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质化和变幻不定的商业文化的冲击下，大众娱乐成为源源不断被变成量化群体的聚集地。这样使得原本生活赋予人的特质、姓名、面孔变得模糊不清，人们从家庭、社团为主要存在形式中走出来，汇成了媒体时代一道道闪动着的数字流。昔日家庭式的娱乐方式逐渐在大众文化娱乐方式的影响之下消失殆尽。霍加特力图改变现有的社会存在方式，通过对新与旧日常生活运动轨迹的描述与对比，分析了按资本逻辑发展的文化对日常生活的侵蚀现象，把研究聚焦于日常生活的真实片段。他以文化实践思想为核心，寻求以文化实践引发整个社会变革的新动能，实现文化化的生活与生活化的文化的内在统一，达致大众媒体社会意义的变革、文化配置的变革和文化主体性的变革。
(一)文化化的生活与生活化的文化的统一
文化实践以积极的方式感知世界，充分发挥微观文化实践者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让普通人获得文化实践的真实感和愉悦感。霍加特认为如果人们头脑中的意识领域能为积极地应对生活留有空间，那么在寻求自我的满足感时就会获得力量。在霍加特看来，这种力量来源于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过程，可以被人们的感官系统(如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真实感知。
文化实践使文化生长在日常生活中。与海德格尔(Heidegger)“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相比，霍加特文化实践更具有现实意义，文化生活化和生活文化化的内在一致性来自日常生活的现实场景。霍加特认为，日常空间包含普罗大众的文化生活，承载着饮食男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文化实践使文化获得了内在的自由。欧文认为，“霍加特是第一位将文化批判的参数延伸到包括流行文化和工人阶级文化在内的文学批评家”①。对于文学批评家的霍加特而言，无需避讳他曾受过利维斯式文学批评训练的经历，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对文化本质的不同理解和全然不同的阶级立场。虽然利维斯的“实践批判主义”强烈批判商业文化对文化衰退的作用，但是其目的还在于通过严格的文学训练，恢复精英主义的文化价值体系，是一种基于“美学的和道德的实践”②,是一种排除普罗大众的狭隘的实践，是一种保全精英主义者主体地位的实践。与之不同的是，霍加特的文化实践思想在于将利维斯主义者的文学批判实践的方法，分享给普通文化实践者，使人们珍重工人阶级具有弹性文化的价值，为普通文化实践者提供针砭社会的途径。
他强调日常生活的作用，目的在于彰显根植于日常生活文化的意义，即真实地反映生活世界的人生百态，突出工人阶级文化主体意识的意义和价值，使文化成为改变社会不平等现状的突破口。霍加特坚持认为好的文学作品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源于对日常生活的感悟，融合提炼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和方方面面。
由此，霍加特进一步阐释了文化与生活的关系，坚持工人阶级文化的重要价值，强化了工人阶级经验生活文本的意义和作用。霍加特通过对工人阶级文化的真实写照，反映了他所倡导的文化与生活内在一致性的文化精神，体现了工人阶级宽容、幽默、伸出援手、不骄傲自大、忠诚、亲仁善邻的价值体系。但是，随着文化产业化的兴盛，现代社会以“与道德无关”“追求轰动效应”“碎片化”“故作‘亲密’""对普通人伪善之言”①的商业价值体系，源源不断地侵扰工人阶级原有健康的价值系统，并掠夺和腐蚀着工人阶级的日常文化生活。对此，霍加特强调源自日常生活的文化生成，恢复“具有弹性”的工人阶级文化，从而有效抵制商业文化的**。他认为文化生成的意义在于彰显“日常生活的‘重要细节’,与此同时，审视和再造日常生活的复杂性”②。霍加特倡导日常文化实践对普通文化实践者了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对社会保持有深度的洞察来自于日常生活经验的渗透”,日常文化实践“有助于打开我们对人类生活经验丰富的感知”③。日常文化实践承载着纯朴敦厚的普通人对自然世界的敬畏之情，抒发着他们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喜怒哀乐，体现着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与向往。
霍加特特别关注到日常生活实践最为直接而有效的方式源自家庭生活。他认为，家庭是可被普通人真实感知的场所，在那里普通文化实践者可以暂别外部世界的干扰，可以尽情感受自我的真实存在。霍加特在对日常生活，尤其是对工人阶级家庭的描述中写道，虽然在这里独自一人的思考和阅读是困难的，其中夹杂着无线电和电视的声音、间歇性的对话声、烫衣板重击桌子的声音、猫狗的哈欠连天和叫嚷声、吹口哨声、翻动信件沙沙作响的声音、小女孩的阵阵啼哭声、鹦鹉叽叽喳喳的叫声，但这一切的嘈杂却尽显着一种平凡生活的温情，这一切的杂乱却是可被普通人真实感知的。霍加特关注特定生活中生活方式的质感，认为日常文化实践体现了文化生成的质感和密度。文化实践思想坚持日常生活作为文化研究的关键源泉，挑战了学术理论与日常生活模式之间的界限，加强了个体经验与历史结构之间的内在关联。
日常生活场景即家庭生活，为普通文化实践者提供文化行动的空间，使其获得文化生成的支配感。在谈及家的时候，无论是家庭成员还是周围的邻里，往往会使人联想到具体的生活或某些特定的人物，家庭是具体的，很难和抽象的事情联系起来。家庭让“工人阶级具有归属感”,在那里人们可以获得支配感。但随着日常文化空间商业化的占据，家庭生活逐渐掺入了均质化商业文化的成分，使得日常生活的模糊感、原子个体的孤独感随之产生。霍加特将商业化的公共空间与凌乱但温馨的家庭空间进行了对比，尽显出家庭生活承载着朴实无华日常生活的本色。
文化实践再现司空见惯的家庭生活的人间情怀。霍加特以生动温情的语言赞美道：“家庭作为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学会了爱别人，而不是仅仅爱自己，家庭可以给我们独特的方式通向自己的感情空间，可以不断打开心扉，只要我们愿意让它打开。”①换言之，霍加特认为和谐的社会关系，不仅引导人们要善解人意、与邻为善，而且充实和丰富着人们的社会存在感，拓宽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范围，从而为达致建立深层意义的社会共同体提供基础。在人们共享的日常生活中，“不仅大部分的物品可被分享，同时还包含了共同的品格”②。日常文化实践呈现出一幅幅充满温情的日常生活的图景，彰显出普通人正直、诚实、努力、勤奋的特点，激发人们共同关注人类美好的精神家园。通过微观文化主体的文化实践，例如流行于民间的风俗礼仪、饶有风趣的民间歌舞，可以真实再现源于民间、活跃于民间的文化特色，体现出文化与生活的有机结合，体味到社会的人生百态。
霍加特源于文化实践所产生的情感表达，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自然生成，这不仅限于工人阶级的感受，而是建立在大多数人共同认可的价值基础之上。他认为，“生活集中在群体所熟知的街道和他们复杂而活跃的群体生活之中”③,家庭、邻里空间能够标示我们在社会中的位置，这种社会关系不是幻想的或者背对背的，而是真实的面对面的世界。他采用了一种移情手法，调动人们对更加稳定、成熟和具有内在精神的文化生活的向往与共鸣。正如移情说的代表人物立普斯认为，人们在对周围世界进行审美认知时，不是被动感受，而是自我意识、自我感情以至整个人格的主动移入。通过“移入”使对象人情化，达到物我同一，“非我”的对象成为“自我”的象征，自我从对象中看到自己，获得自我的欣赏，从而产生美感。霍加特在具有乡土风情、充满人间情怀的文化实践中，探寻日常生活的真谛，激励人们寻找心灵存在方式的变革。这种移情效应使微观文化主体珍视存在于自我空间的文化生成，在自我依存的现实空间中，寻求意识的来源，感悟人生的意义，获得心灵的自由和满足。
另外，霍加特独特的叙事学方法蕴含着文化实践的具体途径。虽然霍加特以个人的、家庭的、邻里间的有限空间为研究对象，以自传体作为陈述方式，但是，欧文认为，霍加特的研究符合“从个体到整体”①的叙事逻辑。霍加特对《城镇风光及人物：福恩海姆——一个英国小镇的画像》(Townscape with Figures:Farnham-Portrait of an EnglishTown)一书的写作亦是如此，将“整体的传统模式与个体风格”②有机结合来阐释英格兰总体的生活状况，体现出他一贯采用自传体的方式，以小见大地揭示对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社会批判的目的所在。霍加特个体经验式的叙事结构，体现出从日常文化生活延伸到对阶级结构和政治权力话语探讨的方法，为普通民众在力所能及范围和有限的空间内进行微观实践，提供了一种路径或模式。这种路径或模式表现出整体与特殊的辩证结构，一方面，霍加特以自传体的模式描述传统工人阶级的真实生活，打破强权文化对工人阶级的误读，树立工人阶级生活的复杂性和价值意义的观念；另一方面，霍加特塑造了“典型工人阶级”①的形象，并“以此作为一般意义普通人的共有特征”②。在他看来，文化的内在机制并不比社会变革机制简单，在理解工人阶级文化，或者意指更大范围普通人的文化时，对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活、休闲方式与体力劳动应当放置在同等位置来研究，因为对于微观文化实践者来说，日常生活具有不可剥夺的意义和不可取代的作用。
(二)大众媒体社会意义的变革
霍加特主张对“‘成熟的批判实践’的延伸，包括电影、电视、广播、通俗小说、新闻、卡通、广告和流行音乐的扩展”③。他认为，文学批评实践的方法应该深入更为广泛的文化空间，应当结合社会学的研究。“在这里，我们特别需要与社会学者保持更好的联系，因为纯文学研究用文学批评的术语很难讲清楚有关‘想象的品质’,或者谈论一篇文章所受到的各种外力作用，例如去中心化的技术、语言学的技巧甚至语调的意义。这一切需要更多的分析，需要从所有层面去阐释和实施。”①
霍加特力图将文学批评的方法引入大众文化的分析中，“我们对大众文化疏于了解，这为成熟的批评实践留有了空间，包括：电影批评、电视和广播评论、电视剧(常常被忽视或者过高估计),以及各种各样的大众读物——犯罪小说、西部小说、浪漫小说、科幻小说、侦探小说”②。霍加特所开创的文化研究实现了文学文本研究与大众文化文本研究的有机结合，将文化实践从文学文本批评实践延伸到了包括大众文化文本批评实践、日常生活文本实践在内的更为广阔的范围，拓展了文化实践的领域，表明了他所倡导的文化实践的路径和指向。
尽管霍加特对“新大众艺术”持批判态度，但始终主张大众媒体应承担公共舆论、社会凝聚力、文化变革的主要力量，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其一，健康、良好的媒体秩序可以强化政府、权力机构对民主化进程的推动作用，加强为公众服务的责任意识；其二，媒体作为一个公众平台，对不同群体的文化价值和社会行为做出具有公众影响力的判断，为每个家庭，甚至整个社会提供文化传播的重要源泉；其三，媒体是反映社会文化变化的窗口，对社会礼仪、态度、习俗产生重要的影响。霍加特认为如果对媒体进行适当监管，它可以真正丰富我们的生活和服务我们的社会。
霍加特突出了诱导公众兴趣与公众自发产生的兴趣之间的天壤之别。
对于他来说，后者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更广泛和更深刻的意义”①。他强调媒体首先应该弄清楚公众的真实诉求。正如里思(Reith)所述，“很少有人知道公众想要什么,很少有公众想要的东西”②。霍加特赞同这样的说法，认为媒体重要的不是让公众受到细枝末节事物的缠绕，而应深入了解公众具体的现实生活。他认为良好的媒体秩序应该“超越工业化系统的束缚”,实现潜在推动“社会艺术”的使命。霍加特对BBC持有一种肯定态度，认为目前为止它能够最贴近地代表我们需要的广播机构，“如果给予它适当的机会和有智慧的管理”,它会“尽可能更加广泛地服务于社会生活”③。霍加特强调，“广播系统不能停止对社会的审视”,有责任重新审视公共事务，并相信它将会拓宽公众对整个世界更大范围的了解和认识，更重要的是，“如果它能够肩负这种责任，广播公司将最终成为‘社会的发酵剂’和‘积极变革的活性剂’”④。
为此，1960年霍加特参与了皮尔金顿报告的撰写工作，对英国广播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⑤。在这份报告中，对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调研和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和方法。他对BBC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指明了现存的问题：(1)指责BBC为了与英国独立电视台(ITV)竞争市场，造成对电视节目“标准降低”的后果。(2)严厉批判了独立电视台过于商业化的思想和忽视其应有的社会责任。(3)对缺乏道德的广告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某种意义上，广告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们不约而同地唤醒了人性的弱点，例如占有欲、攀比心和势利眼”①。霍加特提倡从社会哲学的研究视角，探寻健康、民主广播的本质。但这一方法曾一度遭到一些社会科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报告应该提供更加科学化的论证，霍加特给予的回答是，“尽管社会科学的方法大有裨益，但是社会科学提供大量的‘是’什么的问题，而并非给出一个简单的‘应该’怎样的问题”②。在此，他主张应当尽量取证于人民，也应做出大胆而合理的价值判断。
霍加特在谈论有关广播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时，特别强调了广播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文化生活的作用，并坚持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改变或扩大我们品味”③的机会。他进一步指出，正确做出文化选择和文化判断不仅在于生活方式和生活经历的丰富，而且还必须学会识别不同文化的价值标准，并在好与坏之间做出价值判断。广播监督者有责任明确表明为什么这一类的文化节目和文化形式优于其他的节目和形式，如果不这样就很容易丧失文化的价值判断，将所有礼仪和习俗进行平均化和同质化的发展，最终导致相对主义、民粹主义的出现。他举例说明：“对于‘披头士与贝多芬同等价值’的推理来讲，显然是不明智和不诚实的。”①他坚持广播机构应具备较高的文化道德素养，提倡对现实文化生活广泛而深入地研究。霍加特认为广播公司有责任保护社会文化中的优秀作品，但与此同时也要为新文化形式提供足够的表达空间，文化不仅指代那些“伟大而优秀的”权威模式，而且指向了更加细致入微和复杂多样的社会生活的诠释，一方面，需要对文化作品具有反思和批判精神；另一方面，不容忽视对文化具有的可能性和不可预见性的因素，以及无限可能的发展空间。
霍加特既非全然不顾地摆脱传统文化对高雅艺术的界定，也非不假思索地对工业文明兴起的大众文化欣然接受。默克罗比对文化研究有过这样的看法，“对大众文化的批判面临的危险是，在他们挑战传统高雅艺术的定义的时候，他们很容易落入另外一个陷阱，也就是说‘偏爱一个文本胜过另一个文本’,评选出通俗文化的新经典——我们不妨称之为“高雅的通俗文化”或者‘精英的通俗文化’”②。但是当我们置身于现代社会时，我们又如何看待和审视传统文学、传统文化、大众文化的不同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化的传承性、内涵、价值、意义究竟在哪里?而霍加特试图告知的文化诠释，不同于堪称经典的现代理论家那样，“在巴特那里是福楼拜，在德里达那里是马拉美和阿尔图，在福柯那里是马格利特，在克莉蒂娃那里是乔伊斯和阿尔图”①,也不同于后现代主义反经典的情绪，而是基于文化多样性与文化价值标示意义的双重建构。霍加特认为好文学应该具有一定的品质和功能，“好文学对生活的关注保持一种忠诚和超然的状态。它勾画经验，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又远离经验。但是它总是抱有一种假设，即人类经验的重要性和深远价值，……它有助于让我们更加相信人类本性中的自由意志，帮助我们更加锐利地感知人类自由意志所遇到的困难和局限。好的文学强调世界的‘庞大和威严’,即人类世界的具体性、感觉上的真实性与强调超越‘现实性’意义的并存。……好的文学强调人类生活内在的、与众不同的、个体的重要性”②。对于霍加特而言，无论是经典文学还是大众文学，无论是精英主义文化还是通俗文化，文化的内在精神和品质应该承载一定的价值内涵和价值标示。
霍加特将落脚点指向了“重要的识字能力”和“想象力的识字能力”,倡导“使人警醒而不被轻易蒙蔽”的识字能力，使受众能够“读懂其中晦暗的文字、隐晦的语气、内容的省略、虚假广告的攻击性”③,获得真正意义读写能力的提高。霍加特将这种识字的能力扩展到对大众媒体的解读，指出媒体解读能力是在不同语境下，作为介入、理解、创造和交流的能力，包含了多元化的“解读能力”,例如“信息解读”“数据解读”“电影解读”“电视解读”。随着互动媒体平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文化实践成为解读大众媒体最为有效的方式，识字能力的提高可以扩大和有效促进对不同文化模式的理解和解读。
大众文化自形成以来往往表现出对整体文化发展的制约，甚至束缚着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然而文化实践成为一剂良药，对大众文化能够有力地审视和扬弃，其原因在于文化实践具有实践的批判和改造功能。诚如马克思写道：“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①虽然这句话产生的语境更多地指向物质生产实践的变革和政治实践的革命，但对于今天尤为突出的文化生活的发展而言，同样字字千钧。文化实践者在对待现存世界的文化产品时，以深入生活的文化实践活动权衡风格各异的文化模式和文化形式，以文化特有的微观权利改造现实世界的文化，变革大众文化媒体的社会意义。
(三)文化主体性的变革
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对变革文化主体性具有重要意义。他以工人阶级文化为依托，表达普通人共同的文化生活，把家庭、邻里生活作为文化实践的具体场所，作为文化意识主要来源。其目的在于力图达到普通民众共同渴望追求的文化品质，体现出他所倡导的存在即真实、意义即生活的思想。他指明了文化与社会的关联，即从活生生的生活经历、从人们真实的实践活动中认知和改革社会。
霍加特试图通过普通文化实践者的实践活动，寻找对现存世界不合理现象的抵抗力。他尝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断裂”入手，揭示日常生活方式遭受商业文化**而发生的改变，试图从日常生活的内部找到变革社会的力量。在霍加特看来，工人阶级与生俱来具有一种抵抗能力，对待外来事物既不会消极地排斥，也不会全然接受。霍加特通过工人阶级的自制系统，适应或借鉴他们认可的部分，并过滤掉他们不情愿接受的部分，重新塑造工人阶级健康的文化生活。工人阶级“不单单以一种消极的抵抗”对待外来事物的侵扰，工人阶级这种自发式的抵抗能力来自自我文化实践过程的凝结。霍加特通过对工人阶级文化生活的诠释，彰显了具有“抵制”外部植入式文化的工人阶级日常文化实践方式。在霍加特的著作中，不乏对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细致入微的叙述，而这种叙述并不是不必要的赘言，而是在力图挖掘工人阶级的内部生活对现代性社会的反抗性。
霍加特倡导普通人认真对待自己所拥有看待生活的方式，这并不代表让人民止步于自己的生活，对外来事物漠不关心、熟视无睹，而是在日渐淡漠的阶级意识中，主张以共同生活经验为基础的阶级意识的觉醒。霍加特一贯认为“具有典型的思想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令人钦佩的”①,他认为目前表面上能够代表工人阶级典型生活态度，并如实反映工人阶级真实思想的文化，正在被一整套的官方文化秩序所操控。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不仅在于呈现存在于工人阶级内在生活的文化，即以传统、习俗、礼仪、经验、态度等构成的自在文化图景，而且在于激发微观文化主体参与、选择、建构、创造等为主要形式的自觉文化意识，形成自在文化与自觉文化的有效结合。一方面，文化的演进与发展需要依据由传统习俗、经验、习惯等构成的自在文化模式；另一方面，文化的发展动力在于发挥文化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调动文化主体的自觉文化精神。
文化实践思想体现了霍加特对社会主义主体建构的指向。他认为，应该“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复杂多样的社会成员之间民主辩论的基础上，坚持批评实践对社会公共讨论的作用”①。同威廉斯一样，霍加特试图带领普通文化实践者，摆脱“我们生活在垂死的文化”和“大众是一群无知团体”②的悲观主义的文化情绪，并坚信“工人阶级文化是未来英国社会主义的最佳基础”③。文化实践则为工人阶级文化主体提供了具体而现实地参与社会的途径和方法。
霍加特力图调动工人阶级文化实践的潜能，培养工人阶级自我意识的形成，提高工人阶级真正意义的文化素养。在真实的日常生活中，以“正派”“健康”“认真”标记工人阶级的生活，建立工人阶级内在于生活的价值判断系统，同时，与“乏味”“空洞”“琐碎”的商业文化价值体系形成对比，从而凸显工人阶级文化实践的价值和意义。在寻求提高微观文化主体的实践能力和文化素养的过程中，一方面，霍加特强调生活经验的重要性，把工人阶级主体的自我身份的确认和阶级意识的形成归于具体的日常生活场景；另一方面，霍加特注重工人阶级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使工人阶级获得文本阅读的有效方法，让普通人真正能够共享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使微观文化实践者在文化实践的空间中，拥有独立人格和主体精神。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目的诉求在于改变文化现存的格局，将微观文化主体作为文化主体当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使得普通文化实践者能够与占中心地位的文化主义者分庭抗礼。霍加特以文化实践为途径，探究文化内涵的本真意义，打破既定文化的旧秩序，优化文化结构，提升微观文化主体进步，真正引发由文化变革带动整个社会的变革的实践历程。
霍加特以微观文化主体的自我解放、自我发展为目的，并提出与威廉斯相一致的共同体文化的思想，而共同文化在于社会逐步迈向分享共同的价值和目标。在文化实践的过程中，微观文化主体真实感知现存的文化世界，使主体情感移置于日常生活对象，从而形成共同的价值判断。在文化实践所达致的“亲仁善邻”“与邻为善”的基础之上，霍加特共同体文化的思想建立是通往共同文化的方法和途径，是一种兼容了诸多“不同”的共同，是一种异质的和谐共存状态，绝非一种同质的同一状态。共同体文化在平等、互惠、共赢的基础上，以开放、共享的心态，共筑文化合力，共同建构人类文化成果。
共同体文化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其一，互惠性文化的共同体文化。而这种互惠性原则，并不是商品等价关系的交换原则。正如霍加特提倡工人阶级“与邻为善”“睦邻友好”,并非在于建立在等价交换的意义上，而是基于“我们同在一起”“团结就是力量”“乐于助人”“随时效劳”①的共同价值准则之上。“我之所以为你服务，并不是因为我能够得到的回报，而是因为你需要我的服务，而且你因为同样的原因来为我服务。”②其二，意味着生命平等的共同体文化。霍加特文化实践就是要打破文化上的不平等，以人的存在方式理解文化，超越精英文化主义者建造的文化樊篱，将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理解为不同文化实践者不同生活经历、不同生活方式的凝结。其三，必须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共同体文化。霍加特文化实践正是这一思想的集中再现。他的实践思想强调民主化的文化发展路径，即在要求识字民主和阅读民主的基础上，主张教育民主、知识话语民主和公共权力的民主，推行民主化的文化发展，最终达致真正民主的社会。而在这一民主化的发展进程中，实践是关键，是推行文化民主的最为根本的基础。同时，文化实践思想所面向的实践主体是普通民众，探究的实践客体是日常生活世界，通过微观文化实践者的话语特征和社会关联，呼唤普通民众在探索人民的真实世界中，发挥普通人的主体作用和实践精神，依靠自己的力量救赎自己的世界，使普通人成为具有独立人格和内在文化精神的社会主义实践者。
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社会关联，阐释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内在关系，突出文化实践变革社会的功能。其一，探究了文化实践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从霍加特对工人阶级的生活环境、生活体验和生活感受三个方面的分析，阐释了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源于日常生活，即由家庭、邻里关系所搭建的文化实践活动。其二，揭示了文化实践与权利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阐明霍加特从文化霸权地位的精英文化、文化空间占领的大众媒体和文化干涉的文化政治化三个方面分析了日常文化被掠夺的文化现状。其三，强调文化实践对社会变革的作用，即实现文化化的生活与生活化的文化的内在统一、变革大众媒体的社会意义和变革文化的主体性，进一步表明霍加特探索文化实践的复兴之路。从而指明文化实践是文化发展最为根本、最为基础和最为长期的有效途径，对于解决现代性社会文化的碎片化、支离化起到关键性作用。
日常空间实践是文化实践另一个最为倚重的中介，同话语实践一样，是探究微观文化实践主体开展文化实践活动的至关重要的维度，也是提升普通人实践能力和主体能力的重要场域。霍加特以承载着普通人生活的日常生活为着眼点，寻找文化实践的现实土壤。他从空间环境、空间体验和空间感受三个方面真实再现了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图景，而这一图景即代表了工人阶级文化实践的空间。在霍加特看来，日常生活潜在巨大的可能性，工人阶级在自己有限的空间中，通过空间感知和空间体验，结成一定的生活方式，包括行动方式、风俗习惯、道德规范，而这一切都蕴含着普通人的文化样态。霍加特所理解的文化与社会关系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无内容的关系，而是由具体的个人和日常行为活动共同构成。
霍加特从文化实践的社会关联探讨了文化实践与日常生活、权利关系、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分析了日常文化空间不断地遭到掠夺的现实状况。为此，霍加特试图将文化实践作为对资产阶级文化霸权、大众媒体同质化，以及撒切尔主义文化政治化批判的武器，通过文化实践引发具有联动效应的社会变革，重拾日常生活的奇迹，重建大众媒体的社会意义，重组文化资源的配置，使得文化主体自主意识得到提升，力图推行文化民主化的进程，发挥微观文化主体的主体精神和主体能力，合理配置文化资源，优化文化结构，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提供了现实途径。
文化实践是文化世界得以存在的基础和根据，对现存世界的文化具有导向作用。在共同的、相似的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中，人们通过自身的文化实践活动，形成“为文化立心”的一致看法，即在文化实践的基础上建构与社会关联的文化世界。具有社会变革意义的文化实践，为微观文化主体者提供了砥砺前行的动力支援，凝聚着微观文化实践者共同进步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