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向生活世界的转向中，霍加特巧妙地运用生活来理解文化，同时又借助文化走向生活，开启了文化与生活之间的双向互动过程。如何真正走向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而不成为流于表面的文字，不成为空洞的躯壳?霍加特发现，文化是生活世界的精灵，它向人们昭示着一个充满多样性、传承性、异质性的生活世界。为此，他站在文化的角度，倡导回归质朴而真实的人的自由生活状态，不仅如此，在这一思想的探寻中，拉近了日常生活与学科专属性之间的距离，文化生活化将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变得通俗明了，使得探索、认知世界的过程不再人为地加设复杂烦琐的障碍。
生活世界中的文化生成和变革，不仅可以作为人类抒**感和表达自我的方式，而且在于变革工人阶级的生活态度。在变革生活态度的过程中，不断推进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的追求，提升人民在微观行为中创造、共享和实现共同体文化的自觉，并为最终建立社会主义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目标而努力。
文化实践发生在一定的生活之中，代表日常生活的集合。霍加特对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投入了巨大的关注。他认为工人阶级作为普通文化实践者的先锋，其日常生活主要是由家庭、邻里、工人阶级社区组成，而这些日常生活空间即代表了工人阶级文化实践的行动空间。对于微观文化实践者而言，日常生活实践是实现自我确认和自我定位的关键力量，为普通人在社会结构关系中获得一席之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生活环境塑造文化特质
霍加特通过分析典型工人阶级的居住区，借助对具体工人阶级生存环境的探究，涉足工人阶级文化问题的研究。从而显示文化蕴含的权利关系，以及微观文化主体如何在自我存在的环境中实现自主实践。
文化生成是一个情境化的过程，它发生在特定生活之中。而日常生活空间则是微观文化实践者最真实、最常见的存在场所。在日常生活有效辐射的空间中，微观文化实践者使用和体验自我生存的环境，定位自我生活的“版图”,确定自我存在的位置。从而建立自我存在的社会关系，获得来自文化实践形成的自我意识。霍加特认为工人阶级的文化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承载着工人阶级的行动方式、风俗习惯、道德规范，并且，工人阶级在日常实践中使得自我确认得以实现。霍加特提出，普通文化实践者正是在文化与生活的大熔炉中，不断调整、适应、抵抗变化中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空间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可有选择地使用文化，并结合具体的生活创作文化，从而可获得社会变化过程中新的自我存在感，进一步提升自我意识，使潜伏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巨大力量得以发挥。
霍加特从整体的社会生活状况和特定生活内部运动的两个视角，揭示典型工人居住区的真实全景。具体如下：
视角一：整体的社会生活状况决定了工人阶级基本的文化生活样态。霍加特概述了工人阶级居住区的特征。工人阶级的居住区代表着“大量无产阶级的聚集地”①。“这里是贫穷的、肮脏的，永远有一种‘半云半雾’的感觉；这里没有绿色的萦绕和蔚蓝的天空；这里总会比北部或西部的城镇更灰暗一些。在这里，砖墙和木制品都很廉价；……寻找最近的公园或者一片绿茵地需要到很远的地方。露台常常充斥着发酸的味道。在这里，有很多废弃的地方，经常堆放着肮脏的碎石”②。利兹工人阶级的房子“被安置在由巨型工厂包围的黑暗而低洼的峡谷中”。在这些“随工业形成的简陋房子”中，“许多卧室的窗户与路堤上盘旋着的货物运输线相平行”。这些房子经常位于“高架桥、铁轨、运河相互交织的地方”。“燃气工厂拥挤在他们居住地的中间”,“其中，小酒馆和粗鲁的卫理公会的小教堂自始至终间隔存在其间”。在这里，“被煤烟熏黑的杂草从用鹅卵石铺成的路面中拥挤出来”,“整日整夜的嘈杂声、工厂的汽笛声、火车车轮撞击铁轨缝隙的巨大响声，以及无时无刻散发着的工业废气，包围着该地区”③。
正如，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有关工人阶级的住宅，写道：“在这种社会中，绝大多数劳动群众不得不专靠工资来过活，也就是靠为维持生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那些生活资料来过活；在这种社会中，机器技术等等的不断改善经常使大量工人失业；在这种社会中，工业的剧烈的周期波动一方面决定着大量失业工人后备军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时而把大批失业工人抛上街头；在这种社会中，工人大批量地拥塞在大城市里，而且拥塞的速度比在当时条件下给他们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最后，在这种社会中，作为资本家的房主总是不仅有权，而且由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还应该从自己的房产中无情地榨取最高的房租。”①这便是工业大生产后整体的工人阶级居住条件和生存状况。工业社会引发大量劳动者的聚集，形成了传统城邑的瓦解和都市的发展。城市按照不同的部分、不同的功能叠加和重新分配。工人阶级住宅的形成就是这场城乡运动的产物，是按照城市要求重新分配的衍生物。
因此，工人阶级的生活环境是由空间的排序者划分而成，他们“建议引入一种‘小宅子制度’,也就是工人的营房，把他们尽可能地组织起来”②。工人阶级居住区先天通过一系列的安排、遵从、限定后，成为了拥有典型特色视觉空间的产物。霍加特在传达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时，对工人阶级的居住区进行了具体而细致的研究，关注于工人阶级居住区的风格以及风格隐喻的思想内容，揭示了整个社会环境布局对工人的生活环境的决定作用，进一步透视出日常生活对社会文化的作用。
霍加特生活世界的文化生成思想，与吉登斯从“前”区和“后”区空间的概念阐释两种社会运动具有相似性。霍加特在分析典型工人阶级的居住区时，其目的在于诠释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对工人阶级的压制，以及社会结构对空间格局的支配作用。正如吉登斯提出的“前”区空间的概念，前区空间是指，“由我们在‘公众’舞台上表现的地方构成。在这里，我们的行为是程式化、形式化和社会可以接受的活动”①。前区空间即指明了社会结构对空间支配的作用力。在这一点上，两者之间具有共同之处。霍加特是英国新左派第一代具有明显经验主义特质的思想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关注社会内部存在的深层社会结构问题。他希望通过微观文化主体的自身力量，改变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力图用微观革命挣脱社会结构的捆绑。他提出了特定空间内部的运动，关注底层人民内部的日常生活运动。
视角二：从特定生活内部的运动，分析存在于工人居住地中自主实践的生机。工业化的城市进程不断通过移位、布局、管制，使得空间划分清晰分明，以便阶级统治者按照空间布局，划分人的等级和禁锢人的思想。然而，留存于普通劳动者中间的微观实践活动并没有在这种统一化的城市管制中得到完全抑制。拥有自主文化实践的工人阶级努力挣脱城市操纵者束缚，继续鲜活呈现自己本真的文化生活样态。霍加特对典型工人阶级居住区进行整体概括之后，进一步深入工人阶级的内部生活空间，深入社会监管之下工人阶级自行支配的微观生活实践之中。在自行支配的空间中，工人阶级以自我的存在方式，建立起了一整套日常性的实践活动。针对工人阶级空间实践细致入微的探索，正是霍加特不同于宏大社会结构研究者的点睛之处。
霍加特关于工人阶级日常实践的思考，通过对生活在“下面”工人阶级的空间使用和空间陈设的分析得以体现。虽然工人阶级的生存环境全然由空间的组织者、城市的规划者决定和操纵，但是这些平凡生活的工人阶级生活在“下面”,生活在工人阶级居住者自己依循的行动空间中。霍加特写道，“进入里面，这里存在很多小的世界，像同类型的、界限分明的村庄一样”①,在工人阶级居住区，“在清晨五点钟左右，送货车会在通往城镇的主干上道呼啸而过，……;这是我们自己的地盘，因为在这个错综复杂的空间里，这里的居住者通常都会……他们随心所欲地穿过这条小卷，直径来到……他们对这里空间布局简直了如指掌”②。霍加特采用这样一种描述方式，就是在于为我们展示社会结构框架之下的工人阶级生活样态，揭示结构之下微观行动者自主实践的潜能。
霍加特所采用的方式，正如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n)所述城市空间的“行走者”一样，以具体的生活记录文化，以体验生活的方式呈现生活环境的面貌，而不像空间简单的“窥视者”那样，居高临下地俯视生活。“城市里的普通从业者住在‘下面’,住在刚刚看得见的门槛的下面。他们行走，乃是体验这个城市的一种基本形式。”③霍加特复原了工人阶级的空间轨迹，从通往城市的主干道到狭窄拥挤的墙间过道，从一个街区到另一个街区，从杂货店到小型俱乐部。这是属于工人阶级自己的地盘，他们对这里了如指掌，自然而然行动其间。在这个工人阶级再熟悉不过的生活环境中，包含着“街区之间一些小事情的摩擦”“邻里间的悄悄话”“夜晚孩子们在透着光的店铺橱窗旁玩耍”“杂货店通常是家庭妇女的俱乐部”①,展示着工人阶级具体的生活景象。霍加特对工人阶级生活环境并非一般意义、表面化的概述，而是深入具体工人阶级生活和工人阶级态度之中的生活文本。
霍加特从生活环境内部的运动，分析工人阶级的生活。这与吉登斯的后区空间概念相对应，“后区是那些我们‘幕后’活动的空间”,那些“放松行为和言论到较不正式的方式”②。霍加特第二视角的空间思考，深刻反映了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并为进一步挖掘工人阶级生活在下面的文化力量聚集能量。
(二)生活体验营造文化情境
霍加特在寻觅真实的日常文化生成时，将目光洒向“个人的、具体的、当地感的”③家庭生活。他将家庭作为生活世界中文化生成的栖息地，使得日渐消散的家庭生活的光泽感再次显现。“对于霍加特而言，家庭生活是超越契约权利和责任义务，达致道德分享、情感承诺和体会‘其他成员’感受的基础。”①他以文化实践者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从微观层面的家庭、邻里、社区着眼，透析整个社会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以小见大洞察社会。工人阶级的文化传统深深地根植于由家庭以及围绕着家庭连带关系形成的空间环境中。工人阶级的文化与工人阶级的家庭已经合为一体，无法谈及其一而避开另一方。
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基本社会单位——家庭的论述，在其著作《论离婚法草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致巴·瓦·安年柯夫《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摩尔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