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葛兰西的种族和民族划分的相关性研究》(1986)一文中，斯图亚特·霍尔讨论了一个具体的理论问题，这是他种族和种族主义研究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人如何能将种族主义的结构(经济型)的理论与种族主义文化的理论联系起来?虽然这个问题对霍尔而言不是独一无二的，然而从《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1978)中的国家种族形成早期研究到他反思文化，表征和身份在政治结构转型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一直是中心问题(霍尔和巴克2009)。《葛兰西的种族和民族划分的相关性研究》是一篇重要论文，正是因为它介绍探索种族主义结构和文化解释链接的途径。霍尔在以前的研究中已经探索过这些途径了(霍尔等人1978;霍尔1980),利用葛兰西的作品作为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因此，正如标题所示，《葛兰西的相关性》提出了一个元理论问题，这些源于霍尔前期工作是需要单独考虑的。问题是：葛兰西的作品是如何和种族与民族研究相关联的?同样，这个问题在霍尔已经有效地利用葛兰西作品的各方面之后出现了，但在这篇特定的论文里，在不允许一个模型来取代另一个模型的情况下，霍尔寻求转向种族理论的结构和文化的模型。《葛兰西的种族和民族划分的相关性研究》则试图“素描”,正如霍尔所称，他的作品允许多种研究种族的方法存在于一个框架内。

然而，霍尔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在南非的种族和劳工研究中，霍尔介绍了问题的本质：

如果第一个(结构的)趋势大体上是正确的，那么当民族或种族冲突真正成为更深层次的经济矛盾表现时，往往被发现和分析的是什么。因此，对于后者来说，变革的政治必须在根本上得到解决。

第二个(文化的)趋势的主要关注的是政治冲突的实际形式和动态，以及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的社会矛盾——经常假设一个种族或民族性格。它指出直接将这些归并到比较经典的经济冲突的经验主义困难。然而，如果民族关系不能归结为经济关系，那么当后者完成的时候前者不一定会改变(霍尔1980:18-19)。

随后这段，霍尔表示，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战略而非理论。当然你也可以说问题是理论上的。种族结构理论和种族文化理论之间的潜在联系本质上是遥远的预期，这个预期首先是如何为每个理论设想实证根据。虽然这两个理论着眼于种族和民族冲突的形式，但是在不承诺任何分析和解释的情况下，各范围——结构与文化——不能在概念层面结合。①霍尔指出，因为将种族文化理论限定在更传统的经济框架内要求质疑分析种族和民族冲突的文化方面问题的必要性(因为这种方法的假设最终的决定因素在于内在经济结构),而且由于经济结构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种族和民族冲突的内容(因为它需要诉诸于另一种冲突逻辑),所以问题依旧是战略性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在结构或文化方法中作出一个基于信念(假设)的选择，这些冲突(关系)最好是通过文化来探索，而不是结构，反之亦然。

在《葛兰西的种族和民族划分的相关性研究》一文中，霍尔找到了部分的解决方案来弥合在分析种族的结构和文化方法间存在的理论与观念上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葛兰西的理论和概念如何与种族和民族分析相关。在《葛兰西的相关性》的最后一部分，霍尔介绍了八种葛兰西能够对种族和种族特点分析作出坚实贡献的具体方式。这八个点提供了此前霍尔所介绍的，用理论上复杂的方式来调解结构和文化之间概念上的差距。这八点如下(按顺序):1.历史的特异性；2.民族特色；

3.阶级和种族之间的相互关系；4.“阶级主体”;5.缺乏结构、阶级、政治和意识形态纬度的对应关系；6.国家；7.文化；8.意识形态。在每个部分，霍尔介绍了葛兰西的理论复杂性；它源于葛兰西对实证细节的关注。因此，复杂，有很大一部分，霍尔指的是葛兰西描述历史细节和政治影响的能力，这关系到他理论方法的灵活性。根据霍尔，这种灵活性是根植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霍尔2003(1974)]。2009年在接受莱斯·巴克采访时，霍尔将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方法论框架[1973(1857)]与葛兰西用一个广泛的理论方法来辨别和解释事件的能力进行链接。霍尔是指葛兰西将离散的事件进行“结合的理解”的分析能力(霍尔和巴克2009:664)。①

对霍尔来说，葛兰西的力量在于修正，即葛兰西做的一个普遍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修正。这些修正对于解释意大利历史和意大利政治的变革是必要的：葛兰西的分析对象。霍尔的总体观点是，仔细检查后并考虑到其理论和方法上的目标(正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述),历史唯物论的框架必须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将其与古典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分析模式区别开来。关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和它背离了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的认识论基础，霍尔指出：

它仍然是一个“开放”的认识论，而不是一种自发或自给自足的认识论，因为它的“科学性”仅由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匹配”来保障——在其各自的模式——它创造出知识，用他可以的唯一的途径“盗用”现实(开头):还提供了一种批判的方法，能够从社会现象的背后渗透到隐藏的动作中，那些隐藏在背后，深层的“真实的关系”中。这种对社会形态结构的规律和趋势“科学”的盗用，其实也是它所“逝去”的规律和倾向：这种可能性，没有被证实，而是在实践中，在它实际解决问题中对知识的一种认知，——因此，在阶级斗争中这些关系的自我推翻是沿着社会矛盾倾向的轴心而进行的，并且这不止是“纯粹推理性的”,也不止是理论性的推理。在这里，正如科莱蒂所评论的，我们处理的不再是“思想里的‘想法’关系，而是处理思想和现实的关系”[霍尔2003(1974):137]。

一方面，不同于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康德)或历史主义(黑格尔)的关于哲学理由和现实需要的某些方面，霍尔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在现实中变革，这样就可以产生知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方式是没有价值的。然而，当为了解释事件时，哲学体系不能自给自足或冒着风险用陈词滥调替代分析。

另一方面，在社会科学侧重于证明和解释社会背景下，历史唯物主义者方法的科学性和经验性提供的是更深入和更细致的经验主义形式的资源。有人可能争论道历史唯物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一个“科学”,它存在的理由是基于在有关阶级价值判断，更广泛地说，关于压迫，剥削，平等和自由。虽然通常的情况是它保持隐藏或是与生俱来就是构成一个研究问题的主要原因，然而，领先于并跟随这种形式的分析和解释的社会科学假定了这些价值。然而，在问题和随后的理论和方法的起源中，也正是由于对社会的现状推断脱离了方法(如果不是完全呈现不可见)——在葛兰西时代——实证主义为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提供了科学依据，在这里我们要么指的是龙勃罗梭或费里(关于犯罪和种族歧视),要么是莫斯卡或帕累托(关于法西斯主义和社会科学)。

霍尔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推动力是阶级关系分析，以及对社会构成的各个方面的分析，有助于全面了解阶级。这是因为根据唯物史观，社会构成和差异化原则是当前历史形成的中心，是阶级[霍尔2003(1974);霍尔和巴克2009]。通过分析产生社会表象和实质之间的主要矛盾。(例如从社会现象的背后渗透到隐藏的动作，背后的深层“真正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代表的往往是在理论和经验主义之间未经选择的或是艰辛之路(瑟伯恩1985;布若威1989)。总之，这条路线代表对历史，文化，政治事件和结构性背景之间进行调解的理论能力，这既使得这些事件的发生成为可能，也制约了其他事件的发生。这把我们带回到解释种族主义和推动种族压迫的结构性意义问题。

正是因为霍尔重视这种方法，他拒绝将其当作末世的和目的的决定论(来自它对手的流行批评),而是寻求包括介绍社会矛盾聚焦的另一个类别：种族。根据霍尔所说，其中包括的葛兰西作品提供的见解是他对文化和历史层面转型的关注。霍尔宣称，葛兰西作品中出现的转型主题表现为八个要点。霍尔提出，有多个转型的要点是通过葛兰西的分析实现的。葛兰西通过分析他称之为“接合”的离散事件，将历史和文化框架与结构变革链接起来(葛兰西1971:1971;霍尔和巴克，2009)。在“接合”的层面上，文化(包括政治和历史)和结构的转型可以在彼此关系中进行分析和解释。换言之，对于霍尔来说，葛兰西提供了一种方法来突破结构和文化的界限，通过发展一个概念为处理结构和文化分析的关系提供方法论的指导方针：“接合”。①

总之，历史的“接合”是一个表明历史、社会、文化和经济力量的概念——在一个给定的时刻——这表达了可能被视为异常，或者葛兰西所指出的，“偶尔、立即，几乎意外出现的……运动”(1971:177)。“接合”是潜在变革的轨迹。变革是潜在的，因为“努力保护和捍卫现有的结构本身的政治力量正在尽一切努力在一定限度内治愈并克服它们”(1971:178)。现在，在这样的背景下，重要的是理解社会变革是否会产生(例如“……(没有任何社会的形成会承认它已经被取代，)所以其不断和持续的努力形成了‘接合’地带，反对力量正是在这一地带上组织起来……”[1971:178])。那些以保存现有的政治力量为兴趣的掌权者们正在寻求一种连续性，例如现状，这种连续性导致了社会力量的“修复”,在“接合”中这一改变又中断了——但是有必要保持的——连续性。这导致霍尔详细说明了结构如何与文化发生关系，因为我们可以将两者理解为相互关联，而非互为因果，但又互不对等的关系，因为“接合”的结果要么是连续(社会力量的修复形式),要么是改变。

在《葛兰西的种族和民族划分的相关性研究》(1986)一文中，霍尔展示了葛兰西的见解是如何改变我们对结构关系的理解，这种结构通过权力保持了种族主义但允许修正种族主义。问题是分析的特殊性和分析所告诉我们的关于社会的变革和权力。在历史语境中，霍尔解释道：

……这些(种族主义的)普遍特征是使其变得活跃的背景和环境的历史特性修正和变革的……我们会让它在一个更具体的、历史的抽象层面很好地发展(例如：不是普遍意义的种族主义而是种族主义)……通常仅仅是一个手势姿势使我们相信误导性的观点，因为种族主义深深地植根于反人类和反社会实践的每一个地方，因此同样它也存在于每一个地方——或者是在它的结构、它与其它结构和进程的关系，或者是它的效果中。我相信葛兰西帮助我们果断地阻止了这个同质化(霍尔1986:23)大多数反种族主义者的种族理论，无论是哲学的和现象学的[如弗朗兹法农(Franz Fanon)、查尔斯·米尔斯(Charles Mills)或者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或社会结构的，必然与导致单一的历史事件或一系列事件的动力或者原因相联系，如像在欧洲出现的“文明”和文化接触的很多形式，或认知必须作为如否定或暴力的深层意识结构(例如“他者化”)。种族化和种族主义，在这种话语背景下，根植于权力关系的不对称性，种族权力的表现变得根深蒂固与麻木不仁。这不是一个不正确的视角；然而，它没有解释变革的方式，即种族主义持续地对自身再构造和这种再构造的原理。此外，它无法感知结构，当它本身发生变化以保持权利的连续性。权利的连续性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一背景下，种族主义就是种族主义。在葛兰西的观点中有用的是，虽然他承认种族主义反人类和反社会的基础[尤其要看看他关于犹太教的通讯(葛兰西1975:212-217)],但他能够分析和解释具体的决定和修正种族主义做法，在某些情况下，比寻找根源动力或原因的结构和现象学的方法更加敏锐。

在这一点上，《葛兰西的种族和民族划分的相关性研究》一文转向关注种族和阶级之间的关系：霍尔问题的根源在他研究南非劳力合理化的一篇名为《种族、链接和社会结构的主导地位》(1980)的文章中被提出。具体地说，霍尔关注阶级和种族之间的概念距离(基于结构和文化方法的划分),阶级范畴中的种族分化，以及分析阶级和种族中理论一致的问题。这是葛兰西的相关性种族分析的核心。正如我已经证明，这是霍尔的核心问题：他提醒我们“阶级和种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已……被证明是最复杂和难以解决的理论问题之一，并且它经常导致采用一个或另一个极端的立场”(1986:24)当他陈述如下观点时，他也更为简洁地重申了结构和文化分析之间关系：

……任何一个位于阶级关系中的“特权”,强调所有民族和种族分化的劳动力受资本中相同剥削关系的支配；或者以社会的基本阶级结构为代价来强调民族和种族的划分与分类。虽然这两个极端出现两极对立，事实上，他们是彼此相逆的镜像，但在某种意义上两者都觉得需要产生一个单一的和排他的链接的确定原则——阶级或种族，即使他们不同意应该给予哪个特权。我相信葛兰西对阶级问题采用非还原方法的事实，再加上他了解任何特定的社会形态深刻的历史塑造，有助于指明一条通向种族/阶级问题的非还原论方法的道路(霍尔1986:24)。

在《链接和社会的主导结构》(1980)一文中，霍尔分析了南非的劳力合理化。他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与这一特定问题相关的重大问题。尽管他发现南非满足先进资本主义的条件，但是劳动合理化的形式取决于对与“自由”劳动相结合的“不自由”或“被迫”劳动存在的需要。当然，这个假设是资本主义和它法律形式的基本要求是劳动是“自由”的，这使劳动者能够放弃他或她的劳动能力，即可以自由将其作为商品出售。这不仅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基础，同时劳动转化成商品形式的司法问题标志着国家理论的开端[对这一观点的支持见约翰·霍洛韦(John Hollo-way)和索尔·皮乔托(Sol Picciotto)的《国家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论》(1978);来源见叶夫根尼·巴舒坎尼斯(Evgeny Pashukanis)的《法律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2003/1924)]。霍尔指出，“无论与资本主义发展相一致的具体法律形式是什么,但它必须出现在‘自由人’之间的司法‘契约’的概念之中，这可以合法地规范‘自由劳动’需要的契约形式”。尽管南非有资本积累的巨大劣势，但是不自由劳动的持续性是基于种族经济的，因此，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决定社会组织的核心是种族而非阶级。霍尔认为，虽然有证据表明这会对南非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他也指出，这种情况引入了需要更多协调的理论化的社会学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指出，西方殖民企业的瓦解和后殖民国家独立革命与宣言的长久性在全球范围产生种族差异化劳动形式，是规则而不是例外。这样一来，对于一个功能健全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说，自由劳动是必不可少的，唯物主义的前提没有错；然而，霍尔进一步解释：

……这并不意味着把资本主义与“自由劳动”结合起来的倾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被一个相反的倾向抵消或取消：也就是说，“自由劳动”与以“不自由”或“强迫”为一定形式的劳动相结合有效地保证了资本主义存在条件的某种可能性。一旦我们从欧洲转移到征服后的或后殖民社会，这种以不同的生产方式相结合为基础的自由和“不自由”的劳动的结合，将成为越来越多的范式情况。(霍尔1980:331)。

霍尔的观点基本上符合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前提，即通过民族国家帮助提高资本集中的能力来实现的最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条件是保持不变的。然而，唯物主义前提的核心是包括劳动力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商品化。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保证资本积累的条件依赖于“自由”和“不自由”或“强制”劳动的不均质的结合。简言之，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最高层次的抽象概念进入了一种“接合”状态，一种相反的历史趋势(理论上引入劳动形式不利于资本积累)对在民族国家层面上确保资本积累的连续性是必要的。更确切地说，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不自由”和“强迫”劳动是群体劳动，这些群体已经在改变国家社会形态中被种族化。这里所带来的挑战不得不与作为马克思主义框架中一般规律的必要条件的(自由劳动)劳动力的一致性发生联系。①

这就提出了理论与现实之间对应关系的问题以及对历史意外事件的解释，这些意外事件并不整齐划一地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尽管存在看似异常的“不自由”或“被迫”劳动，但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依旧保持其解释力度。当然，偶然性被设计为解决这些异常现象。特别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框架内的阶级成分、种族与阶级的相互关系以及霍尔以葛兰西视角发现的理论与现实的密切一致。

他的信仰没有错误，因为在资本主义时代价值的一般规律有劳动力均质化的趋势，因此，在任何具体社会，这种均质化可以被假设为存在。的确，我相信葛兰西的整个方法使我们质疑这个传统形式中一般规则的有效性，因为，确切地来说，它鼓励我们忽略价值准则的运作方式，这个价值准则不是仅仅只在一个国家而是在全球范围运作。这个价值的运作是因为劳动力的文化特定角色，而非让

①苏珊·西斯尔(Susan Thistle)对美国劳动的性别分工的历史研究中得出了类似的观点，因为它与种族关联，特别是白人和黑人妇女：“在市区，虽然较大比例的非裔美国人与为挣钱而工作的有色人种妇女而非白人妇女结婚，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并非向‘免费劳力’的转变，而是两种经济的停滞……”(西斯尔2000:278)。事实上，至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之后依然如此，美国和北部性别化的和种族化的城市劳动力依赖于这个“非正式的”劳动力市场，究其根本，这源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

我们相信的经典理论——通过系统地消除那些特质，作为全球一部分、划时代的，不可逆转的一种趋势……资本可以保留，适应自己的基本轨迹，利用和开发这些特殊的劳动力特点，构建成其政权。劳动力的民族和种族结构，就像它的性别组成，可以抑制理性主义所设想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全球性”趋势。然而，这些特质一直被保持着，并且在资本主义模式全球扩张的情况下发展和完善(霍尔1986:24)。

在霍尔后续研究《种族，链接和社会的主导结构》(1980)一文的语境中，阶级问题代表了与作为自由劳动——作为商品——的价值形式相关联的分析单位，被霍尔通过上述文化特定形式所呈现的劳动(包括种族，阶级和民族主义)的事实所扰乱。在这些情况下，正是资本积累的力量调整社会结构以利用这些文化差异。这些差异是为了剥削的利益区分劳动力。这维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规律和特定的剥削率的前提，然而，对这些积累资本的政权的修正却发出了一个“接合”的信号。霍尔在国家层面上分析这个接合，但是霍尔能够在后殖民和紧急全球背景下把这个案例提升到更高的抽象层面，这个背景是指，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劳动种族化和文化差异成为维持权力和社会结构的历史性转变的必要条件。在后殖民和(在拉美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背景下)后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的全球背景下，透过葛兰西的著作，将“接合”概念化作为修正转化的一种尝试，经验主义问题在理论抽象层次得到了解决。

最后，理解在新兴全球背景下的劳动合理化和积累政权转变，依赖于从劳动形式分化的结构性事实中区分唯物主义观点的正确性。霍尔发现，正是通过葛兰西将“接合”概念化，看似反常但产生了结构稳定性与连续性，我们能在新的和重要方式下理解文化、种族和结构的相互关系。这些没有被结构和文化的框架识别的“接合”或时刻，实际上形成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可以让其他理论学家理解，在使国家权力保持延续性的结构内文化和种族差异对修正和变革的重要性。霍尔提醒我们，葛兰西的初始霸权概念不是关于通过稳定结构形成的坚固和持久的权力，而是为了权力的持续性，把文化差异、文化意义与动员和权力与辩解合理联系起来。霍尔认为：

即使“霸权”时刻不再概念化为简单一致的时刻，但作为统一的过程(从未完全实现),建立在不同领域之间的战略联盟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他们预先给定的身份之上……[T]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实践中，这里并没有自动身份或一致。这解释了在受到因所有制和来自“生产方式”导致的被大致相似剥削形式支配的阶级中，民族和种族差异如何可以被建构作为一组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霍尔1986:25)

最后，正是这种基本的不稳定性——这是植根于阶级形成固有的，非同质的实证事例——葛兰西以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立场，保持在最高的抽象层面试图来做出解释。在葛兰西提供的结构框架内，通过调解种族和文化差异中心的发展方式，对霍尔来说，一段持久的关系特别是种族和文化的非同质性，被引进为在特征方面变得更全球化的资本积累力量，似乎是规则，而非例外。在全球主义或全球化的名义下的资本主义敏捷的唯物主义：葛兰西、霍尔、种族化与现代性结构中找到这一修正的标志，这些相同的力量实际上在一个范式下进行运作，这个范式是从殖民和帝国主义框架向独立、后殖民主义和后帝国主义的转變，最后被无奈地跳过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转向后独立。每一种都代表了对结构与权力的离散的修正，以必要的种族化或无法长期保持他们自己的身份重建为形式。通过理解一连串结构修正中作为与资本主义的接合的修正，霍尔在文化和结构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关系，这种关系植根于葛兰西理论和概念，以及必要的修正，这种修正在实证层面被定位为解释事件的分析。然而，仍然需要解释是葛兰西为什么没有为种族分析提供相关内容?在接下来的部分，我想研究葛兰西关于种族、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的观念。除了维蒂奇诺，霍尔是唯一一个可以书写关于葛兰西和种族任何细节的人。然而，由于表面现象，种族主要被理解为人的种族化和文化，在此背景下，葛兰西为什么可以提供一种理解方式，在这种方式下，种族差异被理解为文化、民族、意识形态和话语结构，同时，种族和文化也被理解为通过价值和传统的变革来维持身份的站点——从而保持了这种方式的开放性。