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加特对文化实践内涵的思考和探寻，产生于“文化转向”或文化转变的关键期，处在与传统文化秩序的断裂和大众文化兴起的转折期，并围绕着这一时代命题展开对现代性社会的反思与批判。霍加特探讨的文化概念形成于现代化进程中，以不同形式的文化体验和文化参与为基础，将作为实际生活经验的文化融入文化研究之中。在这种新与旧的文化更替中，霍加特给予我们一种全新的文化思考方式，文化实践不仅仅是某一种秩序的存在，而且是建构合理文化结构、推动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他试图将文化作为“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有机体，而这种有机体的生成得益于文化实践的顺利开展。

(一)文化概念探究的两条线索

虽然霍加特没有像其他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如威廉斯、伊格尔顿、霍尔那样对文化概念进行了多重意义的划分，但是在霍加特的文化解读中，对文化概念的探寻包含着两条线索，一条是广泛人类学层面的文化概念；另一条是具有价值判断意义的文化概念。尽管这两条线索存在于不同的思考维度中，但是两者共存于霍加特文化实践的命题之下，无论是霍加特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反思，还是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分析，文化概念两条线索的使用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划分，而是彼此交错、相互融合的状态。

线索一：霍加特以人类学的意义展开对文化概念的探寻。诚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霍加特对文化概念的思考更多地源于对现实文化生活的捕捉，以民族志的方法(或称为田野调查法),对文化现象做出描述和阐释。他以人类学的方式探讨文化，直面显而易见的日常生活，通过观察文化的现实经验，例如家庭结构、宗教仪式、求爱方式、态度的转变，使人们意识到和辨识出自我文化的独特性。从这些日常生活化的文化符号中，理解人类自身发展的现实状况。霍加特认为理解工人阶级文化的关键之处在于，以“极大地热衷于与人类生活状况最紧密的细节”,对于工人阶级文化而言，通常是“一种‘展示’(而非‘探索’),是对现存事物的呈现”。①霍加特也着意遵循工人阶级文化的表达逻辑，以林林总总的日常生活事件来展示或呈现工人阶级文化的特质。而工人阶级的文化特质显然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紧密关联，即文化内在于生活，生活依存于文化。例如，以“海滨一日”的经典例子，霍加特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

叮叮车启程了，穿越沼泽，驶向海滨，从那些瞧不起沙滩派对的人的家门前驶过，目的地则是司机幻想中的那个有咖啡、有苹果，甚至有鸡蛋烤肉大餐的地方。海滨到了，人们先是饱餐一顿，然后三五成群地各玩各的去了。谁也没有“离群索居”,因为无论在城里还是在海滨，大家都像亲人一样……逛商店，渴了就喝一杯，累了就坐在躺椅上吃冰激凌和薄荷糖。约翰逊夫人非要自己划船，干脆将上衣掖进灯笼裤里；亨德森太太假装和管理躺椅的服务员套近乎，上个厕所也要插队；她们的举止引来大家阵阵欢笑。接下来，他们给家人买礼物，在饱享一顿丰盛的下午茶之后，就启程回家了。在回程路上，他们还不忘记停下来畅饮几杯。对于男人们来说，也许这一路要停上几次，只是为了喝酒；除了泡酒馆，还要买上一两箱酒带在路上喝。在穿越沼泽的时候，这帮男人简直玩疯了，胡闹作一团，还肆无忌惮地讲着不大正经的笑话。司机师傅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他平稳地驾驶着大巴车，将这群热情、狂放、手舞足蹈的客人送回城里。临到目的地之前，车上的人会付给他一笔可观的小费。①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霍加特将文化与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文化作为表征生活意义的方式，强调“自力更生”的文化、以自己独特生活方式所生成的文化。

而另一种文化——日益兴盛的商业文化，霍加特对此深感忧虑：“我们正在进入群氓文化时代；而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代价就是‘属于人民的’都市文化的毁灭。崭新的群氓文化远比被它赶走的那种‘天然的文化’更有害。”②霍加特认为工人阶级文化在遇到商业文化时代时，工人阶级原始、淳朴的旧文化秩序成为有机社会没落的挽歌。商业化的文化或称大众文化表现为：“绝大多数的大众娱乐最后都成了D.H.劳伦斯所言之‘生活的敌人’。这种娱乐哗众取宠、道德低劣……既无法充实大脑，又不能安抚心灵。过去那些催人奋进、促进和睦、内涵丰富的娱乐方式渐渐枯竭，而现在的娱乐除了让人掏空腰包，一无是处。”③

在霍加特对两种文化分类进行人类学层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霍加特所倡导的文化内涵源于人们内心对真实世界的呼唤，而非整齐划一、毫无特质的泛文化概念。文化应该表现出对生命的敬畏，是一个时代、一个群体、一座城市、一个民族心灵的篇章。在面对文化转型的过程中，霍加特意识到在商业文化的挤压下，尽管昔日工人阶级的文化已经日薄西山，但是，文化源于生活世界有意义的实践，不会因为时代的更替而不同。霍加特希望通过文化的实践意义，以及具体的文化实践活动，为现代性的文化发展起到涅槃重生的作用。

线索二：霍加特主张具有价值判断意义的文化。在对文化人类学意义考察的同时，霍加特认为文化具有价值标示的意义不能回避，“伟大”的文学作品崇高地体现了文化的价值含义，它能帮助人们敏锐地、诚实地探索和重建社会的本质和人类的经验。在他看来，“伟大”的作品通过创建一种秩序，承担一定的社会含义，有助于揭示社会价值秩序是否合理，是否符合人们的现实生活，并提出更加合理的新秩序。在霍加特看来，对于日益商业化的今天来讲，文化的价值内涵尤为重要。他反复重申文化使用价值的意义，反对文化为交换价值见利忘义的生产。霍加特试图通过文化实践活动，或“文化的用途”①所指称的那样，将文化作为

①霍加特《识字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学者们对此书标题的译法略有不同。南京大学的张亮教授将其译成《识字的用途》,可参见《从苏联马克思主义到文化马克思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战后形成》,载《人文杂志》,2009(2)。本人也采用了这样的翻译。但是，此书也被许多译者翻译成《文化的用途》,可参见罗钢、刘象愚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另有少数人将其翻译成《文学的素养》。这体现出不同学者对“Literacy”和全书意义的理解。“Literacy”参照牛津词典、朗文词典第一个词条注解为“读写能力”,但是，诚然此书大量涉及有关文化的讨论，以《文化的用途》为名，也被一定的学者所接受。

可用之物，而非悬挂之物或被动接受之物。他主张提升文化实践者的文化素养，并恢复文化的价值内涵，从而有效地抵抗文化商业化的侵蚀。

有关霍加特对文化价值内涵的理解中包含着两层意义：一方面，强调文化的多元价值，例如工人阶级文化、通俗文化的价值；另一方面，关注“伟大”文学的审美价值维度。这两方面分别代表了人类对文化自由、平等的追求和文化价值判断的指引，从而建立一种双向维度的文化思考。正如鲍曼所指的那样，“文化既是秩序的工具也是失序的动因；既是一个过时的因素也是一个永恒的因素”①。文化不仅指向唯一、线性的文化秩序，而且是不同文化主体对文化的理解和创造的混合体，体现出文化价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同时，文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内在精神，这就意味着时代交错的文化变更，但是文化保留着永恒不变的因素，文化具有一定的传承性，人类古老文明所保留下来的世界文化遗产始终是人类文化的精髓和内在精华。霍加特正是看到了文化的开放性与超越性、内在尺度与外在延伸、共时性与历史性的多维度特征，从人的存在视角、人的主体能动性、人的实践性来探究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诚然，文化的现代性源于与宗教和神学世界的诀别，走向韦伯所称的认识——工具理性结构、道德——实践理性结构、审美——表现理性结构的三个层面的文化，文化规定性意味着统一性、大写文化的生成。而霍加特、威廉斯、霍尔都站在了文化多样性的立场上，试图使文化摆脱刻板化的认知和对日常行为的种种强制作用。霍加特以一种人类学的方式强调不同文化的特质，而非局限于某一文化特定的结构中，珍视源于普通人生活的文化价值。

如何针对现代性的文化特征进行有效的建构，而不仅限于阐释或表征?霍加特试图以文化实践反思现代性社会精英主义文化与相对主义文化之间的矛盾。文化实践思想将文化的两个含义归于一体，使人类生活实践方式的文化与人类追求文化价值标示的文化相结合、相统一，使得文化主体实现“自在”向“自为”文化活动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不再是僵化、既定的概念，也不是无价值判断的商业化产品，而是通过现实的文化实践活动实现对现存文化世界反思和再造，发挥文化实践主体的能动力量，建构人类真正理性价值的文化。

(二)文化实践内涵的双重视角

霍加特所指的文化实践强调文学与文化、文化与社会的关联，体现出文化的内在尺度与外在功能之间的张力，存在着整体与特殊、文学与社会的辩证意义。霍加特文化实践蕴含着双重视角的文化内涵，即文化作为“生活特质”分析与参与的视角和文化作为价值判断意义的视角。

视角一：文化作为“生活特质”分析与参与的维度。霍加特指出，“应该强调，我们现在所要考察的不是作家在其作品中用以探索社会的方式，而是直接和分散地对当时的各种问题，对其文化的‘生活特质’所作分析的参与”①。这一维度又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揭示了文化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意义。

在霍加特看来，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正体现了文化强大的包容性。他试图以文化的实践意义或文化的包容性打破知识分子的文化特权。霍加特以“人民的‘真实’世界：来自通俗艺术的例证——《派格报》”为标题，探讨了通俗文化的意义和价值。霍加特将文化作为某一群体生活的表现。他认为“《派格报》之类的杂志”表现出“亲切备至的家庭魅力”“反映日常生活细节”“把人表现为人”“感受到生活肌理的感觉”的特征。通俗文化“最强烈的印象就是它们非同寻常地忠实于读者生活的细节”①。霍加特试图以一种人种学的分析方式探讨文化世界，并结合现代休闲方式的变化进行社会意义的文化分析。他将文化的包容性作为理解或解释当代社会秩序的方式，开启了文学研究与其他表征社会意义的文化形式的研究。这样一来，具有实践意义的文化概念使工人阶级文化、普通人的文化位于总体的文化叙事之中，为普通人提供了彰显自主文化的平台。

霍加特关于文化实践思想的内涵，揭示了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意义。文化的实践性代表了普遍意义的文化内涵，具有“类”意义上的普遍性，与人的存在相关的广义上的语词概念。这体现了文化的深层本质精神——文化解读人的存在本身，解读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精神内核，体现了人的实践性、生成性、开放性的本质特征。霍加特所指的文化实践的这一维度体现了人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使文化作为人的生存意义之自我证明和自觉展示的过程。同时，文化的实践性又具有与生俱来的特殊性，人的实践活动并不会千篇一律，对于文化来说更是如此。文化具有的特殊性、实践性使得文化不能原封不动停留于传统学院式的话语殿堂，也不会存在于一种给定的理论形态或一种固定的文化模式中，而是以人的具体生活、价值的丰富、人的全面发展为依托展开。因此，普通人富有生命力、充满弹性的文化同样应该得到社会广泛地认可和珍视。

视角二：文化作为价值判断意义的维度。霍加特认为，“文学(以及其他表达艺术)是文化意义的载体，它有助于再现某类文化想要信仰的事物，并反映经验生活所关照的价值”①。他主张作为艺术的文化和作为实践的文化之间充满张力结构的关联。文化的价值内涵既不能停留于传统精英主义的抽象领域，对普通人的文化价值视而不见；也不能盲目为了工业化的文化扩张，割裂文化本应承担的价值与意义。

在相对主义的召唤下，现代性文化发展陷入极端怀疑主义之中，文化失去了价值判断的标准，造成了文化意义的混乱状态。在商业化的文化秩序中，一方面，文化的泛化迫使占有特权地位的文化、唯一大写的文化难以获得继续存在的可能，但另一方面，导致人们越发对传统文化、文化价值失去信心，驱使人们对文化产生疏离感和非真实感。

为此，霍加特特别关注文化的价值内涵，并力图重塑它，即文化“戏剧化展示了人们如何感受和延续价值的脉搏，尤其是价值背后的压力和张力，有助于确定人们所信仰的‘东西’”①。霍加特指出，由于艺术在自身中创造了秩序，它便有助于揭示一种文化中现存的价值秩序，这种揭示要么是通过反映，要么是通过拒绝现存价值秩序或提出新的秩序。在霍加特看来，文学的价值是可被工人阶级理解和感悟的，而不仅仅是习得而来的，因为文化的真正价值蕴含着解放人类生活的愿景。

同时，霍加特对商业文化的价值秩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商业文化具有工序化、公式化的特征，使得文化本身自由、独特、丰富的特征消失殆尽。正如劳里·兰鲍尔写道：“日常的城市生活中百无聊赖和流水线上的百无聊赖别无二致，无分彼此，就好像锁定在一个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的无限系列中的两部分：它越是花样迭出，它就越是万变不离其宗。”②商业化文化改变了文化的价值秩序。随着交换价值的唯一性的出现，文化的审美价值、道德价值、教育价值成为文化价值的附属物，甚至可有可无。在此之下，精英主义的文化价值戒律被打破，与此同时，工人阶级文化、来自普通人的文化同样受到这股商业化热浪的冲击。不仅如此，整个文化世界、现实生活都被这股文化热浪所笼罩，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陷入生活程式化和标准化的程序中。

因此，霍加特对文化意义的探究不仅仅像人类学家那样(例如泰勒对文化的定义，只是将文化作为人类生活的表征系统),而是赋予文化积极关照的功能，把文化视为参与与实践，将文化作为分类实践过程，以日常生活之中不同文化主体的主导性文化行为为研究对象，发挥不同文化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霍加特对文化理解更加突出文化为所有社会成员共有、共享、共创的意义，强调文化特质的同时，并不在意对文化价值判断的遗失，倡导人们在追求和向往人类美好文化生活所具有的内在一致性。

(三)文化实践思想的理论路径

霍加特所倡导的文化实践更是一种迈向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活动，无论他早期对文学的关注，还是中后期对大众媒体的分析，都基于一种批判基础上的实践，以重构和整合潜伏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文化为批判武器。他辩证地思考了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文化之间的不同和相互关系，将文学批判、文化分析的方法延伸到大众文化的分析之中。霍加特认为，“假使‘高雅艺术’的语言和观众之间可以产生某种方法，那么它同样可以产生于其他类似关系中”①。他将文化实践作为理解社会生活的工具，探讨文化与生活之间的内在关系，使得文化生活化和生活文化化自然融合，书写出了一幅点染生活之美的文化实践画卷。因此，霍加特被誉为“第一位扩大包括流行文化和工人阶级文化批判参数的文学批评家”②

文化实践思想是整个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其中很多学者的思想理论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这一思想内核，因为他们“把现实的人作为研究活动的着眼点，把如何改善人的现实生存状况、改进人的生活方式和提高人的社会实践能力作为研究活动的目标指向”①。在对此问题进一步的分析之后，可以发现这些学者对“文化实践”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对比分析霍加特和霍尔的思想，可以凸显霍加特从日常生活世界的路径进行文化实践研究的独特性。

差异之一，不同思维范式的文化实践思想。霍加特对文化的思考更符合第一代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思维逻辑，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以“从下往上看”的思维范式探寻文化的内涵，将文化着眼于具体而现实的生活，并作为展现人类生存意义的凝结。不可否认，以霍加特、汤普森、威廉斯为代表的第一代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之间存在纷争。例如，威廉斯把文化作为整体实践，将文化归为具有社会总体性的范畴，汤普森却认为，威廉斯将文化等同于社会是极度危险的，并试图在经验基础上区分“文化”与“非文化”。对于霍加特而言，他恪守对伟大文学的诺言，主张以文学批评为起点的文化实践探究精英文化、工人阶级文化、大众文化，揭示文化与生活、文化与社会的内在关系。他们的研究

总体呈现出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反对，强调文化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关注文化与社会总体性的问题。

对于第二代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的霍尔来讲，“结构”是其核心思想离不开的关键词，因为“从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再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①的霍尔文化研究的发展进程来看，其思想理路都与“结构”难以分离。霍尔在接受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生了结构主义的位移。“结构主义将生成意义的意指实践说成是一个结构的产物，或在任何特定的人之外的可预测规律。结构主义寻求存在于任何特定的人之外的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约束模式。”②霍尔的文化实践思想是一种基于意指实践的文化实践。意指实践是指通过借助文化符号的语言和结构分析，强调意义生成的过程。

可以看出，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文化实践理论有着明显不同之处。霍加特为代表的文化主义将文化意义的生成归为人类历史经验的产物，文化实践应该依照人类现实的生活经历。而以霍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将语言看作是“物质”的，弱化了“物质”与“意识”之间绝对的、纯粹的对立关系，注重语言的深层结构，试图探寻先于人类经验的客观符号系统，使经验变成了结构的产物。在霍尔看来，文化具有建构现代世界的作用，经济、政治、社会都无法脱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作用。正如结构主义者巴特主张，“文本意义的把握，不是根据特殊人群的意图，而是作为一组意指实践”③。结构主义更加强调文化的客观认识，寻找存在于人类行动、经历之外的文化规律。同样，霍加特也强调文化的建构作用，但是，与之不同的是，他的文化建构思想特别关注普通劳动者的文化实践和文化经验，试图重塑和提升底层人民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能力，激发以底层人民为主体的微观革命，从而建构理想社会主义社会。对于霍加特而言，历史、生活、经验之外的文化规律并不存在，反而，他更加强调历史、生活、经验与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相关性。

差异之二，不同途径的文化实践思想。霍加特基于日常生活经验探究文化实践的意义和价值。他从自身工人阶级的生活经历汲取力量，试图改变精英主体对文化的霸权地位。在他看来，文化的用途“不在于制定规则或抽象化意义，而在于对某一时刻、地点、人物所产生的感觉、情感、思想进行戏剧化的表达和‘向外展示’。为达到戏剧化的展示，它(文化)渴望借用启示性的例子，用细微的姿势打开想要表达的意义和结果。它不是漫无目的的行动和改革；它首要的目的是在短暂的平静中，让人们更多地了解那些已经存在和被他人掌握的经验，以抵御无序情感和外部干扰”①。霍加特接着指出，“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阅读最佳作品，但是值得关注的是，通过以往的阅读经历和形成一般性观点的过程中，应该努力挖掘有利于我们理解自身经验的东西”②。可以看出，霍加特文化实践的目的在于使人们获得更为丰富的日常经验。与此同时，霍加特对目前具有鲜明现代性特征的日常生活文化做出分析，认为文化研究需要与社会学家建立联系，原因在于仅用文学批判的方法很难谈论清楚有关语言的“花招”、语言的“剪切”、外部压力对文本作用的影响，需要做出更多层面的分析和阐释。

霍加特认为，商业文化的兴起正是对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摧残。他写道，“‘毫无意义和琐碎的’好奇心越来越多地被唤起。但是这里却越来越缺少生命的质感。然而这一点对于读者而言也许是最糟糕的。人们不可能积极地享受这些。因为这里不会提供给人们任何参与的机会，也不会做出任何积极的应答；因为这里没有读者的要求，也没有为读者提供可提供的东西。我们正处在一个苍白的半明半暗的情感区，在那里没有任何冲击、惊恐、威胁，同样也没有任何挑战，不会给予喜悦或唤起悲伤，既不辉煌，也不痛苦，只有不断滴滴答答的灌装牛奶，它暂时缓解了人们自发产生的饥饿的痛苦，但是拒绝给人踏踏实实饱餐一顿的满足感。”①霍加特正是在汇集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和调动经验生活的真实情感中，试图恢复取自日常生活文化实践的作用，并以此作为拯救日常生活碎片化、文化商业化的法定。

对于霍尔而言，文化实践更多地涉足于文化政治，具有明显的文化政治学的特征。需要指出的是，霍加特的文化实践思想是一种深入生活的文化、内在于生活的文化，但是这并不代表霍加特的文化实践思想与政治之间毫无瓜葛，他所倡导的文化政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政治，是一种内在于生活的政治，以底层人民为主体的微观政治实践。在受到葛兰西“市民社会”思想的影响之下，霍尔认为霸权“在文化研究领域扮演了一种开创性的角色”②,霍尔在中心时期的文化研究选择将政治带入文学领域，并随之产生了“身份”政治学、非政治的社会认同、文化政治学、话语政治学、语言的政治意义等有关文化与政治的研究。因此，霍尔的思想有着鲜明的政治性，使文化研究走向了更加浓厚的文化政治学的研究。

相比于霍尔来说，霍加特在对政治问题的关涉时，将目光投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一种以底层人民为主体的微观政治，揭示蕴含在生活之中的微观权利，并试图从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寻求自我发展之路。霍加特的文化政治思想主要集中于《文化与国家》《相对主义的暴政：当代英国社会的文化与政治》《两个世界之间：政治、反政治和非政治》等著作中，他始终以文学批判为开端，以此深入文化实践，直至以整个社会实践为理论线索，以提升底层人民的文化素养为核心，以建构理想社会主义为目的指向。霍加特文化政治思想涉及了文化与阶级、文化与社会、文化与国家等层面的文化政治学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霍尔在接任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后，是对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特别是霍加特文化政治诉求进一步的延伸和拓展，将霍加特所关注的微观文化群体或底层人民，以文化政治的视角从身份政治、种族、移民等将其细分化与具体化，是对萌芽状态的霍加特亚文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差异之三，不同知识分子类型所预设的文化实践思想。葛兰西将知识分子分为“传统意义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而霍尔毫无疑

问可归为第二类，因为他明显具有这类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特征，即“这类人与阶级或事业紧密相关，而这些阶级或事业则使用他们来组织利益、赢得更多的权力、获得更多的控制”①。霍尔认为，“文化研究知识分子的行为‘好像’他们是有机知识分子，或希望有一天他们能成为有机知识分子”①，然而，对于霍加特而言，笔者认为他是一位夹杂在两者之间的知识分子，他可称得上是一位“传统意义的知识分子”,因为作为一名文学系的教师，他始终保留着对传统优秀文化的一片赤诚和忠贞不渝，正如欧文所指，“霍加特首先是一名文学批评家，而且始终保持着对优秀文学的热爱之情”②。但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位公正不阿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主动参与社会”③,试图改变现有的社会状况。他认为学校应当承担双重责任：一方面，学校有义务使学习者从被操纵的语言束缚中解脱出来，使他们具有一定的判断标准和独创见解，而这些能力可以通过阅读优秀文学作品来获取；另一方面，学校必须与当代社会相联结，而不要禁锢在象牙塔的世界。他认为学校教育需要与大众文化紧密相连，并以此勾画文化研究首要解决的问题，“关于作家和艺术家所处环境和资金问题的分析；关于不同形式、不同层次文化接受者，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知识分子’的特征分析；关于舆论的导向者、具有影响力的传播媒体、区分书面语和口头语相关机构的研究；关于商业化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关于作家与读者、作家与舆论机构、传统艺术与流行艺术，以及作家、政治、权利、金钱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思考”①。霍加特是一位保守的革命者，因为他以一种革命者的姿态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勇于提出自己的观点，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的态度，然而，在对人类生活的敬畏方面，在对社会发展的审慎的态度方面，他又是一个保守者。尽管在他的一生当中，不断地引起一些议论、争议甚至是质疑，然而他却始终保持着那份知识分子本性中的真。

并且，霍加特建构文化研究的初衷就在于以文化的批判性实践，探究文学与文化、文化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霍加特寻求人类文化合力，将传统文化精品与工人阶级文化深度融合，这种融合不同于文化的同质化或同一化，而在于通过有效的文化实践，回答新情况出现的新问题，进一步深入文化生成的机制，关注文化的内涵和本真，从而探寻人类共同的文化发展之路。

总而言之，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实践的道路上，霍加特作为工人阶级文化“一线”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心系人民，以切实提高工人阶级文化素养为目标。霍加特文化实践的核心思想都难以与普通人和日常生活相分离，因为他认为文化一旦离开生活就会落入抽象的存在。虽然霍加特并没有像霍尔那样书写波澜起伏的文化政治实践，但是霍加特以迈向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实践，为工人阶级播撒文化的种子，从深入生活的微观文化实践活动，引导工人阶级善于学习，积极开展微观主体的自主实践活动，使工人阶级挣脱横亘在他们心头的精神枷锁，让阳光消融冰雪，让人民拥抱希望。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霍加特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实践思想意义深远，寻找到了人类文化幸福之花的真正圣水，使普通人看到了文化的希望，感到了文化的温暖。可以说，霍加特迈向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实践具有彪炳史册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