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就是以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著作的陆续问世为标志的。在这些著作中，最为明显的特征是挥之不去的经验主义痕迹。他们以翔实的英国历史、亲身经历，记录和探究文化，把经验主义的认识原则作为关注文化问题的发端和利剑指向现实的英国社会。这种研究特质与英国素有的经验主义传统密不可分。

诚然，最能体现英国17世纪和18世纪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哲学当属经验主义哲学。众所周知，英国一大批像培根(Bacon)、霍布斯(Hobbes)、洛克(Cocke)、贝克莱(Berkeley)、休谟(Hume)等经验主义哲学家，他们更加关注知识的产生和形成问题，并由此推动古代哲学“本体论”向近代哲学“认识论”的转向。黑格尔就将英国称为“一个局限于现实理智的民族”①。恩格斯也饶有趣味地说英国“比任何其他民族都关心彼岸世界”②。在培根到休谟近两百年的英国经验主义历史中，英国哲学家们始终热衷经验主义的认知方法，拒绝纯粹的理论演绎和单纯的逻辑证明。英国经验论虽已成为过往，但是对后世英国哲学者仍具有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对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影响亦是如此。

(一)经验分析的认识原则

20世纪20年代，随着英国共产党的成立，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视角。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脉络有着明显的经验主义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他们反对第二国际机械的还原论，继承并发展了英国传统的经验主义特质。他们认为，“历史发展固然受到生产力发展的阶段限制，却并不存在什么抽象的必然性和发展趋势，因为历史总是由具体的历史的人的活动来创造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它绝不能作为面对历史的抽象教条和出发点，而只应当在实证的历史研究中加以验证”①。在20世纪30年代涌现出了一大批英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家，例如：考德威尔、多布、莫尔顿、贝纳尔。考德威尔主要借助文学理论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最终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多布和莫尔顿从英国历史出发，探究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核心的英国人民群众史。在20世纪40年代末，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立，其鲜明的特征表现在对传统英国经验哲学的继承上。他们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拒绝抽象的理论建构，对具体问题采用具体分析的方法，细致入微地描述英国近代的历史。他们以人的现实生活为依据探讨文化，对现实而具体的文化问题加以关注。在20世纪50年代，以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为核心代表人物，以他们著作的陆续出版为最终标志，第一代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形成。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尽显出的经验主义特征，就与英国素来的经验主义传统相关联。

经验分析的认知原则在霍加特文化研究之路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学术思想和研究路径有着经验分析的特征。他以自身的生活经历思考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凸显以共同经历和感受形成的文化意义，反对精英主义脱离现实生活的文化观念。在对文化的阐释中，霍加特不是给文化抽象化的定义和概括，而是通过探讨具体的生活世界，包括日常生活的各项活动，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以动态的视角和生活化的语境诠释文化。在他看来，并不存在“自在之物”或“经验之外”的世界，文化更是如此。

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中，以自身的童年生活经历，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生活，彰显了生活化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这种探究文化的方式具有明显经验主义的痕迹。这本书前半部分是霍加特对他童年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工人阶级文化生活记忆的打捞，后半部分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阶级文化受到商业化侵蚀的分析。霍加特曾多次直言不讳地表示，这本书是以个人经验为基础写成的。他强调英国不同阶级文化的特殊性，反对同一化的文化模式。在经过对工人阶级具体生活素材的分析和研究之后，霍加特指出，工人阶级拥有自身特质的文化，他们对精英主义的文化排他性具有一定的抵抗力。他倡导要依靠工人阶级自身力量寻求解放。霍加特对文化的理解并不简单归结为某种概念或理论，而是基于具体生活全面而深入展开分析。

另外，在创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时，霍加特同样遵循经验主义的认识原则，其研究对象集中于特定历史时期不同阶级的文化样态，反对理性主义对文化宏大叙事的抽象追求。他进一步明确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主旨，即以工人阶级现实的生活经历为依据，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纳入文化研究的范围，关注普通人经验生活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唤醒对“人民真实世界”①的探寻，从而构建更加民主的理想社会。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对社会现实问题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实践性，对当代“文化转向”思潮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虽然霍加特并没有涉及有关资本主义等宏大论述，但是这并不意味他忽视了宏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体制的作用，而是坚持把这些作为文化实践的基本条件。在霍加特看来，就现代性社会而言，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更为重要的研究应当深入整体生活和具体情境之中。他没有将“资本主义”一词放置在公司、证券交易所、劳动力的语境下，或者通过引入一类庞大的理论体系对资本主义社会加以批判，而是借助特定群体的文化“特质”和生活方式，探究具体现实生活语境下“资本主义”的具体内涵和所指。他主张透过现实社会的实际生活，具体展现资本主义的存在方式，从而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霍加特探究资本逻辑的研究方法更加符合“自下而上”具体生活经验分析的认识原则和批判分析。

此外，霍加特强调在个人感受和共同经验之间达致一种辩证关系。他认为对文化内涵的探究，需要在一般与特殊、整体与局部之间不断地运动。他进一步分析指出，一方面，要减少和弱化对文化概念的抽象概括和总结，突出个人和群体之间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意义；另一方面，要在经验分析之后得出理性的结论，避免过度经验聚焦而忽略相互之间的普遍联系，强调理性分析对文化研究的作用。他对文化的探析，表现在经验主义基础之上科学的分析和总结，强调普遍性与特定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霍加特通过微观叙事记录现实的人的生活，避免宏大叙事力求无所不包的叙事方法。他采用的分析方法不同于理性主义纯粹思辨的逻辑演绎，而是以经验分析的认识原则定义和记录文化。

(二)经验归纳的民族志研究

在英国特有的经验主义氛围下，霍加特开创了文化领域的民族志研究。正如德沃金所言，霍加特对自己生活经验的依赖，从而重新创造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这是中心后来的民族志学研究的真正先驱。①所谓民族志是指，“针对一个人类团体，包括其机构、人际行为、物质产物以及信仰，进行描述的艺术与科学”②,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与经验观察研究有密切的相关性。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学家开创了民族志研究。随后，这种方法逐渐蔓延到不同学科。霍加特借助民族志的方法来探究文化，开创了跨学科文化研究的方法。他认为只讲抽象理论不讲实际社会的文化，不能真实地反映人们的实际生活，失去了文化应有的意义和价值。正如格尔兹表达对文化研究的认识，“我与马克斯·韦伯都相信，人是一种悬浮在他自己织就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认为文化就是那些网，而对文化的研究因此就不会是寻找法则的实验科学，而是寻找意义的一种阐释科学”①。霍加特正是借助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文化进行深入生活的阐释，使得文化研究从一种权威式的定义和解释，转向一种回归生活的“深描”。他对20世纪30年代工人阶级生活给予了细致入微的描述。霍加特采用这样的方法并非仅仅在于设计或有意展示某一群体文化的独特性，而是通过展示不同群体富有特质的文化样态，阐释文化本真的内涵，建立文化多维度的发展形态，从而为普通人获得平等文化权利寻求出路。

民族志研究关注日常事务，即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化。它主要有两

个基本原则：第一，经验原则，如何与被观察群体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或成为该群体的组成成员；第二，归纳原则，通过仔细观察或详细访谈群体活生生的行为来寻找概括化的结果。霍加特遵循了民族志的基本原则，对工人阶级生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天然地与工人阶级有一种亲密关系，具备深入工人阶级实际生活的基础。霍加特不但是研究对象的观察者，同时也是直接的参与者。他并非对现存理论或模式做出推理或假设，而是基于真实而具体的人的实际生活从事研究。霍加特将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事件汇聚成一套连贯的文化样态，即工人阶级的文化，从而使来自不同阶级的群体都深度了解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激发他们对于此类文化的关注。为此，霍加特进一步通过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展开系统研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霍加特以民族志的研究关涉文化问题。19世纪之前，文化具有浓郁的理性主义和美学色彩，在于追求社会和个人的完善。阿诺德(Arnold)曾写道，“文化无意深入到底层阶级中去说教”①。很显然这里所指的文化是“伟大的文化”,是精英文化而非大众文化。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众文化的兴起，“伟大文化”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文化究竟应该由所谓先知先觉的少数人占有，还是应该让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共同享有，这成为当时饱受争议的问题。精英主义的代表人物利维斯就大力呼吁“少数人”的旧文化秩序，并竭力抵制“大众文化”的兴起。霍加特面对这样的情境，他极力反对精英主义文化观，试图打破原有旧文化秩序，为工人阶级的文化辩护。在对文化概念的考察中，霍加特避开对文化面面俱到的定义，而转向真实世界的琐碎小事。他采用了经验归纳的民族志研究，而不是抽象概念的自身演绎和空洞的文字游戏，力图用深入生活的观察研究，对自己的观点加以佐证。

其次，霍加特以民族志的研究预设文化的主体。他将工人阶级文化作为动态的演变过程，将那些已经认识到或未被认识到的参与者纳入该研究范围之中。正如霍尔对《识字的用途》的论述，“在第一部分所提出的激进革新——即试图在一种对其读者及受众文化的深度‘阅读’中将之语境化”②。霍加特真正的目的在于以“文化的深度‘阅读’”,即民族志的研究，通过生活世界的经历或感受，使不同读者对工人阶级的文化或普通人民的文化产生共鸣。他以这样的方式激发人们对工人阶级文化进行深度思考，使人们意识到并非存在所谓预先决定的文化“秩序”。文化研究的关键在于，让人们相信不同群体之间确实存在各具风格的文化特质，并且，在这些不同的文化特质中，可以尽显出不同文化主体对文化的理解与参与。文化研究的意义在于使人们意识到文化不是单维度或是某一类人的事情，普通人也拥有自身文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普通人都应当拥有享有文化、创造文化的权利。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考，霍加特在对待阶级问题时，认为在现代性社会中，阶级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界定，有关阶级的问题不单纯指向经济层面，更多涉及文化层面的问题。他更加注重共同经历和感受而获得的阶级归属感，借用民族志的研究，用生动而真实的生活实例再现工人阶级的文化，使读者感受到工人阶级文化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最后，霍加特以民族志的研究建构文化实践思想。诸如卡勒(Cul-ler)对文化研究的定义“如果你一定要问，这个理论究竟是什么‘理论’,那么回答就是诸如‘表达实践’、经验的生产与表征，以及人类主体的建构之类——简言之，某种程度上就像最广义的文化。令人惊讶的是，诚如文化研究的发展所示，它错综复杂的跨学科性质，它之难于界说清楚，一如‘理论’自身”①。不同于数据相加的统计关系或概念化的定义，霍加特对文化的研究基于过程分析，认为文化充满着诸多不断变动的因素。他以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探究过去常常被轻视的差异、多元和异质等现在日益受到关注的文化现象。他在将文化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的理解中，包含了对文化动态性的认识，也蕴含着文化主体能动性的彰显。文化实践为走出文化固定化或鸽笼式的文化谱系学寻求到了出路。文化不是铁板一块的存在，文化本身蕴含着人的生活、人的存在、人的能动性，是充满了活力和动态性的有机体。文化实践就打破了文化固定化的存在样态，使文化具有的潜在动力和解放功能发挥出来。

霍加特在民族志研究基础上所提出的文化实践思想，代表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对文化问题开拓性的理解。他探究文化的复杂性，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加以描述和解释文化。文化作为现代性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关涉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相互关联。文化实践既存在以自由、民主、科学、理性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也存在祛魅化、突出主体意识的生活态度。这样文化实践观点的形成，便作为一种普通人共同参与的形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文化的发展轨迹。

如上所述，霍加特开创的文化研究并不在于建立某种新的学科或新的理论，而是以现实人的具体生活过程为研究对象，把文化深入人的实践过程来研究，以实践的本质、实践的方式、实践的具体内容真实地描述具体人的生活和以生活为对象折射文化。对象世界是运动、变化和联系的，文化同样如此，它不是静止、孤立的，而是来自真实的对象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