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化内涵的不同解读，致使文化主体的指向大相径庭。霍加特在对文化主体附属地位的批判中，通过深化文化的实践内涵，使文化群体向文化实践主体进行转变，由此确立了文化实践的主体指向，即指现实生活中的普通文化实践者。
(一)文化主体地位的确立
在第二国际的影响下，马克思的思想被片面地归结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简单决定论的关系。同样在此影响下，英国执行了共产国际奉行的“阶级对抗”的路线，结果造成对自身发展的严重伤害。受到经济决定论的影响，文化被狭隘的理解成为经济关系之下附属的存在物，文化与现实生活相分离，完全成为一种精神生产，忽略了文化在社会运行中的功能和作用，从而导致人与物的关系的片面强调，漠视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使人成为简单的物化主体。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关注包括文化在内的多元社会的发展。霍加特、威廉斯等强调文化的社会功能，从单一的武装暴力革命转向总体性革命。在面对20世纪现代性社会诸多问题时，他们力图从深入生活的方法，找到一条真正理论联系实际的新途径。他们敏锐地洞察到，20世纪社会问题的核心不再是单一的社会经济生产的问题，而是普遍的文化问题。因此，他们对现存社会展开了全面的文化批判，从文化的层面进行了大众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现代性社会批判等多维度的文化批判。他们不再像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仅关注国家政治权力的运作，而是以人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思考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思考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霍加特强调文化的实践过程，反对机械的经济决定论。他并不否认历史过程存在着决定性的因素和基本的发展规律，但是需要辩证地看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问题，需要冲破这种单一的决定关系。他认为文化与经济之间存在更为复杂的相互关系，文化不是单一的被决定的力量，而是人们在文化实践的过程中，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统一的过程。
诚如霍加特所述，“对文化研究来说，选取了非常平凡的工人阶级群体，通过描述他们的居住环境和人生态度，尝试再现他们的生活氛围和品质”①,他视角下的文化概念不是单纯独立于人类生活活动之外的模型，而是在人类不断地实践活动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的稳定的生活方式。霍加特以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为例，指明文化即代表了不同群体、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中人的实践模式，它内化于人的生活，并自发地表现出某一群体的文化特质和文化精神。以霍加特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左派“颠覆了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还原论幻想，证明现实的社会是实践基础上生产与再生产出来的文化整体，无法截然分割为所谓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并开辟了文化研究的社会主义左派新方向”①。虽然不可否认经济基础对文化的决定作用，但是人的存在不仅在于发现规律，还在于能动的创造，而文化实践就为人能动的选择和创造留下了余地。
实际上，在霍加特看来，文化和实践是同一个过程。霍加特不是将文化与实践看成两个相分离的过程，也不是把文化生成中的某一个理论拿到实践过程中去验证。他以人的实践活动为轴心定义文化。文化主体和文化客体都不再是既定的对象或某种关系的附属物，应发挥文化实践的创造本质。人不只是劳动生产的主体，以及文化生成的旁观者和追随者，而且还是文化生成的主体。只有成为文化创造的主体，才能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体。唯有这样，每个人才会真正担负起文化的使命和责任，才不会把文化的问题推给特定必然性的规律，推给文化的制定者。霍加特强调20世纪人类面临的社会矛盾突出地表现在文化层面，揭示了现代性社会从文化层面对人全面的统治。因此当面对文化出现的新境遇时，如果还将社会进程停留在“经济—上层建筑”的模式中，忽略文化在内的总体性的社会问题，就会导致对人的现存状况和社会现实问题认识的偏离。
(二)工人阶级作为文化实践的主体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将阶级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以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的视角展开对阶级问题的考察，体现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仅从经济和政治层面对阶级问题分析的不同。霍加特从文化的维度，展开对工人阶级的探讨。首先，他面临着两个挑战，即工人阶级有没有文化和如何诠释工人阶级的文化。霍加特从文化实践的视角，展开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思考，不仅有力地论证了工人阶级文化的价值与意义，而且阐释了工人阶级作为文化实践主体的意义，实现对工人阶级文化的重释。
在对“阶级”问题探讨时，英国新左派坚持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基本立场，关注新时期“阶级”问题的新变化，探究现实社会生活“阶级”问题的核心矛盾。英国新左派表现出与第二国际对此问题的不同认识，突出表现在从阶级与经济、阶级与政治斗争单向度的思考，转向阶级与文化、阶级与意识形态、阶级与社会关系多维度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反映出更为复杂的社会变化，出现“无阶级的神话”,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新的情况和新的形式。这种新形式具体表现在大众媒体、公共教育和消费主义对阶级意识的影响作用。这样一来，英国新左派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阶级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发觉“无阶级”社会的幻象是造成工人阶级阶级意识淡漠最为重要的原因。
对英国新左派而言，阶级问题不仅是经济关系之下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问题，而且是关涉整体社会生活与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英国新左派以“文化主义的整体化”建构新的政治观点为着眼点，从文化的角度探究阶级的问题。《识字的用途》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无阶级”社会的现象，探究了工人阶级文化在商业文化的影响之下的变化，揭示现代性社会“阶级”问题的核心不再是单一层面的经济斗争的问题。《文化与社会》也在探讨工人阶级的文化与工人阶级的态度问题。同样，霍尔在1958年《大学与左派评论》上发表的《无阶级感》,围绕着传统阶级感的断裂，揭示了经济关系之下的阶级地位与阶级意识之间的关系，强调阶级意识的重要性。另外，汤普林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深度研究了阶级产生的问题，并指出“阶级是一种文化的和社会的形成”①。可见，英国新左派对阶级的讨论不同于第二国际思考，对阶级与政治的关系朝向了微观化和多维度的思考与探寻中，建立了有关阶级与文化的一种微观政治思想。
另外，在回顾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历程时，虽然其内部存在很大的纷争，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主要体现为两种观点：第一代新左派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分别从现实生活、生活方式、历史经验中恢复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并认为工人阶级自身存在改变现实世界的力量；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结构主义的代表安德森、霍尔持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英国工人阶级先天无力，缺乏革命意识，必须引入欧洲式的革命来发动社会革命。总体上，两种观点都趋向于对阶级与阶级意识的关注，体现出微观政治学的特点。
在探讨阶级的问题时，霍加特注重从文化实践对“工人阶级”形成的探讨，从文化与社会层面思考阶级的形成，关注阶级经历形成的阶级意识。在霍加特看来，工人阶级的形成跟工人阶级日常生活水乳交融，在关涉工人阶级的问题时离不开工人阶级现实生活。在阶级经历与阶级意识关系的分析中，汤普森曾对此进行过区分，“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人们在出生时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或在以后被迫进入。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①。霍加特虽然没有像汤普森那样，对阶级经历与阶级意识关系加以区分，但更加关注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共同的阶级经历或阶级经验，而结成的阶级感受和阶级意识。
在对工人阶级阶级意识形成的探讨中，霍加特着眼于现实的日常生活，以现实工人阶级的生存环境和物质条件为基础，从工人阶级生活的内部出发，将日常生活文本作为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重要来源。霍加特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具体的日常空间环境和日常文化语境使得工人阶级感受到了“我们”与“他们”的不同，在“我们”世界的确认中，工人阶级阶级感得以形成。正如汤普森所述，“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他人不同时，阶级就产生了”②。同样，霍加特特别关注工人阶级在共同经历以及现实的文化实践中，获得的阶级内部的认同感和阶级之间的差别感，力图揭示“无阶级社会”对工人阶级所产生的幻象，揭露同质化的商业文化对工人阶级阶级意识淡漠的危害。
需要指出的是，霍加特对工人阶级形成的探讨，源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工人阶级阶级意识淡漠的思考。如何恢复“失去行动张力”工人阶级阶级意识成为摆在霍加特面前首要解决的问题。霍加特结合现实发展的具体语境，将目光聚焦于文化，认为文化是变革工人阶级阶级意识问题的关键因素。英国新左派思想家反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元模式，将社会发展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在“社会存在一社会意识”关系中，汤普森强调两者的“辩证互动关系”①,加入“经验”的作用，使得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产生互动关系。对于霍加特而言，强调“文化实践”对搭建“社会存在一社会意识”的桥梁作用，主张文化对象和文化主体之间“实践”作用的内在关联，使得文化主体意识与文化生产深度融合，以文化实践为轴心促进社会整体协调运行。
霍加特坚持自下而上的批判维度，把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放在工人阶级的身上。霍加特以个人经验为基础，对战前工人阶级童年生活的详细描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化变迁的分析，采用生活写作的方式对工人阶级进行解读。这一过程不是简单地对工人阶级文化得出某个具体的结论，而是将工人阶级作为整体和动态的存在。霍加特认为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一个文化与物质结构相互作用的过程，从文化生活“内部”的阶级分析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结构之中。文化维度的阶级分析并不排斥经济因素对工人阶级的形成作用，但也并不把它作为唯一的标准。
另外，在对工人阶级概念进行梳理时，“愤怒的奖学金男孩”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工人阶级社会历史变化的积极而巨大的力量。20世纪50年代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越发引人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文化正在挑战原有社会结构，改变着阶级构成。“真正‘阶级内部的运动’源自于受教育的机会”①,奖学制度设立使得很多工人阶级有机会感受到其他阶级不同的生活经历。威廉斯认为，公共教育开创了“一个新的和不断扩张的阶级”②。此时，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愤怒的年轻人”“奖学金男孩”的出现，他们从小成长于严格的英国阶级体制之下，但是通过学校教育之后产生了一种文化上的错位感和混沌感，开始对原有社会结构、阶级构成表示不满。
“愤怒奖学金男孩”的出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同样也是多数新左派学者的成长经历，他们共同发起了对精英主义文化权威的挑战。“奖学金男孩”的问题成为探究文化与阶级、文化与政治关系的一个切入口，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经济问题已不仅是阶级问题唯一的聚焦点，阶级的特征更为重要还来自阶级的态度和意识。而“奖学金男孩”的出现有力地证明了，即便良好教育可以让他们的物质生活有很大的改观，但是由于阶级认同性，他们不自觉地对现有经历与来自工人阶级的背景进行对比，产生一种叠加效应的强烈冲击。他们不但不会沦为精英主义的随从，反而会更加深刻地意识到精英主义文化是维护阶级等级的有力工具。
这些“奖学金男孩”从个体的生命力和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寻求文化的真谛和阶级存在感，使文化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器。像霍加特、威廉斯一样的“奖学金男孩”都在试图恢复他们成长于其中的工人阶级的具体生活和历史语境，强调形成于工人阶级内部生活的文化。实际上，这些“奖学金男孩”所探寻的文化之路，正是对他们亲身文化实践过程的真实反思。“奖学金男孩”的经历是文化实践的现实例证。同样，英国新左派正是在经验式的论述中，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阶级理论。
更为重要的是，霍加特认为，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工人阶级的现实生活有所改善时，关于社会阶级的问题出现了新变化，尤其表现为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淡漠。为此，霍加特分析了“无阶级社会”的现象，从现实的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入手，试图破解“无阶级社会”的假象。
在谈到何谓工人阶级时，霍加特从“无阶级社会”展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写道：
人们常说，目前在英格兰没有工人阶级，一个“不流血的革命”正在发生，它正在减少社会的差异，我们大多数人居住在非常平坦的平原，较低的中产阶级成为中产阶级。在一定的语境下，可以看到这一陈述的真实性。我并不想低估最近社会的变化和这种变化的程度。但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种变化，因为它特别影响了工人阶级。我们只需再次阅读来自世纪之交的社会调查或小说。在一定程度，我们可以感受到工人阶级在很多情况下，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权利和财产，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觉得自己是“低等秩序”中的一员，而觉得他们属于其他阶级。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处在高于“低等秩序”的秩序中，每一个人在这种世界判断的方式中充满着优越感。①
首先应当表明的是，霍加特对当时工人阶级物质生活的改善并无质疑。正如弗兰西斯·马尔赫恩在《一种福利文化?——50年代的霍加特与威廉斯》中所写的那样，20世纪50年代早期资本主义已经结束，新型工业组织形式的出现、信息技术的变革、消费文化的兴起促使阶级文化随之衰退，“‘无阶级’是对这一过程的深度描述”①。但是，是否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改变，是否人们已经普遍生活在一个其乐融融的“无阶级社会”?显然，霍加特给予的答案是否定的。在他看来，这种“无阶级社会”的幻象对工人阶级有着巨大的危害，不但不会有助于工人阶级自我意识的提高，而且会促使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逐步丧失。
霍加特从文化实践的角度，诠释了真实的工人阶级生活，认为“对‘工人阶级’做出更加具体的定义是非常必要的”②。他首先分析了目前几种对工人阶级误读的现象：
第一种，浪漫主义作家造成的误读。在霍加特看来，浪漫主义者极力打造工人阶级田园诗化的文化样态，对后工业化时代的工人阶级文化完全持否定态度，过于强调“外部力量”对工人阶级文化的负面影响，造成了文化的悲观主义。他指出，“尽管对工人阶级现代性病症的分析，很重要的一部分来自社会外部分析，但是对工人阶级文化诊断不能完全依靠外部的分析，因为工人阶级文化始终保留着自身价值的东西，并存在一定抵抗外部干扰的力量”①。霍加特认为，浪漫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分析缺乏对其自主性的认识。他倡导将工人阶级文化看成是一种自主实践的活动过程，主张从内部寻求自我反抗和自我觉醒的力量。
第二种，历史学者的误读。霍加特认为，历史学者对工人阶级的描述通常是一种引人入胜的非客观陈述，因为他们只是片面选取工人阶级的运动史，这样一来，这种历史的呈现方式往往会遮蔽大多数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本真样态。在霍加特看来，“这些历史学者高估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他们缺乏对工人阶级草根情结的认知”②。在霍加特眼中，这些缺乏基层生活经历的历史学者，并没有真正体验过工人阶级生活，难以体会工人阶级具体的生活状况和真正的所思所想。
第三种，社会调查式的误读。在社会学家对工人阶级的描述中，确实涉及工人阶级的生活特点，但是总会使人们“产生一种外来者审视的沮丧感”,因为，“他们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社会学式方法，以各种统计数据累加在一起的工人阶级形象”③。霍加特认为，数据统计学的方式给人一种含糊不清的印象，虽然这种方法抛开外部作用的影响，深入工人阶级的生活，但是这种方法体现的是一致性的工人阶级形象，并没有深度挖掘工人阶级具体的风俗礼仪、语言习惯真正代表意义，呈现的仅是一种数量关系。
无论是精英主义者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歧视，还是浪漫主义者对工人阶级文化空洞的美化；无论是历史学家过于强调工人阶级的政治诉求，还是社会学家对工人阶级计量方式的统计学研究，都不足以深入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人阶级内在于生活的文化。霍加特进一步做出分析，“确定谁是‘工人阶级’作为《识字的用途》开篇首要调查的问题是因为，有关工人阶级的出版物远远超出了我对工人阶级亲密的认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这些出版物趋向于‘无阶级的’读物，存在于整个社会之中，并影响着所有的阶级”①。由此看出，在现代社会中，文化整体处在大众读物、大众媒体的包围中，这些方式精心营造着社会的“无差别”感。霍加特之所以选择工人阶级作为研究对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大众”一词在受到大众读物的影响之下变的含糊不清。他认为，必须要找到一个焦点，即工人阶级，目的是用“工人阶级”来区分与商业化之下的“大众”和“普通人”的不同，将“工人阶级”作为广大无产阶级的先锋力量。霍加特反对大众出版物对无阶级社会的迎合，通过对工人阶级生活态度的分析，力图唤醒工人阶级共同的生活品质和精神追求。
那么,究竟工人阶级是怎样的?霍加特通过对上述三种误读的分析，从文化视角为我们勾勒他亲身经历的工人阶级生活样态。他围绕工人阶级“家”“炉火”“‘他们’与‘我们’”“人民‘真实’世界”的通俗读物、“民谣”等主题，具体再现日常生活中的工人阶级，在现实的生活中显现工人阶级文化的特质。这种文化视角的工人阶级呈现方式，改变了传统阶级分析的宏大的和固定化的研究模式与路径，变革了传统理论对工人阶级的界定，展开了文化视域下阶级分析的新图景。同时，这种呈现方式又是一种双向互动式的过程，这为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以关注日常生活的文化思考打开了文化研究的新视野。在更加资本逻辑化的文化秩序中，文化呈现市场化的排序、技术化的生产、新媒体的传播、大众化的消费，文化主体必然经历着新身份的考验。此时，工人阶级是否等同于大众?大众文化指代的究竟谁?难道工人阶级被大众群体吞噬了吗?
霍加特采用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大众”这一含糊其词的说法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大众”一词泛泛而谈地定位人的归属，将工人阶级归为芸芸众生的一部分，从而否认不同主体间的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在这一看似没有明显政治压迫的大众文化中，工人阶级文化正在消失殆尽，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也随之钝化。为此，霍加特试图以个人经验为基础探讨具体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通过这样的方式真实再现工人阶级的存在状况。霍加特以及同时代的威廉斯、汤普森都以各自工人阶级背景为例，揭露了学术话语对工人阶级分析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霍加特从内部分析，即以“独特的生活方式”作为分析工人阶级的重要来源，反击对工人阶级普遍化、一般化的认识。他坚持工人阶级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强调文化实践对工人阶级主体意识塑造的重要意义，并以自身经历、理论研究、实践论证证实了“工人阶级文化是未来英国社会最佳的基础”①。因此，“文化研究将工人阶级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展示了工人阶级文化的独特品质，并得到广大社会的认同”②。
这样一来，为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霍加特以不落窠臼的思想表达出真实的工人阶级生活状态，化寻常为卓越，体现出工人阶级特有的文化品质。他力图对这个束缚人的社会进行解放，彻底将日常文化生活注入解放人类社会的愿景中。
(三)实现群体文化行为向主体文化实践的转变
霍加特试图转变现代性的行动方式，从群体文化行为到主体文化实践。现代性的文化特征突出地表现为一种文字经济的运行方式，以文化价值全然等同于交换价值为依托，不断借助“同一化、同质化”的手段进入普通民众的文化系统，将普通人变成文化的他者。现代性的行动方式以群体文化行为为特征，文化主体失去了自主性和创造性。文化经济对文化主体，特别是底层文化实践者有着文化颠覆的倾向。霍加特试图转变现代性的群体文化行为，恢复文化主体的文化实践性。
现代性的群体文化行为主要表现为：精英主义的文化强权行为和商业文化同质化的行为。霍加特针对现代性群体文化行为探寻解决途径。霍加特对精英主义的文化观持一种辩证的态度，首先否定了精英主义的文化“不宽容”,立足于文化实践，为工人阶级文化进行辩护，使文化版图标注了工人阶级应有的位置。另外，霍加特用“扬弃”的方式，批判性地继承了利维斯“文本细读”,并提出了“品质阅读”和“价值阅读”的有效阅读方法，为工人阶级文化植入关键的文学批评方法。就商业文化而言，霍加特将此类文化统称为“加工文化”,这类文化“从来没有构想个体，只有群体、典型观众和身份团体”①。他认为文化商业化的发展必然导致相对主义的暴政，相对主义的文化特点表现在：数量化、无休止的变化、同质化、意指性，为挑战人类无限的欲望，商业文化不惜余力地追求抹去一切价值观的现代**。正如霍尔所述，“现代性理念最核心的就是坚信每样事物都注定会被加速、被溶解、被取代、被转化、被转型”②。霍加特分析了现代性所造就的两种文化场之后，迫切要求“识字的民主”。
在对文化作为实践维度的阐释中，霍加特强调了广义的、整体意义的文化，将文化作为一个社会的整体生活方式，是在各种艺术形式中表现出来的社会信仰、态度和倾向。广义上的文化内涵，包含了文化内在于生活的品质，以及生活文化化的建构过程。在此，文化松散地记录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和一个地区的方言、习俗、信仰、生活风格、集体记忆的集合。
同时，霍加特也强调了文化“生活特质”所蕴含的“特质”层面的意义，文化既可作为普遍意义的存在，也可作为一种特殊性、差异性的概念。文化代表着对某一“生活特质”参与，暗含着与其他“生活特质”的不同。在霍加特对工人阶级的文化特质或“生活特质”的分析中，就曾写道：“绝大多数工人都对群氓文化‘避而远之’;他们生活在别处，凭直觉行事；他们有自己的习俗，十分依赖口头文化的传统；他们的主要文化形式是神话、谚语和仪式。”①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文化代表了一种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的存在、一种文化特有的标识来源于不同实践者具体的文化活动。正如鲍曼在《作为实践的文化》一书中写道：“对于文化现象的每一种分析似乎都必须考虑所有经验上的特殊实践这个普遍的前提。”②霍加特关注文化主体的文化实践，认为文化实践“寻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追踪蕴藏在似乎未充分发展(刚刚出现)生活细节的模式或运动”③。他把文化作为“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有机体，使文化朝向多样性与理性化并存的有机方向发展，而这种有机体的生成得益于文化实践的顺利开展，并成为构建合理文化结构和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
在此问题上，威廉斯也探究了整体性与实践的问题。但是，威廉斯侧重于研究整体性与实践的可变距离。在他看来，实践的可变距离是由特定的社会关系决定和支配的，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社会关系更多地表现为经济关系，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威廉斯进一步指明，在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中，资本辐射的有效距离和辐射程度是不同的，这就意味着，实践所具有的决定性、自主性、特殊性会有很大的差异。“文化实践距离中心经济关系越近，后者将越多地直接决定它。文化实践离核心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越远，就越能够自动运作。”①威廉斯在探讨实践的可变距离时，关注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文化主体自主实践的控制力，预设着这样一种可能性，文化实践得以有效施展，或者达到文化实践的最大距离，在于尽可能摆脱文化工业化、文化产业化、文化商品化发展序列所设置的文化活动。在威廉斯看来，日常生活凝结而成的文化活动，远远比消费大规模生产的文化产品更具有自主性和实践性。可以看出，霍加特与威廉斯在对待日常生活凝结而成的文化活动时具有一致的看法，都将日常生活文化作为体现和实现微观文化主体自主性和实践性最有效的文化。
但是，对于霍加特而言，他更加关注文化实践所追求的“一种新的整体性”。现代社会的实践方式表现对精确定义的追求，在这种追求中，多样性的存在必然遭到遏制。正如鲍曼所指，现代性意指一种实践过程，“为根除矛盾性而做的努力”,“是一种精确界定”和“征服”②。在现代性所造就的两种文化场中，无论精英主义的文化，还是商业化所营造的文化目的都在于扼杀文化多样性和多元化的发展，在于“征服”“精确界定”"秩序化"文化的边界。而霍加特所推行的文化实践，强调自主实践对这种“精确”作用力的反作用，对于文化“征服”和权威认证的不妥协，为推行文化民主和社会公平公正的运行而做出巨大贡献。文化实践在为多数人赢得文化权利的同时，通过实践的力量，使文化实践者自主、自省地反思和甄别形式迥异的文化，形成文化价值判断的有效途径。文化实践代表文化共同体的栖息地，是多样性文化发展得到保障的动力源泉，同样，文化实践思想也是文化价值判断和文化秩序合理建构的内在机制，而非外力或某一特定秩序的强加，为书写多样化与理性化并存的现代性篇章提供了一种双向建构的思路。
总体而言，霍加特不仅将文化作为解读现代社会的突破口，而且试图转变现代性的行动方式，实现群体文化行为向主体文化实践的转变。
(四)人民是文化的创造者
霍加特对唯物史观持有坚定的信念，并从其基本理论出发来研究和理解文化，他一方面批判了以利维斯为代表的文化精英主义的主体思想，另一方面也批判了以阿尔都塞等为代表的文化无主体理论，倡导文化是人的基本实践活动，是生成的过程，而文化创造的主体是人民。
霍加特、阿尔都塞都认识到了文化与个人生活经验的密切相关性，而两者却有截然不同之处。阿尔都塞在《一封论艺术的信——答安德烈·达斯普尔》中，显示文化对个体经验的关注，对“主宰个人和社会群体思想的观念和表征系统”①颇具洞见性，突出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然而，阿尔都塞所建立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联具有形而上的抽象外观。他认为，“主体范畴构成一切意识形态，但同时……只有当一切意识形态具有把具体的个人‘构成’主体的这一作用(作用规定了意识形态)限定在这个范围内，主体范畴才构成一切意识形态”①。“主体范畴”意味着“具体个人”的抽象化，体现出形式与结构的优先性。阿尔都塞进一步把历史过程无主体的观念发挥到极致，“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无论这主体是绝对的(神),还是仅仅是人类的”。②阿尔都塞过于强调社会历史的必然性和社会结构的客观性，以及人的行为受其所在结构支配的必然性，忽视了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是，霍加特探寻了文化丰富性与内在规定性的辩证关系，凸显出人的具体性和社会发展总体趋势之间的有机结合。霍加特探究了文化的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内在张力结构，文化的特殊性尤其表现在文化与文学，特别是伟大文学之中。相比之下，阿尔都塞并没有把人的生活、情感、思想考虑在内，忽略了人的能动性和目的性。而在霍加特看来，文化体现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思考和追求，文化的主体——人民——在物质社会生产过程中，积极能动地创造属于自身的文化，并对虚假意识产生自主判断和反抗。
霍加特认为，文化生成的主体是人民，也包括社会精英。在英国的文化思想传统中，以利维斯为代表的主流思想把文化创造的主体局限于少数精英分子，意指在传统的文化谱系学中，将没有达到精英群体标准的人视为“缺少文化”,按“文化水平”将人分为“有教养的”或“无教养的”,并认为“文化应掌握在少数人手中”①。他们对工人阶级的生活经常持鄙视的态度，频繁使用“粗鄙、低级、琐碎”等来描述工人群体的文化。
然而，伴随19世纪工业化的发展，产生了新型的工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文化生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其突出的特点就是通俗文化的出现，一举打破了传统文化谱系学的范畴。现实文化场景的转变，虽然也促使精英主义者看到在大众识字能力和大众媒体的发展之下，“文化使得普通人受到歧视要困难得多”,“彼此之间标志性的东西已经转移，区别和分割线已经模糊，界限都消失了”②,但他们始终认为“半文盲的公众正在干预图书市场，并威胁少数人的判断能力”,这样的“文化前景很黑暗”③。尽管当时精英主义者已经感受到了通俗文化的威胁，但他们竭力维护旧的秩序，维护精英主体的地位，试图将文化掌控在自己手中，成为自己的拥有物，按照他们的主体意识去“占有或挥霍，控制和改变，想象和塑造”④文化。
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社会呈现出整体上升的繁荣景象：“巨大的城市工人群体开始离开黑暗、肮脏的穷街陋巷，他们生活的经济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加之教育体制的重大改变促使他们获得过去难以想象的视野。”①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工人阶级创造文化的热情高涨起来，通俗文化开始流行，形式更加多样，对传统文化的反抗更加强烈。霍加特敏锐地看到了这一变化，他从唯物史观的视角认识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文化与社会之间会产生新的共变关系，生产力的发展会带动社会区域、社会结构、文化变异等不同社会关系的改变。
基于文化的丰富性与内在规定性的辩证关系，霍加特看到了人的存在和社会发展总体趋势之间的有机结合。他从文化的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内在张力结构看到，文化的特殊性尤其表现在文化与文学，特别是伟大文学之中。他强调实践的文化，突出文化与生活世界、文化与社会之间的直接相关性，特别关注工人阶级的文化创作，认为他们在俗语、绰号以及幽默的话语中，反映了他们的生活经历、共同情感、爱恨情仇以及对现实的各种压制的反抗，体现了文化的能动性和目的性。
另外，霍加特的文化主体思想从感性的人的活动、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文化，认为文化的生成不能脱离人的现实的活动，文化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现实历史的人的感性活动。在此意义上，通过文化活动的生成，使得文化成为所有人都可以从事的活动，从而令普通人真正成为文化的主体。同时，霍加特推崇马克思的历史主体思想，将“文化”词源学意义的耕种和衍生意义的精神活动结合起来，在文化唯物主义的意义上提出了文化主体的概念，认为文化不仅包括物质生活还包括精神生活，文化主体不仅包括物质生活的创造者——一线的产业工人，同时包括了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知识分子、艺术家、创作家。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变得更加复杂，不能将劳动简单地划分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霍加特将文化所代表的双关意义作为整体研究，提出文化主体是人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他的这一思想对现代社会有很强的解释力，并塑造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主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教育总体水平的提升，社会关系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普通人成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关键力量。霍加特敏锐地认识到文化作为实践活动，体现为物质和精神的活动，而在这种活动中人民成为文化实践的主体。
因此，霍加特倡导“文化实践的主体是人民”,不是简单地恪守诺言，而是长期对文学研究、大众文化、大众媒体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为人民提供了更加广泛地参与文化实践的方法和途径。然而，“就一切文化而论，主要的社会主义的实例是，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已经并且仍然被大多数艺术的选择性几乎给全部忽视了”①。霍加特认识到：“在发达的现代社会中，文化把我们引向某一类人所设定的圈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读到的都是某一特殊的诉求。无论是广告商、商品推销员，还是政治家都试图劝说我们接受他们的观点，不给我们自己得出观点留有机会。”②人们的生活充满了虚假的、不真实的文化，真正属于人生活世界的文化在被漠视。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充满信心，以捍卫者的姿态为工人阶级文化辩护。霍加特以普通人作为文化主体的文化，积极鼓励普通人对文化的创作意识和批判精神，倡导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坚信人民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的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