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在回到了开始：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思考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时我们应当从哪里开始入手?一个可能的起点是从“真实和具体的东西”开始，一个给定的、可观察的、经验性概念：人口。生产过程少不了生产着的人口。然而这一出发点是错的。人口，和生产一样是具有欺骗性透明和给定的范畴，只有在常识意义上是“具体的”。它已经假定了阶级的划分，劳动、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划分等：特定的生产方式的范畴。“人口”只是给我们“一个混乱的总体观念”。甚至，它在方法论上引起了从极其明显的东西走向更为简单的概念、更为稀薄的抽象的过程。这就是17世纪经济学家们抽象的方法，也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颇具才华和不留情面嘲笑的普鲁东的方法。后来的经济学理论家从简单的关系出发然后按图索骥回到具体。后一种方法马克思称之为“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这种具体是一种不同于第一种公式中的具体。在第一种情况当中，“人口”在一种简单的、单方面和常识意义上被理解为“具体”(这显然是存在的);离开它生产不能够被理解等。然而，生产“复杂的具体”的方法之所以具体，在于它是一种“拥有许多决定因素和关系的丰富全体”。接着，这种在思维中(实践的主动性无疑在这里呈现了)再生产出历史的具体。现在，任何一种反身性或复制理论说明都是充分的。“人口”这个简单的范畴必须由更具体的历史关系矛盾地组成才能被重新建构，这些关系包括：奴隶主/奴隶，领主/农奴，主人/仆人。资本家/劳动者。这种区分是特殊的实践，它要求理论作用于历史：它构成理论对对象充要的第一步。思维通过将简单的、统一的范畴分解到组成它们真实的、矛盾的、对抗性的关系来达到这一区分。它追问什么是“直接呈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东西，什么是作为“表面现象”(外观的必要形式)表现出来，但是“背后进行的一种过程”①。

马克思总结了观点。具体，在历史中、社会生产以及观念中之所以具体，不是因为它是简单和可经验的，而是因为它展现了某种必要的复杂性。马克思在“经验获得”和具体之间做了一个重要区分。为了“思考”这种真实的、具体的历史复杂性，我们不得不在意识中重建构成它的决定要素。在历史中，已经作为结果被多重决定、多样组合的东西，在思维和理论中不是我们的出发点，而必然是被生产出来的。抽象的决定因素导致思维中具体的再生产。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使得“思维的方法”区别于历史的逻辑，尽管它与思维没有完全区分。对于马克思，更重要的是历史具体使得它作为思维的历史基础再次呈现。虽然历史具体不能够作为理论演绎的出发点，但它是所有理论建构的绝对前提条件：它“是现实的出发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

这里马克思的公式是具有启发性的；近些年它们更是成为关于马克思认识论整个讨论的重要引文。马克思所说的“思维方式”必须建立在历史现实之上(适用于具体),它通过自己的特定实践生产出与对象相适应的理论结构(在意识中作为具体再生产出它)。然而要看到，这样马克思立刻将自己直接置身于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当中：是否这种“理论劳动”能够被理解为一种“完全在思维中发生”的实践，它无疑是自己的准则，没有必要从外部实践验证来说明它们所创造知识的真确性。重要的是，这些评论再一次涉及了对黑格尔的批判，看似是要警告我们提防任何终极、意识形态的支撑。马克思认为，因为思维有其自身占有方式，因此黑格尔认为现实是思维集中自身、探索自身道路并从外部向自身打开的想法是错误的。那样很容易再进一步推论思维是绝对(而非相对)自动的，所以“范畴的运动”变成了“生产的实际行为”。他接着说，思维当然就是思维，不是其他的东西；它发生于人的头脑当中，且需要心理表征与运作的过程。不过基于上述原因，它并不形成它自身。它是对思考和理解的生产，更进一步说也就是对观察和观念的思考从而形成概念。任何关于“理论实践”的理论，例如阿尔都塞的理论，寻求在思维与其对象之间建立一种无法逾越的隔阂的做法，都必须让步于马克思这里表明的观点(即思维是从观察和对观念的审视中来)中所包含的对具体的参照，这种参照在我们看来不是经验主义还原。马克思现在观察到的这种理论劳动产品就是头脑中的“思维整体”。不过思维不会消解于在头脑之外自主存在的“实在主体”(它的对象)。的确，马克思在简单地参考思维之于社会存在的关系时表达过对这个意见的赞同，这是与他《论费尔巴哈》中所表述的立场是一致的。只要头脑的行为仅仅是思索的，仅仅是理论的，也就是，在思维与存在之间的鸿沟在实践中消失之前，那么对象，即“现实”一直都是外在于头脑的。正如他所说，“人必须在实践中证明诸如现实、权力等等真理。思维是现实还是非现实的争论如果离开了实践，就纯粹是经院哲学的问题。”这里没有明显证据表明马克思已经根本上破除了这样的观点：尽管思维有其自身方法，但在实践那里它的真理性就存在于思维的这种片面性中。实际上，《57—58手稿》内容明确表达了这个观点：“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①在这个证据之上，我们必须选择维拉尔简短但简明，而不是阿尔都塞复杂但不充分的说明：我承认，任何人都不能把思维错认为是现实或者把现实错认为是思维，思维只是在知识关系上接受现实，因为除此之外它什么也不是。整个知识的产生也只会在思维中完成(除此之外它到底会在哪里发生呢?)阿尔都塞主要讨论的“总论”那里也存在着秩序与等级差别。不过另一方面，我没有发现当恩格斯写下概念化的思维会渐渐走向现实时存在着什么“令人震惊”的错误。

正如维拉尔评论的，一个人想要读懂《1857—1858政治经济学手稿》的《导言》部分这个无声对象时，他必须留意所有的文字。

思维对现实有它自身明确且“相对自主”的占有方式。它必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而不是相反。这与“具体本身成为存在的过程”是不同的。理论的逻辑与历史的逻辑不会直接同一：它们在同一当中互相接合又互相区别。然而正如我们看到，为了避免我们陷入另一个谬误，即认为思维是他自身的事物，马克思立刻似乎是自然而然地转向批判黑格尔，这当然是因为后者那里范畴的运动是唯一的能动。这样，马克思提供了对其他部分的批判，这些部分将来源于现实(他们的生产方式)的思维的特殊性颠倒为绝对的差异。他对“绝对”的打破是至关重要的。思维往往将它固定于行为的具体基础当中，而范畴则在被考察过的生产方式中历史地实现。尽管是作为一种相对简单而非“多边联系”的生产关系，如果一个范畴已经存在，那么这个范畴可以在思维中表现出来，因为范畴是“关系的表达”。接着，如果面对一种方式，其中的范畴是以更为发达、多边的形式呈现的话，我们会再次接受它，但是会用来“表达”一种更为发达的关系，这种情况下，它的的确确保持为真，理论范畴的发展直接地反映了历史关系的进化：抽象思维的方法，确实与现实历史过程相一致，从简单到复杂。在这个有限的例子当中，逻辑与历史范畴是平行的，所以那种认为马克思规定了逻辑与历史的范畴从不会交集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是理解许多问题的关键。

然而在其他问题当中，这两种运动并非同一。在马克思关注的事例中，那就是黑格尔的错误。马克思批判那种将思考视为完全自动的做法，认为这导致了唯心主义的问题，从根本来讲就是认为世界起源于观念的运动。无论是黑格尔主义、实证主义，还是经验主义或结构主义的变种，所有这些形式主义的还原都不能逃离这个非难。思维方式的特殊性没有使思维与其对象——历史具体完全分离，它所做的是提出这个依旧悬而未解的问题，特殊的思维是如何与对象构成一个统一体的。《导言》的后续文字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对历史对象思维、理论方法的辩证关系问题的最令人信服的思考，他坚信只要实践没有辩证地实现它，保证它为真，那么这些历史对象生产出的知识就仅仅是推测和理论性的。

尽管思维被作为它的对象的社会所接合和假定，但就它自身的方式和方法而言是特殊的，于是要问这种渐进的接合是如何完成的?我们既不能同一地也不能仅仅是外在并列地理解这里的用语。可它们统一体的真正本质又是什么呢?如果表达着逻辑范畴的起源异于本质关系的起源，那么这两者的关系又如何?意识又是如何再生产出历史世界在思维中的具体?

答案在于历史是如何进入“相对自主”的思维，也就是马克思成熟文本中对思维的历史对象的再思考的方式。历史与思维的关系显然不能用强调遗传起源的历史进化论来阐述。“遗传历史主义”用外在的“相似性”来解释任何的特殊关系和它的历史背景，这种关系的发展会被线性地理解并通过变种分支来追踪：思维范畴忠实且直接地反映了这种起源和它的进化路线。这听起来都像是天方夜谭，直到我们回想起许多当代马克思主义案例中存在着的机械并置和对未作区分的联系的做法。将马克思从实证主义历史方法进化论中区分出来十分重要。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既不是实证主义的伪装变形，也不是严格的一元历史主义，而是理论模型中尤其是对当代精神而言最困难的一种：历史认识论。

马克思现在又在不同的关系之中做出了区分：直接的和中介的等。这在之前理论分析时的范畴中得到了应用：生产、分配和交换。这种区分现在又得到了应用，不过这次是来分析思维与历史的不同关系类型。他举了个例子。在《法哲学》当中，黑格尔以“所有权”范畴为开端。所有权是个简单的范畴，但就像“生产”一样它离不开更为具体的关系而存在，例如，拥有所有权的历史团体。然而在资产阶级意义上，占有物离开“私人所有权”的形式的话，这种团体就谈不上“占有”他的所有物。不过由于这种关系，即“所有权”虽然是最简单的形式，但它的确存在，所以我们能够思考它，这个简单关系是我们关于它的相对简单的观念的“具体基础”。如果一个观念历史地相对未发展，那我们对它的观念将会是抽象的。在这个层面上，上述关系的历史发展(简单)层面和占有它的范畴的相对(稀缺)具体性之间的一种反射性的联系的确存在。

然而，马克思这里使理论与历史变得更为复杂了。历史地看，关系的发展并非是进化的。无论是在思维或历史当中，从简单向复杂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完整的。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生产方式内部，一种关系从主导地位变为次要地位是有可能的。而关于主要/次要的问题与之前简单/发达或者抽象/具体的问题并非是“同一的”。通过在生产方式内部将关系指认为它的连结，马克思暗示了自己从进步的、连续的或进化的历史观向我们可以称之为“时期分期或方式的历史”:结构性历史的重大转变。这种运动指向了方式和时期分期的观念，打破了进化论式前进的线性轨迹，用生产方式的接替重组我们的历史分期观念，而这种生产方式是由构成它们内部不同关系之间的主次差异来规定的。这是关键的一步。如果将注意力放在马克思用生产方式的接替来做划分历史的话，那当然是一点原创的东西也没有。但是与遗传进化论的断裂的重要性迄今还没有完全得到说明。“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概念经常被当作仅仅好像是大范围历史的一般化概括而使用，而其中的较小历史时期的部分会被巧妙地布局。不过，马克思正是用“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概念指认出了结构性的内在关系，这个内在关系打断、打碎了历史进化论的平滑进展。这个做法在它简单而主导的形式下代表了对历史主义的破坏，尽管这个形式在我们看来并不是与这些历史学家的决裂。

以货币为例。它在银行、资本之前就存在。如果我们用“货币”这个概念来指称这种相对简单的关系，那我们还是在使用一种抽象而简单的概念(像“所有权”一样),与商品生产条件下的“货币”相比更加的不具体。由于“货币”变得更发达，我们关于它的概念也就变得更加具体。然而，即使是在简单形式之下，“货币”仍然有可能在一种生产方式中处于主导地位。相反地，在更发达、多边的形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更具体的范畴而言，“货币”在一种生产方式当中占据次要地位也可以理解。

在这个双重适用的过程当中，简单/发达或抽象/具体的对子指的是我们称之为历时性的弦，分析的发展轴。主要/次要的对子指的是共时性的线轴，在这里给定的范畴或关系作为特定生产方式中与它接合的其他关系存在。马克思总是按照主要/次要的关系来“思考”后面的这些关系。当代典型的转向是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第一个坐标轴转移到第二种，所以会称马克思为潜在的结构主义。然而，困难的是后者并没有使前者的运动停止，而是延缓或更好的说是取代了它。实际上，历史发展的轨迹总是在结构的接合中或背后形成。“实践认识论”的症结，正是在于将简单/发达线轴与主要/次要的线轴辩证地关联起来思考这样的一个必要性上。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当中对自己方法的说明：“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

举另外一个例子。秘鲁曾经相对比较发达，但那时没有“货币”。在罗马帝国，“货币”存在，但是次于其他的付款关系，例如实物租、实物税等。货币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才彻底地披上历史的外衣，因而，不存在关系以及在不同历史阶段表达这种关系范畴的线性进程。货币不会跋山涉水的跨越所有历史阶段。在不同的生产方式当中它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发达或是简单的；主导的或次要的。重要的不是连续时间中关系仅有的外观，而是它在使得每个生产方式成为集合体的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生产方式形成不连续的结构，在这其中历史接合自身。历史在一系列的社会形态和集合体当中运动，但仅仅是在一种被延缓和取代的轨迹上运动着。它借助于一系列的断裂得到发展，这些断裂则是来源于每个特定方式的内在矛盾。于是，如果想要充分适用于它的主体(即社会)的话，理论的方法必须立足于连续的生产方式中特定历史关系的安排，而非简单、线性结构的连续性历史。

马克思现在定义了思维与历史的接合。在主要意义上，对一般(例如多边发展)的最一般抽象只会当社会和历史的最丰富可能性的具体发展存在时才会出现。一旦这个在现实当中发生，关系就会在其特殊形式(例如抽象)下不能被思考。劳动，作为一个宽泛、内涵丰富的概念(例如所有社会都要劳动才能再生产)已经被更加具体的“劳动一般”(一般性生产)所代替，但这仅仅是因为后一个范畴在资产阶级社会指向了一个真实、具体、更加多边的历史现象。马克思声称，“一般概念在实践中变得为真”。它在思维当中已经获得特殊性，这使得它能够占用劳动在实践当中的具体关系。它“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所以“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①。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如果我们没有立刻放弃同一性或“抹杀一切历史差别”,那“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的资产阶级社会使得我们可以考察已经消失的社会形态。因为，只要更为古老的生产方式能够以调整过的方式存活或再现于资本主义，那么对后者的“解剖”才会提供对先前社会形态的“钥匙”。同样，我们在“思维”资产阶级社会形态范畴与那些原先已经消失的形态之间关系时，不能将两者直接同一起来，而是要保持它们在资产阶级社会当中的外观(也就是发达/简单、主导/次要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之上，马克思实现了对简单的历史进化论的批判：“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①。

这是为了讨论“片面”。但这不是要将历史从计划中抛离出去。如果思维是植根于社会存在，而不是进化论式理解的社会存在的话，那它一定是当前社会现实，“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的当代资产阶级社会，它构成了思维的前提，出发点。经济学理论化的对象——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头脑中都是既定的”。和科学一样，这对于分篇计划具有决定的意义。

注意到存在着范畴连续性的历史和逻辑的区分，最近有争论认为，马克思最终是与“历史主义”分道扬镳。人们常常忘了马克思在讨论在根本上是相对认识论的思维本身的起源时的文本中所表明的观点，特别是关于逻辑范畴对关系(就是范畴所表达的社会存在)的依赖性。并不是思维本身依靠自身内部机制生产出来的东西，而是那些已经具体地在头脑中和现实一样给定的东西，才是马克思这里讨论方法的认识论基础的出发点。

范畴的序列与次序并非按照它们历史上起决定性作用的顺序排列，这并不是因为逻辑范畴在“现实关系”之上或之外产生出自己(对于黑格尔而言这是真实的),这是因为在认识论上思维参照的不是过去而是当下(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生产组织。这是相当不同的观点。重要的不是范畴在历史上的顺序，而是它们在资产阶级社会当中的次序。在资产阶级社会，每个范畴都不是作为分散的实体(它们的历史发展是可以被追踪的)存在，而是出于一个系列、模式当中，处于主要/次要、决定/被决定这样的关系全体当中。全体的这个观点打消了任何直线历史进化论。在论证马克思最终与(作为科学/历史中的)“历史”决裂时有时会用到这个观点。在我看来，马克思做了一个区分：决定思维的连续性历史进化论/当下社会形态的历史组成中思维的决定。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关系是作为全体被接合的。

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内在关系和联系。甚至，在每个生产方式当中都存在一个最终起决定的层面，即“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的特定生产关系。马克思坚信，我们应该去注意每个全体的特殊性以及构成每个时代的起决定的、主要和次要的关系。这一点指向了阿尔都塞那里作为“被主要矛盾建构的”“复杂结构总体”的社会形式概念，以及“多元决定”和"接合"的补充性概念。这种模式观念的全部理论启示在于将马克思视作一个走向我们成为“结构的历史主义”方法的人。但由于思维也将自己起源归于(总是头脑中给定的)“现实”,它也是在归根结底意义上受到“当下历史的生产组织”认识论决定。

马克思通过举例继续发展了这一观点。在资产阶级社会，农业越来越受资本的支配。尽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某种程度上做过类似的历史概括，但影响范畴序列和次序的不是通向工业资本主义的某个关系(也就是封建所有权)的演变，而是工业资本与土地所有权，或“资本”与“地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封建主义方式)中的关系位置在发挥影响。随后，“组合”提供了所有理论化的起点。如果我们将那种不按时间顺序逐个地追踪各个关系的历史发展的方法称为“反历史主义”,那上述这种方法就是“反历史主义”的。但一旦我们认识到作为出发点的资产阶级社会并非独立于历史，而是当前历史的的社会组成的话，那这个方法在深层意义上还是历史的。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作为一个“结果”传到现在的。资产阶级的关系全体就是历史当下。我们可以说，历史是渐进地实现自己的。然而，理论是“复归式”把握历史的。于是，理论从作为事后发展结果的历史开始。这是它在头脑中的前提。历史，只有在作为“结构复杂的总体”实现过程中才会将自身作为理论劳动的认识论前提接合自身。这就是我称为马克思的历史(而非历史主义)认识论。无论是多么不发展或不够理论，它使得马克思的方法与那些哲学上非反思的传统模式区别开来了，包括结构主义那里最终依靠科学自我形成的“科学性”,它始终带有实证主义痕迹。科莱蒂曾简明地表达过这一观点。他观察到更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存在这一种趋势，即：

将“历史上首先”(比如用逻辑过程的起点作为历史前身的重演)与“现实中首先”或者分析的现实基础混淆，结果就导致，马克思逻辑历史的反思在历史的同时代性(就如卢卡奇曾说的“作为历史的现在”)上的核心问题上达到高峰，而传统马克思主义已经走到了从时间源头追溯对现在的解释的这样一种历史哲学的相反方向上。①

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反映了历史运动与理论反思的交互接合，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简单的同一性，而是同一体内部的差别。他在认识论的过程和方法论中保留了被彻底重构过的历史前提作为最终规定，所以思维与现实之间不存在着“不可通过的壁垒”,也不会无限平行。它意味着一种基于给定的基础之上的汇集趋势(恩格斯称之为“渐进运动”),这里，资产阶级社会既是理论也是实践的基础或对象。这种认识论依旧是“开放的”认识论，不是自我形成或自我满足的认识论，因为它的“科学性”只有思维与现实以各自的方式契合才可以保证，它们生产出只能以头脑中能够达到的方式去把握现实的知识，同时也提供了洞察到社会表象形式背后的运动，即它们背后深层结构的现实关系的批判性方法。对一个社会形态结构规律和趋势的这种科学把握同样也是对它过去的规律和趋势的把握：不是对其证明的可能性，而是一种实践中、实践决议(resolution)中知识实现的可能性，在阶级斗争中有意识地推翻那些关系，这个阶级斗争围绕着社会矛盾趋势的前进，它不仅仅是投机性的，也远不是理论投机。正如科莱蒂说的，这里我们不再囿于思维中讨论“思维存在”关系，而是在思维与现实关系之中言说它。

参考《导言》中的方法论观点来看《大纲》中区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起源”和作为“当前历史的生产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篇章是值得的。

马克思讨论的资本主义方式依靠货币向资本的转化，所以货币构成了“资本的洪水期前的条件，属于资本的历史前提”之一。不过一旦它向商品生产的现代形式的转型完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成),资本主义就再也不直接依赖对自身延续性历史前提的重演。“这些前提作为这样的历史前提已经成为过去，因而属于资本的形成史，但决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不属于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简言之，一种生产方式出现的历史条件会消失在这个生产方式的结果中，而当资本主义“根据自己的内在本质，事实上创造出它在生产中当作出发点的那些条件本身”①设定自身时，这些历史条件会得以重组。它(资本主义)“不再从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②。这个观点也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错误的批判之一，他们混淆了使得资本主义成为现在样子的以往条件和当下资本主义组织条件，马克思将这一错误归咎为政治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的和谐律看作是自然和普遍的倾向。

《大纲》和后来《资本论》表明，以下的论断将不会持续太久：《导言》中马克思关于“范畴演变”的简单评述是全盘放弃了“历史”方法，而走向了本质上是共时性、(一般意义上)结构主义的方法。很清楚，马克思有时会特别执拗地关注对资本主义某个核心范畴或关系起源的巧妙重构。我们必须将此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学”分析区别开来。从分析和理论的角度看，资本主义是作为正在进行中的生产结构、诸个生产性方式结合的“当前历史的生产组织”,而在“解剖学”方法那里，历史与结构已经是明确地被重构的。就如《资本论》中所表明的那样，对于马克思读者们的方法论要求是要同时掌握这两个方法。这样的严格要求使得他的辩证法即获得了全面性又有着特别的困难。不过人们总是会因为想要逃避马克思理论中的困难而趋于二选一(不管是选择历史的还是结构的),因为《导言》中也没有明确的依据。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

一个只关注系统持存的结构性方式是不充分的。(充分的)方式必须能够反映稳定性和破坏性两种成分的同时存在……这种双重(辩证)的方式很难建立和使用，因为人们在实践中往往会根据好恶和场合去操作它，要么把它当作是一种稳定的功能主义要么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有趣的是实际上它兼而有之。①

这里已经涉及到了方法问题的核心部分，不仅仅是在《导言》当中，还有在《资本论》本身：它是一个《导言》中已经提供线索但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例如，戈德利埃支持“结构研究对于起源和进化论研究的优先性”,这是铭刻在《资本论》大厦中的观点。当然，《资本论》的主要重点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分析，而不会对作为社会形态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起源进行复杂重建。所以，在《资本论》第三卷较长部分的“地租”开篇讲到：“对土地所有权的各种历史形式的分析，不属于本书的范围……农业和制造业完全一样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①。这并不与其他篇章的中心论点矛盾，虽然那些篇章形式上都直接是历史或遗传的。的确，这里存在着对不同种类写作的重要区分。许多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历史的”东西在马克思开来当然是直接和同时代的东西。《资本论》

第一卷中的“工作日”部分生动地描述了历史图景，它也支撑着一些理论观点，即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业劳动形式和系统稳定性的分析，首先是延长工作日，接着由于劳动力得到组织，这种运动走向自己的极限(旷日持久的内战结果)。这两者形态上都不同于同一卷之前宣称的“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形式……炫目的货币形式”②。这个起源应该“同时解决货币之谜”,但实际上在“货币历史”形式下看不到，而是要去分析“价值形式”。不同于《资本论》第一卷中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所有这些都是外在地处理“起源”问题，而马克思对此是有意地把它放在基本理论阐述之后，而不是之前。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我们对贯穿于《资本论》全部的深层历史想象。重要的是，这项工作的系统形式从未削弱整个理论框架和马克思所言的似是而非的“科学性”基础的历史前提(历史具体、暂时性、资本主义本质以及表达它的范畴)。早在1846年他在评论普鲁东时已经向安年柯夫说过：“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③。这一想法从未改变。

毫无疑问，整个来看《资本论》处理的是资本主义系统扩大规模再生产所需的形式与关系，就是它的结构和演变。恰恰是手稿中一些最为眼花缭乱的部分构成了对资本循环形式的揭露，而资本的循环保证了这种“变形”的发生。不过马克思的方法依赖的是将两个辩证相关但不连续的层面的同一起来，即支撑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矛盾、对抗性“现实关系”和其中矛盾以看似平衡的方式显示着的表现方式。正是后者显示了对系统“承担者”的意识，并形成了中介它的运动的法和哲学概念。批判的科学必须撕下资本结构演变的颠倒形式，从而揭露其对抗的“现实关系”。关于商品拜物教(现在有时流行将它和其他黑格尔主义痕迹一样抛弃)难懂却极具开放性的部分不仅仅实质上为剩下部分的阐述奠定基础，它们也成为逻辑与方法演绎的杰出代表，《资本论》中其他发现的产生也是依靠这一逻辑和方法。因而，尽管对于马克思而言，从外部来看令人惊愕的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再生产，但他的理论正是由于能够展示结构的“表现形式”是可以通读、从背后阅读到其前提所以才超越政治经济学就像一个人“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涵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①。马克思想要让我们注意的其中一个资本主义永恒的、自我再生产的“外观”来源恰恰是对它作为社会地创造、在历史生产形式下运动的意识的“遗失”(错误认识):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这些形式在人们看来已经是不变的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①

同样，“我们前面所考察的经济范畴，也都带有自己的历史痕迹”②。它们“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③。这种解读方法在其实际状态下认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④,但这种解读不仅仅是批判。它是对某个特殊类型的批判，这种类型的方法不仅揭露“表现方式”背后的“本质关系”,而且也这样揭露了只以“表现方式”出现的系统表面之下作用于自我扩张的那个具有矛盾和对抗性的必要内容。对于每一个马克思“破译”的核心范畴而言情况就是这样，它们包括：商品、劳动、工资、价格、等价交换、资本有机构成，等等。通过这个方法，马克思结

合了两种分析。第一个分析脱去资本主义工作原理的外观，发现了它们隐藏的基础，因而可以揭开它的真实工作原理；第二个分析揭露了这种功能主义在深层次上也是自身“否定”的来源(和自然律一样无情)。前者引导我们走向意识形态层面，“表现方式”在视为正当的表面价值上使用：它们“直接地、自发地、作为流行的思维形式再现出来的”,例如是常识感知的流行形式。后者考察“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基础”的“本质关系”:它们“只有科学才能揭示出来”。古典政治经济学证明了(但只是通过批判)

第二种科学层面的基础，因为它“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①。马克思的批判超越了它的政治经济学来源，这不仅是因为它有意识勾画出了没有说的东西，而是因为它揭露了“自动模式”"自然形成"下隐藏着的对抗性运动。《资本论》开头对商品二重性(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初看起来仅仅是正式阐述的分析只是说出了第一个实质性结论，到了《资本的总公式》这一章等量的流通(M-C-M)被重新定义为不等量的流通(M-C-M’),这里“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作剩余价值”,“正是这种运动使价值转化为资本”②。正如尼古拉斯评论的：

剥削在交换过程背后继续进行……生产包含一种交换行为，另一方面它也包含与交换相反的行为……等量交换是生产的基本社会关系，所以对非等价物的抽出也是生产的基础性力量。③

如果把马克思仅仅当作是一位研究结构与其变体，而不关注结构的限定、断裂和超越的理论家，那就是出于一种完全抽象的科学主义目的，将辩证分析置换为一种结构功能主义分析。

戈德利埃注意到了，对一个结构变体的分析必须要有矛盾的观点。

但是功能主义者的影子不断地出没于这位结构主义者在这方面的处理当中。因而，对于戈德利埃而言，马克思对系统的分析存在着两个功能性矛盾：资本与劳动(生产的社会关系结构内部矛盾)和工业大生产条件下劳动的社会化本质和资本的生产力(结构之间的矛盾)。戈德利埃看重后者(来源于系统的客观属性)超过前者(阶级斗争)。而马克思意在将两者联系起来：在系统的客观矛盾趋势当中找到阶级斗争的自我意识实践。戈德利埃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二元对比，即具有客观物质性、系统的“科学”矛盾与附带的、具有目的论色彩的阶级斗争实践，这两者在面对理论与实践的本质内在联系时消失了。柯尔施很久之前就正确地指出，将社会阶级间的反对贬低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潜在矛盾的暂时表象是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写完信时概括了第三卷的理论依据：“最后，既然这三种形式(工资、地租、利润(利息))是……这三个阶级的收入来源，结论就是阶级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这种运动和全部脏东西的分解会获得解决”①,

马克思写给库格曼的信中表示，大规模工业不仅产生对抗，而且也创造了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和精神的必要条件。但戈德利埃貌似完全没有看到后半部分内容。对马克思来讲，正是内在贯彻了伴随着阶级斗争政治的生产方式的客观矛盾，才使他得他的理论超越“乌托邦”的层面成为了科学；同样，正是“自为”阶级的形成与充要理论的一致，保证了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同一性。在马克思那里，尤其在批判过黑格尔之后，理论与实践的同一性不会单单立足于理论。

在《导言》总结部分中依旧存在着非常模糊的观点，是“应该在这里提到而不该忘记的各点”①。在这段内容当中迅速列出来的要点的确在理论上具有最高的重要性，然而几乎没有任何我们可以称得上是“说明”的东西。它们最多称得上线索，告诉我们马克思的头脑里已经有了这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没有揭示马克思究竟是怎么思考这些问题的。它们主要与上层建筑的形式相关：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现在的读者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每个部分都很重视，但在那时几乎是不可能的。

于是，我们只能注意到在他那里看起来有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涉及诸如如何准确理解“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关键概念。更重要的是，它们在更具中介性的层面上对以下概念作了规定，包括从战争到军队、从文化史到历史学、到国际关系、艺术、教育和法律，等等这些基础概念之间的关系。最具重要性的两个概念构想得到了简明阐述。首先，要再一次区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要把它们当作是两个没有关联的结构，要辩证地去理解。这个辩证关系的边界在任何(被决定的)理论的丰富性当中都要详细说明，这个辩证法联系地看待这两个术语，而非“直接同一”,它没有悬置二者真实的差异。其次，从艺术发展、教育和法律到物质生产的关系要作为构成“不平衡发展”的关系来详细说明，这同样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指示。

之后，在艺术发展和物质生产的问题上马克思做了简单的扩充。艺术对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是用一个对比来说明的，在还处于早期的社会组织“骨骼”的希腊文明当中也产生了伟大的艺术作品。史诗是作为简单而古老的生产方式当中的发达范畴表现出来的。这就不同于之前“货币”的例子，那时的货币外观依旧是局限于不发达的生产关系当中。结构与上层建筑关系的不平衡规律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虽然马克思在这里展开了这个问题，但他并不是要特地发展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美学，更多地是关注方法和概念化的问题。他的观点表明，就像货币、劳动一样，艺术绝不会随着它的物质基础历经一个从早期到晚期、从简单到发达的单一、有序的进程。我们必须站在特定阶段来看待它的形态联系。

他所举的希腊艺术的具体例子是服从于同样的理论问题。希腊艺术假定了一系列特定的关系，它需要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具体组织，这些都是与精纺机、铁道和机车不相适应的。它需要自己的特殊生产方式，是不同于电力和打印机的史诗歌谣。而且，它还要求它自身意识的形式：神话。当然，不是所有的神话都可以，例如埃及神话就属于另一个不同的思想总体。在人们对自然的科学掌握和改造没有充分完成之前，作为(在思想层面的)思维形式的神话才能够存在。只要科学和技术没有取代对自然的社会和物质的魔法妥协，神话就会持续下去。因此，神话是一种意识的形式，只有在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才有可能，在希腊社会的生产力和关系上，由于神话构成了具有史诗特点的内容和想象方式，所以史诗(通过复杂且不平衡的中介链)与之发生联系。那么,这种历史联接是不可逆的吗?难道古代社会和史诗不是一起消失的吗?在现代战争中还可以想象出阿里基斯的英雄形象吗?

马克思没有在论证艺术和物质形式的历史相容性时结束自己的思考。他发现，更大的理论困难是去理解如此明显地古代形式如何与生产的现代历史组织发生联系。这里马克思再次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按照他的方法将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复杂结构的跨时代发展和当下生产方式中各种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结构性规律结合了起来。尽管简明概要，但他的说明是很有代表性的。就在“人类童年时代”带给我们愉快这方面来讲，为什么我们依旧会肯定地回应史诗或希腊歌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不能令人满意，它们都是一带而过式的。这些令人费解又偏理论的话题是在文体意义，而非概念意义上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