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造就了像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等一大批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促使他们迸发出对这一时代问题深度思考的火花，形成了以文化实践为视角的现代性社会的解读。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文化之路的开启

20世纪50年代整个英国社会包括经济、政治、文化进入了全面衰退期。苏伊士运河战争可谓是英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点，不但导致艾登政府的垮台，也标志着大英帝国霸权的崩溃，使得英国这个老牌帝国的霸主地位陷入四面楚歌，意味着英国希望能继续保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帝国地位的梦想彻底破灭。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带来了英国相对稳定的发展期，但毫无疑问是，英国此时再也无力与其他工业大国相抗衡，尤其是占领世界话语中心位置的美国。

此时，无论是英国保守派还是英国工党都很快地意识到英国衰退期的到来。而事实上，英国传统左派还留恋于昔日英国的大国地位，甚至，他们不愿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社会结构的新变化。但是历史的车轮不会随一些人的意志而转移，同样不会因为传统左派未从旧日英国的大国之梦苏醒过来而停下脚步。历史不断向前的足迹正向我们证明这样一个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正步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整体呈现出物质丰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局面。在此情境之下，这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结合社会现实发展的新语境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关系做出应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新变化促使传统左派的破裂，英国新左派时代的来临。

另外，1956—195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新左派时代的来临与两个特殊历史事件，即匈牙利事件、苏伊士运河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对英国左派政治结构造成了巨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对德国强制实行社会化、军事化法令，引起了东德人民对政治体制的强烈不满，纷纷逃往西德。1956年第20届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做出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由此引发了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的一片哗然，随后引起了一连串的政治事件。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爆发，与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有着无可置疑的关系，布达佩斯的学生要求苏联撤军和多党选举，导致苏共对匈牙利人民的暴力镇压，事件造成一万余人员伤亡。1956年几乎与匈牙利事件同时发生的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入侵苏伊士运河，由于美苏两国的介入和国际社会强大的压力，英法两国被迫接受停火决议。苏伊士运河战争不但对埃及造成巨大伤害，同时对英国也造成了重大打击，标志着大英帝国时代的终结，英国正式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席位中退出。

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英国新左派浮出水面。一方面，匈牙利事件使他们对英国共产党教条照搬、照抄苏联理论的行为彻底感到失望，并试图寻找非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苏伊士运河战争使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深恶痛绝。他们试图通过和平运动的方式，开辟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英国传统左派的道路，寄希望于“第三种政治空间”多元化的社会运动。

与此同时，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20世纪之前的文化领域往往被文学知识分子所把持。这些文学家把文化仅仅作为被思考、被书写的最好的东西，追求文化脱离于现实生活的艺术美感，将文化圈定在特定的几部伟大作品和几位德高望重的作家身上。进入20世纪以后，社会科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开始涉猎文化领域，将文化作为他们重要的分析领域，使得文化内涵得到了人类学意义的发展。

面对1956年以来危机四伏的英国社会问题，即表现在“停滞的工人阶级运动，冷漠的选民，知识分子退出政治舞台”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结合具体的社会语境和政治语境，将马克思主义进行本土化的创造。而这种“本土化”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将外来传统输入、嫁接到本土的问题，而更像是与英国理论传统进行创造性对话过程”。②诚如马歇尔·麦克卢汉(M.McLuhan)所言：“一般认为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分水岭，民族和地区的文化传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重大断裂，使兴奋的预言家们看到新的全球文化。”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以上各种历史现状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为此，战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本着对英国社会的现实历史状况的分析，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试图寻找适合英国自身发展的道路，并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新马克思主义独具特色的思想理论。“新左派活动家试图创造一个植根于英国传统，但是不停留于过去的正统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确立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和文化变化的政治。”①由此可见，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像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把文化作为经济的附属物，或放置于第二位，作为对社会关系的反映物而已。相反，他们将文化作为开辟“第三条道路”②或“第三种政治空间”所倚重的重要对象，探究现代社会新与旧的断裂，寻找救赎现代社会的力量。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既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为它具有自身发展的独特性。由于第一代与第二代有着某种程度的代际差异，在这里主要围绕霍加特为代表的第一代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性展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独特性之一，文化是平常人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从平常人的生活方式探究现代社会的问题。作为第一代新左派的代表，霍加特、威廉斯共同挑战了阿诺德、利维斯的精英主义立场，试图为阿诺德“最好的思想和言说”——抽象文化——赋予内容和使之具体化。文化的特权观念强化着阶级结构，促使社会的分化，而不是超越这种分化。霍加特认为在文化的传统定义中，掩盖了工人阶级实践和风俗习惯的重要价值。他倡导文化概念向普通人日常实践的延伸，重新设定文化的现实而非抽象的状态。如同霍加特一样，威廉斯在对文化的三种定义中，采用艾略特“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的概念，“强调文化的社会性：文化是对某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①汤普森在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记录中，以平常人的生活经验、价值诉求、行为方式书写历史，而非社会政治经济的宏观概述或名人传记的集成，挑战了“被利维斯奉为圭臬的狭隘的精英文

化观”。②包括第二代新左派的霍尔，在大力发扬第一代新左派所倡导的“文化是平常人的”基础之上，既反对过度赞扬高雅文化，也反对把大众文化看成是文化毒瘤，提出关键所在在于文化的分辨能力。尽管英国新左派之间存在内部分歧和代际差异，但是对“文化是平常人的”观点殊途同归。英国新左派所关心的文化不是束之高阁的精英文化，而在于走进平常人的日常生活，启发人们对日常事物思考的文化。

独特性之二，人道主义的呼唤。对人道主义的呼唤，首先表现在英国新左派对“斯大林化”专制模式的反对，并努力解除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钳制。汤普森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隐喻的滥用，以及促使教条式、僵硬化、专制化的社会模式进行批判，对斯大林式的专制予以严厉地谴责。汤普森转向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和人道主义的作用，“向人的回归，从抽象概念和经院教条回到真正的人；从欺骗和虚构回到真正的历史”。①虽然“安德森—汤普森”之争体现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交锋，反映出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的代际差异，但是两代之间更多的是“连续性和互补性”。因此，“1962—1963年的转变最好是被视为一种着重点的变化，而不是一种断裂”,坚持“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存在严格的区别，无助于对整个英国新左派的重要意义做出评价，甚至具有误导作用。②霍加特、威廉斯等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以及《大学与左派评论》③同样呼唤人道主义的到来，但是与汤普森反斯大林主义的出发点不同，他们是从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思考，将人的现实生活作为人道主义的根本来源。正如玛德琳·戴维斯所指，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成为早期新左派的一个组织原则。

独特性之三，自下而上的思考方式。汤普森在对斯大林化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刻批判的同时，提出了“自下而上”的历史观，“把被历史忽略的下层民众放到了历史的中心位置，使他们获得了作为历史创造者应有的尊严”。④霍加特从微观的文化视角研究社会的现实问题，以工人阶级对文化的所思、所想、所感探讨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并延伸到对整个社会秩序、社会运行方式合理性的思考。第一代新左派倡导“自下而上”的发展观，即每一个社会公民都具有参与文化的权利和丰富文化内涵的作用，从人的现实生活寻求社会的合理发展，而非固守某种社会发展的既定模式。他们用文化政治的眼光，审视文化与经济、文化与社会、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对社会问题的分析中，他们建议诸如生活经历、文化活动、社会关系，应该与经济结构一并进行综合性的思考，体现了文化化的政治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讲，汤普森“自下而上”的历史观与霍加特微观文化研究具有内在一致性，都试图从底层人民出发，激发普通人民的力量，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实践本性。第一代新左派知识分子打破了社会结构的局限，逐渐从宏大社会层面问题向微观层面问题深入，发展了“自下而上”分析的意义和作用。越来越多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朝着“自下而上”的思考方式探究社会。例如，威廉斯将文化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研究文化；伊格尔顿从社会主义新主体的塑造展开文化批判；霍尔对大众媒体提纲挈领的研究对此后英国文化研究意义深远；等等。这些新左派知识分子彼此影响、相互促进，甚至有时激烈冲突，就像霍尔所称的“理论噪音”①,或斯道雷所称“文化研究不是铁板一块的理论和方法”②,但是无论怎样，他们着力从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入手，反思现代性的危机，寻找解决这一危机问题的关键和现实途径，实现了从对英国本土问题的思考向全人类共同问题关注的转变。正如迈克尔·肯尼认为，新左派反对社会按照“自上而下”的发展，主张在国家机构之外，积极开展市民社会的各项活动，推进广大人民的社会参与，重新建构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文化。

(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以文化意义的探源，彰显现代性社会的“轨迹”,揭示社会内部与社会间的一般性断裂。他们对现代性的思考，源于对“文化转向”或称为“文化中心”关键期的分析，这一关键期处在传统文化秩序的断裂和大众文化兴起的转折期。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关注绝非偶然，它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一定的社会历史因素。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繁荣期，促使阶级结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加之，迅速发展的大众媒体时代的来临，使得生活质量与工人阶级态度转变成为此时的焦点问题。社会学家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政治问题不再是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文化再也无法远离经济产业链条的笼罩和经济一体化的宿命。其次，教育、传媒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能仅限于传统意义的经济或政治层面，而应面向文化和意识形态更为广阔的范围。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敏锐地洞察到大众传媒业的巨大力量，诸如，广播、电视、出版物，成为控制底层人民思想的政治手段。再次，新文化样式开创了政治抗议的新形式，例如，民谣、爵士、通俗歌曲等，构成了新马克思主义者运动的重要维度。同时，这一维度体现出“愤怒一代的年轻人”的文化倾向。最后，面对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局限和经济还原论的束缚，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从文化的角度关注道德、阶级、异化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是被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忽视的。

多数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具有成人教育者的身份，往往有过在工人教育协会(Working Educational Association,WEA)、劳动学院(Laborcolleges)从教的经历。他们关注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文化和共同的道德情感，反对精英主义的文化观，对现有不平等的教育模式提出挑战。他们努力创造更加民主的社会氛围和工人阶级共同参与的文化结构，始终坚信社会主义改革只有通过长期不懈“自下而上”的斗争才能获得胜利，而非简单地依附于某一精英政党的权力操纵。像霍加特一样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激励普通人民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文化和社会，并投入现实的文化实践活动中。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只有走出统治阶级的文化强权之路，寻找文化实践的有效途径，才能实现工人阶级自我解放。

在此背景之下，霍加特作为第一代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开拓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工人阶级阶级意识淡漠痛心疾首，以振聋发聩的声音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以社会变迁、现实趋向为依托，结合工人阶级的现实生活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从事文化研究，对现代性社会进行深入剖析。霍加特的思想极大地激发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审视文化特有的政治维度，以及重新界定文化持有的政治内涵。他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思考阶级问题，一方面，文化商业化、同质化的发展对工人阶级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营造了文化无阶级的状态；另一方面，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引起一系列社会剧变，但是阶级态度、阶级情感并没有全然消失，仍然保持着一定的革命力。

在现代传播推动文化信息快速流通的背景下，人们越发觉得阶级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霍加特认为，文化商业化所生产的文化产品是造成无阶级社会幻象的推动器。为此，他聚焦文化的社会意义，推行文化的民主性。其一，与威廉斯所倡导文化是普通人的观点不谋而合。其二，转向以阶级、社区为基础的文化生活，关注具有明显阶级边界的文化政治。霍加特清醒地意识到精英主义者将工人阶级文化圈定在大众文化范围之内的危害性，以及商业文化引发阶级意识衰退的严重性。他对阶级问题的思考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的设想有所不同，质疑阶级问题完全依赖政治和经济范畴的思考方式。他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机制，将社会主义的运行方式与普通人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把文化实践作为理解和变革社会的利器。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众多学者开展了与文化问题相关联的社会变革。虽然威廉斯采用了与霍加特民族志不同的研究方式，通过对利维斯、艾略特等英国保守主义批判家的批判来探究文化的观念和意义，但是他们对文化内涵的意义与价值的诉求具有一致性。威廉斯提出，文化观念需要“我们不断被迫去扩展它，直到它几乎成为与我们的整体共同生活同一的东西”①。同时代的汤普森，关注社会变更中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强调经验对阶级意识形成的重要性。他指出：“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①由此强调了文化与阶级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霍尔提出“历史事件不是按照某一内在逻辑或普遍法则毫无裂痕地发展着”②,尽显了文化实践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霍加特带有自传体式的文化探源，还是威廉斯在批判文化精英主义基础上定义文化概念，无论是汤普森将阶级与阶级意识的不可分割性融入文化因素，还是霍尔探究文化、意识、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包括伊格尔顿针对后现代“文化主义”的批判探讨文化的观念。总体上，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从文化维度思考现代性社会的运行“轨迹”,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内部与社会间一般性断裂问题。他们强调文化主体的阶级意识，探究现代性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阶级意识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因此，“把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看待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特点”③。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并不只是因为它处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新时期，更重要的是它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有区别，包括与英国传统左派、托洛茨基主义、工会激进主义者、费边主义截然不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不再止于党派问题的改革，或关注于日渐无力的工党运动。他们力图探寻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新抵抗形式的途径和方法，拒绝“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的正统说法，独具慧眼地关注“文化”问题和当前社会的新变化。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试图摆脱现存政治框架的束缚，以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平民化的政治立场植根于英国本土的激进革命。在这样一个激进的年代里，霍加特、汤普森、威廉斯都曾经是左派读书俱乐部(Left Book Club)的热忱读者。就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而言，并没有固定和依托的组织，而是“一种学术倾向或研究思潮”①,以左派读书俱乐部的兴起而发展，以及相关出版物、俱乐部、大学研究所等形式所开展，例如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与两份政治期刊——《新理性者》和《大学与左派评论》——有着密切关系。

不可争辩的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新”身份的最大隐患在于“总是周期性处在与传统工党藕断丝连、进退两难的困境中”。②他们一如既往地对传统文化观念、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文化优越性发起挑战。对此问题最先发轫的当属1957年霍加特《识字的用途》的问世，引发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文化受到大众文化蚕食，以及“文化上的无阶级感”进行广泛讨论。随后，1958年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和霍尔在《大学与左派评论》中发表《无阶级感》一文，以及1963年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集中体现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转向对文化与阶级问题的独特关注。他们以文学批判和文化批判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细致入微地考察和审视英国的现实状况，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非还原论的文化维度的阐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做出了英国本土化的贡献。

《识字的用途》产生在社会思潮相互激**和社会体制变革的大转折时期，一方面，整个世界学术界涌动着“文化转向”的热潮；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正推行着所谓“福利制”国家制度，这些理论的和现实的因素催发这部著作的问世。这本书形成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重新思考未来社会主义走向，以及如何在英国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问题的基本雏形。就当时产生的学术意义而言，《识字的用途》涉及摆脱传统文化旧秩序的囚笼、文化概念的重新划界、文化批判的研究范式等重要思想，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和价值，为称作“黄金发展期”霍尔时代的第二代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就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言，《识字的用途》所引发的思维革命，包括文化如何走出鸽笼式的束缚成为微观群体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以及作为实践的文化所承载的变革社会旧秩序的意义，对于当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因此，当再次回到《识字的用途》时，我们在领略霍加特田园诗般地描述工人生活时，欣赏他以细致入微的笔触刻画工人阶级日常生活场景，并用诙谐幽默的笔调呈现工人阶级语言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他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白描式地记录工人阶级文化生活的目的诉求，以及由这本书所引发的具有联动效应的文化新秩序的内涵，从而探源这本书真正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意义。

《识字的用途》分为“旧的”秩序、对“新的”让位两个部分。很多人会将这部著作称为“断裂的”文本。虽然我们不知道这种断裂性的呈现方式是否是霍加特有意所为，但是这种断裂性表达了一种时间序列的分割，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工人阶级文化样态或文化秩序的深刻割裂。在将这部著作的孕育背景与具体内容相结合时，我们就不难理解这种断裂式呈现方式的目的和意义了。《识字的用途》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社会生活变化的沉重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推行福利制度，工人阶级生活的确得到了一定的改善。然而，这又诱发了另一种现象的产生，就是在工人阶级中间出现了“无阶级社会”的幻象。工人阶级安于此刻的生活状态，甚至不觉得自己生活在社会结构的底层，他们的阶级革命意识正在丢失。

在霍尔《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文化转向》一文中写道：“《识字的用途》……对后来所谓的‘文化转向’起到建构作用”,并对“文化转向”做出进一步解释：“文化转向简单地记录了这样一个不能避而不谈的事实，也就是我在别处提到的日益发展的‘文化中心’——令人惊讶的全球性扩张和文化工业的日趋成熟；文化在社会、经济生活方方面面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它的重新排序对不同批判的、理性的话语和学科产生影响；它作为一种主要的、基本的分析范畴而出现，以文化蔓延到当代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的方式，创造次等环境增殖，并介入一切事物之中。”①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所称的“文化转向”处于文化发展的新时期，即文化毫无争议地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话题，他们以文化的视角发起对社会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思考。他们改变了文化作为经济、政治的次生物和派生物的境况，以文化介入的方式思考现实社会和现实的人的生活，将微观形态、多样化的文化实践作为变革社会的有效途径。这种“文化转向”彻底改变了传统“自上而下”的思维方式，并非以政治革命、特定社会结构、国家机器获得政治统治为目的，而需深入充满温情而灵动的现实生活。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更像是恩格斯设想的工人阶级理想的运动形式，其思维范式以一种人性化、直观化、源于生活的方式将原先形而上的文化、经济、政治带到了现实生活的此岸世界，为我们打通了一条通往“真正人民的世界”①之路。

“文化转向”一词内涵深刻，包括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文化转向”代表着“转向文化”,就目前而言，社会的现实问题和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聚焦于文化。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一方面，在精神层面，人民的文化水平迫切要求提高；另一方面，在物质层面，文化表现出了更加丰富的物质形态和样态。文化不再是社会经济结构的派生物，而是成为社会发展中的核心要素。第二，“文化转向”指代文化秩序变化。这种秩序的变化表现在，精英主义文化秩序、文化与资本结盟的文化秩序、理想文化秩序建构之间的冲撞和对抗。文化一直以来遵从着精英主义的文化秩序，即鸽笼式的自上而下的排序方式。随着社会商业化步伐的加快，资本伸向了文化领域，大众文化逐渐兴起，文化与资本结盟之后文化按照资本的逻辑进行生产、传播和消费，这必然改变了传统精英主义的文化旧秩序。在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眼中，这两种文化秩序无疑都是对普通人自我文化价值彰显的阻隔，精英主义的文化秩序排挤和抵制工人阶级的文化价值，资本逻辑的文化秩序迷惑和腐蚀工人阶级文化的自我认同感。第三，“文化转向”对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而言，代表着对文化原有概念、样态和价值的变革，寻觅符合普通人文化发展的新文化秩序，并由此引发文化变革触发的整体社会的变革。《识字的用途》的写作动机和主要内容就涵盖以上“文化转向”所关涉的问题。

而在“文化转向”的关键时刻和通往“真正人民的世界”的道路上，霍加特预先警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化的新变化，关注文化充满内在张力结构的转变，探究新与旧、精英与大众、有机与商业化、健康与不健康之间的文化转变。在某种意义上讲，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首先体现在霍加特对文化转变这一维度的深度思考。正如霍尔对霍加特贡献的评价，“《识字的用途》的确是文化转向关键时刻的早期实例，并对这一时刻的产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①。“文化转向”不仅代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转向对文化层面的深入思考，而且还代表了文化内部自身的深度转变，这种文化转变正如霍加特《识字的用途》——“一个断裂的文本”②——一样，或威廉斯《漫长的革命》亦是如此③,代表着与占主导话语地位文化的断裂过程，迎来了文化的大转折时代。正如霍尔认为，“《识字的用途》和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的第三个定义——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一样界定了一种断裂，而且，尽管有着重大的差异，但它还是界定了一种沿着平行方向迈进的断裂。对文化研究来说，这是一个形成时刻。”①同时，在这种断裂的过程中，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文化的新希望——那些被精英文化所遮挡的工人阶级文化，在耀眼夺目的精英文化退却之后，通过他们对文化的反思，使得工人阶级文化显现出如星星之火般的微光。但是与此同时，另一种力量，来自商业化驱动的文化力量正悄无声息地威胁着工人阶级的文化，使普通人再次落入新一轮统治阶级所设下的商业文化的陷阱之中，而且这一次来势更加凶猛。霍加特对文化商业化的转变深恶痛绝，借助文化研究或称为“文化转向”探讨文化本真的内涵和价值，揭示出文化研究或文化转向的实质在于将人的现实生活作为参照物，以改变现有社会发展状况为目标，思考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的问题，并激发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寻找文化真正意义上的春天。

在《识字的用途》第一部分：“旧的”秩序中，霍加特就试图复原20世纪30—50年代英格兰北部城市，特别是利兹、赫尔和谢菲尔德部分地区的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这种接近白描式的记录方式，不仅是对文化传统规定性的挑战，而且是对商业化标记的物化形态文化的质疑与批判。那么,我们就跟随着霍加特细腻温情地笔调领略一下工人阶级宛如牧歌一般的文化生活，体会作者展现文化与人的生活相互关联的思想。

《识字的用途》第一部分正是对20世纪20—30年代工人阶级“旧”文化秩序的展现。在“无阶级社会幻象”的背景下，霍加特以文化生活的透镜，对现有不同方式的关于“工人阶级”的定义和描述进行了分析和澄清，认为目前的这些定义都存在对“工人阶级”本真状态的误读。为此，他指出，只有溯源具体现实生活情境中的工人阶级，才能回答“谁是工人阶级”的问题。霍加特正是通过一个个真实的人物、具体的生活事件和具象化的生活情境，包括对工人阶级母亲、父亲、邻里不惜笔墨的刻画，工人阶级一日三餐的点滴记录，工人阶级生活的露台、炉火、通道细致入微的描述，从而揭示工人阶级生活的轨迹，彰显工人阶级的文化。这种怀旧式的回忆不仅是对工人阶级文化生活的复原和展示，也让我们真正领略到文化生成的来源和过程，文化不是装在象牙塔里的，而是我们每天可感受到的，是可以看到、闻到、尝到和触到的。文化就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之中。霍加特这种对文化的呈现和表达方式，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传统的文化观念。

《识字的用途》第二部分是对20世纪50年代工人阶级文化受到商业化侵蚀的呈现和批判。霍加特展示了一个“行动张力松弛”和被新大众艺术占据的“棉花糖”世界。在这个被“自动点唱机男孩”、轰鸣刺耳的酒吧、围绕着犯罪、幻想、**为主题的“火辣”杂志所裹挟的“棉花糖”世界里，工人阶级原生文化正在流失，他们的传统文化逐渐“让位于新的”商业化文化。空洞乏味的商业文化取代着人们真实存在的生活世界。霍加特对这样一个被商业广告撰稿人和营造“无阶级”感的娱乐节目制作人所打造的“棉花糖世界”深感忧虑。在他看来，50年代之后工人阶级文化生活被大众市场小说、流行女性杂志和流行音乐所包裹，工人阶级自身的文化结构遭受破坏，工人阶级所编织的文化正在被“连根拔起”。

第一部分含情脉脉的赞美与第二部分悲观失望的痛斥形成强烈对比和反差，产生了情感上的巨大分割。因此，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的“断裂”,不仅仅是时间次序上的划分，更是文化意义上的“断裂”和切割。《识字的用途》的写作意图就在于此，以时间序列划分为轴线，将工人阶级的“有机文化”与被“商业化”吞噬的文化形成对照，让我们产生一种对工人阶级文化逆向回流的思考，从精英文化流向工人阶级文化，从商业文化反观工人阶级有机文化，对文化进行一次返璞归真的探寻。

在看《识字的用途》时，我们往往找不出一个定义式的表述，包括“文化”“工人阶级”等关键词的概括式界定。因为，在霍加特眼中，用下定义的方式或者选择概括性的词句来给“文化”“工人阶级”找到一个完满的解释不是一种恰当的研究方法。相比于威廉斯曾给文化三种定义而言，霍加特并没有给文化一个直接的定义，而是用《识字的用途》这部长篇巨作，让我们感知和体悟文化究竟是什么和文化的意义又在哪里。

(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政治诉求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依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和现实生活的巨大变迁，形成了文化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将文化问题作为政治活动的中心议题，把文化批判作为指向现代社会深层矛盾的发端和利剑。以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霍尔为代表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社会发展的张力结构和内在机制，倡导多元化、多维度的社会变革。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的政治必须与直接经验或者平常人的生活‘文化’联系在一起”①,强调将文化作为普通人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有效途径。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特色可集中于“文化唯物主义”一词上，而这一合成词本身就蕴含着“文化”与“政治”的内在相关性。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和政治诉求，即力图打破原有社会秩序的不平等和不合理，在现实的社会中寻求建构理想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源泉。在他们看来，这一动力源泉源自文化批判。他们将文化作为政治问题的核心、作为建构理想社会的关键，原因在于文化问题已经成为英国社会发展当中矛盾冲突的聚焦点，现代性的文化与现实的社会发展状况、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们将文化批判作为改变现代性社会的突破口。

首先，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反思了“无阶级社会”的幻象，将“阶级与文化”列入他们首要关注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资本主义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繁荣期，迅速发展的大众文化成为一股推动社会巨大变化的潜藏力量，深刻影响着阶级结构、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大众文化正向人们打开一个别无二致的“无阶级社会”,工人阶级逐渐丧失了他们的主体意识和阶级意识。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在关涉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时，仅从物质生产和经济剥削的关系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与反抗显然聚焦不够，文化生产已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中心问题。有关文化的讨论也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文化问题，更成为政治问题的核心。

霍加特以社会变迁中工人阶级生活态度和生活经历的变化作为研究对象，揭示出现代性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现代性文化的价值取向对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霍加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激发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从文化批判的维度关涉政治的问题。威廉斯对此问题的看法，与霍加特不谋而合。他把对文化的关切作为政治问题的核心，彰显出与传统政治学的不同，强调政治在社会运动和变化中发挥阶级意识的斗争作用。霍尔从“无阶级感”阐释了传统经济关系中阶级地位和阶级概念的断裂导致原有阶级感的破裂。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依据现实的社会发展状况，针对商业化簇拥之下的大众文化(如出版业、广播、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新形式，深度观察文化与阶级之间的内在联系。

其次，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从宏大政治学转向微观政治学，实现微观政治与文化批判的深度融合。随着20世纪50年代费边社会主义的逐渐衰落，以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政治的曝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模式的社会改良和现有的社会主义社会形式彻底失望。加之，一系列政治事件，例如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战争的发生，以及“愤怒的年轻人”“核裁军运动”的出现，“此时此刻，至少，政治哲学已经死亡”①的声音愈演愈烈。与此同时，消费资本主义按照资本运行的方式，正强有力地把普通人民转变成孤立的个体消费者，以新的文化生产方式加速工人阶级自我意识的消亡。

英国新左派认识到转变社会主义革命方式的迫切性。他们从传统意义的宏大政治学转向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实现微观政治与文化批判的深度融合。他们针对现代性社会对传统社区、文化道德、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侵蚀，挖掘文化批判的潜在动能，主张以现代性文化批判具体而真实地展现日常生活世界，并作为抵抗现代性社会对日常生活世界同质化的力量。在英国新左派看来，传统工人运动走向失败的原因在于未能及时对社会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加剧了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衰退和对政治的冷漠。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握社会变迁中的关键因素——文化转向，重新调动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使普通人“摆脱冷漠”,帮助社会主义运动从“社会主义道德衰退”①的迷雾中走出来。

此外，对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而言，根基深厚的传统英国文化成为他们倡导人道主义社会的栖息地。他们意识到文化的存在方式成为现代性存在的核心。为此，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延续了英国文学批判的传统，将文学批判发展成为与现实社会和普通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批判，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反抗工业资本主义非人性逻辑的统治。

霍加特、威廉斯、伊格尔顿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倡导广大人民的社会参与，将文化实践作为反抗官僚资本主义和国家独裁的关键途径。汤普森强调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历史观，从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追溯和探究历史。倡导人道主义的社会原则成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他们将日常生活、工人阶级社区、普通人的主体意识、人的异化等作为对文化批判需着力分析和解决的问题。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把文化批判作为改变现代性社会的突破口和实现其政治诉求的关键所在，其原因在于，现代性社会的存在方式和深层次的矛盾冲突集中体现为现代性的文化问题。为此，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从宏大政治学转向微观政治学，将文化批判与微观政治深度融合，探寻真实的日常生活世界，并通过文化实践，变革文化主体对象的所指和旧文化秩序，实现对文化主体能力的提升和文化结构的优化，引发由内而外整个社会的变革，最终达致建构理想社会主义社会共同体的愿景。

面对现代性的文化思考，霍加特在秉承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将文化与实践统一起来，使文化研究实现“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霍加特从文化的实践视角，探究文化的生成来源，展开对精英主义文化观、相对主义的文化观的深刻批判，倡导发挥普通文化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将文化实践作为救赎现代性文化危机的有效途径。像其他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一样，霍加特为解决英国的现实问题，将马克思主义进行本土化的发展，其文化哲学思想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其具体表现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原则，以工人阶级具体现实的生活条件为依据，探讨工人阶级的文化；从底层人民的利益出发，书写工人阶级取自生活的文化篇章，为工人阶级争得应有的文化权利；关注实践的意义，通过《识字的用途》和文化的实践力量，解读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为文化实践主体提供行动的指南；倡导人全面自由的解放，包括物质与精神存在的整体意义的解放。

在英国传统经验主义的滋养之下，霍加特的研究思想与生俱来体现着经验主义的特征，其文化理论遵循着经验分析的认识原则。概括地说，在霍加特整体的思想脉络中，从文学批评、阶级与文化到文化与社会都体现着浓厚的经验主义特质。霍加特开创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不但以经验事实为依据，以白描式叙事方法记录文化的特质和解读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而且将文化的本真着眼于丰富、再现和提升人类经验活动的意义上，从经验观察开始再回到经验生活中去。

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形成，源自对文化微观层面的分析，对传统文化状态和现代性文化机制进行了深刻地批判。他不仅赋予文化实践意义的新诠释，而且为这种新诠释提供了现实的途径和方法：从文本实践到文化实践，从话语实践到自主实践，从阶级实践到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处处体现着实践的本质和精神。霍加特的文化实践思想，一方面是对文化哲学的发展和深化；另一方面则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丰富和充实。

霍加特文化实践思想的产生与英国社会的现实语境密切相关，即文化问题已然成为英国社会各类问题的聚焦点。霍加特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新变化，将目光聚焦文化，把文化作为改变现实社会状况的突破口，并唤起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寻求文化真正意义上的春天。

本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背景之下，分析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的原因和目的诉求，着力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文化之路的开启进行了探究，将霍加特思想放置于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具体历史语境中进行分析，同时，探究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政治诉求，即将文化作为政治活动的中心议题，倡导社会多元化和多维度的变革。

总之，霍加特的理论思想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其是在英国传统经验主义的滋养下，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和文化理论的继承中，以及与英国社会现实语境相结合发展而成。在同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中，霍加特以其开拓性的思想和独特的视角，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乃至整个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