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形成，首先源自他对“文化”概念的重新界定和解读。他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思想和文化理论的基础上，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视角对文化的概念、意义和价值进行了新的认识和思考，成为其核心思想的关键组成部分。从实践唯物主义视角对文化观念的探寻，打开了研究文化的新视野，使文化摆脱了形而上学的和脱离于人的现实生活的观念和形态，让文化的本性即人的生活本性得到彰显。文化实践思想为文化的认识取向、方法途径和价值旨归获取到了动力源泉，为进一步发挥文化在社会结构中承担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有关文化的思考中，文化所指代的“意义”“内涵”“价值”“意味着什么”远比文化本身的定义更加重要。正如戴维·钱尼所述，文化转向代表“赋予意义”。霍加特正是以形容词的文化或复合词的文化——如“工人阶级的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生活文化”“文化实践”"文化的价值”——聚焦现代性社会的文化问题，而在这些复合词中，“文化实践”无疑代表了霍加特对文化诸如此类前缀的提要钩玄。

如前所述，对文化实践思想的研究是霍加特文化研究的着眼点和内在基石。通过从文化实践出发阐释文化的内涵，以及对精英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文化批判的论述，总体上体现出霍加特文化实践的基本思想。霍加特强调日常文化的实践意义，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僵化、固定化、同一化的文化模式，寻求文化生成的本源和文化内在的动力机制，即文化实践作为文化发展的途径，其目的在于优化文化结构、促进文化主体进步。

(一)核心理念：作为人自发、自觉活动的文化

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核心理念在于以人类生生不息的文化实践活动，探究文化的内涵和文化生成的问题。

在对文化现代性的追问中，文化被圈定在既定的范围和主体中，或将文化作为同一化的过程，文化丧失了原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变成了僵硬化的或静态的形式。霍加特面对现代性社会出现的文化新变化和新境遇，探寻文化发展的新思路，以深入生活的方式探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开拓出以人类实践为根本的文化新视野。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①。霍加特提出文化实践思想，正是对马克思实践观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一直以来，“大写的”文化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将日常生活拒之门外。在他们看来，文化是高雅的、唯美的，而日常生活是世俗的、平庸的，只有脱离于日常生活的创造，才能称之为文化。但是，霍加特试图将日常生活纳入文化研究的范围之内，文化研究的对象面向现实的人的生活。这样的文化理解改变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看法，让人们认识到平凡的日常生活也并非平凡，来自日常生活的文化能够反映真实的人的世界，这样的文化才更有意义和价值。在霍加特对文化的理解中，认为不同群体通过不同的实践活动所形成的整体生活就是文化。

可见，霍加特所理解的文化内在于人的生活，与人的生生不息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他认为文化不是静止的、固定的，而是与人的现实生活、人的实践活动一同自发地相互联系和发展。只有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文化才能不断地创新与发展，才能显现文化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文化不应以观念的形式存在，不应以一种孤芳自赏的姿态游离于现实生活之上，它应当成为人的现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霍加特试图摆脱文化的传统束缚，其宗旨在于强调文化不应满足于对文化的解释和说明，而应立足于现存的世界，即人的实践活动，文化生成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霍加特强调要在现实生活中，“认识文化”、“实现文化”和“改变文化”。

马克思曾经写道，“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①。马克思试图将我们从“彼岸世界”带回“此岸世界”,即人的现实生活。霍加特在延续着马克思矢志不渝的事业，将“彼岸世界”的文化带回到“此岸世界”的文化，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作为“文化研究之父”的霍加特，并没有陷入对文化本身的研究，而是深入探讨文化的用途和功能，帮助人们回到文化的“此岸世界”。如何实现这种转变呢?霍加特以实践的过程去看待文化。他认为精英式的文化一味强调文化本身的意义是无谓的，只有加入人的活动，文化才不会成为僵化的、无生气的产物。

霍加特认为文化与日常生活世界具有密不可分的相互关联，即日常生活化的文化与文化化的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日常生活化的文化将文化从抽象化、规定化的宏大模式走向日常生活世界微观形态的文化，把文化作为生活化的文化符号。而文化化的日常生活在于文化具有“赋予”的意义，日常生活通过文化生活、文化实践获得意义和价值，表明日常生活并非平淡无奇，日常生活同样充满了文化和艺术，并且人们在各自的日常生活中，诉说着自己向往和追求的某一类文化生活。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同样可以通过文化实践得到进一步的彰显。霍加特将文化还原为社会实践，在社会变迁与文化的互动中，揭示文化发展的社会逻辑和社会功能。

首先，文化的生成是对具体现实生活的客观联系。霍加特以20世纪20—30年代工人阶级的生活为材料，深入观察客观的现实世界，从内部真实的世界出发，挖掘文化与社会的关联。在对文化概念的考察中，他避开对文化面面俱到的定义，而转向真实世界的琐碎小事。他采用了经验归纳的民族志研究，而非抽象概念的自身演绎和空洞的文字游戏，力图用深入生活的观察探讨文化的本源。

其次，文化具有社会价值功能。一直以来，“文本中心论”在英国传统文化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突出表现为以利维斯为代表的细读派。他们提倡作品内部地深入分析，但忽略了文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霍加特认为，虽然文学会采用丰富的修辞手法，但是它扮演和探讨了最贴近人类生活的本质。文化不能孤立地存在，它同人类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一样，存在于万事万物普遍联系的世界中。

再次，人的丰富性体现了文化的丰富性。霍加特将“普通的”生活列入文化研究思考的范围，使文化呈现丰富性和多样性。他倡导文化的积极意义，即将文化视为人的实践活动，注重文化的参与性。但是，传统理论者往往沉迷于追求乏味而空洞的理论，对生动丰富的日常生活世界不屑一顾。霍加特意识到来自人民生活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推动文化从原先单一、孤立的状况朝向丰富、多样的态势发展。

最后，注重文化价值标示的作用。霍加特认为通往文化之途是多元的。这就意味着文化价值具有多元性。然而，霍加特并不认为文化的多元价值与文化评价的合理性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虽然不同文化、不同个体、不同时代存在不同的价值理念，但是在这些不同的价值理念之间存在可被人们相互理解的共通东西。他认为文化价值中存在客观的价值，反对相对主义文化的价值中立，批判一切判断都是相对的、主观的文化价值观。

总之，文化实践思想的核心理念在于它深刻地批判了传统文化生成的旧秩序和相对主义文化的运行逻辑，并寻找到了文化生成的原初动力在于人的实践。在以文化成为人自发、自觉的活动为核心理念的文化实践思想中，为人的存在提供了包括精神存在在内的全面的解放。文化不再专属于精神生产领域，使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不再具有永恒的分离和对立关系。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相对主义文化都建立在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给定的基础之上，将文化与实践处于一种相互对立的关系中，停留于文化对象对文化单向度的理解和生产，并没有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层面看待和创造文化的意义和价值。霍加特从文化实践的角度，把文化在本质上当作实践活动，在文化实践的过程中产生特定文化语境中的文化主体和文化客体。

(二)内在机制：具有内在规定性和动态性的实践系统

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内在机制在于以文化实践为基石，探究文化主体、文化客体、文化与生活、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联。

文化实践凸显出文化生成的整体场景，文化不仅作为一种表征系统，更是一种具有内在规定性的实践系统。霍加特认为文化无论从生成的各要素，还是生成的过程都具有复杂性，不能简单地或割裂地看待文化。他以文化实践作为文化研究的基石，探究文化生成的内在结构和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化生成具有整体性。在霍加特全新的文化生成系统中，文化、文化主体、文化客体之间不再是某种支配与强制的关系，而是一种自然的生成过程，彼此之间的作用力是如此的微妙，体现出文化各要素之间充满内在张力，而又共生的关系。文化实践构成了一种双重权利，即文化内在规定性与文化个体生命力的辩证统一的合力。

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产生于多种文化观念相互冲突、碰撞的阶段。现代性的文化存在两条发展路径；第一，以启蒙运动为标志的现代性社会依靠科学的途径实现与蒙昧、无知、神话的分离，将科学、理性作为理想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动力，文化的科学化、唯一性随之生成；第二，在现代性的特征，即资本逻辑运行之下，文化被程式化和标准化，文化整齐划一而又残断零碎地笼罩着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

霍加特采用人类学的方式和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工人阶级文化为例，构建文化的实践本性，从而有力地批判了精英主义者的文化特权。同时，霍加特认为当一种文化权威性消失殆尽之时，相对主义文化就会乘虚而入，带来了文化意义的混乱状态，文化价值普遍性就会丧失，花样迭出、百无聊赖的商业文化深刻地影响着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方式，工人阶级自生的文化、工人阶级内部的文化价值判断受到商业化的威胁。在对现代性文化危机做出分析时，霍加特另辟蹊径，从工人阶级读写文化的经验视角，展开对文化现代性悖论的思考，这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霍加特以文化实践，或钱尼所称一种“新的文化话语革新”的方式，为文化思维范式转向提供了关键性作用。他从文化实践的角度批判了文化作为精英主义者的特权领域，认为特权文化或等级文化阻碍和限制了文化的实践功能。正如钱尼对霍加特文化研究的分析，他认为霍加特首先确定了精英主义者掩盖作为实际生活经验的文化，即生活文化所包含的各不相同的视角和方法。钱尼十分肯定霍加特对文化研究做出的开拓性贡献，其中一方面就在于霍加特为工人阶级文化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文化的平台。而这一平台的意义不可小觑，它将一直以来文化评论界和精英主义者，对工人阶级文化所持有的傲慢态度暴露无遗。霍加特借助人种学的分析，把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休闲活动作为社会意义的文化学分析。这样一来，开辟了文化研究朝向文化差异性、多样性的关注。

同时，霍加特对大众消费社会伴随而来的工人阶级文化新变化做出分析和对比，表达了对工人阶级正在消失的文化生活的追念。霍加特探寻特定社会的工人阶级文化，以工人阶级的实践活动和生活方式展开分析，关注生活经验和日常生活的表达。他经常使用“健康”“衰退”“改善”“恶化”来标记文化间的冲突和张力，对文化进行病理学的分析和诊断。霍加特认为虽然工人阶级生活的总体质量较之于20世纪早期有明显的改善，但是他更为关注工人阶级群体意识和社会实践。在霍加特看来，工人阶级目前处于“失去行动张力”的状态，工人阶级特定生活方式不是在改善而是在恶化。霍加特引用托克维尔一句话，“通过这样的方式，在这个恰似不会堕落，但使灵魂失去活力，并寂寞无声地松弛行动张力的世界中，最终可能建立一种有效的物质主义”①。令霍加特感到遗憾的是，在文化商品化的影响下，文化批量性的生产使得文化成为一种消费行为，文化原有的自主性、能动性、价值选择一起被湮没在同一化、同步化、别无二致的文化生产流水线上，工人阶级作为文化主体分类实践的组成部分，文化原本的动力正在消失，像一根失去弹性的、松动的弹簧一样，工人阶级的文化自主性、能动性正在衰退。

基于对文化危机的分析，霍加特试图通过文化实践的方法或途径，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工人阶级文化，传递给社会所有成员，使文化成为人类的共享资源，搭建了不同群体之间文化交互的平台。在这里，不同文化共同发展，彼此之间相互理解和包容。霍加特以文化的实践意义探讨文化生成的来源，揭示深入人类生活的价值作为文化客观价值的重要性。霍加特始终认为工人阶级文化所具有的植根于工人阶级真实本性之中的价值，既不会因为精英主义的强势文化或鸽笼似的学科定位而不复存在，也不会因为经历相对主义文化的侵蚀而灰飞烟灭，工人阶级的文化价值正是通过其自身的文化实践才得以生生不息。因此，霍加特以工人阶级文化的新变化为切入点，对精英主义文化、现代性相对主义文化进行批判，试图寻求解决文化危机的途径和方法——聚焦建构性的文化实践思想，使得文化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即文化主体进步、文化结构优化、文化成果丰富。

霍加特把文化看成是生成的，是有机文化系统，而非僵固不变。文化生成的过程是诸多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共同形成的，体现着整体性的特征。文化的生成即产生、发展和超越都以人的存在和活动为起点，以改善人的生活和获得自由为旨归。通过对文化生成机制的阐述可以看出，以提升人们认知、审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唤醒人民的文化意识，求得人类的自身解放，是文化实践的根本任务。

因此，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内在机制在于以推动文化发展和促进文化主体进步为关键所在。霍加特不仅引领人们走出对文化原有认识的误区，打破了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旧秩序，将文化从狭隘的含义中解放出来，而且对传统学界一直以来所公认的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概念和认知结构产生了根本性的挑战和颠覆。他赋予文化更为广阔而丰富的价值和用途，从文化实践的视角，认识、审视、改造世界，为理解和建构人类社会提供了全新的思维范式。霍加特并不是把人的文化实践活动和文化的规律性相对立，相反，真正源于生活的文化实践深刻地体现了文化的本真意义和价值，顺应着历史的发展，并变革现存世界。与此同时，文化丰富性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文化价值的混乱与模糊，文化实践观承认多元价值并非指代所有价值是相对的和主观的，文化的多元价值存在客观价值，对自由、平等、正义、博爱的追求始终是文化永恒的价值目标。这些文化价值蕴含在人类的真实本性之中，代表着那些不可能被轻易放弃的价值。

为深入理解霍加特文化实践的内在机制，笔者在本书中试图从文化实践的主体维度、文化实践的客体维度、文化实践的话语特征、文化实践的社会关联进一步做出分析，并深度剖析霍加特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诠释，对文化实践的思想作出总体性和结构性的分析和阐释。由此分设四章内容对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进一步展开说明。

文化实践四个方面的探究，并不是孤立、单一的不同部分的组合，而是相互统一构成了文化实践的内在有机体，文化实践的主客体指向和确立是研究文化实践话语特征的基础和前提，反过来，文化实践话语特征则是变革文化实践主体和变革文化实践客体的关键因素，并为两者的变革提供了具体途径和方法；同样，文化实践的主客体的所指是文化实践社会关联的根本前提，是文化社会意义彰显的基础，通过对文化实践社会意义的探寻，即文化与生活、文化与权利、文化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得文化实践主体的主体性意义和文化本真内涵的价值意义得到进一步升华，促进文化模式的升级和文化社会结构的优化，提升文化主体能力和合理建构理想社会。

(三)基本特征：文化实践的辩证内涵

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基本特征呈现出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特征，在文化实践的基础上，彰显文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强调文化主体与文化实践之间的双向互动过程，以及文化自身内部的张力结构。

由于文化自身内涵的丰富性和活动方式的多样性，在对文化内涵的追问中，具体呈现出以下几种解读方式：作为具体的文化形式，即指“从艺术到绝大多数日常事件都包括在内”①;作为人类学意义的文化，代表了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②;作为思想理论或价值观念，是指“在一切文化现象中都体现出某种为人所承认的价值”③。从以上三种文化内涵的解读中，可以看到，文化既是一种整体性的存在，又是一种深入日常生活具体的存在。在20世纪初，有关文化的辩证法研究得到了丰富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的审美辩证法、英国新左派的大众文化辩证法、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辩证法，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文化的辩证意义和价值。霍加特将文化作为一种有意义的实践，以文化实践的视角，在特殊与一般、经验与理论之间不断徘徊，体现出文化内涵的辩证意义。他所关切的不是文化自身的演绎逻辑，而是通过深入分析文化的辩证内涵，关注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

霍加特对文化内涵的辩证法解读，既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从文化审美的维度，以“否定的辩证法”④,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也不同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确定性之反面”①的辩证法；同样，不等同于英国新左派自身内部“大众文化与政治的辩证法”②。霍加特以文化实践为基石、以从下往上看为研究视角，寻求文化生成的真正动力，体现出文化内涵的辩证意义，即探讨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彰显文化的主体性和文化自身的内部建构作用。

在文化的定义与构成中，主要存在两种分歧：孤立特指的文化和联系发展的文化。其中，孤立特指的文化代表着理想形态的文化。就英国来讲，文化一直以来被看作精英主义者的专属地，它保持着固定的句法模式、文体风格、价值判断和价值秩序。以阿诺德、利维斯为代表的精英主义者将文化视为形而上的、观念形态的产物。他们认为文化专指人的精神生活，而文明特指人的物质生活，并提出了少数人的文化与多数人的文明的观点。这种传统意义的文化加深了文化与文明之间的二元对立。并对后世文化研究产生了旷日持久的影响。然而，以霍加特为代表

的第一代新左派对传统意义的文化产生了质疑，他们开始深入思考文化的概念、内涵与价值问题。他们试图从现实生活寻求对文化思索的答案。他们指明了文化研究的基本宗旨，即不是为了文化本身而研究文化，而是要关注文化的社会功能，将文化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霍加特作为这场革新的关键人物，反对精英主义一味地固守传统文化观的殿堂，提出了文化实践的思想，使文化的内涵和意义发生了深刻地变化。

霍加特可谓是对孤立文化批判的先驱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英国真正意义传播的洗礼之后，他对孤立、特指的文化观心存疑虑，文化是形而上的、唯一的?文化究竟如何生成?工人阶级没有文化吗?这些问题成为他文化思考的逻辑起点。他在英国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试图探讨文化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以联系、发展的辩证思想来诠释文化。霍加特认为文化绝非主观臆想和抽象的精神活动，因为它存在于纷繁复杂、普遍联系的现实生活中。正如恩格斯所述：“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①同样，霍加特认为世界是运动、变化和联系的，文化亦复如是。它不是静止、孤立的，而是来自真实的对象世界。他将文化与现实联系在一起，认为文化生成源于生活，并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相反，孤立文化的倡导者，例如利维斯、阿诺德等人企图维持他们在文化中的特权地位，以大写的、权威式的文化来掩盖现实生活的文化，漠视文化的复杂性和联系性。霍加特在对传统文化批判性的反思中，摒弃文化作为纯粹的、超越世俗的产物，辩证地处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是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统一。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辩证内涵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霍加特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包含着经验的直接性和文化规定性的一种张力结构。在这种文化内涵的解读中，文化既代表了普遍意义的人的生活方式，又强调了文化自身内部规定性的发展，汇聚了文化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

霍加特试图在英国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探讨文化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研究文化与文学、文化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两卷本著作《对话》中，“关于社会”和“关于文学”体现文化向外的延伸和向内的挖掘。霍加特对《德伯家的苔丝》的分析，认为哈代将“他的注意力集中于细节”,提供了“生活的肌质感”①。霍加特试图将文化从主观臆想和抽象的精神活动，置于纷繁复杂、普遍联系的现实生活之中，显示出文化独特的社会功能。霍加特认为虽然文学采用丰富的修辞手法，但是它扮演和探讨了最贴近人类生活的本质。文化不能孤立的存在，存在于万事万物普遍联系的世界中。文化的普遍性并不代表泛文化，同一性的文化，而应力图展现文化的多样性、具体性。无论是精英式的文化，还是相对主义的文化，都遏制了文化多样性的发展，精英文化将文化固封于特定的范围，使得普通人民对文化望而生畏。同样，相对主义文化的商业化、同一化的模式看似为所有民众提供了一种文化平台，实际上，这种程式化、同一化的文化平台禁锢了普通人对文化的自主追求。

第二，彰显文化的主体性。霍加特以文化实践为基石，强调文化发展与文化主体能力之间的辩证关系。文化主体与文化实践之间构成双向互动过程，即在文化实践的过程中提升文化主体能力，与此同时，伴随文化主体能力的提升，反过来促进文化有效发展。

文化体现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思考和追求。在物质社会生产过程中，文化主体能动地创造属于自身的文化。霍加特以文化实践的视角分析文化的主体性，以生动、真实的生活实例再现工人阶级文化，使工人阶级切身感受到文化与现实生活的关联，自发地产生阶级认同、文化认同，注重共同经历和感受，获得文化归属感。霍加特试图构建一种共同认可、共同追求、共同享有的共同文化，从文化实践的意义建构文化共同体。所谓文化共同体绝非发展同一的或同质的文化，而是不同文化之间和谐共存的状态。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就在于不断打破现实世界的某种垄断，尊重文化的差异性，使人们在各自不同的文化生活中确定自我存在感和阶级意识。霍加特所建构的文化共同体不同于政治层面僵化的组织形式，也不同于市场经济下的交换形式，而是将文化从本质上看成是人的实践过程，探讨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以及人与世界、人与社会的基本关系。

第三，文化自身内部的张力结构。霍加特强调文化自身内部的发展和文化主体意识的真正解放。霍加特文化思想揭示了文化与实践的本真关系，文化不是形而上的产物，它来源于现实的生活，蕴含了人的实践活动的丰富性。在这样的文化理解中，普通人不再只是文化的接受者，而成为文化的创造者和参与者。霍加特试图寻求的文化救赎既不受精英文化威胁，也不受商业化大众文化支配，而是源于人民内部的文化实践。在霍加特看来，文化的生成不在于外部的教化或外部力量的强制，因为这些只能作为文化发展变化的条件。虽然现代性文化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但霍加特并没有完全陷入文化的悲观情绪之中。他试图解开文化困境的谜团，认为工人阶级文化具有一定的“恢复力”,应当从工人阶级内部解读文化，而这种内部就源于现实的生活。

霍加特对文化内涵的辩证法解读，不只在于满足对文化的解释和说明，而是立足于现存的世界，即人的实践活动，将“认识文化”“实现文化”“改变文化”相统一。从霍加特的文化思想来解读文化的辩证意义，是对特权文化的反驳，也是对现代性社会相对主义的反思。他想要实现的就是将不同文化主体的文化形式与文化之间存在的共识性联系在一起，使文化以一种辩证的姿态给不同文化主体提供一种文化多样的“共存性”。他的文化实践思想，一方面，体现了文化内容上的辩证关系，既非孤立大写文化的单一性，也非相对主义的均质性，而是强调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同时也注重文化的统一性；另一方面，体现了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的辩证法，将文化作为人的实践活动，不存在纯粹的文化，需要到人的文化实践中寻找文化的基石。

(四)目的旨归：文化革新对理想社会的建构

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目的旨归在于达致文化实践基础之上的文化批判与文化建构的融合。文化实践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文化批判，而是由文化批判所引发的文化政治学的批判，是以文化变革带动整个社会变革的批判，是始于文化实践的社会主义建构的批判。同时，基于文化实践的文化建构不是社会制度一时一刻的改变，而是深入微观文化主体思想意识变革的建构，触发整个社会思维方式、实践方式、运行方式变革的建构，始于自下而上、由内而外微观革命的建构。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目的旨归具有批判与建构的双重特征。

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福利国家政策与“福利制社会”相对稳定的发展期时，霍加特并不满足英国现有的社会结构，也不赞成已有的现实的各种社会主义的社会形式和制度，而是倚重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土化。他分析了现代性社会潜在的巨大危机和与生俱来的内在悖论，以“文化转向”或所谓“文化中心”为契机，把对文化问题的关切作为指向现代性社会的利剑，力图实现由文化变革所引发的一种具有联动效应的社会变革，即文化主体意识的变革、文化实践方式的变革、社会管理方式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以及整个社会思维方式和运行机制的变革，使之最终达致由内而外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变革，从而建构理想社会主义社会。

霍加特提出了一种推陈出新的文化批判思想。他面对现代性所造就的社会，既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那样，一味地将大众媒体看成是文化毒瘤，对现代性社会彻底拒绝，也没有如传统左派那样，留恋于昔日英国的大国地位而不能自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和社会结构的迅速变化无所适从，而是从微观层面对现代性社会进行解读，并由此深入整体的现代性社会批判与建构之中。下面借助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即“质料因”“动力因”“形式因”“目的因”,来分析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目的旨归，即文化变革引发具有联动效应的社会变革。呈现为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文化变革的“质料因”。微观文化主体和文化所指对象，即变革文化主体和文化对象的指向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霍加特认为，文化的不平等是权利、物质分配、社会等级、教育理念、法律法规、社会秩序等一系列不平等的综合再现。但与此同时，他又指出，文化的运行方式并不同于政治、法律、教育等自上而下的规则和秩序，因为文化无法脱离人的生活而存在，无法形而上的抽象存在。文化内在于每一位微观文化主体的现实生活。

霍加特以推陈出新的文化批判为着眼点，在扬弃利维斯主义的文本自律论的基础上，将利维斯的文学批评方法传授给工人阶级，致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人教育，推动工人阶级获得文化实践的力量。目的在于，一方面，通过提升工人阶级的自主实践能力，恢复工人阶级日渐淡漠的阶级意识，将他们从“无阶级”差别社会的误区中唤醒过来，使工人阶级成为变革社会的真正力量。另一方面，变革文化对象的所指，使文化从作为精英主义者一家独大的精英文化，迈向工人阶级可以与之分庭抗礼的文化共享舞台，使文化从大写、唯一、中心化、线性化的模式，转向小写、多样、非中心化、弥散化的轨迹发展。这样一来，使文化对象从形而上的抽象概念指向了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文化主体和文化对象得到了深层意义的变革，得到双向整体式的发展和跨越。霍加特的日常文化批判促进了文化的公正发展，使文化真正成为“民有、民享的存在”①,推动了整个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

霍加特倡导的由文化实践所引发的文化变革，首先引发文化主体的变革，使得文化主体从文化精英者的专属指称转向普通人民在内的不同文化实践者的总称，将文化主体从商业文化营造的同质化的大众群体转向具有文化批判能力、自主实践能力的文化实践者。同时，霍加特发起的文化变革，又是一场文化对象所指的变革，将文化对象从抽象的审美文本走向日常生活文本，使文化从“彼岸世界”的文化带回到“此岸世界”的文化，回归于生活世界的文化。霍加特的文化变革是一场具有深层意义的变革，是与每一位微观文化实践者息息相关的文化变革。

第二，文化变革的“动力因”。文化实践在于变革文化存在方式，以作为实践活动的文化观念，促进整个社会民主化进程。霍加特将文化实践作为变革社会的突破口，强化文化的实践意义，从而变革精英主义文化对整个英国文化的操纵。一直以来，权威知识的生产系统将文化鸽笼式地分布在既定范围之中，特定社会精英者的思维理念和实践方式成为文化唯一聚焦的对象，文化被精确化和权威化。这种大写的、单数的文化悍然位于普通大众文化生活之上，文化此时成为一种权力的象征。然而，实践维度的文化内涵，就使得文化被分解成一个个小写、具体、复数的文化，将文化的内涵延伸为普通人日常生活和生活经验的再现和表达，把文化看成不同文化主体的分类实践，在思维方式上根本性地改变了文化的界定和意义。

文化实践思想试图转变现代性的群体文化行为。按照资本逻辑发展的商业文化，利用同一化、线性化的手段，将普通人作为实现文化工业发展的重要消费对象，普通人成为被动的、无意识的文化群体，进行着无特质、无差别的文化行为。而文化实践关注文化主体的能动性，以提升普通人的实践能力为核心，保持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强调文化的特质和肌理。

文化实践思想冲破了精英主义者对文化狭隘、片面地强调，使文化从一种虚无的、唯心主义的存在迈向了现实的、唯物主义的存在。同时，这一思想改变了第二国际奉行的经济决定论，将文化从作为经济的附属物转向了文化的社会建构功能。文化不再是经济关系之下的衍生物，而是变革社会的关键力量。文化实践思想在于强调文化的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的并存关系，发挥文化主体的能动作用，使人与物、人与人之间单一的经济关系，转变成人与生活、人与文化、人与社会整体而多样性的文化关系。

文化实践的目的旨归在于改变人的生活，建构合理、有序、公平、正义的社会，共筑适合人类共同发展的理想社会主义社会。霍加特力图建构理想状态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这一过程就需要通过文化实践改变普通人的思想意识，提升普通文化实践者的实践能力，变革原有的思维方式，直至达致整个社会的变革，建立“公平可致的理想社会”①。

第三，文化变革的“形式因”。文化运行机制在于变革文化传播秩序，并使之成为社会积极发展的“活性剂”。霍加特借助文化主体实践方式的变革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推动整个社会由内而外深层意义的变革。在霍加特看来，资本主义发展至今，社会变革的关键问题已经不再是经济匮乏、物质短缺的问题，社会矛盾主要体现在权利与财富分配的集中化和特权化。他力图打破社会权利和财富的不平等，变革社会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旧秩序，建构适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始于文化批判的社会新秩序。而这种新秩序在于，通过包括以微观文化实践者、普通人为主体的微观革命，强调人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双重变革，而不仅仅停留于机械般的社会机构或社会体制的改革，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始于心灵的变革。

为此，霍加特为通达人类心灵的变革，开启了一条文化实践之路，改变文化运行的旧秩序，建立文化运行的新秩序。而这条文化实践之路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层面：

层面一，强调文化生成与现实生活的结合。文化实践在于让普通人认识到自我文化存在的价值，珍视源于日常生活实践凝结而成文化的意义。文化实践使普通人拥有理想，因为理想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支柱；同时，让普通人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的实践存在于现实的日常生活，文化实践可以让普通人从中汲取共筑理想社会的智慧和力量，使人们感受到现实的日常生活实践蕴含着建构理想社会的信念。

层面二，将科学的文本阅读方法传授给普通文化实践者。霍加特为普通人提供了具体的文本阅读方法，为普通人提升文化能力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而这种文本阅读的方法不仅适用于传统意义的文学文本，还包含了电影、电视、广播等各种形式的文化文本，同时，还指向了意义深远的生活文本，是霍加特所称的成熟文化实践。

层面三，建构健康、良好的媒体新秩序。霍加特面对文化技术化的迅速发展，在认识到技术力量给文化带来负面效应的同时，他深感技术本身无对错之别，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正确发挥技术的力量，如何建构健康、良好的媒体秩序，从而推动文化合理地发展，让技术成为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使技术的发展真正成为人类福祉。为此，他撰写了大量的有关建设健康、有序的大众媒体的报告。霍加特对大众媒体持有一种批判基础上的建构态度，挖掘大众媒体具有的潜在能量和抵抗性因素，强调建构健康、合理大众媒体的新文化秩序，突出文化主体的实践性和自主性。

第四，文化变革的“目的因”。社会主义主体的全面发展在于，变革文化价值观有效提升社会主义主体能力，共筑社会共同体。对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来讲，霍加特不满现实已有的各种社会主义制度，例如，20世纪50—60年代各种社会主义制度，包括苏联社会主义形式、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形式、以伯恩施坦为首的第二国际议会道路，以及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同时，他也不是要走向后现代，建立所谓后现代的国家或者社会，而是要建立属于英国新左派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形式，而这种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结合英国的实际，寻求能够超越现实的现代性或替代现代性的一种精神、一种制度、一种思想理念。

霍加特以文化实践为立足点，力图实现文化实践的目的旨归，即由文化实践引发整个社会的变革。他强调文化主体的文化实践活动，发挥文化主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将提高微观文化主体的实践能力为己任，从而改变现代社会的行动方式和思维方式，激发文化主体思想意识的转变，引发真正意义上文化变革的联动效应，最终达致现代社会制度、人实践方式、人思维方式的变革，建立一个开放的、动态的、自主的、共同参与的、价值体系不断丰富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共筑维护人类共同命运的社会共同体。

尽管文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定义和诠释的概念之一，但是一直以来，学者们都在乐此不疲地探讨“文化究竟是什么?""文化的主体是谁?”“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又在何方?”等一系列文化问题。尤其是今天，当我们面对以市场为导向“相对主义”文化的盛行和大量良莠不齐文化的涌现时，如何看待文化的新变化，如何在当代现实的语境下来解读文化似乎成为我们亟须解决的问题。霍加特的文化实践思想对以上问题给予了全新认识和理解，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在此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霍加特文化实践内在总体纲要进行分析。其一，分析了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起因。霍加特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具体的社会发展现状，分析了现代性社会潜在的巨大危机和现代性与生俱来的内在悖论，提出了一种推陈出新的文化批判思想。这种推陈出新的文化批判思想针对现代性所造就的两种文化场——精英主义文化秩序、相对主义文化秩序——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文化内涵的日常生活化为基础，强调文化的实践意义为核心的文化批判。其二，着重分析了霍加特文化实践的形成路径。他在对现代性的文化悖论进行文化批判的过程中，以文化实践思想阐释文化的内涵和意义。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包含了对文化概念两条线索的探讨和对文化内涵双重视角的解读，实现了文化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内在统一。其三，系统分析了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理论内核，主要表现为：以人生生不息的文化实践活动为核心理念；在对两种文化观批判的基础上，以文化主体、文化客体、文化实践方式的紧密关联达致整体性的文化生成为内在机制；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基本特征；以消除异化、变革社会为目的的旨归。

总而言之，本章集中阐释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内涵、价值和意义，以及解释后设章节四种理解模式的缘由。为进一步深化对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外延研究，后设章节分别从文化实践的主体维度、文化实践的客体维度、文化实践的社会关联，以及文化实践思想的话语特征，探讨由文化实践所引发的文化变革，达致整个社会变革的意义和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