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尼采的“上帝已死”到福柯的“人之死”,从“主体形而上学”到“主体间性”的转向，哲学的主体性问题似乎走到了尽头。科学、语言和逻辑上升为主体，人的主体性正被消解。但人类世界绝非由抽象的、纯理论的科学、语言和逻辑构成的，它脱离不开人的世界和人的存在。霍加特从文化实践的维度，倡导回归人的文化。当面对鲜活的人的生活时，文化实践思想呈现出更加现实而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一)从人的存在理解文化

霍加特从人的存在理解文化，探究文化生成的生命意义。他从人类学的维度探究文化的生成就在于打破传统文化对个体生命的限制，使得普通人的命运得到解放和获得自由。霍加特把文化作为表征生活意义的方式，强调“自力更生”的文化，强调以独特生活方式生成文化的价值。

文化一直以来被文化精英主义者所操控，精英文化主义者始终在扼杀文化生成价值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不仅如此，精英主义者利用文化的强势地位，把文化精英者的单一价值作为文化的价值，武断地干涉和强制普通人的文化自由。霍加特认为文化不是精英主义者的专利，文化的生成源于生活，文化具有生活的肌质感。霍加特关注人的生活世界，从人的现实生活探寻文化生成的意义和价值，以文化实践为基石。他认为对文化价值的追求不是一种形式或意愿，而是一种实质性的求索。

在霍加特看来，文化不是单纯而抽象的产物，而是具体体现了人本质的活动，蕴含了人本质的丰富性。他并不把文化归为上层建筑，或作为与经济基础相对的产物，而看作人在实践过程中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统一的过程。文化实践从人的存在理解文化，即指不同社会群体或社会阶级在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形成对对象世界的认识和创造，文化实践的意义不只是在于把文化作为单纯意义的文化来思考，而是在于深入探讨文化与人的发展，文化与人的解放的问题。霍加特不是在探寻某一文化的特质，而是透过文化现象彰显着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这样的文化理解中，普通人不再是文化的接受者，而是成为文化的创造者和参与者。人是现实的存在，必定与其他的存在者有一定的联系。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彼此形成一整套约定俗成的体系。文化实践可实现这一体系的高度凝练，它体现存在者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从人的存在理解文化就要求文化的认知方式和表达方式的改变，从原有形而上的、抽象的方式转向对人真实存在表达方式的关注，以使得文化逻辑和生活逻辑相互统一。文化不能缺少生活感和生活底蕴，单凭主观臆造和虚幻构想替代真实的生活，只会产生晦涩难懂和不知所云的东西。只有从人内心深处的生活出发创造和理解文化，才能够引起人们思想的共鸣。反之，追求烦琐而形式化的语言只能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枷锁。乔恩·尼克松指出：“霍加特很少使用专业用词，事实上，他的用词是极其常见的词语。”①柯里尼(Collini)对霍加特写作特点的分析给予的评价是，“口语化和具体化的表达，很少使用隐喻和比喻之类抽象的修辞手法”②。就霍加特的文体特征来讲，他习惯采用通俗明白、言简意赅的语言，一方面，可以使人们意识到看似平实、庸常的日常表达实际上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和高明的智慧；另一方面，表现出霍加特对推行“知识话语民主化”①始终如一地坚持。

文化的本质精神不仅仅作为人类抒**感和表达自我的方式，其宗旨在于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从人的存在理解文化，并最终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深入人的存在理解文化才有意义和价值。

(二)从人的实践本质创新文化

创造文化并不只是为了自我欣赏的审美满足，而是为了推进人的自我发展和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在更高的目的旨归层面，则是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异化，使人从支离破碎的境况中解放出来，做有意义的工作，过有意义的生活”②。

马克思真正意义上的格式塔转变始于实践哲学的开启，揭示出人具有现实而具体的实践主体性。他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③。马克思实现了从人的实践活动理解现实世界的实践哲学。对于文化生成问题的理解，长期以来局限于精英化、抽象层面的思考，文化的创造仅限于少数文学文本，同样文化的创造者也是少数文化精英，寻求的是一种脱离人的实际生活的发展。长期以来，文化一直被视为形而上的、观念形态的产物，有着自身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认知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文化主体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操纵着整个人类的文化世界。这样的文化与生俱来就带有两面性，即主动性和被动性，针对文化精英者呈现出积极而开放的一面，而对于普通人而言结果却相差甚远。

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形成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将文化的生成与创造从人的实践活动、人的主体性方面去理解。他冲破了固有文化概念的樊篱，认为文化是人的实践活动，文化不仅是精英主体的享有物，而且普通人也有自身的文化，同样是文化创作的主体。霍加特通过探寻文化生成的过程，赋予文化更为宽泛的意义和价值，揭示了文化的主体存在于不同生活实践形成的文化中。在他看来，文化主体更确切地应称为文化实践的主体。

对此问题，霍加特提出文化生成应该既不受精英文化强加的威胁，也不应受商业化文化的支配，倡导具有真正意义的文本创造取自人民的实际生活。文化创造的本源来自文化实践主体的实践活动。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资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本质，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和获取更多的资本，仅关注商品生产的交换价值，而商品的首要属性即使用价值并不是商品生产的重点。资本操控的文化生产忽视了从人们真正的生活需求出发去生产产品的前提，使得人生活的价值、人劳动的价值在于围绕不断追求更多资本为核心目的。正如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所揭示的那样，人成为异化的人。在这种以追逐资本为目的生产关系中，劳动者丢失了自我，失去了自主性，丧失了尊严，人成为大规模生产中的一个附属品，生产线上的活机器。

从文化实践的角度，霍加特探讨了工人阶级真实的生活，对日渐消散的工人阶级阶级意识深表忧虑，试图将工人阶级从“无阶级社会”的迷雾中解脱出来。他着重分析了一直以来对工人阶级主要的几种误读，从内部溯源了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全景。他依据现实的生活，将“他们”与“我们”的世界进行对照，体现出工人阶级生活态度的中心，即凝结于现实的日常生活世界。霍加特以文化内涵的实践意义，对工人阶级文化特质进行了诠释，展现出工人阶级文化的质朴和特有的文化肌质，彰显出工人阶级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霍加特赋予了文化新的用途，将文化作为解放人类社会的现实力量。他力图变革文化主体的所指，将文化作为不同文化主体的实践活动，揭示出文化生成的真正来源和动态性特征。他开创性地将改变文化主体的所指，作为深入社会和变革社会的力量，冲破了由精英主义者把持的一家独大、单调僵化的文化，使精英主义“大写单数的文化”向微观文化主体丰富多彩“小写复数的文化”迈进。霍加特倡导文化的多元价值和文化作为价值判断的双重意义。他不仅突出文化价值内涵的重要性，而且强调文化的社会实践功能。

作为英国新左派文化研究的开创者，霍加特聚焦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倡导新文化生存方式，强调普遍的民主和人民更为广泛的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他尝试打破传统的文化分析方法，把文化实践纳入文化研究主要分析的范畴，从而开创了独特的理论话语，赋予文化更为宽广丰富的价值和用途。他的文化实践思想引起并促进了英国左派对文化研究的转向，迎来了文化研究的繁荣期。

(三)从人的全面解放导引文化发展方向

在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全人类的解放和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意义，从“类”的意义上实现人的全面解放，这里不仅包括了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还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解放。同样在霍加特看来，“人的解放”是大多数人的解放，是人民的解放。而精英主义者竭力维护的文化是少数人的文化，他们通过文化来压制多数人的自由，从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精英主义者强调少数人的发展和自由，迎合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极端片面的发展，利用文化来维护少数人的幸福和自由，维护旧的文化秩序。而霍加特站在使多数人幸福的角度，将人们从专制、压迫的力量中解放出来。

霍加特敏锐地觉察到文化日益成为一种商品生产获取更多商业资本的危害，以交换价值为主导地位使文化本真意义丧失的危险。他主张文学、艺术作品使用价值的重要性，反对以交换为目的的文化生产。他强烈反对把文化作为当权者统治人民的价值判断和自主意识的工具，也反对文化价值自由和无涉的观点。他所支持和倡导的是文化实践者自主文化判断的能动性和树立文化审美价值的双向发展，构建以解放人类生活为目标的文化发展之路。他倡导以人的全面解放指引文化的发展，从而恢复文化发展的价值理念，维护文化的审美标准，捍卫普通人的文化价值。霍加特认识到文化的价值在于它所承担的社会意义，正确指向的文化实践方式有助于揭示社会价值秩序是否合理，是否符合人们的现实生活。

第一层，人的解放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整体的解放。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写道，“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因为“还是任凭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来表现其特殊的本质。国家远远没有废除所有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地，只有在这些差别存在的条件下，它才能存在”。①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解放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解放，同样包括文化上的解放。霍加特正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认识到特别是在物质生活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的不平等不再表现得那么尖锐。霍加特意识到随着物质生活和教育条件的改善，人们的阶级意识变得淡漠，甚至安于现状，这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侵蚀的结果。霍加特重申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从文化的角度提出人全面、自由的解放，提倡人的平等不仅仅是财产平等，更应当有表达自我意愿和思想的平等。霍加特试图通过文化实践使人们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得到整体意义的解放。

第二层，霍加特提倡的人的解放是“类”意义上的解放。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也关注到资本主义社会正在以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作为新的统治工具来操控人民，但他们更加强调个体的人的自由解放问题，保持个体的自由和尊严问题，以个体的幸福为准则，进而批判西方社会的一体化的思想。霍加特则不同，他更强调“类”意义的解放，是全人类意义上的解放。他提出了文化共同体的目标，即人类通过文化建立共同体，有共同的文化标准、文化追求，从而达到公平、有序、合理的社会，实现“类”意义上的解放。

可以看出，霍加特所主张的正义社会就在于让更多的人感到快乐和幸福，他从文化的视角，以“类”的意义提倡人的解放，使人们认识到不仅精英文化有意义，同样普通人的文化也具有意义和价值。霍加特将“精英主义”与“精英文化”区别对待，指出文化实践的目的不是把“精英文化”或一个时代优秀的文艺作品消除掉，而是把这些人类文明的共同文化成果从少数人的手中解放出来，变成全社会人民共同参与的文化。他认为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就在于能够打破现实世界的垄断，使人们通过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质确定自我存在感。伴随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人们将重塑和创作新的文化内容和形式，例如以日常生活为素材创作而成的歌曲、民谣、舞蹈，从而彰显普通人在生活实践中表达自我的存在或者与物化世界进行斗争的精神。

正如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那样，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不是确保每个人得到他们道德上的东西，而是创造出一个共同体，建立一个具有内在特质的共同体文化，而文化共同体“是一种兼容了诸多‘不同’的共同，是一种异质的和谐共存状态，绝非一种同质的同一状态”①。霍加特倡导文化是平常人的观念，就是要打破精英文化与普通人文化的界限，提倡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共存，使一切文化成果为人们共同享有、共同创造，最终建立文化的共同体，实现人的全面解放。

文化实践主体问题是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核心所在，贯穿于他整个学术思想的脉络之中，是其思想产生的发端、关节点和目的指向最为重要的部分。在霍加特的学术研究中，关于精英主义文化观的批判、文本阅读的有效途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成人教育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对现代传播媒介的批判、文化政治实践、对相对主义暴政的批判等主题，都集中体现了他对文化主体问题的探究。与此同时，他对文化与阶级、文化与文学、文化与社会等重要关系问题，也主要围绕着文化主体的维度展开研究。更重要的是，霍加特文化实践引发整个社会变革的目的主要诉求，就在于一系列关涉文化主体整体意义的变革，即唤醒文化主体的主体意识、提升文化主体的实践能力、变革文化主体的思维方式，从而建构理想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主体。

本章阐释了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最为倚重的问题之一，即人类追求文化的本质旨归指向何处。在霍加特看来，文化究其本质而言，是对人生存意义的关怀。本着这一文化理想信念，霍加特探究了文化与阶级的关系问题，一方面，精英主义者对文化绝对持有，将工人阶级文化排除在文化版图之外；另一方面，“无阶级的”现代性社会正在用同一化的手段干扰工人阶级主体意识，使工人阶级主体意识陷入“失去张力”的危机之中。霍加特要为工人阶级文化辩护，竭力摆脱精英主义文化秩序所限定的文化等级关系，以及相对主义对工人阶级文化的侵蚀。他倡导微观主体的文化实践意义，为工人阶级自主文化实践寻找有效途径，使工人阶级看到自身文化的曙光。

在整个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中，文化主体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核心问题。文化实践思想变革了文化研究的主体指向，提供了变革文化主体意识的有效手段，从人的存在出发理解文化，以人的实践本质创造文化，从人的全面解放指引文化，为最终实现人整体意义的解放获得现实力量。不仅如此，在对文化实践主体进行变革的同时，使得文化实践对象产生了变革，实现了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双向意义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