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塞尔之后，许多哲学家和哲学流派纷纷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去研究生活世界理论，如存在哲学、语言哲学、交往理论、日常生活理论等，使生活世界理论成为一个时代性的主题哲学，汇成现代哲学发展的主导潮流。”①德国、法国的代表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以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赫勒②,分别从不同维度对上述关于生活世界理论的研究做出各具特色的分析。对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们而言，似乎他们对于这一问题具有与生俱来的话语权。因为英国哲学的经验主义传统，以及英国人特有的经验主义特质正向世人证明他们独一无二的生活世界哲学。霍加特对于生活世界的哲学思考着眼于对文化生成思想的探究。他关注文化生活化与生活文化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将文化从原有形而上的、抽象的方式转向对人真实存在表达方式的关注。这样彻底改变了文化的认知方式和表达方式，使得文化逻辑和生活逻辑相互统一。

霍加特将文化研究的客体深入日常生活世界，例如家庭、宗教、工人阶级社区，以文化实践的方式捕捉生活文化。文化不是统一、给定的产物，而来自人的现实生活，包括像家规家训、道德纲常、风俗习惯等文化行为。深入生活的文化或日常生活的文化比宏观构想的文化或总体化的文化更加接近文化的本真。日常生活文化呈现出具体化、微观化、充满复杂张力的样态，发挥着宏大文化无法比拟的作用，彰显了文化实践的意义和价值。

(一)具象化的文化

霍加特以工人阶级具体的文化和生活的文化为文化研究的对象，将具象化的文化作为文化实践的重要任务。在以自然经济为依托的传统社会中，以信守理性为原则，而忽略了文化的具象化。但是在霍加特看来，文化生成与变革应置于更为丰富的历史进程和多元差异的现实中。

霍加特以具体的工人阶级文化生活作为参考系，使理性化的文化自觉地回归生活世界，不再一味强调某一文化的重要性，或孤立地探究某类文化，而是把所有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和具体的文化事件作为文化实践的对象加以审视和改造。文化研究的对象延伸到生活世界的每个角落，并与具体的社会生活、现实语境相结合。霍加特认为：“真正文化的本质、独特性、品质在于再创造富有丰富经验的整体的生活，包括个体生活、社会生活、对象世界的生活、精神生活、真情实感的生活。文化创造出来的是彼此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的事物，因为，这些事物存在于我们现实的生活之中。”①在他看来，文化是丰富的、具体的、现实的。

文化具象化有助于深入探索社会现象、揭示文化深层次的内涵和意义。文化研究的对象并非来自安逸、舒适的图书馆或是学者的安乐椅，而应深入具体的日常生活世界。霍加特以自身的特殊经历诠释工人阶级的文化，将注意力放置于工人阶级的家庭、学校、工厂、居住环境等现实生活中，从日常起居、生儿育女、家庭邻里、风俗礼仪等方面对工人阶级的道德观、精神状况、生活态度进行深度考察。从日常生活文化显现他们的真情实感，表达他们的真切关怀和日常疾苦。

文化具象化在于探讨具体的人的生活，从象牙塔般的世界回归人的真实生活。霍加特以文化具象化的模式对人的生活展开思考，摆脱抽象基础上对人的泛指，关注于具体的个人和现实的男人和女人。如同霍加特一样，英国新左派的思想家汤普森强调“不仅仅是人类或者无产阶级专政的信念，而且是现实的男人和女人的信念”①,这正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共同特点，他们把抽象化的人变成了一个个具体而生动的现实个体，把大写的人指向了具体的所指。这些人有着具体的姓名、年龄、性格特点、行为习惯、语言特点，这样的世界才是原本意义的真实的人的生活世界。文化具象化追求详细地、真实地、动态地、情境化地再现某一群体的文化生活，绘制出了关于普通人生活的一幅幅形象而真实的画面。在霍加特的工人阶级文化世界中：有每周9～10英镑的收入的“补鞋匠”“理发师”“杂货商”“裁缝”“自行车修理者”;家里有一套百科全书被当地人看作“学者”式的人物；擅长填写表格的“书法家”;能够修补木制品和金属制品的有特别“手艺”的人；还有在特殊场合能派上用场穿针引线的巧妇，这些具象化的情境真实再现这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文化具象化的目的不仅在于对某一文化具体化的探讨，而且在于借助对文化具体内容的思考深入理解文化客体性，即把文化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以此更为全面地理解人的存在和社会运行的方式。霍加特以具体的工人阶级文化在向我们展示真实的工人阶级生活。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社会发展相对稳定和教育机会不断增加，工人阶级进入了“无阶级”的误区。事实上，工人阶级的文化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改善。工人阶级的文化正遭受着威胁，并且这种情况还在不断地恶化。霍加特艰难地恢复原有工人阶级的文化。在他看来，从经济问题向文化问题的转向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并认为目前英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不完全是政治、经济层面的，这不能体现整体的工人阶级的生活。这种对工人阶级文化具象化的研究方式，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工人阶级整体的文化生活、行为方式、观点态度，更客观地看待工人阶级文化与整体文化新变化之间的关系。霍加特以工人阶级特有的文化气质和文化内涵，揭示出工人阶级既没有完全陷入现代性文化的模式，也没有对这个变化的世界无动于衷，试图回归原有文化的独特性。文化独特性和文化特质性的存在源自文化生成内在于人的生活。文化独特性和特质性才使得文化生成更具生命力和充满希望。文化具象化有助于了解不同的文化生成机制，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他者文化，在对自身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反现的过程中，才能更加深入地了解世界的“本相”,推进文化的变革。

(二)微观形态的文化

文化实践客体呈现出的第二种样态是微观形态。较之宏大叙事而言，霍加特主张将文化研究的视角转向微观形态的文化，以微观叙事的方式彰显文化生成机制，从微观形态的文化显现现代性社会的矛盾。

霍加特认为有关现代性的思考，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思想或理论倾向，更是对现实世界的关照。现代性的号角已经毫不费力地吹响了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我们每位身处现代性社会中的一员绕不开的核心话题。如何面对现代性的产生和变化、如何解决与现代性发展相伴而生的现代性危机，如何使现代性社会更加合理而有序地发展，以及如何面对现代性的未来，这些问题引起并促发了众多学者的思索和探究。有的学者以纵观整体的宏观视角对现代性进行解析和批判；有的学者从某一维度着力于现代性的分析和诠释，例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对现代性的解读呈现出整体性、微观性、多样性、复杂性的特征。霍加特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可归为上述分析的后者，从文化的维度引发对现代性的思索，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后者的研究模式。他以微观形态的文化深入平常人的生活，以文化的实践意义分析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人的存在、文化与现代性等相互交错的关系，将微观文化与整体的社会发展相互交织在一起进行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之间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彼此之间并非独占一方，而是相互交叉、渗透、交融的有机体。

第一，霍加特从微观形态的文化角度关注现代性的问题。微观形态的文化体现为衣食住行、日常交往、婚丧嫁娶等传统习惯，作为人生存基础和社会运行基础的最为基本的运行方式。在反思社会深层次的矛盾问题时，离不开对微观形态文化的思考。霍加特对微观形态的文化进行了现代性意义的解读，并由此深入整体的现代性批判和现代性的合理建构之中。他以“自下而上”①的方式思考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问题。在对现代性的诸多定义中，最早可追溯到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描述：“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它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则是永恒与不变。”①“现代性”自产生以来，就意味着稳定性与流动性、规定性与多样性、确定性与境遇化的混合形式存在，充满着内在张力和矛盾。在对现代性林林总总的分析中，泰勒对现代性理论进行了两种类型的划分：非文化的现代性理论、文化的现代性理论。非文化的现代性理论把现代性看成是理性化发展的结果，强调理性对文化、社会的支配作用，呈现出中心化、一元化的发展模式；而文化的现代性理论，将社会的转型归为“新文化的兴起”,侧重独特地理解文化，并与其他文化构成对比，从而关注现代性的问题。泰勒认为对现代性的分析多数还停留在非文化的现代性理论中，并强调了文化的现代性理论的重要性。霍加特关注文化的独特性，认为如果没有文化的有益补充就仿佛落入“精神色盲”②之中，而文化却能提供来自日常生活的活力。霍加特正是从文化的微观视角，以一种微观逻辑赋予现代性多元化与多样性的解读。

第二，霍加特从微观形态的文化角度审视和评价现代性的问题。在商业文化的驱使下，快速流动的商业化文本侵略性地占领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空间，使得日常话语发生了巨大转变。正如伯曼对现代性的解释：我们每一位现实中的男女们都经历着现代性的“体验”,这种“体验”是一种生命的体验。霍加特正是把现代性作为一种体验，以工人阶级的文化变迁为例，将文化的特殊性与现代性有机结合，推进文化用途的发展，试图从文化的维度“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定义可以达到社会‘生活质量的变化’最完整的感受”①。

现代性在给我们带来惊喜、冒险、变化的同时，正在悄无声息地威胁着并摧毁我们现有的生活方式。霍加特以纤细入微的笔触，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挑选一个场景、一个片段、一个见闻，以小见大地揭示人生的重大问题。他认为，就文化而言，不仅局限于作家在其作品中用以探索社会的方式，而且外延式地“直接和分散地对当时的各种问题、对其文化的‘生活特质’所作分析的参与”②。有关生活特质这一概念，霍加特借用了韦伯“对象与价值的关系”,进一步解释生活特质是“某一社会所信奉的和自我认同的东西，个人对体验采取不同态度的价值范围，并依照这个范围打上特质的标记”③,生活特质承载着一种价值判断。霍加特特别突出文化分析对生活特质的揭示作用。他认为这种作用是非印象式的，“其目的在于具体表现生活的肌质或结构、感受或趋向”④。文化微观形态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生活的肌质和获得来自生活的真实感受。

第三，霍加特试图重建现代性文化，以文化实践为动力机制，珍视微观形态的文化，将文化主体的进步作为一种实践的过程。文化实践是弥散的、随机的，但又是公正的，这为不同文化实践者提供了文化混响的舞台，而这个舞台并非整齐划一，可以听到不同品质、不同细节的文化乐章，但同时这个舞台也并非随心所欲，而是充满着内在规定性、内在机制的整体文化。霍加特对现代性的解读就处于具象化与规定性之间辩证的求索。他对现代性的批判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瞄准了现实的生活、人性的尊严而批判，维护文化主体自发的文化权利而批评。他作为一个现代性的反思者，摒弃现代性对唯一性与绝对权威的追求，批判世俗化和商品化推动价值无涉的相对主义暴力。他依据微观的文化实践活动，揭示文化、个体、社会、权利之间复杂的关系，并为现代性研究做出了建构性的贡献。

霍加特将文化实践作为对现代性思考的内在基石，关注平常人的生活、解读人的存在，对现代性与生俱来的矛盾性加以分析与批判。他倡导文化主体的文化自省、文化自觉、文化自主，从作为实践的文化中寻找现代性的救赎。微观文化解读现代性的独特之处在于，由于文化无疑成为现代性社会新的聚焦点，透过文化的特殊性和与生俱来“生活特质”的亲密感，为现代性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维方式。回归日常生活分析、彰显与体悟微观生活世界成为霍加特文化研究的落脚点。这一文化研究冲破了原有宏观层面思考现代性的局限性，深度剖析了现代性文化的特征，以微观文化的维度探究现代性的问题，细致入微地洞察人的生活和现实的人的社会。

另外，相对于围绕着宏大修辞的现代性而言，文化实践从微观文化着手解读现代性社会。文化实践以具体、微观、充满张力的文化样态揭集现代性的矛盾与冲突。现代性无所不包，它同样弥散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深刻地改变着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霍加特从文化的角度深入分析了现代性的矛盾逻辑，认为文化应处在多样性与内在规定性辩证统一的系统中，一方面文化多样性彰显出文化创造性、流动性和偶然性的特征，另一方面文化需要理性化的发展，规范性即代表了文化内在的永恒。而文化内在规定性与文化多样性的有机结合和统一得以实现的基石，就在于文化实践的有效展开。

霍加特的文化实践思想所关注的不仅是文化现代性的自身演绎和发展，而且是以现代性的文化维度介入整体的现代性分析、批判、建构之中。他寻找到了现代性合理发展的动力机制——文化实践。文化实践以一种具体的生活，衣食住行，甚至是一天的食谱，或者某种意识雏形，将各种日常文化因素集合在一起的混合体。从由家庭、社区等文化实践场所构成的细致入微的生活着眼，从一个个鲜活而生动的文化生活片段入手，探寻文化的整体性和社会发展的运行方式。在文化实践的过程中，不仅文化主体可以自发维护自身的文化权利，而且文化价值内涵得到有力保障。文化实现差异性和内在规定性的双向发展，促使我们对现代性的问题有了更为丰富的理解，文化现代性问题的探究还关涉微观权利、价值判断、社会秩序等与社会运行方式、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问题，呈现对整体的现代性社会的分析与建构。

(三)复杂张力结构的文化

霍加特从多维度、多层面具体分析文化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因为文化从来不是单一、线性的发展，而是由微观生活世界的不同侧面共同编织而成。

首先，霍加特分析了现代性社会所造就的文化“断裂”现象。他对现代性的分析避开了宏大层面的探讨，以针对现代性所触发的微观文化主体日常生活中的“断裂”为研究对象，以一种别样的方式阐释现代性的生成。现代性的“轨迹”展示着一种运动，呈现出社会内部与社会间的一般性断裂。霍加特深入现代性的内涵，以现代性迫使微观主体日常生活的“断裂”为视角，透视这场大规模的现代性运动。他对微观现代性主体的思考和探寻，源于对“文化转向”或称为“文化中心”关键期的分析，处在传统文化秩序的断裂和大众文化兴起的转折期。霍加特指出，新秩序与旧秩序之间并非是一种简单的逻辑关系或时间延续，“价值延续是一个辩证过程，从不会完结，并总是受到改革与变迁的影响”①。他认为，形成于现代性社会的文化必然具有现代性的特征，处于原有文化秩序的打破和新文化秩序的生成的混合状态。

其次，霍加特着力从日常生活层面分析微观现代性主体“新态度”与“旧态度”之间前所未有的断裂，分析现代性驱动下所产生的联合效应。文化意义的断裂表示一个时代的到来，另一个时代的隐退。霍加特以工人阶级文化为例，分析了在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变迁中，工人阶级典型态度、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新文化秩序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影响。现代性充满了无休止的分裂与更新，“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②。而新态度与旧态度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归于现代性社会大众媒体时代的来临，这预示着精英文化不再遥不可及，原先以家庭为主的娱乐方式被打破，具有典型特质文化的边界变得模糊，文化空间从特定的表达空间向开放性的公共空间转移。霍加特着眼于现代性文化，探索新与旧的断裂、秩序的更替、新价值观的出现一系列现代性运动，发现和揭示微观主体在这场运动中的运行轨迹。深入生活的微观文化可以透视出现代性主体在这场现代性的变迁中真实的感受和价值观的延续和变化。霍加特正是从文化的微观视角，以一种微观逻辑赋予现代性多元化与多样性的解读，以微观文化主体“新”与“旧”的文化更替透视现代性的来临。

再次，霍加特从微观文化角度探究现代主体的具体性和真实性。而在这场大规模的运动中，他尤其关注微观主体文化的独特性，认为微观主体的文化指代一种特定的“生活肌质”,而这种微观主体的文化却能提供来自日常生活的活力。以霍加特为首的开拓者赋予文化特定的用途，将文化作为“体现”和“扮演”人类生活质量的“诊断”方式。他认为微观文化体现出对人类生活“真实性”与“具体性”独特的“经验探索”。他对大写文化特定的表达空间——“大”文学——进行批判。他认为，大文学代表着操纵性的语言和权威性的文化标准，反对“多数人的”“浅薄的”“有缺陷的”文化，文化的真实用途遭受遮蔽。微观文化具体书写着不同文化主体的“能量”和“张力”,揭示出他们对“健康”生活态度和“成熟”价值尺度的衡量。霍加特关注微观文化主体的先声——工人阶级，探究现代性主体的具体性和真实性。他以工人阶级文化为例，分析了在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变迁中，工人阶级典型态度、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新文化秩序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影响。

从次，霍加特分析了文化单向度的强制现象。在现代性社会中，文化更多表现为一种单向度的发展，呈现出文化工业化驱动下大众文化的发展。正如史蒂芬·施密特-沃尔芬发出了耸人听闻的揭示，“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区别被取消了”①。文化处于一种强制性的系统模式中，与经济交织在一起，变成了对大众欺骗、愚民的手段。在此背景下，霍加特指出大多数人难以逃离这样的境遇，他们被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所单一化和社会化了。他洞察到文化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认识到了文化现代性嬗变的复杂性，并敏锐地区分了大众文化、工人阶级文化之间的不同。他对20世纪文化朝向流行文化的发展倍感痛惜。但霍加特并没有一味地陷入对文化流行化、商业化的惋惜和批判。他试图将文化中心化、单一化的宏观权利转向非中心化、多态化、分散化的微观文化权利。他关注工人阶级群体、非政府组织、边缘群体层面的多元文化权利，注重个体和群体间的自由和特性发展。他以多维度的视角展开对文化中心化的宏观权利的分散，形成以多维反抗、微观文化权利来消解文化单一性、同质化的发展。

最后，霍加特提倡文化充满张力的多维度发展。著名英国文学、文化分析学者欧文认为霍加特对文化研究所作的首要贡献在于：“扩大了文化研究的范围，其中包括大众文化和工人阶级文化。”②虽然，霍加特受到F.R.利维斯和Q.D.利维斯的影响，尤其是对伟大文学的恪守和对文化的热爱，但是，与利维斯夫妇对精英文化的偏爱和痴迷不同，霍加特重视工人阶级的文化，将文化视为多维度的、多层次的。“他对待高雅文化和工人阶级文化的看法，以及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比任何以往的学者更加深入和复杂化，体现出‘文学与社会’的问题”①。霍加特写道：“平民化和大众化的艺术比他们(阿诺德、艾略特、利维斯等精英主义者)所了解的更具多变性，工人阶级对某一事物看法比他们对工人阶级的认识更加复杂。”②他试图将文学批判和文化分析的方法延伸到大众文化的研究中，并敏锐地洞察、迎合观众的大众文化和富有弹性的工人阶级文化之间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