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或称为文学批判在整个霍加特的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它不仅是文化研究的起点，而且始终是文化实践关注的焦点。一直以来，文化被圈定在文学、艺术、宗教的范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都试图探讨作为艺术文化的抽象理论。在启蒙运动的大背景下，人们试图寻求理性之光来驱散宗教的愚昧和封建主义的特权。“作为文明的同义词，‘文化’属于启蒙运动的普遍精神。”①文化成为关于普遍人性的某种宏大的、一贯的叙述，众多学者对文化的现代性嬗变产生疑虑，从文化批判的视角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

文化批判并不是从霍加特开始的，早在20世纪20、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例如卢卡奇、葛兰西等，他们就已从文化的视角展开对社会的反思与批判；20世纪40—50年代出现的法兰克福学派更是以文化批判作为标志性特征而享有盛名。然而，自20世纪50、60年代开始，以霍加特为代表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停留于为了批判而批判的理论研究，而是转向了文化的具体指称，深入更加微观的层面来透视文化和审视社会。霍加特的这一思想不可能孤立的存在，它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这一语境具体体现在文化呈现出现代性嬗变。霍加特试图以文化实践立足的对象——具体的现实生活——为基础，探讨现代性文化特征，文化实践的对象实现了文学批判到文化研究的深层跨越，而这种跨越的意义非同一般，它实现了文化研究对象的转变。“它对很多学者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力，对现代性社会定义和构建权威知识的理论架构提出了巨大挑战”①。霍加特对现代性表现出的大叙事的文化、规定性的文化有所不满，试图以文学研究为文化研究的开端，尽显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一)文化现代性的嬗变

面对不同文化观念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文化现代性的嬗变，霍加特以深刻的洞察力反思现代文明的进程，深入分析了文化的复杂性、历史连续性，并积极应对文化现代性呈现的新变化。

尽管文化一词自古存在，但对文化规定性的反思却是伴随着现代性产生而出现的。在现代性社会，文化具有现代性的内涵，体现出科学性、普遍主义、真理性、人性一致性、世俗性的特征。在霍加特看来，文化有着历时性的特征，文化的内涵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深化，文化的现代性嬗变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它包含着冲突、矛盾、对立、反抗和融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

在霍加特看来，现代性的矛盾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性在于书写大写文化或高级文化绚烂的篇章，指向威权文化行为或称为文化精英所创作的文化；另一方面，在现代性所营造的文化商品化的时代中，按照资本逻辑的发展，以数量而非品质优先的文化生产，正向人们打开了一个文化价值无涉的社会，呈现出高级与低级无差别的同质化过程，使文化具有价值指标的作用不值一提。精英文化与商业文化之间的矛盾正体现出了文化现代性的特征。霍加特认为精英主义者以文化“不宽容”的态度，排斥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将文化的范围、内容、形式严格限定在他们所认可的范围之中，对底层人民的文化，特别是对现代性随之产生的大众文化要求去合法化。另外，“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①,现代性的运转呈现出资本逻辑的运行，而现代性的文化也难以幸免，必然受到资本逻辑的支配。文化工业化、文化产业化、文化商品化成为现代性文化运行的总体方式。霍加特提出精英文化与商业文化之间的矛盾正体现了文化现代性的特征。

针对文化现代性的嬗变，霍加特认为文化持有的描述性和评价性的特征不能舍弃，对文化的理解应包括描述性和评价性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所谓描述性就是文化对当时某一社会生活、社会现象尽量力求客观反映或再现；另一方面，文化具有评价性的特征不是简单机械地陈述，而体现着一定的文化态度，对某现象应持有一种明确的态度。现代性的两种文化观都在扼杀文化本应具有的特质。精英主义的文化试图遏制普通人自我文化的表达，用他们特定的文化描述方式或呈现方式定夺工人阶级的文化价值。而商业文化企图忽略文化的评价性特征，营造文化价值无涉的假象，文化生成成为商品生产，失去了文化原有的本真价值。

对于现代性与生俱来的矛盾性，很多英国新左派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做出过分析。其中，威廉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现代主义进行了分析与批判，认为现代主义“较少的是一个知识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看法”①。他从历史的维度，分析了现代主义的发展状况，并得出结论：现代主义存在一个内在的悖论，即现代主义在其边界没有被确定之前，具有无限的创造性和广泛的覆盖性，但是一旦现代主义的边界被确定下来，现代主义就会“耗尽它的‘创造力’”②,同时也丧失了“批判资本主义的能力”③。威廉斯指出，随着现代主义日渐清晰化和固有模式不断确定之后，现代主义体现了对人类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的束缚，成为控制普通人思想意识的工具。

霍尔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多重维度对现代性进行了探究，并提出了现代性多重建构的理论。霍尔认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是现代性社会形成的一组“马达”,这组“马达”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过渡，并塑造了现代性社会的基本形态。在霍尔看来，这种发展是一种进程而非是一种实践，“因为尽管进程是由个体的和集体的社会人的活动组成的，社会转型的运作是在多个扩展了的时间维度内进行，有时看起来是独立运作”①。霍尔对现代性社会的理解已经包含了结构主义的特征，包括了现代性社会的活动过程、活动产物和结构在内的分析。与此同时，霍尔洞察到了现代性所存在的悖论，“把‘现代’当做过山车一样变化与进步的观念包含了一个悖论。在‘现代’成为‘现代’的那一刻，它所具有的歧义性也变得十分明显。现代性越显得无畏、无休与创新，它的问题就越大。它越是把自己当做人类成就的巅峰，它阴暗的一面就越明显”②。

可以看出，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思考中，无论霍加特对现代性内在矛盾性的分析，还是威廉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现代主义的探究，以及霍尔多重维度对现代性的研究，他们始终立足于文化视域的现代性解读，探究了现代性的悖论问题。霍加特的文化实践思想是基于批判基础上的重构。他通过对精英主义固守的文化阵营的批判，实践英国新左派早期对工人阶级文化辩护的发端。

毋庸置疑，英国文化底蕴深厚，与其经典文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分不开的。英国文学史的长河，最早可追溯到5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20世纪英国文坛涌现出一大批文学巨匠，对英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利维斯为代表的精英主义者把文化等同于高雅的文学艺术，将文化的主体视为精英阶层，认为文化是少数人的精神活动，使文化变成了孤立、特指、形而上的产物。在面对大众文化的兴起时，精英主义者竭力维护旧文化秩序。

但与之不同的是，随着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英国真正意义上的传播，第一代新左派的代表人物霍加特受其影响，反对精英主义的文化观，试图打破原有旧秩序的文化，为工人阶级的文化辩护。他试图在英国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揭示现实生活与文化生成之间的辩证关系，形成了完全不同于英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他以联系、发展的辩证思想来诠释文化，使得自下而上的普通人文化的思想呼之欲出。

(二)对文本“自律论”的扬弃

霍加特所探讨的文化对象产生于现代化的语境，他首先针对新批评所奉行的文本“自律论”提出批判。他并不赞成新批评对文本片面化的“内部研究”,即仅仅重视文本结构、语言分析等作品的形式因素，而忽视文本具有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同样忽略社会、历史对文本创作的影响。霍加特深刻地领悟到作为文化现象的艺术与作为艺术现象的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体会到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价值和意义。

新批评初步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在20世纪40、50年代曾显赫一时，对英美现代文学批评有一定影响力，以I.A.理查兹(I.A.Richards)、威廉·恩普森(William Empson)、F.R.利维斯(F.R.Leavis)为代表。他们主要受到来自理性化、科学化的世界图景的影响，强调专注文本内部的科学分析。他们力图仅“为艺术而艺术”,完全脱离文本与现实生活、作家、历史、文化、社会的联系，并孤立地对某一作品或文本进行分析，试图尽量避免文本与其他外部的联系。正如对新批评影响很大的艾略特所述：“文学就是文学，而不是别的什么……如果你仔细阅读佩特《文艺复兴》里的著名片段，你就会明白佩特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其实是在说艺术可以成为其他一切事物的替代品，是生命而不仅仅是艺术中一切情绪和感觉的供应商……我们应该提醒自己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文学从本质上来说就应该是文学，一种能给人带来纯化和理智化快乐的方法。”①

霍加特认识到了新批评的局限性，并没有将文本“自律论”作为文本研究的唯一原则，因为就艺术而谈艺术，无异于故步自封、作茧自缚。霍加特另辟蹊径，在关注文本的内在品质的同时，同样强调文本的社会属性不容忽视。

就文本的生成来讲，霍加特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不会独立存在，总会处于某种社会关系中。他强调，“一部艺术作品，无论如何拒绝或忽视其社会，它总是深深植根于社会之中的。它有其大量的文化意义，因而并不存在‘自在的艺术作品’那样的东西”①。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②毋庸置疑，文学艺术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自身发展的规律性，但是一个时代现存的社会运行方式、生产体制必将决定、制约着文学艺术的内容和风格，文学艺术也总是再现或反映人们在现实生活过程中的生活状况。霍加特认为文学艺术作为现实的存在物，我们无法离开具体的社会生活，抽象化、一般化地谈论它。而新批评强调文本自身客观性、规律性，主张“非人化”的理论。例如，“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③。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艺术的完美境界。如果按照新批评提出艺术作品“非人化”的逻辑思考下去，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样的作品能够真正达到“非人化”的程度?什么样的作者能将个人的情感、经验完全抛在脑后，创造出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显然，新批评所认为的完全客观化、“非人化”的文学艺术只是一种痴人说梦的空想。

马克思无论对社会的批判，还是对社会历史理论的分析，都以现实的人为基础。艺术文学更是如此，它离不开人的世界，是人在对象化的过程中呈现、创造出来的。文学艺术真正的生成来源于社会历史运行的现实基础，来源于现实的人的生活。霍加特饱含深情地写道：“我珍重文学，因为它以这样一种方式——特殊的方式——探索、再创造、寻求人类经验的意义；因为它探索(个体的人、群体的人、与自然世界相关的人)经验的多样性、复杂性、奇异性；因为它再造经验的本质；因为它充满公正的(这里特别强调)热情(而非有意讨好、抱歉、攻击),追求自我探索。我珍重文学，因为它们可以借助语言与形式之间特有的关系，支配……戏剧化它们的观点，使人们在其中可以洞察生活中所有无助、忠诚、渗透。”①霍加特一席话，道破了文学的真谛，揭示了文化生成与变革的真谛，文学的意义不在于文学自身的演绎或流于表面文学分析，而在于探讨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

就文学艺术的解读来讲，霍加特认为：“文学虚构与认识、‘真实’之间的关系难以置信地复杂。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从来不可能被确凿地加以证实或‘证明’,而只能被体会到。”②这说明文学作品与科学语言不同，充满了多义性、不确定性、复杂性，这就会产生或激活每个解读者对文本各不相同的理解。因此说“《诗》无达诂”,即“《诗》无定形，读《诗》者亦无定解”,对文学艺术的鉴赏会因人而异。对于新批评来讲，它确实提供许多不同的文本阅读方法，但前提条件是把目光从作家、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中移开，而停留、固守于文本的细读与研究。新批评以“细读”的方法阅读文本，从细节着手仔细推敲文本的语言、结构，从而达到“充分阅读”“深入阅读”。同时，他们对文学与非文学、文学研究与非文学研究、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进行了严格划分。霍加特辩证地分析了新批评的理论，他对新批评过于极端化抛弃文本的外部研究、盲目迷恋机械化的文本分析、过分强调僵硬的学科划分持否定态度，但对新批评在文本阅读的某些方法上并没有全盘否定。霍加特不但强调了作者与文本间的关系问题，而且更加注重读者与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特别为普通读者、工人阶级读者提供了行之有效的阅读方法——品质阅读、价值阅读。而这种阅读方法是由内向外、由表及里的方法，他让读者首先“必须注意到文学作品本身的特殊品质”,接着“必须学会如何向外运动，进入有关文化特性以及其他学科加以讨论的同类事物特性的陈述”①。霍加特的阅读不再是单纯的文本阅读，而是冲破人为划定的文化与文学、文化与其他学科之间界限的文化阅读，“并把这种阅读作为一种表述其文化意义的准备”。霍加特的研究并不是为了文本而谈文本、为了阅读而阅读，同样也不是为了文化而论文化，而在于关注于特定的文化传统、深入现实的人的生活、植根于具体的社会历史。

就文学作品的社会属性来讲，霍加特认为文学作品并没有脱离社会，而某种程度参与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如果不能说所有的文学都参与社会，那么至少大部分文学是如此。这种说法似乎是不证自明的”①。霍加特对文学与社会之间的相关性不容置疑，特别强调了文化参与社会的多样性、多变性、复杂性。在不同时期、地点会呈现不同的情况，特别在现代社会，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更加紧密、文化的社会参与性正在不断地加强，他写道：“在英国，尤其是在走向都市化、工业化和民主化的两个世纪中，文学传统对其时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有着更为直接而特别的参与。”②在霍加特看来，文学不仅可以对现实社会生活具体写照，而且文学本身构成了社会存在、人的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批评却并不以之为然，而是极度蔑视社会、作者、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从“内部研究”消解文本与社会的关系，而语音、语调、格律、隐喻、象征、悖论、反讽等修辞手法、篇章结构的内部分析却成为他们心驰神往之处。然而，文本仅从内部分析，完全脱离于社会的存在、人的生活世界，那么文本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霍加特赞成奥威尔对文学作品社会价值的评价：“人们的习惯不仅是由其教养等形成的，而且大都是凭着书本而形成的。……从人类学观点来研究书本的习俗等是很有趣的。”③霍加特进一步指出文学的社会功能，即文学能为理解文化做出独特的贡献，从文学作品本身来反观作为整体的文化生成。

就文学、艺术、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讲，霍加特揭示了作为文化现象的艺术与作为艺术现象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文化现象的艺术是指：无论多么白雪难和的艺术都离不开人的生活、现实的社会，艺术的本源来自生活。对文学艺术的研究不应只局限于对某一文本或某一件艺术品精雕细琢的内部分析，应将文学艺术放置于整个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应当尽量挖掘文学艺术中所包含的一切文化因素——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倾向等，为更加充足地了解社会、认识文化提供帮助。霍加特认为，“以开放的目光对待创作者的想象力和艺术作品，并深入地阅读就会发现：文学作品洞察某一时代的生活，而这种强有力的洞察是其他学科无法给予的。……如果没有文学为社会研究佐证，那么,对整个社会生活的认识无非是盲人摸象”①。在对文学艺术研究时，要注重文本之外的研究，强调超越文学艺术自身的研究，从而避免单向度或片面化的文本自律论的研究。文学为我们深入了解社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我们也应当以整体的文化生活为背景来理解和诠释文学艺术，使得艺术具体化、艺术文化化、艺术生活化：

作为艺术现象的文化在于：一方面，文学艺术强调作品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重视文学艺术与其他学科的互动性；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并非零散的、大杂烩式的研究，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性和相对独立性，要立足于艺术自身的活动反观整个文化生活。霍加特认为，“当通过概括化的、‘客观的’社会科学学科来诉诸试验时，我们所把握的事实应该是坚实的，否则，就只能是一种脆弱的把握”①。文学艺术需要立足于自身，但也需要超越自身。霍加特所创立的跨文化研究并不意味着使文学艺术丧失自身特质和独立性，而在于以文化、社会的视角解读文学艺术，同时文学艺术也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途径。霍加特以辩证视角看待文学与文学社会属性之间的关系。

(三)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

当我们再次回顾根基深厚的“英文研究”的历程时，可以领略到霍加特开创跨学科“文化研究”的艰辛和价值。

英文研究作为一个文化学术语，“出现和兴起都是以英国文学及其学科建制过程为中心的”②。英国文学学科化的过程始于20世纪头十年，自形成以来，具有戒备森严的学科界限，严格限定哪类文学作品可拥有荣登英国文学榜单的资格。15世纪的古典英语文学作为英国人文主义传统的开端，为精英主义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使得精英主义文化的堡垒变得坚如磐石。英文研究将“文化”圈定在界限分明、僵硬化的学科体系中，限制在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禁锢的捆绑中。

直至1964年，霍加特在伯明翰大学英语系创办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力图建构一种不同于文学研究的学科体系，使得文化研究从文学研究的内部分化出来，由此撼动了传统意义上人文学科的学科划分，“堪称人文学科领域的一次范式革命”①。在此期间，霍加特预设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三条主要的研究路径，“一是，历史和哲学上的概况性研究；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总体研究；三是，重要的文学批评研究”②。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霍加特文化研究的两个重要特征，其一，代表着一种“越界”,文学渗入历史学的“越界”,文学渗透于哲学的“越界”,文学与社会学互相融入的“越界”。这种“越界”全然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学科边界，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学科体系图景。其二，意指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关联，文化研究在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得以形成。文学批评又借助文化研究的发展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丰富。在此，霍加特制订了早期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七项计划，“奥威尔与三十年代的思潮；地方媒体的发展与变化；流行音乐中的民间歌谣与民间习语；各类小说与当代社会的变迁；民间艺术与图像研究；流行音乐与青少年文化；体育的意义及其表征”③。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一举打破了传统学科泾渭分明的学科界限，赋予文化更为深远的用途和意义，对于文化研究学科建构具有重大的贡献和意义。

在此基础上，霍加特强调文本外部的延伸性，将文学艺术作为人类集体智慧的合集，将文化作为社会学、文化、历史学、文学、心理学、美学的共同纽带，开创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弥合了文学内部研究和文学外部研究之间的距离。霍加特以一种兼容并包的研究路径探讨文化，其目的在于将文化研究的对象从单一的纯文本、纯艺术转向人类生活世界的文化。文化研究的真正意义在于关注人的生活，关注生活中的文化。证明文化研究的对象不仅是知识层面的文化、审美维度的文化、理性沉思的文化，而更为重要的是，孕育着人生活其中和人类世界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文化的价值内涵。文化包含着人们习以为常、不假思索的生活内涵。

霍加特进一步分析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相关性。首先是历史学。虽然历史学与文学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应关系，但是两者之间可相互借鉴。其次是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至少可从三个方面与文学合作：即探讨特定作家的心理特征，以及这些作家与其作品其他方面的联系；研究一个时期的社会人类学；考察读者心理学和阅读活动”①。再次是人类学。霍加特认为人类学对于文学来说作用更大，因为人类学家借助一定的方式来阐释民间传说和神话的含义，并把这些含义与该社会的信仰、精神状态相互联系起来，这对于理解早期民间文学、现代大众艺术、流行艺术和符号学大有裨益。最后是社会学。霍加特认为虽然社会学通常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而对于文学来讲是“定性的”研究，但是两者之间可以形成有益合作，例如青年文化等，就可以将定量的社会学研究与定性的文学研究结合在一起，从而深入探究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社会历史形成原因。这些思想为日后文化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使得文化研究上升为一种跨领域、跨学科、跨专业的综合性研究。

在传统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少数人把持着生产权威知识的文化系统。他们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不同文化进行三六九等的划分，用特定的文化标准判定文化的合理性、合法性。一直以来，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被严格圈定在特定范围内，与其他学科保持着明显的学科界限。霍加特认为传统文化研究设定了权威知识的先决条件，即特定知识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多数人只能成为文化被动的接受者。在此情境下，文化反而成为束缚人民精神生活的枷锁。他强调文化实践的重要性，注重文化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试图将文化实践作为普通人甄别和解码受社会序列编码文化的工具，作为创造自我文化，彰显自我文化的动力来源。

文化研究的创立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文学研究，其研究范围实现了文化与现实生活的结合，文化主体从精英主体转向了广大的人民。这一影响不仅是对原有学科界限的突破，更是对原有认识方式的变革。正如文化研究理论家劳伦斯·格罗斯对文化研究的评述：“文化研究反对把文化和高雅文化画等号，主张文化生产的所有形式都应当根据它们同其他文化实践的关系，以及同社会和历史结构的关系来加以研究。文化研究致力于研究一个社会的艺术、信仰、制度，以及交流实践等一切对象。”①霍加特指出：“文化研究的价值在于能够使研究者在他的文化模式和假设中更多地思考人在其中的意义。”②传统意义的文化是一种脱离现实人的文化，“只关于和只为了艺术”的文化。而霍加特认为：“文学作品告诉我们的是关于社会的东西，而不只是关于艺术。”①文化研究在于突破文学、政治学、社会学之间的学术樊篱，将文化生成的来源归于人的文化实践活动，赋予文化更多的价值和意义。他将文化实践作为认识社会的切入口，在不同文化层面和文化语境中，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和寻求符合人良性发展的问题。

早在创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时，霍加特就强调，文化研究没有固定的学科类别。文化研究初起就将学科归属上的“无家可归”状态定为文化研究的基调，并有意识地打破学科之间的界线。这一点使得文化研究总是游离于各种学科之间，并且拒绝归为某一类学科类别。在20世纪下半叶，文化研究走上了一条令人瞩目的跨学科研究之路，繁荣兴盛的文化研究涉及大众文化研究、媒体研究、性别研究、亚文化研究、妇女研究等更为广泛的领域。这些巨大的成功都与霍加特对跨学科研究的开创性贡献和学科交融的启示性作用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