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整体的推力和趋势已经在其常规形式和常规化功能中定义了主导范式。福科(Fourcault)引入后一概念以提醒我们“常规化”并非无中生有，而是一系列学科规制制度实践和结构的结果。也就是说，主导范式通过某种过程成为主导。事实上确实存在这样一种过程可以支撑其主导地位。所谓的主导范式危机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像贫穷一样如影随形。传播研究持续分裂并朝向道路尽头，以及到达终点(没有这种终点就无法生存),等等，但是它不会消失。它转向了相反的一面，忍受了诸多批评，卷土重来，进行翻新、复原和复兴。我们不应该为之震惊。

虽然主导范式可能表现出重大的智力缺陷，但却不会消失，因为它们只是在智力或历史上不足，或者甚至只是因为这些缺陷被暴露出来。其他方面把这种缺陷固定为持续的思维结构，在这种持续的思维结构中研究得以进行，资金得以提供，制度起起落落，事业会发展，等等，这成为一个完整的制度装置。这些都是其存在条件，而且正如马克思提醒我们：构造不会仅因思维而崩塌。“范式对话”(“Paradigm dialogues”)不能摧毁任何东西，只是晃动一点根基，我们必须弄清特定思维模式的持久力量的制度基础是什么。

这种常规化功能塑造下的思维模式持续保护研究领域，通过它也能提供某种非常明显的结构，简单来讲，如果我们反对这种常规化功能，就不得不重申反倾向战线，这种反倾向战线是被一系列具有替代性、理论化以及聚集性特征的论点所监视的，它在本质上必然是具有反对性的各种立场的集合。我完全明白所谓的批判范式的内在多样性。其中绝对不可能有单一的替代性范式，而是具有多样的替代性范式。此外，在内在方法论上的精巧和连贯中不存在批判理论，这种精巧和连贯正是在几代最富有经验的学者和研究者所依存的主导范式土壤中诞生的。因此我们不能就这样基于内在方法的连贯性来为它们辩护或者仅仅是履行或完成一个批判项目。然而，我提出可替代的批判性起点；赞扬它们暂时性和好问特征；保护反对它们的推力，因为当我高度重视并以一种开放方式讨论时，我无法相信将主导理论意识形态固定下来的诸多关系能够在意见一致的学者间的安逸聊天中消解。我也不相信可以通过政府机关不痛不痒地循环实现范式间相互替代，如同资本主义各民主政党之间的竞争。

我们暂且称之为主导范式转变为批判范式。这种转变与相互矛盾的传播实践因素构想方式有关。被行为主义术语以及效果衡量术语所隔离的特定内容不得不被以下内容所替代：一种完全不同的概念，一种对于每种因素在文化方面的理解(具有符号学或话语特点),一种对于意义支配下的媒介功能的认识。在现实中没有既已确定的“信息”,现实是专一的，无法问题化的现实，语言以及其它媒介系统是意义赖以转播的系统，可以简单将那样的现实转移进接受者空白的大脑和意识中。意义在其内在本质上是多义的；它不可避免地保留了内容范围。它陷入到在众多意义中“偏爱”选择何种意义作为主导意义的斗争当中。这种主导并非内接于诸多结构和事件，而是通过与表征实践这种特殊的实践类型的持续斗争而被构建。这就是传播研究的对象。人们通过这些描述性的实践、符码和体系认识意义。

从这层意义上说，意义功能不像一面镜子，而像一门语言。它是一种实践而非客观的事物。我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理解语言是如何构造意义以及象征功能是如何描绘世界的。然后我们需要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把世界描绘成特殊社会群体结构的方法的效果是什么?运行中的表征系统以及转化和定型为世界多种知识的描绘性形式和种类，形成一种人们从事日常活动场域的实践性理解的常识，而已经不再是适当地规定和固定为关于社会结构或者个体或阶级所从属的社会位置。意义并非如结构功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还原论者所声称的那样内接于起源。它们不是某种特定的社会或阶级结构的从属结果。另外，意义也并非内接于开放的对话，这种开放性的对话正是一种理想的(理想主义的)环境(不幸的是没有权力循环),主导范式的现象学和解释学的种种变体都归因于这种环境。但他们却彻底地内接于各种社会关系和结构之中。意义在社会上运行运转，以至于能够通过特殊的文化和政治实践与各种社会位置连接起来，构成和重建社会主体。不存在已然且通常作为消极受众被质询(interpellated)的固定和空白的社会主体。意义不能在权力关系运作领域之外被概念化。它们通过权力和话语相互连接，与尝试对传播的局部领域和意义运转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的社会形式关系两者间关系的概念化方式完全不同。

这种理论上的“转变”可以总结为一条标语，即“媒介是意识形态的”。正如所有标语一样，它也被误解了。它被误解为媒介理论和分析只关心意识形态，而且如果不考虑媒介的意识形态方面就无法理解任何内容。但是请允许我强调，那条标语是建立在我们的早期论证之上的。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总是有其自身特殊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存在条件。在没有理解社会表征系统所在的社会、技术、经济和政治条件的情况下，传播系统研究是毫无办法继续进行的，这些条件包括：它们如何在制度上被组织起来，如何与特定的权力位置和结构联系，以及如何被权力领域及其运作切断。所以我的观点恰恰是传播理论和研究是绝对不可能避免意识形态问题的。

宣称媒介是意识形态的意思是，媒介在意义的社会建设领域中运作。媒介为人们提供了进入意识世界的领域。信息这一中立术语即使拥有控制论的清净性能，其所有的重复和诅咒也不能洗净和忘却媒介在文化方面暗淡、散漫的符号学和语义学的根本性特点，别无他法。人类使自身相互了解，质疑由它们所构成的理解，进入超越意义的辩证式的斗争中。当然意识形态并非自我维持的领域。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意识形态是被非分析部分的社会、政治、技术和经济关系彻底构建和塑造的。

反过来，意识形态具有表达其他实践和实例的特殊形式，以及对于其他领域极其特殊和真实的效果。

正如我之前尝试证明的，各种传播理论必须考虑链接(linkages),即考虑通过什么这些效果被保障了。从这层意义上讲，正如一门独立学科的推力所暗示的，传播不是自治的，而一定是“相对自治的”(“rela-tively autonomous”)。但是在一个特定时刻，所有其他的社会、制度、技术、经济和政治关系必须做到以下内容：屈服于可理解的意义；进入各种文化回路(这里的文化主要是指各种文化实践领域),这些文化回路塑造了对人们日常社会思考的世界的种种理解和概念；将这些关系构造成潜在的社会主体；并且具有这些关系进入或形成各种世界意识的方式的组织效果。它们必须在一个特定时刻以总体的社会关系进入意识形态领域和专业实现其“效果”。所有的效果都必须在分散的领域中构建。在意义和语言领域，描绘和意义的传播实践根源不可逆转。传播研究不能比传播研究理论化和分析化的实践更“科学”。而且在旧实证主义中，符号学保留着最小封闭性和科学性的“科学”感，因为这是一个被结构化方式操纵，却对必定具有偶然性的历史和实践开放的领域。如今对各种批判范式加以最紧迫的理论任务，是考虑意识形态领域结构和实践间关系的必然要求。在一个更广泛的社会理论中，所有传播系统在文化形式上的符号学特征把“传播”的专一性构建成一个领域，一个分区领域。

意义的生产和转换是现代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包括关于常识和日常社会“知识”如何被构造，以及贯穿整个领域支配和从属权力的持续运作。在结构、意义和权力运作之外操纵的整个无权力、无限的“传播回路”模型必须被抛弃。事实上，传播模式的这种线性特点如今同样是影响传播领域进一步发展的特殊阻碍。在连接权力掌控者和无权力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以及编码者和解码者的各种中立回路中，并不存在这种不间断的“流”(uninterrupted“flow”)。而是存在比如，在我们社会的支配地位中被持续构建的描绘性行为，在各种权力关系支配的领域中媒介制度再次维持的描绘关系，以及能够维持意义实践和潜在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各种框架、系统和编码。同样也存在关于这些实践被明确表达为不同的权力处置、群体和阶级的方法，以及在特殊历史环境下内接于特定形式和特殊类型(主观性与他们帮助维持社会秩序的种种特殊类型)的意义领域结构的社会效果和结果，即对于意义的建构、转换和争斗。

这些意义的“转换”制定了批判领域的产生内容。一方面它反对主导范式的行为简化论，另一方面反对曾经以可获得的替代范式为特点的经济简化论的各种形式，两种反对不相上下。我们不能像主导范式的实践者那样要求这种“完整理论”将这种决定性的理论“转变”变得完整和内在简单化。但是我们可以坚持并重申这种“转变”削减了主导范式的理论根基这一意义深远的行为。这种表现标志着各种相互矛盾的范式间不可避免地展开关于位置的战争，称为“第二战场”(“second front”)。

但是试着去指出批判性范式与可能被视为“传播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的方法之间的区别也是至关重要的。后者在我之前称之为现代传播系统的“外部”方面的力量逐渐增强。随着这些系统变得越来越固有(在西方阶级民主的特有功能方面，甚至更多的在以世界范围内传播关系为特点的不均衡全球发展关系方面),以及随着各种系统本身成为基础性和技术性的现代社会综合体的一部分，对传播具有建设性作用的各种社会形式的一般理论的需求变得越来越重要。

但是除了应对各种传播系统的文化维度以及试图解释各种系统的意识形态特点之外，这些更为全球性的范式并没有太多的说服力。

“政治经济”方法所揭露的意识形态的反映性模型是主导范式持续简陋和简化的一个根源，这一点将主导范式暴露在其实践者的批评之下。主导范式的各种阶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阶级起源的模式已经过时；主导范式是继承性的，而非生产出来的当前社会现实真正科学的知识。其关于意识形态根源是反叛的和以阶级为起源的观点，与接合理论的必要性并不匹配，本身也并不充分，令人遗憾。其关于某种阶级结构所恰当规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概念也已经暴露在技术批判之下。它不具备针对意义的斗争的概念。也不知道意识形态是如何构建各种与社会和政治实践相关的社会主体或位置。它始终坚持霸权是对意识形态的大众集合体的另一表述。在反对针对意义斗争所暗示内容的真正再概念化的情况下，主导范式反而与同样不活跃的消极用户模型进行了缝合；尽管如此，但主导范式并非将自身不可逆转地固定在行为观点的消极形态中，而是在意识形态或文化装置“影响”之前，在对其整体不通透性和不妥协性的乐观解读中永久摇摆，或者在所有包含着被传送内容变得普遍之前，斥责它们是消极化的“大众”,二者非此即彼。为取代这些固定刻板的事实，批判范式在抵制主流范式行为霸权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对保证已经内接于其所生产的知识中的范式进行批判和反思。

在结束之前我想提最后一个问题，它常常作为批判性范式的对立面、也就是我曾称之为“支配”的概念以及与其相关的霸权概念。我认为人们已经把支配和霸权这两种概念误认为是对陈旧而众所周知的观点的奇特表达。我想强调的是支配并非意味着完全的集合，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与之绝对相反。谈到支配通常就会谈到从属。它指的是由权力和差异构建的各种关系的领域，也就是通常支配的位置以及那些支配之外、始终从未被固定的位置。这是一个与“统治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概念，它源于外部，与消极主体相反，掩盖了对世界普通、散漫的理解，以及简单地增加了自身各种高度相同的关于人的观点，使其成为文化毒药。它并不是那种通常恰当地伴随着其统治意识形态或“世界观点”的统一和相同的统治阶级观点。相反我们知道，各种统治阶级被深深分割，他们同样也需要意识形态来构建他们自身的统一和各种意义。在这些特定的意识形态之外他们不具备统一性，这些意识形态对待自己就像对我们一样，构建着理解自己所作所为的各种方法。

因此，支配概念是各种关系建构领域的概念。这一点由葛兰西提出，他拒绝政治的概念，因为政治的概念就像各种已经建构的障碍之间的斗争，我们之间泾渭分明，这是在这一领域里庞然大物们之间的一场战斗。葛兰西认为尤其在现代阶级民主中，政治通常是不同立场建构的领域里的斗争。问题不是什么情况下一系列立场会互相消灭，而是什么是运行的常态，什么是任何接合部分力量的各种关系和平衡。当把这种观点转化为话语层面，我们的观点就与意识形态和权力是如何运作这样的传统观点完全不同了。现在我们不得不讨论以下问题，包括从不封闭的内容，通常作为接合产物的各种矛盾、话语和不统一的系统，对运行中的各种主导定义转码和解码的可能性。我们正尝试着对运动着的各种意义的运行状态概念化，这一点之后又与权力领域运行状态相连。尝试着在意识形态领域描述葛兰西称之为的“不稳定均势”(“unstable equilib-ria”)。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霸权概念并非陈旧的决定论概念的新伪装，而是不管在话语中还是贯穿整个社会形式都始终拒绝将各种权力立场归因于任何人。它要求人们做特定的具体工作。

最终，批判范式不得不在关于存在什么、“显然”和理所当然构成内容的批判性审问中继续推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批判范式只是拒绝特定的经验主义形式，而不是拒绝对于各种经验主义研究形式的需求。批判范式对没有观点的经验主义工作深深怀疑和敌视，只是因为经验主义连自身具有观点都意识不到。批判范式要求“正确的”具体工作，恰恰是因为它再也不相信只要置身正确的理论立场就可以征服世界。就这个原因来说，我在之前的各种声称中并非将批判范式作为已经完成的知识，而是作为一项活动来推动。这项活动正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批判和解构(或建构)的开放任务，要求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我们最好作为批判科学家的真正神召把我们号召到这一任务中来。这项活动也是一项有时被称为理论化的持续思考的活动。我以坚持思考和解释关于具体和矛盾的历史形式与极度丰富的复杂性之间的持续关系为己任。这不只是我所称之为的批判范式。这是一项批判性事业，我诚邀各位的加入。

(宗益祥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