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方法:阅读1857年《导言》(1 / 1)

一、前言

这是关于马克思1857年《导言》部分论文的缩减版本,原文在文化研究中心系列研讨会上发布并讨论过。尽管我还未认真思考约翰·米弗姆等人慷慨提出的进一步实质性的批评,但这篇文章或多或少鉴于之前的讨论而有所修改。虽然《导言》中马克思的许多构想是临时写下的,并在篇幅上经过严重的压缩,但在方法论上《导言》是最有实质价值的一个文本。由于在翻译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已经将自己工作限制在仅仅阅读文本上面。马克思在《导言》中关于方法论的立场,是与如今普遍接受的观点相左的。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样,只要适当地理解和灵活地运用,那么在我看来,要解决长期困扰我们学术界的方法论问题就有了一个显著的、原创且影响深远的起点,尽管在此论文篇幅限制之中我还不能够完全建立起这样的联系。我认为这篇论文将会推动正在进行的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澄清工作,而不仅仅是对文本的解释。但愿在阐述细节过程当中我可以兼顾这两个方面。

《导言》是马克思诸多文本当中最关键、同时也是最困难、最被精简和难以辨别的文本之一。在《大纲》的序言当中尼古拉斯就警告说引用马克思的手稿是很具风险的,“因为对马克思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而言,文章当中的内容、语法和特定词汇都可能会引起问题。”

维拉尔注意到了,《导言》是所有人都会拿来“各取所需”的文本之一。①随着对马克思方法论和认识论研究兴趣的增加,《导言》不断趋于所有作品当中的中心位置。我分享它的重要性,但往往又读出了不同于其他解释者的另一种意义。我的目的在于展开对这个1857年文本的“阅读”,一种非白板式的、无前提的阅读,它不可避免地会反映我自己的问题式。同时也希望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问题式。

在1858年1月14日那封著名的信中,马克思对恩格斯说:

我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例如,我已经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弗莱里格拉特发现了几卷原为巴枯宁所有的黑格尔著作,并把它们当做礼物送给了我,——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①

这不是马克思唯一一次表达上述愿望。在1843年,马克思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其中通常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起印刷的《对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批判》也是意在揭示和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主要是围绕《现象学》和《逻辑学》,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前一篇。一直到1876年,他还在写给狄慈根的信中说:

当我放下了身上的经济学研究的包袱时,我将写写辩证法。尽管是在神秘的外观下,但辩证法的正确规律已经包含在黑格尔那里,有必要将它从这种形式中剥离出来。②

马克思的这些愿望没有实现,因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担从未被放下。在成熟的马克思那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对“合理内核”的系统定义、转变途径及其作为这种转变结果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导言》和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有其他的分散文本一起构成了马克思计划中未完成的必要部分,尤其是《导言》表达了马克思最完整的方法论和理论总结。尽管这个文本具有决定性意义,但不能因此就必须特殊处理。它是作为所有手稿的导言而著,这些手稿范围较广、结构上零碎又复杂,同时也是高度未完成的粗糙的草稿。罗斯多尔斯基认为《大纲》“引导着我们走进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实验室,也揭示了马克思方法论的所有要义和细微线索”。《导言》则可以被具体理解为是对在笔记中高度应用地“方法问题”的摘要与提纲。因此它不是孤立的,它的手稿性子更多的表现出来后来马克思做出的不公开发表它的决定中。《导言》被更为精简的《序言》所替代:《导言》中的一些核心部分在《序言》那里或被修改或被悬置。这两者的对比告诉了我们:除了复杂的论证以外,《导言》即使在马克思的方法方面也具有临时性。

在《导言》中,马克思通过批判政治经济学当中的意识形态前提展开论证。第一部分讨论生产,研究对象是“物质生产”。斯密和李嘉图从“单个的和孤立的猎人与渔民”开始,而马克思以“社会”个人,因而是“社会个人的生产”作为出发点。包括卢梭在内的18世纪的理论家们,找到了“单个的”生产者这个一般出发点。斯密和李嘉图将他们理论建立在这个意识形态投射之上。然而“单个的人”并不能作为起点,只能是结果。卢梭的“自然的人”表现为对现代生活偶然复杂性的剥离,是对人类深层本质的、普遍人类个体的再发现。事实上,它将“市民社会”的进步都归入了这种美学的假象之中。直到劳动从封建社会的依赖性形式当中解放出来,并处在早期资本主义革命性的进步过程当中,“单个的人”的现代观念才完全得以形成。于是,整个历史和意识形态发展作为前提隐匿在了自然个体和普遍的“人类本质”概念当中。

这无疑是《导言》中典型的思路。首先从政治经济学中“给定的”出发点开始,然后通过批判表明,这些理论出发点实际上都是需要被证明的东西,它们已经是对全部历史发展的一个总结。简言之即: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作为最具体、常识性的、简单的、起到建构性作用的出发点,经过考察后都只是先前一些规定的总结。

处于社会之外的生产如同不依赖人的生活和彼此交谈的语言一样不可思议。社会的巨大发展才能形成“孤立的人”的生产者这个概念:只有在发达的社会联系的高度协作形式下,人们才可以作为无差异的孤立个人在由“看不见的手”所组织起来的“自由”市场当中追逐私利。当然,实际上这种个人主义是看似彼此不相干的“全面依赖”:“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①

这样一种观念,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赖着假定了个人之间非社会联系“意识形态”形式,是整个《大纲》最主要的实质性主题之一。但这样的做法存在方法论问题的后果。因为对于它的批判和揭露而言,借由意识形态表现的现实关系的颠倒要求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揭示了背后的“本质关系”,但神秘化了它“表现形式”所假定的颠倒。这一后来被马克思称为他辩证法科学的核心的方法,不仅仅构成了手稿中的主要方法论程序,也应用到了《资本论》当中。这种“方法”程序促成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发现:在它的扩展形式上(在《大纲》里有许多构建此方法的临时性尝试),它构成了《资本论》第一卷最为关键的“商品拜物教”的基础。①

然后,《导言》以逻辑抽象的“一般”形式的批判开始了方法的讨论。作为一个理论,“政治经济学”通过范畴建构自身。那这些范畴怎么形成的呢?通常的方法是通过对所有时期、所有类型的社会形态中“共同的”因素进行抽象来孤立和分析某个范畴。这种通过抽象的逻辑来证明一种存在于历史当中不变的观念核心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本质主义”。许多的理论化过程都沦为对这种做法的崇拜。黑格尔,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发展出了与静态相对的思维方式: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对运动和矛盾的把握构建起了一个超越所有理论化逻辑的逻辑。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运动是在唯心主义形式下展现的,他的思维也留有一个存在于所有意识运动当中“本质内核”的概念。马克思认为,正是观念中“本质内核”的永恒性,保证了黑格尔辩证法对现存社会关系(如普鲁士国家)终极和谐解释的秘密。古典政治经济学也谈“资产阶级生产”和“私有制”,好像就是已经穷尽了历史内容的“生产”“所有制”概念的本质。这样,政治经济学最好地代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一个历史的结构而是作为事物本质的和不可避免的状态。在这个层面上,古典政治经济学甚至将意识形态的假定保留在了自己“科学的”本质中:由于抽象,它将具体的历史联系减少至了最低程度共性和超历史的本质。它的意识形态性就内在于它的方法之中。

相反,马克思认为不存在“生产一般”:只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生产形式。令人困惑的是,这些特殊形式当中有“一般的生产”,它基于某种劳动的生产,这种劳动不属于某个特定生产类型,而是被“一般化”了为“抽象劳动”。任何生产方式都要依赖“规定条件”,而我们并不能保证那些条件总会得到满足或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例如,除了常识的意义,没有科学形式表明“生产”的概念是特指以“自由劳动”为必要条件之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不能被认为与奴隶社会、原始部落社会和公社社会的生产具有(本质上相同的)“直接同一性”。(后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告诉我们,作为资本主义“本质”前提条件的从封建奴隶到"自由劳动”的这一转变有其特定的历史过程,“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①)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思维和实践方式的关键出发点之一。马克思在他之后所写的所有著作中都提醒我们不能忘了这一点。这就是柯尔施所言的马克思那里“历史的具体”原则。马克思方法要生产出来的“统一”,并不是一个抽象掉所有历史质料而剩下的无差别和无具体内容的本质内核。

如尼古拉斯所言,《导言》回答了一个未写下的问题:尽管其中一些理论是站得住脚,但作为我们的出发点政治经济学,它没有明确归纳出它的范畴和理论要表达和反映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结构规律。它只能在内部戳刺自身的“资产阶级的皮”,②这是因为,在它的内部历史关系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③它的范畴(和庸俗政治经济学相比)“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①。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发现了这些形式下的东西,但它没有询问特殊历史条件下(商品生产的形式与条件)的某些关键问题(例如基于劳动力的商品生产的起源:正是在这种形式下价值变为交换价值)。这些错误并非偶然,它们已经表现在了自身假设前提、方法和出发点当中。但是,如果政治经济学必须要超越自己的话,它该怎么办?从哪里开始?

答案在于“社会个人的生产”,“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政治经济学趋于将资产阶级生产神秘化、普遍化和去历史化,如果我们和马克思一样坚持从历史具体的原则出发将会发生什么?我们是否仍然会假定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普遍的实践——已经存在着并服从于能够被长期追踪的革命的历史进步过程中的“生产一般”,这个实践能够被我们削减至常识的内容并作为分析的无可争议的出发点?答案是否定的。无论马克思是哪一种历史主义者,他明显不是历史进化论者。如他所说的,连小孩都知道,生产一刻也不能停。非要说存在着什么“共同的”东西来回应“生产一般”这种思想的话,那就是:所有的社会都会再生产出维系自身的条件。这样的一种抽象筛选出了观念的最低限度的共同特征,并明确了它科学内容的不成问题的内核。它顶多是一种能有效节省时间的理论化入门方式。如果要洞察一个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样既复杂又被虚假表象所覆盖的结构,我们需要观念在根本上更具思辨性。那些我们能够精练、分割和分解的观念重新组成为普遍的范畴:这些范畴使得我们能够看到,那些保证它们在一定时期内起作用的特征、一定时期内具体条件下发展出来的特征以及某种差异,这种差异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只存在于最原始和最发达社会形态而不包括中间各种社会形态的特定联系。这种观念在理论上远远优于那些结合在一个混乱的一般性之下观念,这种在“生产一般”范畴下的一般性在不同的时候指向不同的东西:这些观念一旦发现了隐藏着的联系就会发生改变。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看到了那些能够差异出保证各种语言的具体发展得以可能的因素的观念,比那些“抽象”出少量简单又基本的共同“语言一般”更为重要。

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在这里构建起了同时区别于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方法的差异,这是贯穿于整个《导言》的共同策略,《导言》也因此同时是对上述两者的批判。在这个文本当中,回顾马克思之前《贫困的哲学》中著名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章是有用的,在那里他通过攻击蒲鲁东同时批判了“黑格尔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他对蒲鲁东的批判非常类似于这里对“抽象”问题的讨论,它们不仅仅是告诉我们存在着方法论上的谬误,而且提醒着我们意识是如何作用于真实的、偶然的历史关系内容;也就难怪:

如果我们抽掉构成某座房屋特性的一切,抽掉建筑这座房屋所用的材料和构成这座房屋特点的形式,结果只剩下一个一般的物体;如果把这一物体的界限也抽去,结果就只有空间了;如果再把这个空间的向度抽去,最后我们就只有同纯粹的数量,即数量的逻辑范畴打交道了,这用得着奇怪吗?用这种方法把每一个物体的一切所谓偶性(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人类的或物类的)抽去,我们就有理由说,在抽象的最后阶段,作为实体的将是一些逻辑范畴……,那末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这又有什么奇怪呢?①

把这些范畴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上的话,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就会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这种语言使人觉得这些范畴似乎是刚从充满纯粹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在这以前我们谈的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下面我们要看到蒲鲁东先生怎样把它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没有“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

马克思早就指出过黑格尔的“杰出贡献”:关于世界的范畴(私有权、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不断产生和消失,成为运动的部分。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激烈地批评黑格尔将范畴设想为一种有自发形式的“流动本质”:黑格尔只在思维里设想它们,于是所有的运动终结于绝对知识。在黑格尔那里,真实世界的组成仅仅是矛盾和运动过程的外在表象,而这些运动和矛盾也是只是思维中的思辨存在。整个异化和扬弃异化的历史就成了产生诸如绝对、逻辑、思辨等抽象思维的历史。这当然不是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粗糙形式构建起来的简单的、超历史和外在的联系,而是另外一个同样不可被接受的选择:意识仅仅在思维形式当中实现与自身的彻底同一。马克思还认为,这表明了黑格尔这么做是要将抽象的行为置入固定的抽象当中,而这只是一种循环过程。在《神圣家族》中他说得更清楚:

“现象学”……用“绝对知识”来代替全部人类现实,……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①

在《哲学的贫困》中:

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②

这些早期的批判保留到了《导言》。黑格尔的确理解了“生产”和“劳动”,但就像马克思所说,是“意识的劳动,思维和认识的劳动”。无论运动是多么的辩证,对黑格尔而言,世界的历史生产过程只是理念实现自身过程的一个环节,是思维的外在表现,总之是意识在通向绝对知识道路中十字路口的一个停留。马克思在《导言》中的方法与此不同:它不仅仅是精神作用。我们应该走向现实的、具体的联系当中:这种方法是要简单地构建出纷繁历史现象后面的“本质”,而是要准确地找到保存着“本质性差异”的诸多规定。

马克思以一个例证结束了讨论。像密尔一样的经济学家从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入手,并将它们推断为“永恒自然规律”。他们声称除了一些有历史意义的区别外,所有的生产都可以被纳入一般规律当中。其中两个“规律”分别是:一,生产需要私有财产;二,生产需要司法和警察的保护。马克思说,私有财产实际上既不是独一无二也不是最初形式的财产:历史地看,最早可以推算到公社财产。而现代资产阶级司法关系和警察的出现并不能说明这个体系的普适性,也不能说明每一个生产方式需要和生产的司法以及政治上的结构和关系。正如精神地抽象出所谓“共有的”属性的结果所揭示那样,对生产而言是“共有的”东西并不能保证我们能够具体地理解生产的每一个真实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