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的话，1857年这篇导言对马克思“理论断裂”问题会有什么样的启示?马克思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新科学，在它的古典形式中，它力图总结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马克思一次又一次地严格区分了“古典”的和庸俗的形态，前者开始于配第、布阿吉尔贝尔和亚当·斯密，结束于李嘉图和西斯蒙第，后者则是马克思不屑一顾、却又后来终其一生彻底阅读和激烈争论的那些人。尽管如此，马克思从未幻想(未经转型的)政治经济学能够在理论上成为革命行动的科学指导。他的部分最尖锐的批判留给了所谓“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左派李嘉图主义”,像是布雷、欧文主义者们、洛贝尔图斯、拉萨尔和普鲁东，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自足就行，而不顾政治应用时的偏差，按照理论的需要来提出对社会关系的相应变革。在李嘉图派的社会主义者看来，由于劳动是价值的来源，因而所有的人都应该可以按照劳动的等价交换变成劳动者。马克思选择了更艰难的一条路。等价交换虽然在某个层面是“足够真实”,但在另一层面上非常地“不真实”。这就是政治经济学跨不过去的地方。然而，仅仅知道这个真相，在马克思意义上并不能保证实践的真实。这些规律(指等价交换)只能在实践中被抛弃，即它们不可能在范畴的戏法中得到改造。于是，在这一点上，对政治经济学及其激进改良主义的批判合并到了对黑格尔及其激进改良者(左派黑格尔主义)的形而上学批判当中。当然，当马克思说普鲁东“在政治经济的异化范围内来克服政治经济的异化”①,如果不是有意模仿，那就是直接回复了对普鲁东对黑格尔已做的批判。

马克思认为必须在理论上推迟之前在实践中推翻资产阶级关系，正是这一点解释了马克思成熟作品与政治经济学之间复杂且矛盾的关系，也说清楚了我们尝试准确地厘清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何处最终完全与政治经济学划清界限是及其的困难。这种困难突出地表现在，这些年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问题已经成为首要问题，我们可能不得不暂时收回已有的相同答案，重新回到每一个问题的形式上来。

马克思整个成熟的作品都是对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批判。对方法的批判是在1857年导言当中是积极地敞开着，而非封闭着的。但政治经济学依旧是马克思仅有的理论出发点。就像脱掉李嘉图工资理论外衣或者突破悬置的剩余价值概念一样，甚至当政治经济学已经被征服和改造了，马克思仍然会回到它那里，凝练出与它的差异，审视它、批评它、超越它。因而，即使马克思的理论为历史形成增加了唯物的科学基础，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依旧在理论上统治着这片领域，因为它们在实践中主导着社会生活。要解释马克思关于德国“理论意识”的观点，不在理论上抛弃政治经济学的话，它在实践中是不能实现的，就像从另一方面来讲，只有在理论上已经实现它才可以在实践中被抛弃。

这里决不是要否认马克思的“突破”。无论如何，《资本论》中揭露和再形成的双重意义，它的长期悬置(马克思揭露资本的循环似乎实际如此，只是为了在后一部分表明当我们回到它们真实联系的“纯粹情况”时会发生什么),它的过渡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批判奠定了基础。它到最后都保留着这个批判，当然，这个批判是以作为他的方法科学性的形式(回到1857年的本文)出现的。

有必要讲清楚他的批判所指向的最终本质。它并非企图建立一个科学上自足的理论来取代政治经济学结构上的不足，他的工作不是像“理论家”一样用一个知识代替另一个知识。在1848年革命之后，马克思的思想越来越多表现在理论工作中。无疑他作品中系统且规范的性质使得它独树一帜，还带有吸引人的韵律，那些信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如此，在后继手稿和为《资本论》准备的手稿中的理论劳动中有不同于“科学基础”的其他东西，这是和他的预期结果自相矛盾的。我们至今仍不能假装已经掌握了这种相当复杂的接合，这个接合连结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形式和斗争中阶级的革命实践。但我们正确地假定了，马克思理论的力量和历史重要性正是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接合相关联的，尽管某些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目前为止，我们熟悉了对论战性文本(例如《共产党宣言》)的“阅读”,但只是冰山一角，也就是说，理论是透过更为直接的政治分析和修辞折射出来的。在后面的著作当中，当我们只能一瞥阶级斗争运动，也就是说，阶级斗争运动是透过理论结构和观点折射出来时我们依旧会感到困扰。一种强烈的冲动使得我们相信，后来只有科学会继续存在。

我们说，马克思业已成熟方法并不是要找到代替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封闭理论，也不是要通过“真实的人类”来用唯心主义方式取代异化的资产阶级关系。的确，他作品中伟大的部分是由深刻地革命和批判的任务组成的，这个任务展示了政治经济学规律是如何真实运作的。它们中部分地是通过每个形式体系来运作，他耐心地分析了表现方式。马克思的批判使得我们能够看到和揭示资本主义的真实关系。在系统阐述这个批判的节点时，政治经济学作为上述关系精神范畴的最高表达，为我们提供了唯一可能的起点。马克思就从那里开始。《资本论》依旧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一个替代》。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终极的、彻底和完全的“断裂”是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观点，这一观点不可能公平对待理论劳动的复杂性，而这却是《资本论》和整个工作所必需的。

在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上也是如此，即便我们更容易指出二者之间存在的实质性“断裂”(不管怎样，马克思自己一次又一次提到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与黑格尔在方法上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我们。马克思与恩格斯从来都是这样一个标志，黑格尔思想中的唯心主义框架必须被彻底地放弃。唯心主义形式的辩证法也必须经历一个彻底转型，以便其真实的科学内核成为对历史唯物主义有用的科学起点。已经得到证明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可以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外壳中发掘合理的东西时，意思并不是特别清楚。然而，那些习惯于在语言中用观念来说明历史的人，似乎特别沉迷于“内核”和“外壳”这样令人费解的隐喻之中。当黑格尔的体系作为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垃圾而必须被彻底摒弃时，通过彻底转型才能发掘的黑格尔方法中还有什么东西呢?但这就像在问，既然李嘉图标志着资产阶级科学的终结(还是一位必须被赶走的有钱的银行家),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还能从他那里学到什么东西吗?显然可以有，马克思的确这么做了。即便是处在解体李嘉图的痛苦之时，他也从未停止向李嘉图学习。他从来没有逃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砥砺，即使他知道这门学问无法摆脱资产阶级的思维习惯。以同样的方式，只要马克思涉及对黑格尔体现的彻底批判，他总是强调自己是那位“伟大的思想家”的学生，强调“颠倒过来”的辩证法的积极意义。与《资本论》的作者不是李嘉图主义者一样，成熟马克思也不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否则，就是对作为知识形式和辩证方法的“批判”本质的最大的误解。可以说，在1857年《导言》中，恰恰是在马克思明确学习或再学习黑格尔辩证方法的地方，黑格尔一次次被放弃和推翻。该文本中所展现的马克思成熟时期方法论上的结构性变化、对于黑格尔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返回-转型”,直到今天都为我们奠定了光辉的理论典范。

(孔智键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