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加特指出主体意识是动态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稳定的，在任何给定的条件下，主体意识可以再生产。“一个复杂、承载价值的社会结构必然与不同个体的价值和心理活动相互作用。”①这一观点揭示出意识的产生和转化过程。霍加特反对“无缝式”的叙事结构，所谓无缝式的叙事结构是指，在叙事结构中尽量避免不同阶级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结构，以同一化的表述打造不同读者对同类文化产品的无差别感，例如同质化的文化节目。霍加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剥夺方式不单是对民众政治权利的掠夺，同样也是对文化权利的侵占，资本主义社会所打造的文化占领着几乎所有的文化空间，企图吞噬和瓦解底层人民的自主意识。霍加特力图让普通人意识到，现代社会资本主义不断利用商业文化，掩饰现实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以虚假意识欺骗和压迫底层人民，使普通人的阶级意识逐渐钝化。为此，霍加特寻求意识生成的本源，即文化实践激发每一位微观文化主体自觉和自发的文化意识，从而捍卫微观文化主体本应属于自己的文化权利。

(一)文化主体意识的现实困境

霍加特倡导发挥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注重提升工人阶级价值判断的能力。他试图以工人阶级“拥有的方式”审视社会，从而建构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这种“拥有的方式”也就是自审意识，是主体意识形成的重要构成。霍加特认为工人阶级所“拥有的方式”具有连续性和传承性，但是大众文化的时代正逐渐摧毁工人阶级传统的生活态度和主体意识，出现了主体意识的“断裂”,即“旧”态度和“新”态度的冲突。

其一，“旧”态度留存着质朴的主体地位和自立的主体意识。在霍加特看来，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级是“乐观的存在主义者”,虽然生活拮据，但是他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拥有独立自主的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此时的工人阶级具有强烈的阶级意识，在“我们”和“他们”世界的区分中，获得主体地位的自我确认。霍加特指出，在以家庭和邻里关系为中心的工人阶级中间，他们以经验主义的方式认知世界，形成对日常生活朴素的所思所想，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以发觉工人阶级自发形成的思想意识。霍加特以工人阶级为例，突出工人阶级特有的观察方式和价值判断方式，强调工人阶级之间共同经验和感受的作用。他认为工人阶级以自身的方式，将这些共同的经验和感受构成工人阶级群体约定俗成的价值体系。虽然工人阶级自发形成的态度和感受常常是零碎的、含糊的和片段式的，甚至有时会出现前后不一致的观点，但是这些却体现着工人阶级对主体地位的自觉认识。霍加特跟随工人阶级日常行为的足迹，探究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形成。例如在霍加特的描述中，工人阶级生活在辨识度很高的房屋里，因为这些房屋有着明显的工人阶级特色；他们的工资是按周结算的，不能称之为薪水。对于多数家庭来讲，每周收入9～10英镑，而且没有其他额外的收入；工人阶级的孩子通常就读于普通中学，就业方向大多是技工、普通劳动者，他们几乎都有过学徒的经历；从他们的话音中可以听到浓郁的地方口音，而且他们中间有着一整套特定的习惯用语。从这些具体的生活和经历中，工人阶级自发产生共同的交流方式、行为习惯、价值系统。

同时，霍加特分析了“工人阶级中间微妙的变化和阶级内部的差异”①,认为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建构，不是简单地将工人阶级进行统一化、一般化的叠加，而是在工人阶级具有的生活特质中，探究工人阶级自发形成的阶级意识和价值系统，他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去观察、审视社会。正如威廉斯的“情感结构”②,“一种文化上的假设，实际上源于一种试图理解一代人或一个时期的这些因素以及它们的联系……起初它比对社会的更为正式的结构化的假设要单纯一些，但是它对于文化的实际范围的描述是更为充分的”③。威廉斯的“情感结构”与霍加特的观点存在某种相同之处。他们都认为对理解某一群体的意识形态而言，日常生活的共同经验和感受更为重要。

其二，“新”态度缺乏主体的使命意识，“犬儒主义”随之出现。虽然霍加特认为，工人阶级的明确的政治态度、政治目的和自我觉醒意识并不强烈，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低估了工人阶级的价值；而是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尤其是大众读物，它们过于夸大某些少数工人阶级的特征，以偏概全地代表所有工人阶级的态度和行为。

霍加特认为工人阶级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应该从那些被大众媒体所抛弃的工人阶级本质，即工人阶级的具体生活，去寻找工人阶级态度的核心，而非大众媒体对工人阶级强加的样子。在霍加特看来，工人阶级的态度体现在他们对工作、婚姻、家庭，习以成俗的看法和一尘不缁、照例下去的行为之中。霍加特并不一一列举这些工人阶级的某种观点和态度，而是说明这些态度形成于工人阶级内部的实际生活，同时，在这些微小的生活事件中，尽显工人阶级的态度和观点。霍加特以他的祖母为例，生动描写了“旧”的态度，“她保留着富有生命力的精神，语言的活力、偶尔农民式的幽默，她有着她的孩子所没有的力量，因为她的孩子正朝着复杂而又城市化的‘松软’的东西走去”①。新的态度表现在，“拒绝相信任何价值，因为，所有的价值都是可被怀疑的”②。工人阶级产生了一种愤世嫉俗而又缺乏责任感的态度。工人阶级对这样一个“金钱包裹的世界”失去信心，并在这样的世界里“自我沉迷”,对改变现状缺乏热情。工人阶级原先朴素的进取意识，变成了冷淡主义，“所有的价值均等，不存在真正的价值”①,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社会道德意识逐渐缺失。

在大众文化的糖衣世界，工人阶级的态度发生了新变化。霍加特认为工人阶级在商业文化的簇拥下“乐于从外界世界寻求乐趣”,但是他们对这样的世界又产生了一种“不信任和缺乏尊重感”②。于是，“积极的犬儒主义”在工人阶级中间随之出现。所谓“积极的犬儒主义”是指，“这种犬儒主义以自我保护为目的，而非一味地顺从”③。在面对这个“棉花糖”世界时，他们并没有产生“理性的怀疑”,而是单纯意识到这里隐藏着“欺骗”。于是，他们产生了一种“没有张力的怀疑”,而“怎么都行”“那又怎样”“有什么用呢”“谁会在乎”如此之类成为工人阶级的口头禅，“厌倦”的情绪、消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包围着失去主体意识的工人阶级。

其三，“新”与“旧”的态度对主体精神的不同理解。工人阶级“旧”的态度主要基于“设法生存，无关好歹”的原则，他们往往是一些凡夫俗子，但是，这些人身上却有着使人着迷，甚至令人震撼的特质。在霍加特的描述中，这些人常常“会和自己的同伴聚在一起”,他们像“未经打磨的钻石一样，却有着金子般的心”,他们有“无懈可击的机敏和不受影响的坚定智慧”,他们敢于“尝试”,热情地赞颂他们钦佩的价值观，“开诚布公的交流方式”“与邻为善”“寻找光明”“伸出援手”“不高傲不自大”“诚实”等品质都会在工人阶级的身上显现。但是，随着大众出版物和娱乐业的发展，工人阶级原有的“旧”态度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商业化的价值观向人们展示着“傲慢”“野心""胜过你的了解”“急功近利""炫耀性消费"①的世界，并试图邀请工人阶级加入到“棉花糖”的新大众艺术的世界中，为工人阶级营造出大众娱乐享受主义的温床，工人阶级原有的特质变得“松动”。工人阶级原有的阶级意识受到商业文化自我放纵的邀请变得岌岌可危，原先的传统美德沉溺于玩世不恭的态度。

(二)虚假意识对文化主体意识形成的阻碍

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在马克思的著作集中于“意识形态家”“意识形态的表述”“意识形态的阶层”“意识形态的阶级”之中②,对于“意识形态”的概念并没有明确加以论述。从以上由“意识形态”派生出来的复合词可以看到，马克思更多地将“意识形态”限定在“为统治阶级所有""替统治阶级服务”的语境中，从批判的角度论证"意识形态"的内涵。

但是，有关“意识形态”的理论并没有像马克思当时所限定的语境那样就此收场，众多理论家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其中，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在对“意识形态”分析时，涉及“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机构""意识形态的要素”,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一词的语义逻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意识形态”概念正在被中立化，并非马克思对其所设定的否定语境。列宁把“意识形态”概念的肯定意义传播开来，并作为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有力武器，使阶级斗争与肯定意义语境下的意识形态相结合。

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卢卡奇以《历史与阶级意识》奠定了他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观点，其中“意识形态”一词被用于“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①,他将“意识形态”同时指向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作为一种阶级斗争关系的存在。葛兰西在对意识形态分析时，所称的“有机的意识形态”更是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的指南，并最终形成他最为著名的“文化霸权”理论。从“意识形态”含义的变化来看，不同于马克思原有对“意识形态”否定意义的用法，而是更加突出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

霍加特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具有第一代英国新左派共同的特征，即对经验意识的关注。同汤普森一样，以阶级意识作为阶级形成的标志，注重英国工人阶级的经验意识。从霍加特对意识形态批判的分析中可以得知，他所指的意识形态涉及：情感、思维、态度、习惯、价值的问题。霍加特对工人阶级面对现代性文化新秩序所产生的文化疏离感和失序状态进行了深入分析。工人阶级传统文化秩序在受到现代性文化秩序的威胁时，工人阶级一度陷入文化的无序或失序状态，“无序的主要征兆是，当我们不能适当地解读特定的情境，以及在可供抉择的行动中不能作出选择的时候，我们所产生的那种极度的不适应”①。

在对意识形态的分析上，霍加特着重从意识形态的批判维度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从“意识形态”的否定意义着手，从文化维度对“为统治阶级所有”“替统治阶级服务”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虽然霍加特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更多集中于文化层面或微观层面的批判，与马克思从社会历史发展宏观层面的分析有所差异，但是他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十分符合马克思对这一概念提出的原初语境意义，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霍加特对意识形态没有做过任何明确的定义，而是从虚假意识形态揭示意识形态的负面效应。他从文化层面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批判之一，对文化教化的虚假意识的批判。马克思曾指出“消灭阶级教化”②的思想，对于现代性社会而言，这种阶级教化正在向文化教化延伸，从“把人变成为机器的训练”③转变成对某类文化被动接受的教化训练，使人成为全面异化的人。在精英主义的价值秩序中，精英主义者否认工人阶级文化的存在，认为工人阶级文化是无意义的，甚至具有危害性，将工人阶级视为文化毒瘤、害群之马。精英分子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是少量的，而且是少数人的。正如利维斯所写的那样，公认的价值是以少量金子为基础的一种纸币。这些精英主义者毫不掩饰他们对精英文化的眷恋和爱慕，将人类所有的美好的事物、民族的意识、美好生活的标准都给予少数派——精英分子。精英主义者否定工人阶级的文化价值，同样在否定工人阶级的价值。

霍加特反对利维斯等精英分子以文化教化的方式，规定、限定普通人民对文本选择、文本阅读、价值判断、文化方式的自我反思与自主意识。霍加特认为，事实上，精英主义者在全然不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和对普通人的文化没有做任何考察的情况下，以单向度的思维规定文化的内涵、意义和价值，并以文化教化的方式对普通人自主意识的形成进行操控。精英文化的教化功能束缚着文化主体自主性的形成。由此想到，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提到的“自我教化”,即指“自我意识在它本有的性格和才能的力量所许可的范围内尽量把自己变化得符合于现实”。可以看出，黑格尔所述的“自我教化”是以自我意识为前提和基础的。但是，精英主义的教化方式远远不同于黑格尔所指的自我教化，而是将主体自我意识的环节删减、去除，偏向于主体意识的外化。

霍加特批判文化的教化功能，认为文化精英正是利用他们在文化上的优势地位，美化统治阶级带有欺骗性的意识形态，并削弱了普通人的自我意识。文化精英主义者犹如马克思所称的“意识形态家”的作用，正在编造对文化的幻想，并以此作为自身的谋生手段。霍加特反对强硬化和外部植入式的教化作用，注重工人阶级自身具有的情感经验、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将主体意识回归生活，强调经验生活对意识形成的内力作用。

批判之二，对文化价值无涉的商业文化虚假意识的批判。商业文化以资本增值为唯一标准，文化、艺术的审美价值受到商品交换价值的影响而失去了光芒。在人们忙碌于对丰裕物质的追求时，价值被文化商家整齐划一地转化成了一个又一个货币单位，文化成为商品，变成了数量化的结果。而文化的真正价值在于对人本质的探寻和呈现人的类本质意义，但商业文化的价值秩序显然有悖于文化的本真价值。霍加特认为商业文化之下隐藏着相对主义的危害，他对这种同质化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文化价值应当具有指向性，否则民主主义就会被滥用。“这是真实的……自觉地发现我们自己的规则会更好，而非教会或国家的强制。但是恰恰就在这些民主国家里，这种开放性全然被那些隐藏着不可告人秘密的人随意滥用，这样不会给我们带来安身之处，更别说帮助我们发现我们自身的信仰。我们被大量相互冲突但又似乎和谐的声音所包围，实际上，每一次文化消费都蕴藏着他们蓄谋已久的想法或隐藏着某一特定价值信仰。所有人——政治家、广告商、小报黑客和许多其他人——都感兴趣于：他们能够提供具有压倒性力量的生活方式，认为现代性文化趋向代表了所有现存的和即将产生的品位，并控制着社会运转的车轮。这种开放性变成了各种情绪的混乱场，选择变成了一种突发奇想。但在深层意义上来讲，这些都是他们的或他们让我们接受的东西。”①霍加特强调价值判断的重要性，提出文化价值中立、价值泛滥都是对个体价值的误导，倡导个体自主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的基础或抗干扰性就来自个体的现实生活。霍加特批判文化“万事皆可”(any-thing goes)的思想，提出解决文化价值问题的关键是提升工人阶级自我意识武装自己，并树立对流行文化的操纵和相对主义的暴政的批判意识。

批判之三，对大众媒体虚幻主体意识的批判。霍加特认为，在现代性的当下，文化以便捷的方式、直白的语言、平铺直叙的叙事结构为特点，使现代主体产生视觉幻想，并使他们沉迷其中不能自拔。商业文化具有虚幻主体意识的危害，使现代主体对媒体科技化的虚幻语境流连忘返，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幻觉。商业文化的操纵者正是借助文化的传播功能，用一种隐性机制消解现代主体的自我意识。霍加特认为，在商业文化的趋势下，传统工人阶级特有的开放性和自主性变成了被动地接受，“最重要的是，你无法抗拒，就像一块在水中的石头，它阻碍着水的源头或者将其分流”①。霍加特提出工人阶级需要有自主价值判断的能力，否则就会被那些提倡放弃价值判断的民粹主义者所利用，因为民粹主义者以徒有其表的方式，道貌岸然地鄙视下层人民的生活，实际上，他们以一种同质化、泛化的意识剥夺下层人民的自主权，以同质化的商业文化消解文化主体的自主意识。

霍加特认为，“大众说服者”企图利用现代化的大众媒体，从不同角度宣传某一特定的意识形态，并将这种意识形态从外部植入微观文化主体原有的文化意识和价值判断中，进而对原有自主意识进行蚕食。无论是文化精英者的文化教化，还是商业文化的文化同质化，都在于借助特定的意识形态收编微观文化主体自主性。在对精英主义文化教化的虚假意识批判、商业文化同质化的虚假意识批判，以及大众媒体虚幻主体意识的批判进行深刻分析时，霍加特认为无论是精英式的教化、文化商业的同质化，还是大众媒体的幻境感都不同程度地阻碍了普通人自我意识的形成和价值判断。他试图通过有效的文化实践方式，使普通人意识到文化教化与自主意识、媒体传播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差别与距离，使人们意识到无论是精英文化的统治者，还是商业文化的操纵者都是在借助文化的教育和传播功能，用一种隐性机制消解微观文化主体的自主意识。

在面对微观文化主体处于自我文化颠覆的危机时，霍加特以主体介入的方式，以历史生活更为亲密的表述形式——自传体，探寻虚假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影响，反观现代性文化权利的运行方式，试图寻求消解统治阶级文化霸权的突破口。这一关键性的力量来源于意识形态批判，或他经常提到的“以我们自己拥有的方式去审视”。霍加特认为，我们内心深处的态度和意识必然受到自身生活经历的影响。他试图从统治阶级虚假意识形态的角度，介入对文化主体意识的分析。霍加特认为，微观文化主体的自主意识具有恢复性，其关键之处就在于文化实践地有效展开，通过文化实践对被编译的文化产品进行“深度”解读，使得所有埋藏在文化背后的褶皱显现出来。

(三)文化主体意识的实践来源

霍加特对文化生成的哲学思考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既不同于阿尔都塞脱离现实生活的意识形态，也不同于利维斯所认为的片面化和精英化的意识形态，而是坚守人的一切社会意识都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文化主体的意识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思想。

首先，霍加特主张文化主体的文化意识在文化生成的过程中至关重要。文化主体的主体意识是对文化主体地位、主体能力、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是“重建人类生活本质的共同感受”①。霍加特断言文化主体的意识并非是精英化和斗争化的意识，而应把它归结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和共同建立的观点和态度。他认为精英文化的主体意识表现为在权力关系之下，精英主义者将不同文化进行一种固定化和鸽笼式的分类，使文化主体意识到文化的等级性。他们用文化的等级性强迫人们接受文化的主体应是少数的精英分子，提倡精英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对底层人民文化竭力贬低。精英主义所营造的意识形态是在传统文学批评家对“伟大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精英化的文化秩序设置了价值评判标准所尊崇的参照点，划定了“权威”知识的范围，这样一来就完全摈弃了人民源于生活的文化创造。霍加特通过观察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包括居住环境、家庭结构、宗教礼仪、日常服饰等，让我们直面显而易见的日常生活，从中认识到普通人文化的独特性。他使人们意识到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其实也并不寻常，意识到普通民众文化的可贵之处，意识到文化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凝结。

其次，霍加特揭示了相对主义对主体意识形态的危害，力图恢复文化主体意识的本真来源。他认为，文化主体意识的不确定性和断裂性，其原因在于“一个开放的、充满商业**力的社会正在兴起，它极大地助长了相对主义的发展，使消费者无休止地面对品味、态度、假设的变化”①。在他看来，相对主义是这个时代的病症，它以追逐最大的市场利润为唯一的发展动力，这一特征不仅渗透于经济领域，而且蔓延到包括文化、政治、教育等多个领域。相对主义利用外部植入式的文化，给人们营造“无阶级文化”的世界，而来自生活世界普通人的“经验和感受”正在逐步消失。面对商业机器和意识形态机器的统治，试图用同质化、一致化的文化取代来自人们实践经验得来的文化。霍加特认为：“相对主义的蔓延某种意义上是对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逃避。”②

在霍加特称为“棉花糖的世界”中，对于工人阶级来讲“一切都是以金钱和商业为目的的欺骗”③,他们表现出对现存社会极大的“厌倦”情绪和对社会问题的漠不关心。在相对主义的暴政之下，追求最新的变化即是最好，过去的价值标准不再符合当下的时宜。霍加特敏锐地洞察出相对主义的危害，希望重塑工人阶级的理想和追求，认为工人阶级精神生活的本质体现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相对于琳琅满目的大众娱乐生活来讲，工人阶级更看重真实、真切和真诚的日常生活。工人阶级对大众娱乐缺乏信任，他们真正的归属感来自现实生活的共同经历和感受。工人阶级在面对大众娱乐带来的变化时，并不是“一味地接受这种无限的开放，他们认识到了社会的变化，但是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调整，而不是被这种变化任意击退。他们的抵抗比我们通常所知的更有力量”①。霍加特认为工人阶级具有自身文化的“恢复力”。这种“恢复力”在于激发工人阶级具有文化的特质，即工人阶级对生活世界的自我认识和创造。

再次，霍加特强调文化主体意识的传承性。一直存在于工人阶级“旧”的态度果真被“新”的态度全然取代了，还是只是新变化的一种表象。霍加特给予的答案是，“旧”态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脆弱，它仍是工人阶级寻求自我意识和恢复自省性的动力源泉。在文化变革的过程中，生活态度至关重要。霍加特认为，“‘旧’的态度并不仅存于中年人或者是更年长的一代人，同样也构成了大多数年轻人生活中与生俱来、不可或缺的存在”②。对于新与旧的态度来讲，并不意味着这两种态度完全意义的转变。工人阶级仍然保留着他们对某一事物的喜好、偏爱和习惯，就像在工人阶级看来“罐装的鲑鱼比新鲜的鲑鱼更加美味”一样，阶级意识有一定的传承性和连续性。因为“态度的转变历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十分缓慢的，态度转变必定要纳入现有的态度，首先，是在‘旧’态度基础上的新呈现形式”③。霍加特认为，个体更容易存在于一种没有意识张力的“精神气候”中，原因就在于“旧”与“新”态度的变化是一种混合状态，虽然“旧”态度在中年人身上会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新的变化他们也在接触，与此同时，年轻人也会清楚地记得他们父辈的态度，能够识别出“旧”与“新”的不同。

最后，霍加特借助“新”与“旧”文化的对比恢复文化主体的主体意识。他通过调动所有年龄层工人阶级的记忆，将“旧”态度与“新”态度进行对比，唤醒工人阶级对这种变化的敏感性，使工人阶级意识到这种态度的改变，意识到来自工人阶级自身的传统美德和“旧”态度的宝贵之处，并传承工人阶级父辈们留下的内在特质。他促使工人阶级自我反思这两种态度的不同，而不是无意识地存在于一种精神气候中，从而排除外来植入式的新价值取向的干扰，树立批判资本主义腐朽的精神。霍加特通过有效的文化实践，倡导工人阶级朝向更加积极生活态度的转变，促进工人阶级道德情感、价值选择和文化态度的形成，加强工人阶级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辨别是非的能力，并推进群体意识的发展。

霍加特始终把“文化主体的意识存在于生活中”这一思想贯穿于文化研究之中，开创性地把日常生活列入文化研究思考的范围。霍加特不仅为读者提供了提升文化主体自主意识的文本阅读方法，而且倡导人们关注主体意识本真来源的日常生活，诸如服饰礼仪、语言习惯等。他认为这些丰富的文化符号和文化现象集中体现了人们主体意识的自觉形成，蕴含着人们在日常生活结成的经验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