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英国剑桥大学评选“千年第一思想家”,卡尔·马克思高居榜首；同年，英国BBC广播公司通过民意测验评选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依然名列榜首；2002年，英国路透社举办“千年伟人”的评选，马克思仅以一分之差略逊于爱因斯坦；2005年，英国BBC广播公司又举办“古今最伟大哲学家”的评选，马克思再度荣获桂冠。这一系列评选从侧面表现了马克思对当代世界的影响力之巨大，但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让这些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与马克思具有不同信仰的人对马克思如此青睐有加呢?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必然涉及多层次的内容，但是马克思及其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创造并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则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1980年，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在《两种马克思主义》(The Two Marxism)一书中确定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两个传统：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古尔德纳认为，这两种马克思主义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内部不断进行相互转化并相辅相成的两部分。20世纪以前，在这两种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更具政治影响力。因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起，马克思主义一直宣称自己是关于社会的某种“硬”科学，它能够确定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为革命活动提供科学的指导。恩格斯曾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明确提道，“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①,并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更是将马克思与达尔文相提并论，直言马克思就是一名科学家，“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②。在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力图将马克思主义赋予同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理性，将科学性作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依据。到第三国际时，列宁同样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列宁指出，“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①。加文·科琴针对古尔德纳两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尤其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这一传统展开了进一步讨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可持续发展性的、能够理性辩护且令人信服的观点。尽管它不可避免地会像其他政治观点一样，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偏激的看法，但它的科学性是不容否定的。然而长久以来，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宣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同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的传统，却给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带来一种质疑，即如果马克思主义是同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那么它符合自然科学的标准吗?如果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同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它，又应该如何证实其为科学真理呢?

科琴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展开论证前，首先阐述了其论证所依据的方法——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后期哲学中的分析方法、认识论和语言哲学。科琴认为，维特根斯坦在现代哲学家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他断言许多哲学问题是产生于心理学上的无能为力，因而只能用哲学来理解日常语言使用的含义，而“我们之所以不理解，一个主要根源就是我们没有看清楚词的使用。——我们的语法缺乏这种清晰性”②。科琴之所以借鉴维特根斯坦的方法来研究马克思，是因为他坚信“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对世界的看法是相互融合的，一种‘维特根斯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维特根斯坦主义’可以提供一种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或传统的维特根斯坦主义更丰富且更有价值的方式去理解并置身于世界之中”①。基于此，科琴将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方法相结合，明确反对实证主义的科学划界标准，从心理优势和政治优势两个方面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软”科学的科学性之所在，并从语意和语用两方面解释了概念在运用中出现偏差的现象，有力回击了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由于现实社会主义的胜利所表现出的盛衰无常，国际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及可实现性提出的质疑。此外，科琴通过构建一个适合后现代世界的、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指出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不仅需要以一种不同的非客观主义方式去理解语言，而且需要采纳一种新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