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马克思主义未能达到成为自然科学的标准，但同自然科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在一定范围内也是一种科学。这种范围包括从研究现象的表面到揭示现象背后的潜在现实并对此做出解释。马克思本人的如下表述就可以用来论证这种观点：

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①

把看得见的、只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是一种科学工作。②

事物在其现象上往往颠倒地表现出来，这是几乎所有的科学都承认的，只有政治经济学例外。③

在表面上呈现出来的经济关系的完成形态，在这种关系的现实存在中，从而在这种关系的承担者和代理人试图借以说明这种关系的观念中，是和这种关系的内在的、本质的、但是隐蔽着的核心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概念大不相同的，并且事实上是颠倒的和相反的。④

正是在利润的这种完全异化的形式上以及在利润的形式愈来愈掩盖自己的内核的情况下，资本愈来愈具有物的形态，愈来愈由一种关系转化为一种物，不过这种物是包含和吸收了社会关系的物……在资本和利润的这种形式上，资本表面上是作为现成的前提出现的。这就是资本的现实性的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资本的现实存在的形式。资本也正是以这种形式存在于其承担者即资本家的意识中，反映在他们的观念中。①

从马克思的上述表述中不难发现“现象”“本质”“表现”及“假象”这些关键术语。这些关键术语是马克思从黑格尔(Hegel)那里继承过来的，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之前曾阅读过黑格尔的《逻辑学》。而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阐述这些术语之间的关系时又受到他所处时代自然科学的影响。例如，在《逻辑学》处理本质论的部分，黑格尔把物质的分子结构——分子形式本身和它们在数学形式中表达出的行为规则——当作一种现象的基本形式。这个现象就是事物本身，黑格尔仅将其视为在未掌握这些形式的表象范围内的“假象”,但在物质作为这些形式的“必要表象”的范围内它们则是“实际的”。为了进一步阐释清楚黑格尔在此处的意思，科琴以“爱丁顿‘两张桌子’”的例子加以说明：“爱丁顿把物理学中将桌子表述为一个稳定的分子结构当作‘真实的’桌子，而把常识中的桌子视为假象。但是，在把科学意义上的桌子如何‘投射’到普通对象的意义上，常识中的桌子并不是假象。常识中的桌子完全可以被确定为科学意义上桌子的‘表象’。因而，为了把常识中的桌子理解为处于这种或那种关系中的科学意义上的桌子，则需要将其置于现实范畴下去思考。”②

总之，上述内容告诉我们，自然科学从一开始就已经密切融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念中。马克思不仅在自己讨论现象和本质或假象与现实时明确地用到某些自然科学的例子，而且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习得并发展了该词，并通过自己对19世纪早期自然科学的理解而从哲学上和认识论上将其概括出来。

而且对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自然科学从19世纪发展到今天，其最惊人的领域就是通过有机化学、无机化学以及物理学所揭示出的广义的“分子和亚分子领域”(包括原子和亚原子领域)。该领域是对通常世界中可感现象做出科学解释的一个范例。如果人们想了解不能明显感知的存在，那么他们只能通过具体方法或自然科学技术来对其加以感知并了解。因而，自马克思开始，马克思主义者就已经将自然科学的特质确定为其可以解释不可见物，或者更确切地说，自然科学可以采用科学方法去感知并解释那些肉眼不可见的存在。因此，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的序言中，马克思这样说道：

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①

科琴指出，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指涉的那种不可观测的实体和关系与分子和亚分子领域中所指涉的不可见物之间存在明显差别的话，如果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力”并不足以代替自然科学中的显微镜或化学试剂，那么宣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自然科学将并不能成立。因此，必须找到马克思主义中与分子和亚分子领域研究对象——原子与分子相对应的事物，分析其是否是原子和分子的等同物。科琴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领域中与原子和分子的等同物就是劳动价值和生产方式。而《资本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础，它科学地应用了马克思的科学方法，并且，根据这个方法，它能够脱离政治和社会的其他方面而抽象地分析经济。科琴认为，对马克思而言，科学进步就是从现存的概念出发，通过形成高度抽象的简单概念以及通过理性过程产生更加复杂、更少抽象的概念，直到在思想中再现为具体。科学意味着概念间的层级关系，这种层级关系同现实中现象确定的层级关系是密切相关的。

鉴于此，科琴将“价值”“生产价格”“剩余价值”和“利润”列为《资本论》中“概念层次”的实例，同时它们也是现实中的一种“确定层次”。在科琴看来，价值决定现实中的生产价格，剩余价值决定现实中的利润，同样价值和生产价格以及剩余价值和利润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科学模型中是层级关联的。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呈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抽象模式。该模式的抽象性表现为其既是从特定时空中抽象出来的(使用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一些数据来加以阐发),也是从许多取自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特征和政治特征中抽象出来的。《资本论》第一卷中所列出的资本主义模式是非常抽象的经济，它假定所有商品都根据其价值(或者直接、间接包含在其中的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必要劳动)进行交换是理所当然的。在这种模式下，商品的相对货币价格就直接反映在这些价值上。因此，工人阶级出卖给资产阶级的劳动就根据其价值而交易，从这一点来看，人类劳动就成为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了。此外，机器、原材料以及资产阶级独占的财产也是根据它们的劳动价值而进行交换的。这样就可以表明，由于人类劳动是唯一能够生产大量价值远大于自身的商品，资产阶级只能通过剥削工人阶级的劳动而获得产品中的利润。实际而言，这种剥削是通过资产阶级使用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迫使工人阶级工作一段超出必要劳动的时间，来偿还生产资料的价值并生产其自身劳动力的价值。马克思将这种无偿的或“额外的”劳动时间称作“剩余价值”,他指出这是资本主义体系中利润的唯一来源。

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中，马克思将他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模式描写得越来越“具体”,他引入了大量外在因素，例如商品的货币流通，通过增加资本投入而扩张资本主义体系，在第三卷中他甚至还引入了资本之间的竞争。由竞争引起的复杂性使商品再也不能根据其价值而进行交换，只能根据其“生产价格”进行交换，这样价格就会出现高于或低于价值的状况。然而，马克思在第三卷中展示的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只存在于不同资本间分配大多数剩余价值作为不同行业的利润的情形中，这并不会改变可用来分配的利润总额是由从工人阶级那里剥削得到的剩余价值量而决定的事实。此外，马克思在第三卷中还表明，随着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出现利润率整体下降的趋势，这个趋势是由于不断增长的机械化引发的作为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唯一来源——人类劳动的——逐渐减少而造成的。马克思在第三卷也分析了，尽管通过资本主义体系中大量中和趋势可以暂时抵消这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但这种趋势本身是不会消失的，而且其将会出现在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中。

基于上述关于《资本论》内容的分析，科琴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假定的实体就是“劳动价值”,它改变着包含在商品中的大量劳动时间。这种“劳动价值”在任何实际的资本主义经济中都是经验上无法被感知且不可测量的，但是“劳动价值”在量上的变化却被认为(至少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这样认为)对现实世界中经验上可感知的现象具有经验上可感知的影响①。

具体说来，如果包含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抽象劳动(Society Neces-sary Abstract Labor,SNAL)的量出现了一个长期的下降，那么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商品的经验上可测量的价格也将出现一个长期的下降。这种下降趋势并不一定会反映在商品的货币价格上，而是会反映在平均货币收入的比例上。换言之，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如果“不变资本”的SNAL价值(例如，直接或间接包含在厂房、设备和原材料中的SNAL的量)增速快于包含在工资商品(“可变资本”)和剩余或利润商品(“剩余价值”)中SNAL的量，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体系中经验上可感知的平均货币利润率则会降低，而这个降低又会引发大量其他的经验上可感知现象(诸如经济危机)的发生。

在上述分析中，科琴为我们揭示了马克思为什么以及如何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在自然科学中不可见及不可感知的实体都被认为或者具有可见、可感的影响，又或者具有可见或可感的形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深受分子和亚分子领域(最显著的是亚原子物理)科学发展的影响，而且深受这种发展所引发的自然科学哲学争论的影响。马克思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然科学这个概念的执着，使得他们不可能完全赞成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因为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认为世界上唯一真实的现象就是那些可以被人类感知到的现象，所有其他实体仅仅是虚构假设的，尽管它们可以帮助人类对可感现象提供解释，但它们并不是真实的。然而，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观点又可以看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在哲学上是实在论者。他们必然坚持世界上存在那种真正的实体，它不能被人类轻易地感知，但它是真实存在且具有可感知的影响(例如，铁屑上电磁场的力)或具有可感知的形式(正如原子结合成分子，分子结合形成世界上绝大多数可感知事物)。

关于自然科学哲学中实在论的分析，科琴支持伊恩·哈金(lanHacking)关于实在论划分的观点。伊恩·哈金有效区分了现代自然科学哲学中两种类型的实在论：“实体实在论”和“理论实在论”。举例来说，“实体实在论”的自然科学哲学家认为，物理实体是通过在分子和亚分子领域的实验得以确定的(例如，分子、原子、电子、质子、夸克),是实在的；“理论实在论”的自然科学哲学家则认为实体是在科学理论而不是科学实验中确定的，理论实体可能包括“能量”“力”“动力”“加速度”“电”以及诸如此类的自然科学理论中只有通过其影响才能被感知的实体。通常来说，由于自然科学家的研究对象是理论中无法观测的力或实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科学家通过实验对其进行确证，这样的实体逐渐从仅仅是假定或推测的状态变成实在的事物，因而自然科学家往往是哲学上的实在论者。但考虑到自然科学家专业实践中实验和应用的核心地位，自然科学家也有可能就他们所操作的力和实体的实在性而言是认识论上的不可知论者。此外，自然科学中实验和应用的核心地位也表明科学家不仅能描述并解释不可感的现象，而且他们能够干预自然以操纵这类现象。自然科学家的这些操作几乎都能够具有可感知的影响或具有可感知的形式，而且只要这些操作越成功(表现为这些不可感现象能够被更好地理解),人们就会越来越相信不可感现象的实在性。

然而有些自然科学并不是在密闭或人工实验环境中对不可感现象进行操作的，例如地质学、气象学或天体物理学，这些实验仅仅是用来预测自然现象而非操纵自然现象。罗伊·巴斯卡(Roy Bhaskar)在《科学实在论》中，将这种开放系统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加以类比，并以此为社会科学潜在的科学性做辩护。基于这种情况，科琴明确表示，他不认为这种类比是恰当的，借用这一点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做辩护也是不充分的。他指出，这种开放系统实验关注的对象同分子和亚分子领域所关注的不可感实体是不相关的。开放系统实验的对象往往是被其他科学已经确定了的，有的开放系统的实验关注的是某种实体或力在地球上表现出的更大现象的特性(如地质学、气象学),有的开放系统实验关注的是某种出现于地球之外的宇宙范围的现象(如天体物理学)。无论上述哪种情况，开放系统的科学实验都没有关注不可感实体的实在性。因此，简单地将开放系统实验的关注对象与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对象进行类比，以此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硬”科学，这种论证是不充分的。

接下来，科琴阐述了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同分子和亚分子领域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不同于自然科学家可以通过实验和应用来确证其研究对象的实在性，马克思主义者不能通过实验和应用来验证其理论的实在性。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提出与“中子也许不是真实的，但我能够产生一个射线”或“DNA分子也许不是真实的，但我可以创造出两头的浅绿色青蛙”同等的命题。马克思主义者也许会提出“价值也许不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能够预测工业利润率会下降”,或者“价值也许不是真实的，但是我可以预测在五年内将会发生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抑或“生产方式也许不是真实的，但我可以预测下一场马克思主义革命将发生在X国。”但即使这些命题都变成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依然不可能证明他们关于这些事情的解释是唯一且最恰当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够通过实验操作那些他们假定用来产生某种预测事件的不可感实体，比如能够用实验方法降低价值的利润率来观察是否会实际减少货币的利润率，抑或通过实验的方式指出两种不同比例的生产方式，哪种生产方式是最革命的。总之，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可能去论证他们对这些现象的解释优于任何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供的解释，因为他们不可能通过操纵马克思主义理论实体去生产或再生产以证明其理论的科学性。

然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提出上述观点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进行实验，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思想实验的一个典型。马克思在构建理论时采用的抽象过程和有关《资本论》的讨论就是某种自然科学实验的等价物，其中由抽象过程产生的实体就是真正的抽象物，即它们既是真实的又是具有实际影响的实体。科琴认为，思想实验并不足以称作科学实验，因为思想实验不存在非话语或超话语的元素为其做辩驳。科琴借用了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对“私人语言”的可能性的讨论。维特根斯坦认为，由个人构造的且只有他理解的“私人语言”是不可能的，维特格斯坦在书中这样说道：

让我们想象下述情况。我想用日记记下某种感觉的重复出现。为此，我把它与记号“E”相联系并在我具有这种感觉的日子在日历上写下这个记号。——首先我要说，不可能给出这个记号的定义。——但我仍然能够给自己一个某种类型的实指定义。——怎样给出?我能指着这个感觉吗?在通常的意义上不能。但是我在说出或写下这个记号的同时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感觉上——这样，可以说我是在心中指着它。——但是这一套仪式的目的何在?因为看起来它只是这样的一个仪式而已。而定义当然是用以确立一个记号的意义的。——是呀，那正是通过集中我的注意力来完成的；因为我正是以这种方式把记号与感觉的联系印在自己的心中。——但是“我把它印在自己的心中”只能意味着：这一过程使我在将来能正确地记得这种联系。但在现在的例子中我并没有正确性的判据。人们在这里会说：在我看来是正确的无论什么东西都是正确的。而这只意味着我们在这里不能谈论“正确”。①

科琴认为，马克思缺少的不是对已抽象创造的实体的合理解释，他缺少的是利用某种非话语的元素来处理这些实体以便让它们具有非话语的影响，而这一点正是自然科学家所能够做到的。科琴指出，他不认同范·弗拉森(Van Fraasen)的经验主义观点，即只有通过感觉得到的现象才是真实的，任何对术语的其他使用都是一种滥用，也不认同越来越朴素的科学实在论，这些科学实在论将分子、原子、中子、电子都看成同夹克、衬衫等一样“真实”。他认为，“‘真实’这个词可能具有太多经验主义的内涵，以至于它成为除了在谈及自然科学以外令人困惑的任何东西”①。因此，是否将那些自然科学通过实验确证的不可见物称作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应该弄清楚科学家能够非话语地使用它们做什么。因此，科琴指出，“我的观点并不是同经验主义一样，认为‘不能被感觉所感知的都不是真实的’,而是认为‘朴素不可观测的以及不能被非话语地操作的，无论其是什么,都是不科学的’”,“将这样的事物称作真实并不会令其更科学一些”。②

综上所述，科琴通过对自然科学及科学哲学家关于自然科学判定标准的分析，得出结论：非话语实验和应用在自然科学中居于核心地位。由于对知识进行抽象和简化的思想实验不足以替代非话语实验，实验和应用并不适合马克思主义，因而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实在主义论证并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具有同自然科学等价的科学性。然而，科琴只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同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的判断，他并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因为自然科学只是真理的一种形式。

自然科学作为科学的一种形式，其优势在于自然科学中非话语实践的重要性使其成为一个免于认识论批判的实践。无论实在论还是非实在论，几乎所有的哲学认识论都预设了约翰·杜威的“旁观者知识论”,即它们都预设不确定的知识关系存在于一个给定的消极主体和一个给定的消极客体之间，认识论的关键问题在于主体如何能够具有或获得关于客体的真知识。在这里，知识是被认知的，而且知识也常常被认为是对已知事物的一种映射或复制。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认识论都是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图像”理论，知识被认为是关于已知的“图像”。

然而，卡尔·马克思意识到关于知识的“图像”理论存在某种根本性错误。在他的早期著述里，马克思提出应该将知识定义为一种实践，这样知识就是时间维度的一个进程而非一种限于一时的(或一次性的)图像。他也强调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其本质上是活动着的生物，人类使用思想作为大量非话语实践的一部分。从笛卡尔(Descartes)开始的整个认识论传统就是要解决知识的问题，只有这样人类才能依据真正的知识而在世界上活动。对马克思而言，这种传统没有看到知识的本质——作为非话语实践的一部分而形成并接受检验。

科琴指出，尽管年轻的马克思意识到应该通过将知识定义为实践来避免传统“图像”理论的陷阱，但他仍在之后的生涯中提出了不能逃离认识论质疑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概念。科琴否定“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实际上是在论证“马克思主义不是自然科学”。科琴的观点是，基于自然科学家可以使用而马克思主义者不可以使用那种类型的非话语实践(实验和应用),意味着自然科学家无论在实际还是在思想中都可以利用它们的不可见物，而马克思主义者则不行，实际上不可见物在自然科学家那里发挥的作用是完全不同于其在马克思主义实在论那里发挥的作用的。这种差异表现为，在马克思主义实在论中，马克思主义的不可见物是纯话语实体，然而在以分子和亚分子领域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中，它们的不可见物既发挥话语的作用，也发挥非话语的作用。这种差异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不是“硬”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