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之间产生的一种学术思潮。它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和传统，其宗旨在于结合英国的现实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发展。在此期间，这一学术阵营涌现出了一大批特色鲜明的代表人物和代表思想，主要包括：以汤普森、霍布斯鲍姆为代表的历史的马克思主义，以霍加特、威廉斯、霍尔为代表的文化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安德森、奈恩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柯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佩珀为代表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从更加多维的视角批判现实社会，呈现出一幅生动壮阔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图景，形成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更为多样化的格局。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正是基于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反思，结合英国具体的现实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本土化的改造。

(一)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继承与发展

霍加特在文化实践的研究中，始终遵循着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内涵和意义。他通过文化实践思想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使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在当下社会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价值。这种继承和发展关系具体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的生产性。显而易见，这里所指的文化的生产性与商业化的文化生产是两个概念，两者之间不仅指代的意义相差甚远，而且还存在一定的冲突与对抗。霍加特所指的文化的生产性更是一种文化生成，强调文化的产生来源，目的在于与精英主义的文化观划清界限。精英主义的文化观书写大写、权威的文化，忽视文化的实践特性，将文化作为一种特权而存在。而霍加特以实践的意义诠释文化的生产性，从“感性的人的活动”①,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文化。霍加特认为文化的生成或文化的生产性不能脱离人的现实的活动，文化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现实的历史的人”的感性活动。在此意义上，通过文化活动的生成和生产性，使得文化成为所有人可以从事的活动，普通人真正成为文化的主体而存在。霍加特所指的文化生产在于打破原有文化的规定性，不因人出生伊始的差别而限定文化等级，从而使文化产生不平等。他借助文化实践概念，让每个人都有公平享有使用文化和创造文化的权利。商业化的文化也强调文化的生产，但是这种生产是一种符合资本逻辑的生产，对文化的产生来源、所传递的价值和意义不屑一顾，以产生更多的资本、获得更大的利润为基本原则和内在动力。

第二，文化的用途。霍加特强调文化的用途，关注人类活动和人类知识的一致性，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相统一。在文化的用途上，霍加特所指的文化用途体现了，马克思所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的意义，坚持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结合。霍加特以不同类型的文化经验和不同方式的文化用途为基础，阐释了不同文化主体的特定生活，实现了文化“解释世界”的功能，体现出文化阐释学的意义。但并不止于此，关键在于他强调文化的用途具有改变世界的能力，具有解决社会文化危机、体现文化变革所富含的价值和意义。他鼓励工人阶级展开文化表达，通过扬弃精英主义文本细读的分析方法，将文本阅读分为“品质阅读”和“价值阅读”两个阶段，为工人阶级读写能力提供有效的实践途径和方法。霍加特通过对文化用途的全新理解，实现经典文本阅读向日常生活文本解读的跨越。这种文化用途指向的变革，扩大了文化主体的所指范围，提升了广大人民作为文化主体的能力，增强了广大人民自觉、自律、自省、自反的文化意识。最终使得广大人民具有独立的文化品格，实现其自身内在精神与外在形式的统一，最终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达致建构社会主义主体的理想状态。

第三，文化的价值判断。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①文化同样如此，它作为人类特有对象性活动，体现出在一定社会生产力的条件下，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文化不是抽象化的理论问题，而是现实的实践问题，离开人的生活世界来谈文化无异于瞎子断匾，没法得出正确的结论。文化的存在依赖于人的现实世界，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人的文化力量为自然界打上了人类的烙印，文化具有实践特性。同时，文化本身的内在规约性、文化内部与外部的张力结构也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实践力量才能加以理解。正如马克思所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②。马克思将“实践”定义为人类特有的对象性感性活动，而文化更具代表性的体现了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一种具有创造力的对象化活动，是人类集体智慧对象化的凝结。因此，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能得以彰显和表达。

霍加特正是站在文化实践的层面上，提出文化价值标示的意义。他从文化实践的角度批判了相对主义的文化观念。相对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文化价值的主观性和相对性，不存在客观价值，“一切判断都是相对的，一切评价都是主观的”,“所有客观性都是主观的，都是相对于其自身所处的时空而言；……无物永恒，一切皆流。”①霍加特批判文化相对主义的价值无涉，认为在文化的世界中存在一定的内在规定性和价值尺度，而文化的内在规定性并非等同于精英主义外在强加的规定性，文化内在规定性、文化价值判断的内在尺度的来源就在于文化的生成来源，即人的实践活动，以是否符合人的生存，是否符合社会的合理发展，是否能得到人的解放与全面自由发展为本质依据。霍加特通过文化实践展开对精英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和相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的深刻批判，为文化价值进行了文化实践层面的重塑，寻找到文化价值的真正来源，对于现代社会良莠不齐的文化进行了文化价值维度的审视和批判。

在霍加特的整个文化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思想。他将实践作为批判精英主义文化观和相对主义文化观的利器，把人的实践活动作为文化概念探源的基石，以建构性的文化实践为文化发展的动力，试图激发文化主体对文化活动的实践性和能动性，最终以实现优化文化结构、推动文化主体进步为目标。文化按其性质来讲，首先表现为对客观世界的主体认识，而认识的来源和基础就在于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科学的实践观引入认识论，建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体现出与关注伦理学研究的西方哲学实践观的不同，更多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坚持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性，倡导文化与实践的统一性。他秉承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起点的认识论，在对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中，将实践作为整个文化研究始终如一的核心理念。文化实践思想包括对文化对象、文化主体、文化的现实途径和方法、文化的价值和价值判断等，关注人类有目的、有意识地改造世界的过程，强调按照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凭借人类的实践智慧，创造出绚丽多彩的文化生活。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拓展

在马克思文本中，虽然没有专门开展研究系统化的文化理论，关于马克思对文化问题的思考同样也不能从一本专著或某一种特定文化的理论中找到现成的结论，但是“文化问题在整个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①。马克思、恩格斯所确立的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核心的社会历史理论，蕴含着对文化深层理解。他们将文化置于更宽广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视域中，从而揭示文化本真的意义和价值。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文化”一词频繁出现在“文化水平”“文化史”“文化程度”的话语语境之中。恩格斯在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谈及了工人阶级最低工资与文化水平、文化程度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由于现代英国工业的复杂性，就不得不迫使资本家提高工人阶级微薄的平均工资，从而用于提升工人的某种技能，以便为现代工业生产提供技术保障。可以看出，这种工人阶级平均工资最低限度的提升，实际上在于满足资本家获取资本利润的需求。恩格斯写道：“但是工业中的大多数工作都需要一定的技能和常规性，而要达到这一点就要求工人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所以平均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能够鼓励工人去获得这种技能并在工作中服从这种常规性。”①

恩格斯在分析爱尔兰人涌入工业化的城市成为英国工人阶级的成员

时，指出这些爱尔兰人“就必须先接受英格兰的文化和英格兰的习俗，即在本质上变成英格兰人”,同时，英格兰人同样受到了来自爱尔兰人旧习俗的影响，从而导致了整个英格兰文化水平的降低。但是，恩格斯却看到了英国工人阶级文化恶化的积极因素。他指出，“对英国工人的性格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个要素是爱尔兰工人向英格兰移民，这件事在这一点上的意义我们已经谈过了。一方面，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固然使英格兰工人的水平下降，使他们和文化隔绝，使他们的状况恶化；但同时，在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的加深，从而加速了即将发生的危机的来临”②。基于这种变化，英国工人阶级就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习惯语、思想观念、道德原则和宗教政治思想。“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相同，就好像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③这种爱尔兰工人阶级文化与英格兰工人阶级文化之间的交汇、冲突和融合，反而促成了英国工人阶级在公共团体和政治观点上所表现的独立的社会性格，并形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恩格斯在分析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中，对比了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文化状况，并指出在英国工业化的过程中，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状况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反而变得更加恶劣，其原因在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文化层面无限压榨。

马克思、恩格斯在进一步对文化的阐释中，论述了文化所蕴含的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劳动在人类社会文化生成中的作用。他们指出，“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①,将文化的生成归结为人的劳动和人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文化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他们将“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②,使哲学不再是孤芳自赏的哲学，“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③,以立意宏大的理论学说关涉文化问题，将文化从“天国的文化”“文化的天国”所臆造的观念中带回到人类真实世界，强调自觉的文化精神和实际运用文化的作用。

马克思对文化的理解和诠释不只局限于文化层面单一维度的分析，更重要的是涉及了文化与历史、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人的本质多维度思考，可以从异化理论、实践的创造性、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相互关系、人的全面自由解放的思想中，发现马克思对文化思考的着眼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特别强调了他们的新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不同，“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①,马克思对文化的理解同样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和基础，以人的现实生活展开对文化的思考，文化与实践的密切相关性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有着丰富的体现。

马克思以社会历史的定位对文化现象做出分析和讨论。例如，他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种植葡萄的农民的贫困状况的分析。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现实内在利益关系入手，分析贫苦人民的文化状况，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文化统治进行有力的批判。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中，文化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具有一致性，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对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而言，文化既非社会关系简单的反射物，也非政治权利的派生物，而是关涉社会变化、历史进程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历程中，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处于这一理论历史坐标中相对居中的位置。其中，列宁的“文化革命”理论、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文化”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早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卢卡奇和葛兰西的开启了20世纪文化批判的研究范式；20世纪30—40年代以社会文化批判理论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文化批判进行全方位地深入思考；20世纪50—60年代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其独到之处在于以文化主义的整体性建构新政治观点为特色，首次将文化作为政治讨论的中心问题；20世纪后期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更加丰富多样、错综复杂，朝着微观视域下的政治学批判的方向发展。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成长于20世纪初，正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向文化批判关注的过渡期。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他们充满**而富有创造力地将文化作为社会实践和政治活动的中心议题。“文化意味着社会政治斗争的中心过程和领域。”①在这些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眼中，文化被构想成一种实现社会主义的有效途径，“在涉及政治问题时，文化比政治权力更为有效；政治身份取决于文化参与”②。他们关注普通人的实践活动对社会发展的意义，主张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与普通人的直接经验或生活化的文化相结合。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单单是一种政治革命，而且，政治问题也绝非传统政治概念之下，仅仅对政党、政治制度、周期性政治选举诸如此类的关注。

对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学派的学者来讲，汤普森、霍加特、威廉斯、伊格尔顿、霍尔，不约而同地共同思考文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思想。在面对新左派对文化的关切时，人们会首先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将关注的焦点转向文化，为什么把文化作为解决现代性危机的首要性问题，他们的文化思想意味着什么,又与先前的文化思想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也是进一步深入解读霍加特文化思想的关键所在。霍尔曾对为什么文化问题是新左派至关重要的问题做出了这样的解释：“首先，因为社会变化中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戏剧般地引人注目；其次，因为文化维度似乎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次要的问题，而是社会的基本维度；再次，因为在对社会主义的重新描述中，对于我们而言，有关文化的论述是根本必要的；最后，新左派第一次蹒跚地迈出了将文化分析与文化政治作为核心政治问题的脚步。”①无论这些新左派的文化思想多么的与众不同，但总体来说，他们关切的不是文化自身的演绎逻辑，而是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立足于英国具体的社会语境和政治语境，以文化批判为切入点，展示现代社会的运行“轨迹”,揭示社会内部与社会间的一般性断裂，以及现代社会与生俱来的矛盾。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看来，现代性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现代性现实的状况却不能令人满意。他们认为，现代性社会的运行“轨迹”表现为两个方面，即理性的绝对追求与商业化驱使的同质化的并存，这就意味着现代性社会自产生以来，始终无法逾越现代性与生俱来的矛盾和内在悖论。他们提出要想理解并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其关键之处已经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问题。他们强调文化的社会和政治功能，认为对社会体制改革不是单向度的理解，而是基于普通人文化生活的多向度的思考，以达致社会的全面治理。

在20世纪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群星璀璨的理论星空中，这些思想家们怀着对社会主义事业一片赤诚之心，以关切普通人生活为己任、构建共同文化为目标、坚持人的全面发展为指向，把他们博大的文化精神、高远的思想境界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汇聚成具有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特色鲜明的观点，记录了他们对文化发展历程的反思和对现实世界的思考，也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谱写了新的篇章。时代造就人，人也造就时代。英国现实的历史状况造就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问题的反思，同样，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听从时代对他们内心的呼唤，激发了他们对共同铸造人类心灵文化篇章的饥渴。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提供了最主要的思想资源。霍加特的文化实践思想对马克思文化理论的借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霍加特以人的存在、人的实践本质、人的自由解放为本质根据，为文化批判——对精英主义文化所代表的特权文化的批判、对现代社会相对主义所代表的同一化文化的批判——提供了批判的目标指向。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具有内在一致性。他们针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分析、异化理论的分析，强调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以人的存在方式理解文化。霍加特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从人的自我意识、人的实践、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角度，对文化的内涵、意义、价值，以及文化的新变化做出分析和批判。霍加特从文化实践的层面，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确立了文化实践的主体地位和实践价值，以人的存在理解文化，以人的实践本质创造文化，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文化发展的本质旨归。

第二，霍加特对文化内涵的解读和诠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原则，从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研究文化的内涵和价值。霍加特在对工人阶级的文化分析中，以具体、特定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为依据，记录了工人阶级文化的新变化，体现出现代性社会文化的真实状态及现代性的文化困境，凸显出人的文化世界的分裂状况，一方面文化的技术实践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文化自主性和价值判断的丧失，促使文化主体处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分裂的世界中。霍加特从实际生活出发，而非遵照某一特定文化秩序出发，对文化的探讨始终围绕着现实的人而展开，试图为文化固定化的发展状况寻求现实的解决办法和理论依据。

第三，霍加特在解决现代化的文化危机时，提出文化活动的有效实践方式，蕴含着对马克思文化理论所倡导的自觉文化形式的发展和延伸。马克思揭示出人的存在的总体性的本质结构在于人的实践活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为解开现代性文化危机的“斯芬克斯之谜”,霍加特从“认识自己”开始，将文化用于日常生活，用普通人的文化阐释他们所处的生活，而非统治阶级作为灌输意识形态的工具。为此，霍加特建构性地对待普通人的文化，普通人的文化不再以“匿名式”的方式出现，而独立自主地向社会展示和彰显自身文化。作为实践的文化成为提供充分展示普通人生活姿态的有效平台。在霍加特看来，消费文化带来了工人阶级内部自身文化发展的断裂，传统工人阶级之间的共同经历和感受被大众娱乐、文化消费、广告业的繁荣所冲击，使之工人阶级原有文化状态被绷紧、束缚，甚至割裂。文化主体性的丧失、文化价值标示的漠视、文化程式化的泛滥，构成了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威胁着人类的社会生活。解决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关键还在于恢复文化发展的原初动力，彰显文化主体的内在精神气质，建构文化价值维度的合理性，而这三方面得以实现的基础还在于文化实践方式的有效开展。

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是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最倚重的理论和方法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