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文化实践无情被精英文化、大众媒体、文化政治化所占有和掠夺。这三种文化掠夺方式的形式，以文化权的占有性、新技术的操控性、政治的干扰性，阻碍着微观文化主体对日常文化的实践。如何使人们从光怪陆离的新世界寻找文化主体的真实存在感，就需要从文化实践维度溯源文化的意义与价值。霍加特在分析以上三种文化掠夺方式的基础上，提出文化实践的战术，突出微观实践主体在日常文化生活中的实践智慧。

(一)文化霸权的文化侵占

日常文化的占领和操纵成为一种权力关系的延伸，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文化精英主义者拥有文化领域至高无上的权力，企图打造一种等级森严的文化顺序，贬低、排斥、压制和收编普通民众的文化，以便用他们的话语系统禁锢普通民众的文化实践活动；另一方面，随着商业化文化迅速发展，这为资本主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提供了现实土壤。资产阶级以资本操纵的方式使得文化商品化，使得日常文化不断地遭受文化商业化的侵蚀。

精英主义的文化秩序代表着文化的等级性，而文化的等级性又预示着社会的等级性。文化蕴含着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代表着文化生产者与文化消费者、文化传播者与文化接受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化精英者是文化“真正的”阐释者，占领着文化金字塔的顶端位置。精英主义者将自己与普通大众之间建立了一道仿佛生而就有的界线，并不断地试图保卫他们的前辈建立起来的文化城堡。文化无形地成为社会权利的象征，掩盖了文化实践的本相，使得身在其中的文化实践者对自己的文化行为不以为然，其原因就在于精英主义者所建立的这道屏障。

有关葛兰西“领导权”的理论蕴含着“文化上的领导权”和“政治上的领导权”的划分，并试图说明政治领导权与文化领导权的相互依赖性。精英文化主义者所占有的文化领导权与资产阶级的政治霸权步调一致吗?其实，并不尽然。文化精英主义留存于文化上的贵族化，对资产阶级的文化心存不满，认为他们是一个欠缺文化、道德可疑的阶级。正如沃勒斯坦(Wallerstein)所述：“1968年所呈现出的情形是：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自1848年以来花了很大力气确定并强加了的文化霸权开始消失了。”文化霸权的分水岭产生于1968年，在此之前，无论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都试图揭露资产阶级自私、贪婪、邪恶的形象；1968年之后，资产阶级通过相对主义文化，使文化逐渐把控在其手中。这就是为什么 20世纪60年代之后，才经常会出现“雅皮士”“优皮士”“波波族”之类词语用来指代那些接受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的原因。由此可见，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并非相伴而生，资产阶级在获得政治领导权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才获得了文化上相对稳定的领导权。

第一代英国新左派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统治方式的转变，即从经济、政治的统治转向文化、意识形态的统治，因此他们更加关注文化，关注文化主体的问题。传统意义的文化主体面向少数精英分子，他们享有实现获得自身文化的自由，创造出了有利于精英分子发展的文化，并以这样的文化束缚着大多数人的文化判断，使广大人民丧失了文化的主体地位。在资产阶级获得文化领导权之后，他们企图利用“文化的无阶级社会”,同质化、同一化的文化发展，操控普通民众的文化，转变成为一种固定化、生产流水线式的文化产业链模式。

霍加特对微观文化主体实践的考察，就包含着对文化空间相互交叉的错综复杂性研究，一方面，工人阶级日常生活实践长期受到精英文化的制约和压制；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对文化占有合法化的发展，工人阶级文化空间遭到一股新的文化掠夺热浪的袭击。工人阶级在有限的日常实践中，接受、适应、抵制“规训”化的精英文化秩序，同时，也强烈地受到商业文化的冲击。文化实践遭到文化权利关系的制约和侵占。

霍加特从日常文化实践抵制精英文化的霸权地位。作为实践哲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将人的活动分为理论的、实践的、创制的三种，将从事这三种活动的人分为“理论者”阶级、“实践者”阶级、“劳动者”阶级，这种划分对后世有着旷日持久的影响。“劳动者”阶级无论在物质生产还是在精神生活上都只是处于目的性活动中，从事着最低等意义的活动。马克思通过劳动的实践，将亚里士多德三分法中的实践与创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将劳动作为目的性活动，使劳动者阶级不再作为目的性活动的工具而存在，强调劳动者阶级是生产活动实践的主体。至此，劳动者阶级才有了主体性的位置，但更多地受限于劳动生产中。文化上仍沿袭着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将其进行实践和创制的划分，这就意味着“文化主体”即“精英分子”和“被操纵的文化接受者”即“绝大多数人”的划分。霍加特将工人阶级具体日常实践作为文化的来源，认为文化主体不仅是“理论者”阶级、“实践者”阶级，同样普通人也是文化实践的主体。霍加特通过日常空间实践冲破了充当目的的群体(精英分子)和充当手段的群体(普通民众)的差别，将工人阶级从长期由充当目的的精英分子强加的形象中解放出来，对那些排除在公共话语之外的边缘群体更为关注。他彻底改变了精英阶级把持的根深蒂固的旧文化秩序，强调文化更为广泛的历史和经验价值，将普通人纳入文化实践的主体范畴。霍加特从不同微观实践者的日常实践看待文化的差异性，认为不同文化实践者有其自身的文化独特性。霍加特所指的微观文化实践主体包含着不同文化空间的使用者。

霍加特以文化实践思想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统治。他把文化作为不同实践者经验积累之上的智力活动，认为文化主体的意识来自不同文化空间的现实生活。文化的意义和表征可以从具体的空间生活中寻求答案。被称为“人民的鸦片”——代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如果从统治者为了确保拥有至高无上空间使用的权利来看，不难发现其虚假性。

在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中，法兰克福学派从“文化产业”的角度对虚假意识进行了尖锐批判，他们认为大众文化使劳动人民更加彻底地进入异化的世界之中。法兰克福学派更多地关注批判，几乎没有给工人阶级留下任何空间去抵抗这个庞大的系统。霍加特也批判了商业化的大众文化。但是，与之不同的是，霍加特为工人阶级寻找到文化意识的真正来源，即文化实践。正如马克思《导言》所述的那样，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霍加特将文化实践作为微观主体意识的来源，为微观主体提供真正的“武器的批判”。

“专业化意味着愈来愈多技术上的形式主义，以及愈来愈少的历史意义。”①霍加特试图摆脱专业化的形式主义，从文化的实践维度，关注文化的历史意义。他认为日常实践可以帮助人们获得长期积累下来的文化意识，虽然文化在不同时期会产生不同的新变化，但文化实践具有强烈连续性，在微观实践主体自我文化空间定位的过程中，产生连续性、共性、统一性的文化意识。霍加特以文化实践为依据，记录了工人阶级在不同历史时期日常生活的传承和新变化，体现工人阶级通过长期日常实践积聚下来的经验和感受，世代深刻的文化烙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工人阶级。霍加特认为文化意识无论是传统继承得来的，还是亲身经历得来的，都来自文化使用者具体的生活。文化实践使特定的文化实践者感受到彼此之间存在共同的体验和感受，并体悟到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感受与其他群体的不同之处，告知我们幸福就在于，你关上门来躲开外界的浮躁与喧嚣，享受花心思辟出生活的美好，笃信美好生活源自内心的自我实践与创造。

霍加特敏锐地洞察出文化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工人阶级丰富的实践活动呈现工人阶级的文化主体性。他认为工人阶级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并不应该由其他文化作为标准来对其加以评判。文化应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而这种特性正源于人们的实践活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文化与社会之间产生了新的共变关系，文化与人的实践活动变得越来越密切。霍加特将文化实践作为思想核心，打破了传统意义的文化谱系学，指明文化创作的主体不仅包括精英主体，更加强调人民的文化主体地位。

霍加特以普通社会群体和先前被忽略掉的实际生活为集中研究的对象，将不同阶级的行动，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实践活动放置于整体的文化语境之中。他认为，实际生活经验的文化包含着不同阶级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视角。文化的独特性正是不同阶级主体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凝结而成的。文化实践的目的在于揭示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方式，将文化与现实活动相统一，从而把文化实践作为全面理解人之存在、发展的基础。以人的实践活动为文化分析的基础，一方面，文化以人的实践活动加以再现和展开；另一方面，由于人实践活动的不同而产生丰富多彩、风格各异的文化世界。

(二)大众媒体的文化空间占领

诗人W.H.奥登曾写过这样一段话：“距我的鼻尖这个身体最靠前的部位约30英寸以内的空间都应该说是隐秘的，或者说是属于个人的空间。一般的陌生人——除非你与我的关系非同一般——请你务必小心，不要跨越这个界限。倘若你这样做，我不会用枪指着你，但我会蔑视你。”①而这种空间的度量方式在现代性的社会中呈现出另一番景象，现代性的空间生产不仅局限于实体之间位置关系，而且还构建了一种隐性的大众媒体的虚拟空间关系。这种虚拟化的世界不仅占据着鼻尖前约30英寸内的空间，而且包括思想空间和心灵空间。人的空间关系被虚拟化的世界征服和占有。

有关大众媒体的解读是霍加特探讨文化与社会关联中的另一个聚焦点，也是他整个学术思想反复出现的重要主题。在他看来，“作为更复杂的时空和社会背景的一个要素便是传播学的研究”②。他特别关注媒体、大众传播，特别是电视、广播、报纸的社会意义。霍加特认为大众媒体为大众文化提供了迅速发展的舞台，他对大众文化有过这样的界定：“大众文化几乎包括了20世纪的所有作品。它新生于较发达的社会，是先进技术预先设计好的产物，总体呈现出较为低级的文化水平，它能够使大多数人在特定的时间内，任意获得此类文化，同时，它也是资本主义运作的产物，为了获得丰厚利润，将以上所有因素关联在一起。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分别经劝说者、公共关系、广告商得到推广。其目的在于打造看似平等的世界，只要人们愿意为此买单，那么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就会呈现其中，并在此过程，人们口袋里的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商家的囊中。”①霍加特对大众媒体侵占日常文化生活的状况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第一，大众媒体以“天赋”和“活力”伪装自我，试图迎合多数人的口味。霍加特并没有对所有大众文化产品加以全盘否定，认为有些产品是存在天赋的，例如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②的小说。但是绝大多数并非如此，它们具有掠夺性技巧，并预先断定观众的口味，以观众的喜好作为写作的对象和目的。“这种始终如一的、无骨的、表面上温和的大众文化：它巨大的推动力在于任何时间、任何价位都试图充满**力。不仅如此，这里充满了奉承，而这种奉承立刻就变成了一种伪装，甚至对观众肤浅的观念视而不见。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是价值无涉的，除了那些显而易见警察捕捉盗贼的剧情之外，不能有任何立场。”③霍加特认为大众文化的世界是一个势不可当自我辩白的世界，技术进步为生产与消费自我辩白，利益动机为其经营者自我辩白。正如齐美尔(GeorgSimmel)对现代性文化的思考，“生活的积极主动一面的分化很明显得到了其消极被动一面的补偿”④,在永不停歇、高涨而狂热的大众文化中，文化“意义的核心从我们的指缝中滑落了”①。这样一个建立在追求数量化和经济利益链条关系上的大众文化很难确保它的创造性和独特性。

第二，大众媒体营造“充满智慧、富有想象力和相同道德水平”的氛围，迷惑普通人走进大众文化享乐主义的温床，但它永远也无法摆脱与生俱来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普遍性和片面性。大众媒体以夸大的片面性取代普遍的多样性。霍加特认为大众媒体“生长于相对主义的世界，承认差异是其最大的致命点”②。大众文化的捍卫者，尤其是小报记者一再声称，“我们需要懂得如何与大众进行交流，并了解他们心里喜欢什么,否则我们的产品就不会达到数以百万的销售；我们无需去伪存真，只需像一面镜子一样反射他们的偏好即可”③。事实上，霍加特认为大众文化的发展在于夸大片面性来代替普遍性。具体表现在，大众媒体企图极端地放大和夸大普通人个性中的一部分或者某些观点，并假定这些能够反映绝大多数人的喜好。大众文化“不可能具有真正意义的普遍性，而是相对主义所造就的虚假的普遍性；不可能具有广泛的、有应答的、有差别的普遍意义”④。霍加特对夸大片面性替代普遍性的大众文化生产非常愤恨，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大众媒体的同质化正在扼杀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其二，短期性和持续性。大众媒体通过短期性来保持持续性。霍加特生动地用“呼吸急促”,但“连续不断”“永不停息”对大众媒体进行描述。大众媒体“很少停留于某一主题，即便这个主题非常重要，需要更仔细的考察和更长久的关注”,反而对“急促而不连贯或瞬间即逝的小事成瘾”,将“‘字节’迅速变成从电视机里立刻可得的‘音节’”①。霍加特对此形象地写道，“大众文化像一个小的但又贪吃无比的生物体一样，它的肠胃很小，但却可以源源不断地进食，并迅速消化，以便腾空肚子等待下一次食物的来临”。这表现出了大众文化具有巨大掠夺性的特征。“‘不关我们的事’、‘过时了，是昨天的新闻’……在所有的时间里，这一过程似乎全部卷入一套具有客观性的标准中，……而事实上，这种标准是文化商业化强制实施的禁令”②,霍加特用这些常用词或表达方式呈现了大众媒体的普遍状况。

其三，片刻性和进步性。大众媒体以片刻性推动虚假的进步性。“短期性、片刻性和进步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未来主义并存。”③霍加特引用了早期托克维尔(Tocqueville)《论美国的民主》的一段话，民主国家很少关心曾经发生过什么(几乎没有历史感或者传统意识，除了被加工的怀乡之情),但是他们对将会发生的东西(未来主义)魂牵梦萦。霍加特认为，这种未来主义除了关注新文化产品和新消费对象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思想，因此，大众文化生产的现代性社会是一个立即打开而又瞬间关闭的世界，进步主义让位给不流血的未来主义，让位给不断消费的新时代。

第三，大众媒体利用集体性、同质化的手段，削弱普通人自主实践

的意识。“大众文化提供温暖的稻草供人曲卷身体”①。霍加特指出大众文化的寄生性特征，认为当某一流行艺术以特定的、具有吸引力的元素出现在外部世界，或以一种新形式变得非常流行时，无论这种流行艺术多么小众，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早期爵士乐，然而大众文化就会借助越来越多机械化的手段模仿和开发这种流行艺术，以便迅速插足和抢先占有市场，大众媒体的寄生性特征就决定了它所生产和制造文化产品的目的和意义。大众媒体将文字经济发挥得淋漓尽致，并非为了达到更好服务社会文化生活的目的，而是为了文化背后的商业利益。霍加特认为在多数发达地区，人们不喜欢谈论深奥的事物或谈及某一事件发生的缘由，特别是触及有关自身利益的话题，而是喜欢转向无关紧要的个性化问题。他在对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阅读者兴趣的比较中发现：非洲阅读者更关心政治事件，对那些无关紧要的、不痛不痒的琐碎小事并不在意；相反，西欧的阅读者或“公众并不想知道拿破仑三世向普鲁士说了什么,而更愿意知道他穿米黄色的裤子还是红色的裤子好一些，或者是否应该抽一支雪茄”之类的事情，因为大众文化使得文化消费者捕捉不到类似于“如鲠在喉”②之类的事情，并越发使得普通人对关涉国家、民族、社会的问题漠不关心。因为“消费者的满足感必须在最大范围内获得生产，这种满足感必须是浅浅的，像被水打湿的草地一样”①,不会起到任何拔丁抽楔的作用。霍加特认为大众文化产品乍眼一看好像是取自生活，但很容易发现这些被加工的文化产品被“除去杂质”像丝绸一般的光滑，但因缺乏特质而平淡无奇。

以上从霍加特对大众媒体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大众媒体以商品化、货币化的方式侵占日常生活的文化，使普通文化实践主体深陷失去自主实践的危机中。霍加特认为大众媒体表现出对复杂社会关系和具有质感日常生活的轻视，常常以自鸣得意、自吹自擂的方式追求一时的轰动，大众媒体对目前社会偏执和狭隘的发展避而不谈，而愿意维持现有的社会状况，并无耻地推行着以市场为导向的个人主义、民粹主义。这种传媒在于不懈地以追求高利润和高收视率为目的，从而强化文化的集权化，而忽视了具有品质和内在精神的文化发展。霍加特认为这样的大众媒体阻碍了健康而有序的文化实践之路，破坏了文化民主化的进程，使社会道德呈现出贫瘠的状态。

(三)文化政治化的文化干涉

文化的背后映射一种权力关系，而这种权力关系使处于中心位置的文化拥有政府资助、研究机构、学校、广播电台、报刊、电视台等合法资源。随着20世纪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文化政治化借助新传播技术进入寻常百姓的生活。霍加特分析了撒切尔主义对英国广播业的干预，以及对文化发展的巨大影响。霍加特对此问题的思考介于如下两点：

第一，对撒切尔主义干预英国广播业发展的分析推动文化民主化的

进程。撒切尔主义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执政时占统治地位保守党人意识形态的概括，是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混合。英国新左派的很多思想家对撒切尔主义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分析与批判，例如霍加特、霍尔和奈恩等，其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霍尔对撒切尔主义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他对撒切尔主义的关注在于“希望工党或者广义的左派能够‘向撒切尔主义学习’,及尽早摆脱困境，赢得自己艰难的振兴”①。霍尔对撒切尔主义的分析着眼于英国工党自身的发展，从社会结构层面做出分析，这与他主张的文化政治实践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但霍加特则不同，他着力从撒切尔主义对广播业发展的干涉为研究对象，剖析了这种干涉对日常文化发展的阻碍。他对撒切尔主义的批判在于履行对文化民主化进程积极推行的承诺，关注被政治化干涉的媒体发展对普通文化实践者和日常文化生活的影响。

第二，对媒体的文化空间干涉采取微观层面的积极反抗。面对媒体时代，文化精英认为现代媒体没有任何可被救赎的价值，同样，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媒介也持有一种尖锐的批判态度。在很多学者眼中，融入媒体时代的工人阶级跟芸芸众生并无区别，已经丧失了原有政治斗争的活力。对于霍加特而言，一方面，他批判了大众媒体对工人阶级原有文化的巨大影响；但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对工人阶级失去信心，认为工人阶级内部存在一种来自日常生活层面的微观抵抗力。他力图拯救现代媒体的发展秩序。

为此，霍加特对比分析了撒切尔主义对英国广播业干涉的前后状态。20世纪20年代初英国无线电广播是“努力为大众服务的目标支配的”,倡导“无线电广播应当教育国民、将整个国家凝聚成一个道德统一体、促进欣赏水平的飞跃，并通过提供信息和论证为创建一个合理的民主贡献力量”①。他认为，在撒切尔主义未涉足英国广播业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广播公司基本处于生态化的发展，政府与广播公司之间偶尔在一些较为敏感的问题上发生分歧，例如，在寻求更加公平和有代表性的广播系统而发生论战；或者痛斥广播公司屈从自由主义的发展，以及对社会道德下滑的不满之类问题的争论，但总体来说，它们之间争论的最终目的在于推进社会的友好和公正。

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连续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以及撒切尔夫人出任保守党党魁之后，在撒切尔夫人大刀阔斧地进行货币主义改革，提倡私有化无禁区，并削减福利开支的影响下，英国广播公司无形地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1.广播公司遵循市场供需关系，将精心打造的节目建立于民粹主义之上，忽视社会生活的道德原则。例如，广播公司借鉴经济事务研究所和亚当·斯密研究所的思想，以市场的绝对优势，开启了英国广播公司新时代的口号——自由化、放松管制。

2.撒切尔夫人对公共道德问题的漠视同样影响着广播系统。她主张通过广播机构间的竞争来促进市场的选择，但对广播节目的品质和道德标准则寄希望于道德监管机构——广播道德委员会。①

3.撒切尔夫人对经济学自由放任的理念并没有推广到政治事务领域，主张无论是谁都不能撼动国家的权威作用。由此，广播对涉及政治的节目变得越来越谨慎，同时，广播公司的发展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也越发变得脆弱。

在20世纪80年代大众广播为道德、政治、经济和社会服务的目标出现了严重的坍塌。至此，BBC吸收了更多的政治因素，进入了被政府管控的新时期，其目的在于打造“铁娘子”设想的BBC形象。其中，1993年约翰·伯特(John Birt)在位期间，这种政治化的情绪达到白热化的程度，BBC一度沦为执政党实现政治利益和政治目的的工具，而本应承担的文化责任却始终处于空洞而无序的状态。而像霍加特一样的左派人士长期被置于主流话语的边缘。

霍加特在《想象的生活》中，对撒切尔夫人政治上的武断风格给予了这样的讽刺性描述：“我并没有感受到来自撒切尔夫人的吸引力，相反，当我面对她那种自以为是和干涉他人生活的做法时，那种反感的情绪便会油然而生。她很多时候恰恰会让我回想起那位让我无法忘怀的婶婶埃塞尔的形象，她总是一脸尖锐，时常带着爱挑剔的表情专横地踱来踱去，并总是冷酷地坚持自己是对的。”②霍加特曾一度表明撒切尔主义对英国社会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的态度。

1988年《90年代广播业：竞争、选择、质量》的白皮书，成为撒切尔夫人推行广播公司以经济活动而不是文化活动为主要目的最为有力的缩影。白皮书建议对特许的商业电视经营权进行投标，即出价最高者便可获得授权，尽管白皮书对节目的“质量门槛”做过粗略地勾勒，但是这并没有减轻诸多观察者的担忧，表现在商业广播公司为获得特许经营权而付出不切实际的价格。这必然导致的结果是，成功获得授权的经营者必须通过减少内部生产和增加廉价产品来削减成本。面对撒切尔时代英国广播业的发展状况，霍加特这位不畏强权、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对当时广播业的不合理发展发起了挑战。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对追逐经济利益单边倒发展模式的批判。作为广播研究协会①(Broadcasting Research Unit,BRU)的发起者，霍加特支持BRU奉行“公共服务广播在历史、文化、政治方面的协同发展理念”②。但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公共服务理念却一度遭到了英国保守党的反对，因为他们认为对公共服务业的投入并不能得到高额利润的回报。为此，霍加特强烈反对英国广播业贪图利润一边倒的发展状况，分析了亨特报告中有线电视的相关内容，他承认广播技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益处，但与此同时，强调这一技术引发的弊端同样不容小觑，例如广播狭隘的分层势必导致对观众分层的影响。霍加特指出亨特所推荐的保留市场的变幻莫测性，只会让电视运营商将注意力放在如何能够击败竞争对手等问题的思考上。随着20世纪英国工业所有权的集中，传媒业同样受到大财团和大股东的控制，那些媒体大亨们会一再抬高公共服务广播的价格，比如大型体育类节目，其最终结果使得观众不得不源源不断地支付观看节目的点播费用。

其二，批判文化的“偷猎人”。随着20世纪50年代英国独立电视台(Independent Television,ITV)的成立，霍加特认为英国独立电视台对利润的追求“必然仅限于原有牧场的经营，而不会注入新资金来开辟新牧场”①。换言之，电视广播集中于偷猎观众，而非通过开发新节目来创新自身。霍加特强烈抗议不受监管体制管理的电视广播业的发展，认为解除电视广播的根本症结在于，电视运营商必须服从一定的监管机制和经营规则，不然就会危及英国广播业乃至整个文化业。

其三，英国广播生态学意义的发展应该符合为公共服务的原则。霍加特坚信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广播业代表着“20世纪英国最富成效的变革之一”②。在他看来，以商业化大众服务的广播业就像一个“因杂草繁茂而威胁整个花园的生态平衡一样，多样性只能通过深思熟虑的规则得以实现……如果允许不受监管的电视媒体的介入，就像在一块根基深厚土地上源源不断地掠夺其营养一样，公共服务广播就会像此番情景一般遭受威胁”①。霍加特强调大众媒体长期持续性的发展就在于坚持以公共服务为基础的发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