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以单一标准来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尝试都是徒劳的，这在当代科学哲学著述中早已司空见惯。至少在实践和学科历史的意义上这是徒劳的，因为无论选出的标准是什么,现代意义上的科学都可以很快举出至少一个科学和科学家都不会认可的例子。实际上，当人们检验并试图为之做辩护时，他们对于那些被称作科学的实践和那些被称作科学家的人是否具有任何共同之处是心存疑惑的。

譬如，一些自然科学是高度数学化的(如物理学),其他的(如地质学和气象学)则不是。一些自然科学几乎完全依赖从严格控制的封闭实验(如亚原子物理学、生物遗传学、多数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中获得结果，其他的(如地质学、气象学或天体物理学)则并非如此，或者至少对其依赖程度不是同等级的。一些科学和科学家仍然宣称根据所谓的普遍自然规律可以做出精准的预测，然而其他的一些人则将那种规律仅仅视作是基于对统计频率的观察值而做出的或然性叙述。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影响下，当科学哲学家们将他们的关注转向了具体的科学史并避免了一种关于自然科学的先验认识论时，巨大的混乱出现了——那些已经被认可的理论、方法和自然科学实践似乎太丰富了，以至于让以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为代表的科学哲学家们认为历史已表明世界并不存在唯一的一种科学方法，存在的只是那些已经“获得成功”的观念、预感、实践和推测的集合。费耶阿本德认为，自然科学唯一的方法论规则可能就起源于它的历史是“任何事都可能发生”的，这样也就完全等同于没有规则了。

然而，科琴指出，当代大部分自然科学著述“都赞成将实验及其结果的应用确定为自然科学实践所具有的两个常见标志”,“自然科学实践是以这两个标准之一的存在或两个标准都存在为特征的”①。然而，实验和应用不同于理论化或建模，它们具有可废止实践的特征，这对于确定自然科学是科学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自然科学中的实验和科学发现的应用都是科学哲学家所说的非话语实践的例子，即它们是包含思想在内的人类活动。这里的“思想”,是指已知心理现象和人类创造并使用的全部符号系统——书面语和口语，数学，数理逻辑等。实验和应用总会涉及语言的使用，而且常常涉及数学和统计学的使用，此外它们还涉及相当多的非话语元素。

科琴将实验和应用确定为自然科学的两个典型特征，并不是出于一种“证实主义”或“证伪主义”认识论的考量。因为抛开休谟(Hume)对实证主义的经典反驳不谈，我们知道自库恩开始，一个可证伪的实验结果或者一系列可证伪的实验结果，并不必然会导致一种科学理论或假设的颠覆，科学家们可以通过质疑实验设计或条件而将结果归为一个极小的异常现象，或者根据结果而修改或限定理论。因此，坚持实验和应用在自然科学里的核心地位并不是为了恢复朴素的证实主义或证伪主义。确切地说，这种坚持是科学事业的本质，即科学家们使用或发展的理论以及假说应该奏效，而实验和应用的过程为其定义了“奏效”在这个语境中意味着什么。科琴特别指出，自然科学所指涉的“实验”这一术语并不包含纯思想实验。虽然自然科学家也进行思想实验——推测、假设、建立理论，他们这样做是自然科学工作中的特定环节，甚至也许是其中最有创意的一些部分，但是自然科学家并不停留于推测，他们还通过实验去证实或反驳推测。因此，科琴明确限定了“实验”的含义，“我所说的实验远远超出了思想实验，它包括世界上大量的非话语实践以及实际干预措施”①

基于自然科学对实验的这种限定，我们可以推导出数学不是自然科学。因为数学是发生在符号体系内的，数学中的所有实验都是话语实验，这与实验“包括世界上大量的非话语实践”的定义是矛盾的。另外，尽管数学是一种具有高度创造性和严格理智的活动，且其结论可以成功地应用于实际干预中，但数学本身并不是一种实际干预措施，而且一些数学结论是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因此，数学并不能满足自然科学的两个标准中的任何一个，很难被划入科学。然而，在现代自然科学中，数学几乎是所有自然科学必然要借助的工具，甚至在以亚原子物理学为代表的一些自然科学中属于主要工具。数学不能满足自然科学两个标准的情形，使得科琴再度陷入其观点为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的指责。科琴认为，他并不是在论证科学理论或假说之为真在于其是否奏效，他要论证的是将科学理论置于实验和应用中使它们得以被证明是真理的过程中的一部分，而这在自然科学那里处于核心部分。证明其为真理的过程还可以包括：理论或假说的系统阐述，为了与一些相关数据或理论认知保持一致而对这样的理论进行检测，同领域的其他研究人员对实验结果进行反复检验、测量和计算，等等。所有这些在确证某个理论或假说为真的过程中，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可能仅在其中发挥作用。但是，科琴并不反对人们将其观点解读为“科学观点的实用性在自然科学事业中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并没有将他的观点解读为是一种“实用主义真理理论”。科琴认为，科学和马克思主义都应该避开哲学意义上的真理符合论和融贯论，因为这些理论都依赖于巧妙但存在严重缺陷的前提，它们都是建立在约翰·杜威(John Dewey)所谓的“旁观者知识论”基础之上的。它们都建立在知识是一个认知活动而不是一个实践活动这个观念之上，而且都依赖于一个密切相关的观念，即知识是关于事物的一次性陈述而非一个持续的过程。科琴认为，自然科学在实践中的巨大力量就在于它们避开了哲学认识论的陷阱，自然科学家追求的是非常明确的真理(而不是一个单一的“真理”),他们通过以实验和应用为核心的各种各样的实践来实现这一目的。

综上所述，科琴将自然科学定义为一种实践，确定了实验和应用作为自然科学的两个标准。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是对科学家所提出的理论、假说或预测的一种检验，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它都是一种具体形式的实验，而不是纯思想实验。实验和应用往往是一脉相承的连续过程，自然科学通过实验得出结论后则要通过应用以再次检验或调整结论，从而确保结论在一定条件下的准确性。因此，自然科学家致力于探寻的是内容和形式都很具体的真理，而不是一个单一的静态的“真理”,他们为满足自身探索的需求而采取实验和应用等形式的实践来反复检验和调整，以实现预先设定的科学目标。然而，不同于理论化或建模，实验与应用都具有可废止实践的特征，它们可能常常会出错，譬如未得到实验的预期结果，预期的应用未奏效，这个特质对于确定作为实践的自然科学是极其重要的。这种可废止实践的特征也就可以解释自然科学也并非是绝对必然的真理了。

然而，根据上述关于自然科学的两个标准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或假说并不能在自然科学意义上进行实验和应用，因而科琴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科学”。科琴否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这一判断中有几点需要澄清：

(1)他并不是说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假说都是错的或无价值的。相反，科琴坚信马克思主义中有关世界的一些命题是真理，而且是重要的真理。然而，它们并不是科学的真理，这意味着它们不能通过实验及其结果的应用这种自然科学标准来确立其为真理。但是，自然科学的真理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人们不应该把“科学”和“真理”相混淆。

(2)他并没有否认马克思主义可以被归为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

(3)他这样说是为了指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始，所有试图将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当成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都是科学的尝试，应该被抛弃。

(4)他是为了论证只要马克思主义者放弃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归为一种自然科学的努力，那么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将处于一个更有利的知识地位和政治地位。

(5)他是为了论证马克思主义者并不需要一种“科学的理论”,也不需要任何由哲学提供的“真理理论”来确定或维护马克思主义命题是真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包含重要真理的理性观点，它在实践中被建构和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