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时期，“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被塑造成历史进化论的基础，在这种理论中，全部人类社会都被设定为必然要从某种初级共产主义阶段，经过各种各样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阶段，最终成为共产主义社会。
在早期著述中，阿尔都塞(Althusser)将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与“意识形态”并置，认为科学就意味着规避社会意识形态。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所包含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此类命题包括：
(1)马克思主义依赖于某种关于人类本质的“本质主义”,即人类本质就是作为类存在。这是人道主义，也是意识形态。
(2)马克思主义者所熟知的历史最终指向某个终点或目标。这是一种历史决定论，也是意识形态。
(3)任何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精神生活都只是经济利益和力量(特别是阶级利益和力量)的一种“表达”。这是阶级或经济还原论，也是意识形态的。
(4)黑格尔哲学和受黑格尔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因为：在阿尔都塞的解释中，这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上述意识形态命题(1,2,
3)。命题(4)是命题(1)的根源，因为黑格尔是马克思早期关于人的异化理论的起源。命题(4)也是命题(2)的根源，因为黑格尔哲学是彻底的目的论，青年马克思继承了这种历史哲学并以一种唯物主义的形式将其引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命题(4)还是命题(3)的根源，因为马克思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那里吸收了“因果律”,这样，每个历史时期都被视作仅仅是绝对理念自我发展阶段的一种表达。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视作已经将其包含在历史上生产方式的唯物主义形式中，因此在全部维度内，每种人类社会都只被视作对一些根本经济原则的表达(如“初级共产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
(5)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其后继者，特别是现代新古典经济学。阿尔都塞在这里的解释是非常正统的，这直接取自《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以及马克思思想成熟期的其他著述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因此，阿尔都塞只是重复马克思的论证，即使最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例如，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相较于科学而言，是更为意识形态的，因为其未能发展剩余价值概念来解决其关键的理论问题。它们之所以未能这么做，是因为剩余价值概念不能使古典政治经济学成为科学的同时还能自圆其说。因为剩余价值表明资本主义必然剥削工人阶级，这样，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必须具有革命性。然而，根据马克思和阿尔都塞的观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客观作用就是为资本主义做辩护，使之合理化，因而在结构上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发展。
这种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的观点是基于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及所有由其延伸出的其他理论(例如，利润率下降的规律)的科学合理性的完全认可。阿尔都塞在《阅读》中，基于对《资本论》的哲学式解读而非经济学解读的基础，假设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合理性并为其做辩护。但是，如果人们并不相信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及其衍生理论是合理的，那么阿尔都塞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意识形态的解释就有待商榷了。
(6)有关人类社会的全部概念都被认定为，社会是由社会主体或前社会主体构成的。阿尔都塞在他后期著述中，接受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剥削、受压迫，与统治阶级在物质关系上不平等的人，仅仅因为他们在法律上和形式上一样被视为选民、公民、合法的买方和卖方等，就被认为而且自身也认为是平等个体的观点。在阿尔都塞后期关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构的文章中，他把这称作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机构对形式上平等主体的“质询”。此外，阿尔都塞把关于人类社会的所有描述和理论都归结为意识形态，无论制度和实践发生变化还是理念出现变化，人类个体都是社会变化的践行者。因此对阿尔都塞而言，任何通过检验科学家个人的观念、行为等来解释科学发展的科学理论，其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而非科学的。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构想的第二步就是尝试说明蕴含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的科学概念中的“结构的因果律”。阿尔都塞试图用“结构因果律”来描述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并明确地将其与所有形式的意识形态相分离。科琴认为，阿尔都塞这样做是“浪费精力去祛除并不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中的邪魅”①。关于这一点，从阿尔都塞的6个意识形态命题中就可以看出。
具体而言，科琴认为，阿尔都塞的命题(1)是存在争议的，马克思早期关于异化和类存在的表述中的确使用了人类本质的“本质主义”观点。但这种观点中人类只是目前已知宇宙中具有意识的创造性存在，其创造活动在道德上是不受限制的，例如，人类可以建造毒气室，也可以组建室内管弦乐队；可以创造人间炼狱，也可创造人间天堂。人类会做什么是由特定时期特定的社会和政治情况所决定的。基于此，科琴认为，马克思思想中最伟大成就之一就是提出了关于人类本质的本质主义解释，而且由于这种解释并不旨在确立人类的某种真正道德本质，因此它不是道德上或政治上的本质主义解释。此外，马克思的人类概念是一个彻底的历史概念，人类根据他们从类生活实践中获得的经验来学习和定义进步意味着什么,这一点与黑格尔将历史概念当作某种非历史假设的道德存在是完全不同的。
针对命题(2)和命题(3),科琴指出马克思既不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也不是一个经济还原论者。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神圣家族》中就已经明确否定了黑格尔的目的论。而且马克思在其著述中也时常关注政治、文化、社会冲突的阶级和经济维度，因此他更不是一个经济还原论者。命题(1)(2)(3)存在的争议也使得命题(4)不能成立。事实上，科琴认为命题(1)到(4)是阿尔都塞用一些马克思从未提到的意识形态命题来判断马克思。
命题(5)的错误则与前四个命题错误的类型不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确解决了李嘉图(Ricardo)经济学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在包括劳动在内的所有商品都根据其劳动价值而交换的经济模式中，利润是如何产生的?)。但是这样一种解决方式本身并没有根据李嘉图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解决方式来说明劳动价值这一理论实体的科学地位。科琴认为，马克思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术语最具启发性的使用，并不是他为人所熟知的对李嘉图理论的科学发展，而是在《哲学的贫困》中的首次使用。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论证了通过选取一个历史阶段内在社会中占主导的经济制度和实践，并将其抽象化为政治经济学的永恒原则，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主义视作最终的经济形式和历史上唯一可能的理性的经济形式。因此古典经济学家通过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规定来判断之前所有的社会形式，并把自己当作意识形态的辩护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不是说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错误的，它只是指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某些方面存在局限，需要换一个不同的视角方能全面解读。
关于命题(6),科琴指出，马克思的确在《资本论》和其他一些地方暗示过资本主义产生一个现象领域，在该领域中物质上不平等的阶级主体表现为形式上平等的政治主体或司法主体。但是，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主体概念的内涵远远超出了马克思所指涉的含义。因为阿尔都塞认为，主体的法律平等不仅是阶级社会中的一个意识形态表象，而且做出主体是自发的社会行动者这种假设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阿尔都塞这种观点的理由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单个主体只是阶级关系的“承载”和“支撑”,或者更广义地说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承载”和“支撑”。这就意味着一个工人之所以为工人，一个经理人之所以为经理人，只是适应已经制定好的规则、条例或活动形式而预先设定社会角色，之后又通过形形色色的个体活动将其再现出来。
(五)阿尔都塞学派时期
科琴认为，尽管早期阿尔都塞对人道主义、历史决定论、经济还原论做出批判，但其批判所指向的现实目标也许并不是马克思，而是20世纪60至70年代的法国(或苏联、东德等)的共产党领导层。因为，阿尔都塞认为在第三国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特别是他所在的法国共产党中存在一种制度化的趋势，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仅视为共产党领导层在某一特定时刻所追求的政治策略的“仆役”。因此，政策和政治路线首先是由这些领导层根据某种不变的实用主义或现实政治而制定，然后党的知识分子再用理论包装已选定的政治路线。20世纪70年代末，阿尔都塞强烈批判了法国共产党在其宣言中抛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因为，法国共产党此举主要是出于实用主义政治的考量，具体说是为了改善法国共产党在法国政治中的民主形象，其既没有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无产阶级的现实含义给予充分的考量，也没有对此举将会产生的长期政治影响给予充分的考量。这种现实背景促使阿尔都塞花费大量精力去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做长篇的哲学辩护，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迫切需要不受共产党领导层干涉地从马克思主义科学中提取政治理念。
然而，阿尔都塞的批判和表达方式局限了其理论的影响力。首先，他以最间接的方式展开批判，这几乎对坚定而务实的政治家不造成任何影响。其次，他更愿意从他的理论思考中澄清那些含混的政治意蕴，而不是将政治意蕴的表述局限在信念的范围内。阿尔都塞的这种间接躲闪的批判方式，造成了他的观点只对学院派产生影响，特别是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
由于科琴已经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不是自然科学，因此阿尔都塞的理论不可能确立马克思主义是自然科学的观点，而科琴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6个命题的批判也清楚地表明阿尔都塞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科琴揭露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问题存在的彻底的忽视，并发起了一个关于“不确定的主体”的批判。既然阿尔都塞的理论存在上述缺陷，那么为什么他的思想在英国和法国会产生如此大的反响呢?科琴认为，这主要是一种心理方面的影响，阿尔都塞的作品所包含的大量元素令知识分子在心理上为之着迷。科琴将这种元素总结为三点：“对精确知识的膜拜，以及对于这样的精确可以实现什么的一种令人陶醉的理想主义；一种晦涩、令人费解的术语，这种术语创造了许多令人着迷的隐喻世界；对不确定的主体的彻底批判，这种批判甚至在马克思主义著述中废除了作为作者的主体。”①科琴指出，第三个元素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心理层面的影响是尤为突出的。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三点元素，科琴给出了一些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的表述。
1.对精确知识的膜拜
请读者相信，我将尽量赋予我用的概念以严格的定义；为了理解这些概念，必须注意它们的严谨性，而假如这种严谨性确有道理的话，请读者予以赞同。理论如果不具有其对象所要求的严谨性，就不称其为理论，或者说，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实践。①
如此宽宏而又如此骄傲的俄国人民何以能够忍受斯大林的大规模镇压，布尔什维克党何以能够容忍这些罪行，一位共产党领袖何以能下令进行这样的镇压?为了不回避这个最棘手的问题，在我看来，那就必须抛开“扬弃”那一整套逻辑，而且要抛得一干二净。显然，这个问题在理论上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我说的是不仅要从历史研究(因为历史研究统率所有的研究),而且正因为历史研究统率一切研究，我们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中首先注意精确性，即要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及其含义和论证具有准确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特点，以及对这些概念与它们的幻影的区别，进行精细的研究并得出精确的认识。②
我们只有在认识那些占据马克思某些尚未完善的科学概念的位置的哲学概念的意识形态性质的绝对前提下，总之，只有在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概念加以说明的绝对前提下，才能对这些尚未完善的科学概念作出严格规定，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概念才能够把那些掩盖科学概念的缺陷的哲学概念作为意识形态的概念识别和揭示出来。①
相较于意识形态理论的经验主义实践，科学经过了严格的科学概念理论建构和科学对象理论定义的过程。本书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因而必须根据其概念领域和具体的问题证明形式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判断。我们试图构建某种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我们的解释和论证都是理论的，它们只能从理论方面得到评估——这就是只能根据其精确性和理论上的一致性。②
科琴指出，这些引文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了其在心理上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吸引。首先，它们都呼吁重视专业知识的难以为继，正是这一点导致人们放弃成为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子不会急于说他并不想给自己的概念一个精确的内涵，他们也不会否认理论和理论工作的重要性。其次，阿尔都塞和他的追随者们通过简单地复制其术语，展示出一种押韵的天分，这样这些句子的发音就同它们的语义一样严格。最后，阿尔都塞的论述内容和其严格控制的隐喻促成了一种强势的语气。
2.隐喻图景
可以看得见的东西是在一定场所和范围内，即在某一理论学科的理论总问题的一定结构领域内的一切对象和问题……这样，看就不再是具有“看”的能力并且在注意或者不注意的情况下运用这种能力的个别主体的行为。看就是看的结构条件的行为，就是总问题领域所内在的对它的对象和问题的反思关系……严格地说，不再是主体的眼睛(精神的眼睛)去看理论总问题所决定的领域中存在的东西，而是这个领域对它的对象的必然反思(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古典哲学对看的“误解”,古典哲学陷入了窘境，不得不同时说，看的光是来自眼睛又来自对象)。①
马克思通过他的概念来规定经济的时候(我们暂时用空间的比喻来说明他的思想),他不是在同质的平面空间的无限性中，而是在区域结构所规定的、并且是总的结构的组成部分的特定领域中来说明经济现象的。因此他是把经济现象看做是一个复杂和深刻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又是另一个复杂而深刻的空间的组成部分。现在我们抛开这个空间比喻，因为它的作用在刚才那个对比中已经发挥完了。实际上，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深刻性或更严格地说，这种复杂性。②
结构对阶级斗争领域的影响，在这里表现为一个阶级作为一个不同的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而存在的限度。根据一个阶级所达到的特殊组织(权力组织)阶级，这些影响也表现为这个阶级所可能包含的领域的扩大；这个领域扩大的范围就是它的客观利益扩大的范围。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说明这个领域的双重限界(每个领域都有一个“近边界”和一个“远边界”),那么,一个阶级的客观利益并不直接表现为它作为一个不同的阶级，作为“自在”的阶级的某种类型的“地位”而存在的限度，但表现为它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而行动的范围。①
整个结构归根到底决定于经济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经济在这个结构中总是起着同质作用。由占统治地位的结构构成的统一体意味着每种生产方式都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方面或环节；但事实上经济之所以起着决定性作用，是因为经济让某一个环节起同质作用，而由经济掌握着起决定作用的环节的转换，这种转换是由于各个环节分散活动的结果。②
生产方式理论在其形成中占主导地位……将国家的一般特征(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等)确定为由经济的基础作用所给的实例的具体表述功能。③
坚持初级共产主义的存在，这是另一个需要确立的概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经济结构在决定中的基础作用，用生产方式的概念定义了实例表达的具体形式。因此，在缺少关于初级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详尽概念的情况下，我们并不具备区分初级共产主义和高级共产主义的理论依据，而这两种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是与众不同的。①
“纯粹的”生产方式是由不同环节的联结构成的，社会阶级正是把这种“纯粹的”方式作为它的模式对它的支持者的影响来研究时才在这种联结中表现出来，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例如，在从理论上研究“纯粹的”封建生产方式时，这种方式中的阶级已经作为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阶层”表现出来。②
阶级……并不在结构内部表现出来，而完全是社会关系领域内各种结构产生的全面影响，在阶级社会中，它们本身就包含着承担者/支持者在社会阶级中的分布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阶级决定着承担者/支持者与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结构之间的关系。③
科琴指出，阿尔都塞学派的著述在心理上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就是这种多样的隐喻图景，它创造并邀请读者同各种各样的“结构”(例如，“错综复杂的情况”“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共存，而且这些隐喻图景在读者产生困惑前就已经发生变更了。然而，隐喻图景和结构只是一个认知过程中的两个概念结果，这种认知过程中混合着深刻的哲学错误以及同样深刻的心理诉求。因此，要想理解阿尔都塞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就必须检验并理解这种认知过程。
阿尔都塞和他的追随者认为思想就是概念化。实际上，“概念”是阿尔都塞主义语言体系中最重要的词语，这一点从上面的引文中就可以看到。对阿尔都塞而言，在思考、分析、解释之前，想象是最重要的，想象是必要的而且它常常将物体与名称相关联。因此，阿尔都塞所使用的的概念都是名词(例如，“或然性”“知识”"理论""意识形态""科学""经济”“政治”)或名词词组(“社会形态”“生产方式”“剩余劳动的占有方式”“自然的占有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等)。
然而，阿尔都塞并不认为认知过程就是给外在于思想的先在客体贴上名词标签。人类思想不能被动地反映外在的现实世界，因而人类思想需要积极地通过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理论实践而占有世界、塑造世界。将一个对象概念化的过程就是一种创造，因为概念化的过程创造了讨论中的对象，这种讨论对象是“思维对象”或“知识对象”,而不是一个“真实对象”。阿尔都塞的“知识”“理论”和“科学”都是通过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来运作的。因此，阿尔都塞无论在描述科学的结构、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时，还是在描述生产方式的结构以及生产方式同社会形式的关系时，他都是在描述事物及事物之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几乎所有关于“事物”的词汇和关于"对象"的词汇都来源于空间关系中实体的词汇，阿尔都塞自然会趋向创造空间结构和隐喻图景。科琴认为，许多关于阿尔都塞在多大程度上是或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的讨论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因为阿尔都塞的概念化以及他将名字一对象的关系视作思维本质，这些必然会导致他采取结构分析，也导致他形成隐喻图景。
3.废除主体
总问题领域把看不见的东西规定并结构化为某种特定的被排除的东西即从可见领域被排除的东西，而作为被排除的东西，它是由总问题领域所固有的存在和结构决定的。看不见的东西禁止和压制了某种领域对它自己对象的反思即总问题对它的对象之一的内在的必然关系。①
这里谈到的“思维”并不是同作为物质的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超验的主体或绝对意识的能力，这种思维也不是心理主体的能力，虽然人的个体是这种能力的承担者。这种思维是历史地自然现实和社会现实中产生和形成的思维器官所构成的体系。思维由现实条件的体系来规定，正是这些现实条件使思维，恕我冒昧地这样说，成为认识的特定的生产方式。思维本身是由一种结构建立起来的。这种结构把思维所要加工的对象(原料)、思维所掌握的理论生产资料(思维的理论、方法、经验的或其他的技术)同思维借以生产的历史关系(以及理论关系、意识形态关系、社会关系)结合起来。正是理论实践条件的这一体系赋予思维着的主体(个体)在认识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②
作为认识的科学命题的确实性是在一定的科学实践中通过特殊的形式得到保证的，这些形式保证了认识产生过程中的科学性的存在。换句话说，这种确实性是通过这样一些特殊形式得到保证的，这些形式赋予认识以(“真正的”)认识的特性……我们看到，这些特殊形式在科学论证的表述中，也就是说，在迫使被思维的范畴(或概念)按照顺序出现或消失的现象中起着作用。因此我们说，认识作用的产生机制就是作为顺序形式在论证的科学表述中发生作用的基础的机制。①
我们在这里不能研究这样一些问题：这种引起目光改变的“场所变化”本身只是在极为特殊、极为复杂而且常常是戏剧性的场合下完成的；这种“场所的变换”绝对不可以归结为关于改变“看的角度”的精神决定这种唯心主义的神话；“场所的变换”开始了不是由主体的看引起，而是主体在它所处的场所进行反思的过程；在认识的生产资料的实际变换过程中，无论是“构成主体”还是看的主体都无权对可以看得见的东西的生产提出承认自己的作用的要求；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理论结构变化的辩证危机中发生的，在这种变化中，主体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它自认为起到的作用而是过程的机制赋予它的作用。我们在这里只满足于作出这样的论断：主体必须在新的场所占领它的新的位置，换句话说，主体必须，部分地说是不知不觉地，置身于新的场所，才能够把使它能够看见看不见的东西的有教养的目光转向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上。②
科琴指出，从上述引文中不难看出，阿尔都塞的思维图景具有强烈的废除思维主体的特征，他将理论、科学、意识形态当作积极的对象，而把人类仅仅看作它们的“承担者”或“代理人”。这一点从心理上也对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吸引——从心理上免除了知识分子对自己做出的知识主张所应负的责任，而且他们的知识主张同时也被确保是“科学的”。总之，阿尔都塞著述在心理层面的主要吸引力就在于，其令20世纪70年代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一大群青年知识分子能够不用向前辈们解释就可以直接去断言前辈们不曾拥有的理解。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理解并不是个人主观的理解，而是对一个理论或者一个问题的理解，这种理解是科学的。
综上所述，科琴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期、第一国际时期、第二国际时期以及将“保卫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性”作为首要任务的阿尔都塞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表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主要是出于一种心理诉求。因为19世纪中期至今，所有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都需要直面残酷的现实：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强有力的国家机构，无论在资产阶级中间还是无产阶级中间都获得强大的支持力度，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使得工人阶级成为只具有极小革命性的组织且他们相信资本主义的未来以及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自然会产生寻求对马克思主义信念的迫切心理支持，他们希望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同科学联系在一起，以此赋予马克思主义在心理层面和政治层面更大的优势，继而能够同业已取得一定优势的且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现实做抗争。
科琴通过对自然科学判断标准的讨论和科学哲学中实在主义的批判，解释了他为什么不赞同马克思主义是自然科学。在此基础上，科琴从不同阶段马克思主义者做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主张所依托的政治因素尤其是心理因素出发，揭示了之所以做出这种宣称的心理和政治因素。但科琴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探讨并未止步于此，他表示，“如果马克思主义者愿意的话，他们可以继续把自己看作是科学家，但是为此他们必须有一个与他们一直所承认的科学实践完全不同的科学实践观念”①。具体而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将自身看作一个认知共同体，一个语言共同体，一个致力于达到某一目标的人群共同体。他们的认识主张具有潜在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他们的“语言游戏”和实践以及最终目标也具有被其他人所理解和接受的潜力。因此，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持续、多维度地做出努力来让马克思主义理论获得广泛的认同和接受，努力扩大成员数量。事实和逻辑都已证明，依靠宣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这种手段并不能有效实现初衷，科琴提出应树立实践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核心和统领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