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生成的，它处在不断变革的过程中，而文化生成与变革的源泉则在生活世界，这是文化思想大师霍加特基于唯物史观和面向生活世界的当今哲学潮流做出的深刻论断。这一思想与英国传统的精英主义文化理念截然不同，从生活世界的文化基点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主体的思想。霍加特关注文化生活化与生活文化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从人的日常生活态度、话语形式和生存环境等方面理解文化的变革，促使文化的认识方式和表达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他把文化逻辑和生活逻辑相统一，形成了普通文化实践者自我创造、自我发展的文化生成机制。他的这种研究方式在于最终达到文化的生活化和生活的文化化，推进文化与生活的内在统一，从而培育工人阶级的文化自觉，强化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文化立场，提升实现社会主义的实践能力。

霍加特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深入现实的社会生活，剖析具体的社会状况，并由此分析日常生活实践的文化表征，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生活态度勾勒出文化生成与变革的雏形、日常行为体现文化生成的运行方式。

(一)生活态度勾勒文化生成与变革的雏形

人类自我实践的过程同样是文化生成与变革的过程，而基于日常生活方式凝结而形成的生活态度，则代表了对日常生活的总体意向。它意指特定群体通过日常生活实践达成一整套心照不宣的衡量标准。稳定而持续的生活态度勾勒出文化变革的雏形。

霍加特以主体介入的方式，探寻存在于英国工人阶级生活中的核心态度，深入分析大众娱乐业产生的负面影响。他揭示日常生活实践凝结而成的生活态度对文化生成基本雏形的勾勒作用，反对外来植入式文化对工人阶级核心态度的干扰。他弘扬工人阶级的反抗精神，强化其社会主义主体意识。霍加特认为，“任何关于工人阶级的态度都是一种群体感觉。而这种感觉不存在于按个人的‘方式去做’,而存在于绝大多数群体成员的自觉行为之中”①。霍加特在对工人阶级态度进行分析时，却有意避开“团体”这一词，因为，他认为“团体”的弦外之音过于简单化这一过程，从而低估了工人阶级群体更为尖锐的内在张力结构。

霍加特认为，工人阶级的核心生活态度以传统标示其文化生活的方向，包括强烈的群体成员感、乐观的存在主义意识和对待事情的宽容态度。而强烈的群体成员感体现为友善、合作、睦邻。在他看来，工人阶级所倡导的睦邻关系不只是一种“公平意义上的交换”,而是保持着“乐于助人”“随时效劳”的态度。① 工人阶级中间存在这样的座右铭：“我们同在一起”“团结就是力量”“联合与勤劳”"爱、团结和忠诚"②。

乐观的存在主义意识体现在对工作、婚姻、家庭习以成俗的看法和一尘不缁、照例下去的行为中。霍加特认为，工人阶级群体不存在非常自觉的社区意识，截然不同于社会有目的的运动。工人阶级不会有意地施加某种力量来促进彼此的联结，诸如合作化运动的组织发展，而是源于这样一些态度：“我们彼此生活在一起，我们是群体中的一员，在那里我们可以得到温暖和安全，群体不会频频变化，随时可以‘掉头寻求邻里的帮助’,这些都是买不到的。”工人阶级相信，“金钱并不能使人更快乐，权力亦是如此。‘真实’的存在是人类以及与之相伴的东西——家庭、亲情、友情和快乐生活。”工人阶级常说，“钱不是真实的东西”,“如果你总是为了额外的钱而殚精竭虑，那么生活就没有意义了”。③

对待事情的宽容态度主要取决于群体共同的价值观假定。“想知道邻里会怎么说”这是最常见的方式。工人阶级总是以邻里会做出怎样的解释来观察和被观察，因为一个人的视野是有限的。超越群体的想法会被认为“装腔作势”“自视清高”“不屑一顾”。霍加特用细腻的笔触写到了一些因生活改善很难再划分为工人阶级一员的人们，他们仍然保留着原有的内在精神气质，用工人阶级的智慧和态度战胜了“有钱的阶级”。工人阶级邻里对这样一些人心生爱戴，因为他们保留了原先群体那些未经打磨的天性。

在霍加特看来，外部商业化的文化植入对工人阶级的生活态度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宽容和自由。霍加特把宽容和自由联系在一起思考，其原因在于“几乎无限制的自由概念正通过越来越浅薄的渠道传递给工人阶级，并流入和吸收到旧宽容的概念中”①。“宽容”一直是工人阶级生活态度的重要体现，但是，随着自由概念无限扩大和推崇，宽容也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霍加特认为，自由的概念现在泛化到什么东西都不是的地步，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在将自由与宽容微妙地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中，他认为自由的概念在此语境下会产生一种结果：一个人什么都不选择他便是自由的，但是如果他使用他的自由做出选择而不同于大众，他就会被认为“心胸狭窄”“顽固”“教条”“不宽容”"爱管闲事""不民主"。现代的工人阶级用"怎么都行”来代表“待人宽容”,宽容时下成为一种嗜好，不断地消耗传统的生活态度，使人变得吝啬和脆弱，失去了阶级立场和意识，并远离日常生活。

其二，群体感和民主的平均主义。霍加特认为工人阶级的群体感可以表达他们一致的需求，群体感代表了彼此之间的热情和友好，但对于大众宣传而言，它试图利用乳臭未干的民主平均主义达到他们的商业利益。霍加特认为“大众”既是一种民主平均主义的说辞、伪善之言，又是对“普通人”的一种荒唐而危险的奉承。因此，“依靠人民”“一切平等”“所有人都有选举权”"一样就好"“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这些不痛不痒的表达暗含着一种伪善的民主，从而瓦解了工人阶级的群体意识。

其三，生活在当下和进步主义。霍加特认为传统工人阶级持有活在当下和为了当下的态度，相信完全可以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中，但是，“进步主义”通过忘却过去来促进活在当下，现在是快乐的仅仅因为是现在，是最新的而不是过时的，新的东西一经出现，旧的东西就该被丢弃。但事实上，旧的东西有着旧的价值——古朴美观。不幸的是这样的“进步主义”正冲击着年青一代工人阶级的生活，形成了工人阶级“新”与“旧”生活态度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恶劣的后果使工人阶级忘记了他们的历史使命。

霍加特通过分析“新”与“旧”态度的不同来源，揭示出商业文化造成的文化与生活态度之间的倒置关系。友好的集体传统源于工人阶级紧密、拧成一团、亲密的生活条件。工人阶级的使用空间大多都是共享的，在这样一个有限的空间里，“睦邻”或者“友善”都会得到很高称赞。俱乐部是工人阶级交口称赞的地方，因为“它是真实而友善的地方”①。“旧”态度代表着日常生活凝结而成的态度，这些态度蕴含着丰富的工人阶级文化，并指引着未来文化发展的方式和价值诉求。源自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态度，经常以警句、习语、谚语的方式被传颂。工人阶级还会用歌曲的形式表达他们对生活态度的倾诉，这些歌曲的主题多数围绕着工人阶级态度的核心——爱情、朋友、生活之善。

但是，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工人阶级的态度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变化，这种态度的改变是一种外部植入式的强加，是受外力作用而产生的被动改变。“大众出版物为了获得更加持续、有效的吸引力，采用了比以往更加综合、集中的形式。我们正在向大众文化的世界移动；至少一部分‘人民的’城市文化正在被摧毁。”①在霍加特看来，新大众文化比它正在取代的粗俗文化更缺乏健康。新大众文化强有力地干扰和曲解传统的工人阶级态度。大众文化设置了倒置的文化世界，正在消解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

日常生活态度反映着人们的道德情感、价值选择，勾勒出文化生成的雏形。文化是对当时某一社会生活、社会现象尽量力求客观地反映或再现。但是，文化并不是机械地陈述，而是体现着一定的文化态度，呈现出人们对文化现象持赞成或是批判态度。而这种文化态度的真正来源正是凝结于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生活态度。

(二)日常行为体现文化生成的运行方式

生活世界充满着不计其数的人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并不是杂乱无章无规律可循的，日常行为填充了风俗、礼仪、习惯和规范的内容。文化生成植根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现实土壤，其运行方式遵循着日常行为的轨迹。每个文化使用者都可以通过日常生活实践理解和创造文化。霍加特认为工人阶级的文化运行方式依靠他们日复一日逐渐形成的行为习惯而存在。

一方面，文化以真情实感刻画人间百态，表现人们日常行为的踪迹。与精英主义的文化理念不同，霍加特所关注的文化生成，不以追求宏大的、泛化的、总体性的文化模式，而是试图透过五彩斑斓的微观文化样态，理解蕴含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文化行为，从而探寻文化变革的微观机制，找到提升工人阶级文化的途径。

在霍加特看来，文化行为必然与人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文化生成不是简单地将文化指向生活而成为一种漂浮的能指，而应深入具体的日常行为之中。他认为，工人阶级文化生成是围绕着一天的日常生活展开的，“炸鱼和土豆片的味道从用报纸包裹的袋子里冒了出来(尽管这一做法正在消失，但这可能是英国小报所发挥的最有用的作用);地方性图书馆的气氛；硬薄荷糖的味道；《世界新闻报》混合着烤牛肉的星期天的味道；先令投币式的供电系统；工人阶级父亲用挠耳朵的方式表示他正在思考；沉迷于救世军的传统，因为他们可以为普通人民提供实际的帮助，而不是空洞的虔诚”①。虽然文化行为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性，但是一个时代现存的社会运行方式和生产体制必将决定、制约着文化的内容和风格。

微观形态的文化生成总是再现或反映人们在现实生活过程中的生活状况。霍加特妙趣横生地举例说明，即便是现在工人阶级也很难以正确的方式通过七道菜的晚宴；同样，混入工人阶级中间的中上层阶级，通过他们不经意间所流露出的言谈举止，就会暴露出他们中产阶级的身份。某一群体具体的生活行为暗含着与其他行为方式的不同，呈现着自身所在文化的特征。

另一方面，文化作为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源自对日常生活行为的分析与创造。霍加特认为任何文化的生成都不会独立存在，总会处于某种社会关系中。他主张文化不仅限于“高级”文学、“低级”文学、语言大众艺术形式，而且还包括更广阔范围的其他社会表象，“诸如某个时代所出现的特定社会阶层的仪态类型、服饰式样、语言习惯及其他各种方式”①。霍加特认为，彻底区分文化现象与文化附带现象几乎是不可能的，文化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是无法分割的，尤其对于现代性社会而言，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密切相关性表现得更为突出。他进一步说明，“读懂”表示理解或解释日常行为的文化意义，借助文化的品质和风格读懂社会意义十分重要。他指出即便是多么白雪难和的文化都离不开人的生活和现实的社会，文化的本源来自生活，文化应放置于日常生活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尽量挖掘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因素，为更加充分地了解社会和提升文化品质提供帮助。霍加特还分析了大众艺术、流行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认为“大众艺术或流行艺术所具有的东西都会在民间传说和神话中出现”①。霍加特采用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对通俗文学的分析，认为人类学家通过某种方式阐释原始社会神话的含义，并把这些含义与该社会中的信仰与精神状态联系起来，同样这种方法有助于对通俗文本的阅读②。他主张文学—文化工作与社会学之间也可以形成有益的合作，认为意大利批评家安伯托·艾柯(Umber to Eco)以符号学对知识社会学和意识形态的分析，与文学批评方法有很多共同之处，文化对人类生活的内涵的喻示酝酿于现实的日常行为之中。

文化实践的客体维度是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重要内容。如前所述，霍加特对文化实践主体的探究是对社会主体根本性的变革，那么,文化实践的客体维度，则是从变革对象世界层面做出的思考。他将文化从狭隘的、片面的、旧学科式的所指，赋予了文化崭新的、更为宽广的用途和意义；把文化从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广大人民的精神枷锁，转化成变革人类社会的决定性力量；让文化从企图用“棉花糖”的世界磨平普通人阶级意识和文化特质的工具，转为打破资产阶级社会一切桎梏的利器。这样一来，文化实践的主体与文化实践的客体得到了双向变革和匹配性改造。

本章在于厘清霍加特文化实践对象的具体所指，展现文化研究的具体研究景观，深入霍加特文化实践所探源的对象。其一，阐明霍加特以文化现代性的嬗变为语境，对文本自律论进行扬弃，批判了就文本而谈文本的局限性，强调文本的社会属性，并由此开创了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在分析霍加特文化研究之路的历程中，体现文化实践所指对象的转变，从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从文本分析走向日常生活实践的重大革新。其二，以具象化的文化、微观形态的文化、复杂张力结构的文化，三种样态展现聚焦生活世界文化的呈现形式，其目的在于阐释日常生活的文化比宏观构想的文化更接近文化的本真，微观文化发挥着宏观文化无法比拟的作用，进一步彰显霍加特文化实践的意义和价值。其三，具体分析了霍加特以现实的社会生活和具体的社会状况为依据，呈现日常生活实践的文化表征，即生活态度勾勒文化生成与变革的雏形、日常行为体现文化生成的运行方式，其目的在于体现文化实践思想对生活态度和日常行为的关注，以及三者之间内在关联的思考。

在具体彰显文化实践思想的内涵与外延时，霍加特主要借助文化实践的话语特征和社会关联，进一步阐释了文化实践的意义和价值。霍加特在面对现代性社会语言的衰退和日常文化空间被侵占的现象时，力图通过文化实践的话语特征和社会关联，搭建文化与文学、文化与生活、文化与社会之间互通而友善的桥梁，探索和重建社会的本质和人类的经验。霍加特试图发挥文化实践的话语特征和社会关联的作用，使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实现双向变革，并促进两者之间深层融合和协调一致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